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要素供給的思考與成都實踐

經濟學基本原理告訴我們，基礎生產要素主要是土地、資本和勞動力﹔同時，基礎生產要素可以衍生出科技、管理及相關制度等要素。全要素排列組合的資源配置就構成了一定水平的產業生態。提升國家中心城市產業能級離不開全要素集成的產業生態。創新要素供給，包括深化要素供給的結構性改革，無疑是培育產業生態的邏輯起點。

一、創新要素供給：為產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核動力”

建設全面體現新發展理念的國家中心城市，城市產業尤其是戰略性新興產業是其內生“核動力”和“芯片”。俗話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如果把城市產業能級比喻成“炊”，企業家是“巧婦”，那全要素的有效供給則是“米”。也就是說，沒有全要素的有效供給，產業生態就無法集成，提升國家中心城市產業能級就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在建設國家中心城市的成都實踐中提升城市產業能級，全要素普惠制的可獲得性和全要素的效率至關重要。由於成都屬於內陸地區，相較於國際上以及國內東部沿海地區的發達城市，在全要素有效供給方面，無論是普惠制的可獲得性還是全要素的效率均存在一定差距。特別是，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做大做強，實現城市產業能級的跨越發展和彎道超車，創新要素供給無疑是“超大引擎”。與北京相比，成都目前的七大工業戰略性新興產業企業總產值佔全部規模以上工業比重為20.7%，與北京的20.6%基本相當。但是，戰略性新興產業總產值規模僅相當於北京的69.9%﹔從事戰略性新興產業活動的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為479戶，比北京少214戶。同時，成都除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總產值比北京多337.8億元外，其余六大戰略性新興產業規模均低於北京。其中，成都新能源產業、新能源汽車產業產值僅相當於北京的20.9%、16.9%。這與成都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要素供給存在短板是密切相關的。

然而，差距就是增長和發展的空間。如果說，成都在創新要素供給上取得重大突破的話，那麼，成都與東部城市相比的產業能級水平就會大大提升。因此，成都提出創新要素供給，至少釋放出兩個方面的信號：

一是成都要在全要素普惠制的可獲得性上下功夫。產業生態所需要的生產要素是全要素、全方位、全鏈條、全過程和全空間的。通過制度供給再造，加快人才集聚培育，加強技術創新供給，優化土地資源保障，提升財政金融服務能力，強化數據資源支撐，培育和優化產業生態，夯實產業發展載體支持，降低制度性交易費用，拓展企業“走出去”的新空間，優化國際化營商環境等，無疑都是解決全要素普惠制獲得的有力措施﹔特別是有助於降低企業用地、用工、用水、用電、用氣、融資、物流、廠房等全要素成本。

二是成都要在提升產業生態全要素效率上下功夫。這就是要通過加強技術創新供給，進一步增強成都的創新能力，特別是發揮軍民融合和政產學研用的協同創新能力，在夯實成都制造產業能級的同時激發成都智造的新能量﹔進一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包括服務業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促進生產性服務業和生活性服務業的提檔升級。成都服務業增加值和佔GDP比重之所以與北京、上海、廣州相比差距明顯，與成都服務業的總量不足與結構低度有密切關系。因此，在“互聯網+”、大數據和高鐵背景下，補成都現代服務業的各種“短板”，無疑是成都提升產業能級的重要著力點。

二、創新要素供給：產業生態培育升級

成都產業發展相較於東部一些發達城市還存在一定的差距，但也取得了不少可圈可點的成就。經過改革開放和幾十年的發展，成都作為全國重要的先進制造業城市、國家服務業核心城市和國家都市現代農業示范城市，具有國際競爭力和區域帶動力的現代產業體系已經初現端倪﹔企業集聚、要素集聚、技術集成、服務集中、市場平台協同的產業生態體系正在構建﹔集成整合、協同配套、精准高效、城市空間功能優化和相關制度安排正在路上﹔產業能級大幅度提升，在2016年全國省會城市的GDP排名中僅次於廣州，位居第二位﹔在全國副省級城市的GDP排名中，位居廣州和深圳之后的第三位。在《2016年世界城市評級報告》中，成都進入全球城市百強，排名僅次於北上廣深﹔在《2017中國城市商業魅力排行榜》中，成都以98.97高分位居新一線城市榜首。

但是，成都與東部發達城市在城市創新水平、人均GDP水平等方面的差距是顯而易見的。與鄰近的重慶相比，2016年成都的經濟總量、工業增加值、金融業增加值分別佔重慶的69%、75%和84%﹔增速分別低3個、3.5個和1.6個百分點。形成這些差距的原因很多，制度供給乏力而引致的全要素供給在數量和結構上的矛盾無疑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差距就是潛力，就是成都產業生態培育和優化發力的主攻方向。建議成都在產業生態培育和優化上要在十個方面增加有效供給，即增有效投資、增戰略性新興制造業、增戰略性新興服務業、增創新平台、增開放平台、增開放試點、增改革試點、增新型金融、增產城融合引領性項目、增產業發展基金等﹔同時，成都要借這次產業發展大會“旋風”，加大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力度，在十個方面為實體經濟減負擔、降成本：即降低企業用電、用氣、用水、土地、租金、稅費、融資、物流、人工、制度性交易等方面的成本。同時，要重點提升電子信息、汽車制造、食品飲料、裝備制造、生物醫藥五大支柱產業能級，大力支持航空航天、軌道交通、節能環保、新材料、新能源五大優勢產業領先發展和規模發展，超前布局人工智能、精准醫療、虛擬現實、傳感遙控、增材制造等未來產業，搶佔產業發展制高點﹔根據“東進、南拓、西控、北改、中優”的城市空間經濟地理功能，重塑主導產業的空間布局，實現產業生態圈、生活服務圈、創新業態圈、企業協作圈、區域輻射圈的有機排列與組合，促進三次產業融合發展，形成城市功能、城市空間與城市產業包容性發展的新格局。

應該說，在創新全要素供給方面，成都也在不斷努力，一直在路上。比如，成都市《關於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支持實體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意見》，就推出了不少促進要素供給的政策：促進企業融資，包括鼓勵企業多渠道融資、完善企業融資支持體系、降低企業融資成本、防止“一刀切”式抽貸停貸和壓貸﹔降低物流，鼓勵發展多式聯運、甩挂運輸和“無車承運人”等方式，降低物流車輛空駛率，提高運輸效率﹔企業職工集體宿舍用水電氣單獨裝表計量的，執行居民合表用戶價格﹔優化公共資源交易管理流程，未中標投標保証金返還核驗時間壓縮為1個工作日，平台的各項交易服務費減按50%收取﹔小微企業招用應屆高校畢業生的，給予最長1年社會保險補貼﹔在符合國家法律法規、軍事航空要求等前提下，工業企業廠區范圍內廠房高度不再設定上限指標限制，綠地率不再設定下限指標限制等等。特別是，這次成都市委市政府推出了《關於創新要素供給培育產業生態提升國家中心城市產業能級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見》，可以說在借鑒東部發達城市經驗的基礎上，系統集成和創新了與要素供給相關的系列制度供給，是成都創新要素供給的升級版。這一舉措的落地，勢必為成都產業生態的培育添磚加瓦，形成成都產業能級厚積薄發的新勢能。

三、創新要素供給：將成都的比較優勢激發出來

成都與國內外發達城市比較，我們還存在許多差距，建設全面體現新發展理念的國家中心城市還任重道遠。如果我們在創新要素供給上能為成都產業生態培育添磚加瓦，我們就能挖掘潛力，彎道超車，將成都的比較優勢轉化和激發出來，提升建設國家中心城市的產業能級。

（一）成都和沿海城市相比，有三個方面的比較優勢：

首先，成都具有人力資源比較優勢。當前，沿海城市生產制造業遇到的問題是勞動力成本上升和技術性人才短缺﹔而作為人口大省首位城市的成都，對勞動力資源具有“天時地利人和”的吸引力。

其次，以四川大學、電子科大、西南交大、西南財大等高校和科研院所提供的人才支撐讓成都在若干高科技領域、特別是在新材料、智能制造、軟件、軌道交通、金融人才培養上並不輸於沿海，尤其是“互聯網+”、大數據、高鐵，國際空港和中歐班列，疏闊了“蜀道難”的瓶頸。創新要素供給，培育和優化產業生態，成都完全有可能在新一代信息技術等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異軍突起，使城市產業能級裂變式擴張。

最后，成都的生活成本較低。無論是居住還是消費成本，成都相較於沿海城市均具有較大的競爭優勢，能吸引“蓉漂”一族和“成都綠卡”一族。

（二）成都和中西部內陸發展城市（比如重慶、西安、武漢等）相比，各有特色和比較優勢。但成都在“一帶一路”建設和長江經濟帶戰略、西部大開發、成渝經濟區和成渝城市群、成渝西昆貴經濟圈、天府新區、天府國際機場、“蓉歐”班列、國家中心城市等各種政策上更具有疊加優勢。所以，在城市規模、區域經濟影響力、經濟活躍度等方面，成都在西部內陸城市中綜合實力最強。如果成都在創新要素供給和培育產業生態上未雨綢繆和加大力度的話，馬太效應的規律作用將推進成都產業能級再上一個新台階。

（三）成都和世界發達城市相比，成都具有悠久燦爛的歷史與民族文化的厚重底蘊﹔特別是成都擁有龐大的市場消費群體。未來的經濟主要是消費經濟，消費經濟和市場潛力強大﹔同時，成都的開放力度正不斷加大，16個外國領事館和眾多的500強企業入駐成都，中法、中德中意、中韓、新川等各種國別合作平台在成都落地，使成都正深度融入到國際分工協作當中。如果在創新要素改革和培育產業生態上有所大作為和大開放的話，未來成都必將成為世界先進的制造業中心和服務業核心城市。

發揮成都比較優勢，創新要素供給培育產業生態，關鍵還要靠我們干部帶領大家擼起袖子加油干，扑下身子抓落實。因此，我們反腐倡廉和勤政要“兩手抓”。要治理某些干部的“不作為”。因此，建立和完善“容錯機制”是須臾不可缺的。容錯糾錯機制的內容要明，容錯糾錯機制的執行要嚴，容錯糾錯機制要敢於公開。要以“不忘初心，繼續前進”為行動指南，激勵干部想干事，勇於擔當，努力干好事，干實事，干大事，干成事，形成能者上、平者讓、庸者下的新制度安排，對那些混日子、不作為、得過且過的行為，應該嚴厲問責。

（楊繼瑞，教授，成都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席﹔西南財經大學成渝經濟區發展研究院院長﹔四川省區域發展與重大生產力布局研究智庫CEO兼首席專家，曾先后任四川大學副校長、西南財經大學黨委副書記、重慶工商大學校長。）

（成都《先鋒》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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