劉波：“走”出來的軍史專家

希望繼續做好軍史的田野調查，做出高質量的軍史紀錄片，讓更多的人觸摸精彩的軍史、感受軍史的魅力

見到國防大學副教授劉波時，正是高考前填報志願的日子，他給朋友的孩子出主意：“學文科的話，還是選歷史專業吧，因為歷史是極其有用的專業。”旁人不解，說道：“你自己搞歷史也就罷了，還把人家的孩子往火坑裡推。”

一般人以為，學歷史便是意味坐“冷板凳”。然而在劉波心裡，歷史卻是那樣的精彩生動。他不僅傾情自己的學術研究，還成天擠時間為電視台做歷史紀錄片，到全國各地講歷史課，為多家電視台、報紙、雜志、網站寫稿，出版的歷史書獲得國家圖書獎……劉波常挂在嘴邊一句話：“歷史是充滿魅力的，歷史是百科全書，歷史是我們前進的動力。”他每天做的事是：觸摸歷史、收藏歷史、分享歷史。

歷史本就魅力無窮

有人問劉波，“2016年紀念長征勝利80周年，怎麼打開電視，從中央電視台到地方衛視，似乎到處都是您呢？到底做了多少長征史紀錄片”？他掰著指頭算了一下，笑著道：“大概100多集吧。策劃、撰稿和做嘉賓。”

現場幫劉波數，足有139集之多，從央視一套、四套，到七套、十二套、十三套，再到北京台、廣東台等。我感到好奇：長征不就是那麼點事嗎？有多少故事可言呢？他正色道：“長征，其實是一部中國革命的百科全書，內容可豐富、生動了！簡言之，長征是充滿魅力的，長征是跨越時空和國界的。”

談到外國人與長征，劉波滔滔不絕。說據他在1995年攻碩士時翻譯的美國學者評長征的文章，當時關於長征的書老外就寫了四五十本之多，其中有四五本還是博士論文。歐美學者對長征充滿興趣，英國傳教士寫的《神靈之手：基督俘虜在中國》、斯諾寫的《西行漫記》、斯諾的夫人尼姆·威爾斯寫的《續西行漫記》、史沫特萊寫的《偉大的道路》、索爾茲伯裡寫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等，美國時代出版社《人類1000年》還把長征列為影響世界千年的三大事件之一。可見長征，就像是穿越時代和國界的完美“神話”……他滔滔不絕地談著長征，嘴裡流出說不完的話題。難怪為那麼多的電視專欄做了長征節目，還很少重復。

有個做傳媒的朋友看了劉波做的長征史節目后，半開玩笑地對他說：“你是一魚兩吃啊。”劉波說：“何止兩吃？可以一魚百吃。”他的理由很簡單，因為長征是資政育人的歷史寶庫，蘊藏著那麼多閃亮的珍珠，就看用什麼線索去串了。一部長征史，僅從軍史出發，就有軍事理論、戰略戰術、教育訓練、政治工作、武器裝備、后勤保障、群眾工作、國際影響等諸多的視角去解析。比如，僅以大家熟知的四渡赤水為例，劉波對四渡赤水戰役的闡述，有天下“天下紅軍一盤棋”、有“四渡赤水情報戰”、有一渡赤水前的青杠坡失利，還有四渡赤水收官之戰、以少勝多的典范——老木孔戰斗等。他協助各電視台的紀錄片便有《震撼世界的紅飄帶》《馬背上的軍校》《肩膀上的銀行》《紅色聽風者》《草地日記》《飛奪瀘定橋與巧奪瀘定橋》等有趣的視角。

很多人都是聽了劉波的講述，對長征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覺，幾乎全超出了過去學生時代對長征的認知。正因知識鮮活生動，且富有激情，他在各地講的長征講座，都頗受歡迎。一次某部隊醫院為做好軍改的思想工作，政委想到了請他去做一場關於長征的講座，他給大家講了長征中的醫院和醫護工作者的情懷，令在場的軍醫們頗受觸動，平時政治課總愛以各種理由中途請假退席的醫生們，自始至終專心致志地聽了他的講座。

其實，他不僅對長征史研究和傳播是著力於發掘歷史背后的魅力，對軍史的其他專題也是如此。目前，為紀念建軍九十周年，劉波正在利用業余時間奮筆疾書，寫一本《勝利密碼》的軍史書，副題是“解析解放軍戰斗之謎”，將自己對軍史的研究傾注其中。

講有思想的故事

劉波說：“我攻碩士學位時學的是軍事歷史，攻博士學位時是軍事思想”，我知道，這兩個專業均系同屬軍事學下屬的一級一類學科，得益於兩個專業，所以他的研究和教學頗具特色，既有歷史感，又有思想性。

對於講課，他主張把歷史和思想有機結合起來，他聊到教學心得時說：“我一位老領導講了一句頗有哲理的話，‘講有思想的故事，析故事裡的思想’。”

聊到怎麼把歷史講得有故事性，劉波說，其實就是要做好微觀史，對於歷史專業人員而言，手裡積累了大量鮮為人知的一手深度歷史案例，在向社會分享時，自然就可以變為深入淺出的故事，前提是這些故事是准確的，經過考証的，而且盡量來自於歷史檔案，而不是從別人寫的書中去抄襲。

劉波本職工作是從事部隊高中級干部的任職培訓，對於成人的領導干部培訓來說，他認為，更重要的是要講歷史的經驗教訓，即“資政”，而非“育人”。如果把如此豐富多彩的“歷史營養劑”隻用於“育人”，未免太可惜了。他說，習近平同志不是講發揮歷史“資政育人”的社會功能嗎？劉波的體會是，資政，就是資治通鑒的“資”，就是治理國家、治理黨、治理軍隊、治理一個行業的經驗教訓。歷史學人，如果能把“資政”問題解決好，那麼“育人”自然成為題中之義了。

怎麼講好有思想的故事？劉波說，我跟研究生講課時，打了個比方。記得著名戰地攝影記者卡帕說過：“如果你拍的照片不夠好，那是因為你離戰場不夠近。借用這句話，如果你的歷史做得不夠好，那是因為離檔案不夠近。所以要做好歷史，就是要離檔案近些，再近些。”

近年，劉波一直致力於軍史紀錄片的攝制，談到屏幕上，抗戰“神劇”橫飛的現象時，他頗有感觸地說，為何會出現抗戰神劇啊，那不外乎是對抗戰的歷史不了解，更談不上正確的歷史觀，又不願意去做足功課。而做功課，最重要的是要多看歷史檔案。當然看歷史檔案，是一項異常艱辛細致的工作。

邊走邊講邊拍

要見到劉波，頗不容易，一打電話，他常常是這樣樂呵呵地回答：“我正在京外走軍史呢。”2016年，他兩次重走長征路全程，一次是4月，為中央電視台四套大型長征紀錄片《為了勝利的彼岸》擔任總撰稿，為寫好腳本乘車走了一遍﹔另一次是在八九月份，為配合北京衛視拍攝《尋蹤長征路》系列專題片，再走了一遍長征路。他為了做好長征紀錄片，大年初二就出發，約了一名紀錄片人花了一個星期時間，自費到大渡河沿岸，尋訪紅軍長征的足跡。

2006年，他便同幾位青年學者一起，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100萬字的《長征紀實》專著。有了這些積澱，再加上現地尋訪，便結出了豐碩的成果，北京衛視《尋蹤長征路》62集在北京衛視熱播，受到了觀眾好評﹔他在央視12套講了《永遠的旗幟》7講﹔為央視七套做了20多期長征節目。

2017年，為紀念建軍90周年，劉波又走在了尋訪建軍之路上。

他認為要做好軍史，就應經常到戰場遺址，做好田野調查。把書上的知識，同田野調查相結合，往往會讓人有意想不到的收獲。他講了一個事例，就是人人皆知的“飛奪瀘定橋”，到現地追訪后，就能輕鬆澄清歷史虛無主義的觀點，並能給予有力的回擊。比如說什麼“紅軍過瀘定橋是花錢買路”的觀點。走到四川石棉縣安順場紅軍渡，一看地形，就不難理解，18勇士強渡大渡河是多麼艱難，又是多麼重要。渡過河的紅一師和軍委干部團隨即在大渡河東岸向北奪取瀘定橋。河的西岸，則是傳統上講楊成武指揮的紅四團飛奪瀘定橋，兩岸紅軍夾河而上，會攻於瀘定橋。守橋的川軍縱使有天大的本領，都難以在腹背受敵的情況下守住橋，何況這支守橋的部隊系川軍劉文輝部，出名的“雙槍兵”，一支旱煙槍、一支步槍，哪經得住英勇的紅軍兩面的沖擊。問題是，過去的歷史書極少提到河的東岸也有紅軍在飛奪瀘定橋。

站在瀘定橋西岸，又有收獲：劉波發現瀘定橋西岸一個並不起眼的藏式小廟三樓，與東岸的橋頭堡形成了俯瞰的優勢。這裡是當年紅四團的炮兵陣地，這種西高東低的地形，便利了紅軍的火力，紅軍就可發揮火力優勢，壓制住東岸敵軍的機槍陣地。這樣，紅四團的22個勇士便可比較安全地攀住鐵索，順便打到東岸去。“我查了史料，沒有發現一個紅軍戰士，在鐵索橋的戰斗中掉到河裡。22勇士的傷亡，是攻打瀘定縣城時造成的。”他的結論是：飛奪瀘定橋，是紅軍的智慧與勇氣的結晶，單靠哪一個都難以寫就中國革命史上的這段傳奇。

行千裡路，加上讀萬卷書，有上述這些微觀史和田野調查，劉波參與制作的紀錄片便頗有吸引力。比如，2016年他牽頭並任總撰稿的《紅軍日記中的長征》紀錄片，還在國防大學戰爭影視廳試播時，就有學員當場提出要請他到自己的部隊去為官兵們展示。

他說：“有的電視人在追求文學的戲劇性，其實，真實的歷史往往比資深的編劇寫出的文學劇本，更具戲劇性和感染力，編劇即使撓破頭皮恐怕也寫不出歷史深處的魅力。”他建議，優秀的編劇們要寫好歷史劇，就一定要下大功夫多研究歷史。

收藏正在消失的歷史

2017年，劉波又走了不少的軍史路，借建軍90周年的東風，他與多家電視台一起，又重走了解放軍的建軍之路，到歷史的實地去現場解說軍史，這樣就有了不少成果：與江西電視台合作5集專題片《重走建軍路》，與河南電視台合作2集紀錄片《中原軍魂》，與北京電視台合作20多集的《尋蹤英雄路》，為央視12套講了7集講座《軍魂》……

不停地追尋不同時期的紅色腳印，幾乎用掉了劉波所有的節假日。我見到他時，但見晒得黑黝黝的皮膚，略帶血絲的眼睛，脖子上挂著一架裝著老鏡頭的數碼相機。我問他累不累？不怕炎熱的天氣麼？他樂滋滋地說：“我不怕熱……觸摸歷史，收藏歷史，傾聽歷史的聲音，是一件多令人愉快的事啊！”

一向節儉的劉波，胸前挂的相機卻是一架價格不菲的全畫幅旗艦相機，他說：“這樣可以把那些戰場遺址，博物館檔案資料、文物清晰地記錄下來，把老戰士的親歷見証用4K視頻拍下來。”有時還見他提一架碩大的中畫幅膠片相機，他也說：“這個拍照效果更精細。中畫幅膠片清晰度超過2億像素的數碼相機。你知道不？今天我們嚴重缺少各個戰場遺址的照片，而這些遺址正在快速消失。”

劉波喜歡做的另一件事，是收集老戰士手裡的戰地老照片。我見過他翻拍的抗美援朝老照片有三四百張，大都是用微距鏡頭把老戰士手裡的一寸照片放大到數十倍。幾年前，他曾在校園網上辦過一期抗美援朝老照片展。這些老照片，可以告訴人們不少歷史的傳奇細節。比如，他從參加過長津湖戰役的原27軍勝利報社社長曲中一那裡翻拍了老人手裡所有的照片，其中有27軍在山東曲阜身著秋裝開會的照片，以及在長津湖餐風露宿的照片，還有通信戰士在雪地用牙咬著電線接線的照片……歷史就這樣清晰地展示在世人面前。

在劉波拍過的軍史遺址中，他印象最深的是各地的民居，特別是家族宗祠和土坯房，紅軍當年開會和作指揮部的往往是宗祠，由於面積寬，修得質量好，便於部隊征用，又避免了騷擾百姓。但是這些宗祠和土坯房，由於快速的城市化，遭受瀕於倒塌和拆除的命運，這樣承載著紅色記憶和民間文化的重要建筑，就可能毀於一旦。能拍攝下來，是一種紀念，而更需要的則是加以保護。可惜，直到今天，知道這些紅色遺址存在的老學者和地方史專家仍寥寥無幾，一旦這些歷史的守護人不在的話，這些遺址也將付之東流。他希望能地方政府能保護這些重要的歷史遺址。

我問劉波，建軍九十周年以后還有哪些打算？他回答:“希望繼續做好軍史的田野調查，做出高質量的軍史紀錄片，讓更多的人觸摸精彩的軍史、感受軍史的魅力”。

（《中華兒女》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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