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衛中華 了卻軍民天下事

（《黨史博覽》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作者寫在前面

1、作為子女講述父親歷史的懷念文章，稱呼上實難把握，既應以尊稱，又要沿用寫史常規，故每自然段僅一處稱父親。對老一輩革命家叔伯，稱呼更難周全，僅一二處用昵稱，按常規不避名諱，或依文句需要以姓簡代，請讀者及尊者家人諒解。

2、為便於理解，史實外加了些背景介紹、意義概述和簡單評價，少不了保留些子女的感情回顧及點評，盡量注意黨史上掌握的分寸，也闡述些獨見並非共識，或許可對史實提出個新視角？謹與讀者學者共同思考。請慨允。

3、為再現老一輩的個性，表現故事的鮮活性，力圖在敘述上輕鬆點、通俗點，以新針腳縫合舊貂裘、改舊詩詞附會新文意，在文字上作點新試、破點規矩，或許可對史實激發些新感悟？謹與讀者學者共同探討。請海涵。

4、本應逐人、逐句加注解，但閱讀起來過於煩瑣，甚至超過正文篇幅。故僅注釋史實出處、部分專用名詞和個別人物簡介，以便讀者和研究者詳盡掌握。

5、文章主角是我父親，篇幅又已超長，故簡化了許多人的作為與功績。本人獨家掌握的史料和補白新解，或許可為史實增添點新內容？講述予眾，共享與眾，評判於眾，我自負責。

編者的話

劉少奇，是公認的中國共產黨在“白區工作正確路線的代表”。人們熟知他對黨的理論、組織和政權建設的巨大貢獻，但他漫長的軍事生涯，雖早有記載著述，卻鮮為人知。在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中，在處於敵對勢力包圍的中國建設中，作為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並長期擔任中共中央 “二把手”，劉少奇對國防、軍事和軍隊建設的卓越貢獻，正是他光輝一生中極為重要的部分。當代國人應知當知，后代軍人不可不知。

衛黃保華　武裝工農

父親劉少奇的一生，與國防、軍事和軍隊有不解之緣，緊密相連。因為，在他成長生活的年代，這是無可回避、至關重要的﹔於他為之奮斗的事業，又是不可或缺、生命攸關的。

舊中國，積弱積貧、落后挨打，喪權辱國、受盡欺侮，列強分中國，混戰遍南北，國人首先感覺到的，最痛心切身的，就是要保種、要救亡。父親不滿17周歲時，就領頭參加“內除國賊、外抗強權”“毋忘國恥”“不當亡國奴”的抗議游行，並給自己改名“劉衛黃”（注：《劉少奇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11頁。），意為保衛黃種人，保衛炎黃子孫。他給第一個兒子起名叫“保華”，同樣是保衛國家、保衛中華民族之意。衛黃保華（注：衛黃意為“保衛黃種人”，保華意為“保中華”，是劉少奇自述原話。），是他畢生的追求，也是對后輩的重托。

在中國共產黨的軍事家中，相當多人都進過早期軍校，如講武學堂、黃埔軍校。劉少奇不滿18周歲時（1916年秋），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湖南陸軍講武堂。時值軍閥混戰時期，湖南省督軍譚延闿建此校，開學不滿一年（1917年秋），譚督軍下台，引來各派軍閥搶奪，講武堂變全武行，成為槍炮交火之地，師生們作鳥獸散跑光光，“劉九書櫃”（鄉親們給少年劉少奇起的雅號）卷走不少兵書課本，回家研讀。

1919年夏初，父親到北京參加“五四運動”。他十分興奮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1920年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上留俄預備班。1921年春，劉少奇與羅亦農、任弼時、蕭勁光等一同前往莫斯科，航海登陸、跨西伯利亞冰原，跋涉三個月才抵達。入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中國班，最重要的課程之一就是軍事。中國學生最急切想要學的，正是蘇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中的理論和實踐。入冬，劉少奇轉入中國共產黨（注：《劉少奇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6、12、14、16、18、19頁。）

1922年春，父親回國，自稱“從西天取經回來，經不多就是了（注：劉少奇：《在湖南省直及地市委負責干部會議上的講話》1964年8月10日。）”。這本“經”，一言以蔽之：武裝工農，奪取政權。7月，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委派劉少奇回湖南，任中國共產黨湘區執行委員會委員，而毛澤東正是湘區執行委員會書記。也就是說，建黨一年后，毛澤東和劉少奇就在一起共事了。按現在的話，在一個班子工作，毛是班長（28周歲），劉是成員（23周歲）。9月，黨中央緊急來信、毛伯伯通知父親到安源（注：《劉少奇傳》上，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黃崢副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12月第2版，第37-39頁。）。

劉少奇在安源搞工運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在全國工運失敗、處於低潮時，“如海中孤島”、“巍然獨存”的安源卻“得到完全勝利，實在是幼稚的中國勞工運動中絕無僅有的事”，可謂獨樹一幟，“碩果僅存”（注：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11月版，第109頁。）。父親在那裡主事兩年多（中共湘區執委兼中共安源黨的領導、工人俱樂部總主任等，1924年9 月后兼漢冶萍總工會臨時委員長主持工作），全國各地的共產黨員聚集此地，最多時佔全黨總人數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楊尚昆回憶：1925年初全國900名黨員，安源佔300多名﹔羅章龍回憶佔近三分之二），僅本地 15個支部300名黨員，上繳的黨費是黨中央最大的經費來源。安源被稱為“小莫斯科”！對共產黨人來說，安源既是風雲際會之地，又是培訓創新之家，創造出十個“第一”，其中就有“第一支工人武裝”。紅色搖籃，名副其實，功莫大焉（注：《劉少奇傳》上，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黃崢副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12月第2版，第39-53-59頁。）！

父親非常注重武裝工人。首先，是宣傳教育：安源工人俱樂部（注：1923年父親與1922年入黨的何保貞媽媽結婚。何原名寶珍，自改名葆貞，父親亦稱保貞或保真，是楊開慧的閨蜜，經毛澤東派到安源，在工人俱樂部任教員。1925年我大哥出生，初名保華或葆華，“保（葆）”來自母名，滿周歲送回寧鄉老家撫養，按輩分排“允”字，后名劉允斌。）設有保衛民族國家所必需的軍事課程（蕭勁光從蘇聯紅軍大學畢業歸來，到安源講軍事課），教授工友和各地來的黨員，講述勞動階級要維護自己的利益，實現自身解放，必須有自己的武裝。在我黨“第一所黨校”（注：《劉少奇大辭典》，中央文獻等四家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第13頁。），劉少奇親任校長講授《共產黨宣言》：共產黨人的“目的隻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繼而，就著手實踐：組織起武裝工人糾察團，1923年糾察員就達200人（1925年已800多人），並改造了礦警隊，“以維護礦上工人的利益”。已被公認：中國共產黨武裝工農最早的實踐，發軔於安源（注：王光美：《與君同舟 風雨無悔》，見《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王光美、劉源等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第8-9頁。）。這為人民軍隊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極為可貴的、能生長接續的基礎——混沌初始，開天辟地，鼎立中華！

1925年春，父親離開安源，到廣東、上海參加領導轟轟烈烈的“省港大罷工” 和“五卅運動”中規模空前的工人運動。他依安源經驗再次親手組織了工人糾察隊。1926年2月下旬，劉少奇代理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明確指出：必須“組織人民的軍隊——武裝工農”，又要求省港罷工“擴充武裝糾察”。這為一年多以后的“廣州起義”培養了骨干（注：《劉少奇軍事畫傳》，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編著，貴州出版集團2009年10月第1版，第12-14頁。）。

1927年元旦，國民政府頒令遷都武漢，中華全國總工會也隨遷而至。那一時期，工人運動達到高潮。“弄潮兒向濤頭立，手把紅旗旗不濕”，劉少奇順應所需，依托他打下的漢冶萍（安源）總工會基礎，親手組織起工人糾察隊，很快發展到5000多人，擁有3000槍支，在收回漢口英租界（中國首次收回列強的租界地）等標志性大事件中做出歷史貢獻﹔在“四·三慘案”后發起的抗日斗爭中，在與軍閥、國民黨反動派以及黑惡勢力的斗爭中，維護了人民利益。

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解散工人糾察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汪精衛還保持了三個月的“國共合作”，到“七·一五”武漢政府也同共產黨翻了臉。

6月底，得知汪精衛要“寧漢合流”，進行所謂的“清黨、分共”（國民黨35軍軍長何健准備政變攻擊），總書記陳獨秀下令解散工人糾察隊，把任務交給了父親。一方面，作為中共中央委員，他在會議上堅決反對，但又必須執行中央的決定﹔另一方面，作為工人糾察隊的組織領導者，劉少奇與29歲的同齡人周恩來等謀劃，明修棧道、暗渡陳倉，表面上解散，繳出破槍、梭鏢和棍棒，實則秘密轉移這部分寶貴的武裝力量，將3000名糾察隊精銳連同較好的槍械裝備，輸送到葉挺與賀龍的部隊裡，正式加入中共掌握和影響的國民革命軍，為20天后的南昌起義注入生力軍（注：《劉少奇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72-73頁。）。當今，所謂劉少奇的“卷旗不繳槍”，專指此時此事。這就使工農武裝的雛形，變為“八一起義”之前我黨所掌握的正式武裝力量，成為人民軍隊的前身（注：也有相當部分人認定，工人糾察隊和礦警隊等工農武裝，已經是人民軍隊。）。

同時，共產黨人也都快速疏散。父親搭賀龍的官船到九江，上廬山養病。

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政黨。當時，工人運動是我黨最重要的工作，有工運才有黨，“工會工作在先，黨的工作在后（注：劉少奇：《同朱理治的談話》，1964年10月4日。）”。工人階級是革命的領導階級，在黨的武裝部隊中地位當然也高。

7 月中旬，中共中央臨時常委決定南昌起義，派前敵軍委書記聶榮臻上廬山面見劉少奇，秘密通告起義計劃。聶帥晚年時對母親和我說：“在那個時候，我們黨認為工人是最可靠的，武漢糾察隊在軍隊中最受信賴，而這些工人最聽少奇的。少奇了解他們，在他們中間有威信。”父親表示一定參加，后因起義倉促提前，沒能趕上。在革命戰爭中“那部分工人的確是最勇敢頑強的，”越是可靠、英勇、頑強，犧牲就越多，“最堅定的戰士早早拼光了（注：《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王光美、劉源等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第12-14頁。）”。工農武裝開古今，老帥情深念舊心。百戰拼殺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接下來是9月的秋收起義，在湘贛邊區多地，工農揭竿而起。如果要確定標志性的地點，應該是在毛澤東開會發動起義的安源，起義組成的三個團中，有一個整團（注：《劉少奇大辭典》，中央文獻等四家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第11頁。）（二團和三團一部）是安源工人（主要是工人糾察隊和礦警隊，持槍械）。南昌起義是以國民黨名義，打的還是國民革命軍青天白日旗號﹔秋收起義第一次打出了共產黨的紅旗，“軍叫工農革命，旗號鐮刀斧頭”。那麼，工農革命軍（后稱工農紅軍）的“工”，當時的體現者是誰？主力就是安源工人。顯然，這同劉少奇多年的工作基礎和教育成果，有重要而又直接的關聯。

后來，井岡山時期也好，中央蘇區也好，毛澤東和朱德，多次到安源擴紅。一座煤礦，前后上萬工人踴躍參軍，尤顯可貴。一家企業，提供如此大量的兵員反抗血腥恐怖的舊勢力，力絕空前！當然，百分之九十九都打沒了。新中國仍健在的，孔原（曾任中央調查部部長、中共中央委員）就來自安源（注：孔丹、孔棟講述。）﹔開國中將丁秋生在安源當童工六年，恰逢1930年9月毛澤東來擴紅，加入隊伍

有必要多強調一句：毛澤東、劉少奇、李立三、李維漢、蕭勁光等都是從安源走出來的。即使在“文革”中，《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畫也依然風靡。當初可是“紅旗卷起”工農戟﹔如今已見“遍地英雄下夕煙”！中國革命的星星之火，工農武裝的歷史貢獻，我們的人民軍隊不可不知，決不能忘！

接著是“廣州起義”，同樣以工人糾察隊為骨干，因失敗沒有接續，不贅述——謹向當年所有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烈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念發跡之源，“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看傳承之世，國家前進民安定，常祭先烈花滿徑。

當年，最著名、最初的“三大起義”，都有工人階級的重要成分。為什麼重點介紹同為漢冶萍的武漢和安源工人糾察隊呢？因為他們構成南昌起義（黨員骨干）和秋收起義（工人主力）的重要力量，血脈延續至今，稱其為人民軍隊最早的雛形前身，當之無愧！這跟劉少奇多年領導的工人運動密不可分，早已功載春秋。

我說的這些，均有確鑿的史料，在諸多文章和文獻裡都有銘記。但是，很少有人將建立工農武裝、人民軍隊與工人運動聯系起來。聶榮臻的回憶，意味深長地道明了兩者之間的因緣：為什麼要將南昌起義提前通知少奇呢？就因為他做了大量的鋪墊和發動工作。

之后幾十年間，父親與國防、軍事、軍隊的關系日益密切、終其一生，他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奮斗不息、舍生忘死！劉少奇為人民軍隊的創建和壯大，為根據地的創立和擴大，為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和建設，做出極其突出的貢獻，被譽為文韜武略，功勛卓著！

此時的中國共產黨，基本由二三十歲的年輕人組成。局勢異常混亂，內外極端復雜，身處殘酷險境，我黨非常幼稚。幾十萬革命者慘遭殺害，激發出巨大仇恨，上下同批（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集體趨同“左”傾冒險主義，到處發動起義暴動、“飛行集會”，更招來不必要的損失。而眾叛親離，敵我難辨，又導致關門主義，不聯系廣大群眾，不聯合中間勢力，拒絕必要的妥協（注：右傾投降主義，主要指過於信賴國民黨，放棄本黨原則性等。“左”傾冒險主義、關門主義如正文。這都是黨史上公認定義，可詳細查閱。）

父親對國民黨的背信棄義切齒憎恨、義憤填膺，但冷靜分析形勢，他認為革命處於“低潮”，“依城市看來是低落的趨勢”，一些“鄉村看來是高漲的……但還不是有意識的行動，只是波浪式的而非潮流的”。所以，應採取低潮時的保全防衛，反攻也是防御性的。他提出，中央對暴動要有適合工農群眾的綱領，“對暴動的軍事計劃而以為是軍事投機，這是中央的錯誤認識”。1928年2月19日，中央臨時政治局特別會議認為，“劉少奇的……革命潮流低落的觀點，如不改正是大成問題的（注：《劉少奇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上卷第74-76頁。）”。

批評歸批評，干事歸干事。3月底，中央派父親“作為中央委員指導順直省委工作”。順直省委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察哈爾、熱河、綏遠、豫北、魯西和陝北等廣大地區黨組織。

中國的北洋政府，是國際承認的合法政府，長期被直系、皖系、奉系軍閥竊取佔據。當時，張作霖統治了黃河以北，對抗國民黨北伐，自然更激烈地打壓共產黨。

置身北方的中共，沒有“南方黨”的“國共合作”大發展期，群眾運動受限，黨內清談多、實干難。僅1928年前一年多裡，就數次遭破壞，領袖李大釗的英勇就義，激勵了革命精神，卻留下黨內領導空白。加之共產國際挑剔成分出身，各級組織大量換上工人當領導，“幼稚的黨換上無知的頭兒”，空談主義更加盛行，形式主義大行其道，光喊口號，不做實事，無原則糾紛層出不窮，思想極度混亂，組織極端渙散。

父親到順直艱難地開展工作。他反對冒險又克服關門，提出要真正發動群眾、吸引群眾跟隨黨，必須打抗日的旗幟。

1928年5月3日，民眾歡迎北伐軍進濟南，日本駐軍公然屠殺幾千中國軍民，制造了著名的“五三慘案”，全國震怒。劉少奇順勢安排工作，宣傳群眾，做暴動准備（不是立即暴動），預置力量。他一貫反對倉促盲動，強調低潮防御必須要有“適合的綱領”和“軍事計劃”，被批在前。此時，卻又怪異地被中央領導指責為“有盲動趨向（注：《劉少奇傳》上，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黃崢副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12月第2版，第105頁。——蔡和森批評劉少奇，估計與主持臨時中央的瞿秋白檢討盲動主義有關。）”。

6月，張作霖退出北京，在皇姑屯被日本關東軍炸死。煽動鬧經濟糾紛的省委書記王藻文又提糙招兒，帶頭支持國民黨北伐，導致多級組織爭執驟起，“流氓無產階級把黨鬧得一塌糊涂……凶橫一時，大批流氓投降敵人（注：劉少奇：《怎樣改造順直的黨》（1928年11月17日）。）”。劉少奇嚴厲批評，制止混亂，力主“快刀斬亂麻”。中央則更為火暴，決定改組省委，撤換書記和常委。

此時出了件事，頗具戲劇性：6∼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共產國際討論中國革命形勢時，斯大林說中國革命現在“不是高潮，是低潮”。李立三則辯解，還是高潮，還有工農斗爭。斯大林反駁：“低潮時也有浪花（注：《回憶與研究》上卷，李維漢著，中央黨史出版社2013年3月第1版，第176頁。）”。斯大林這話幾乎與父親的說法一樣。斯大林的話幾乎像“聖旨”一樣，會中批判瞿秋白的“左”傾錯誤。作為中央委員的劉少奇沒能上會，正在順直省委苦斗，“六大”將他的“低潮問題”一風吹。父親被中央任命為“特派員，代行順直省委職權”的同時，被“六大”（取消監察委員會、設立審查委員會）選為中央審查委員會委員（委員3人候補2人），又當選為該委員會主席（另記載為書記）（注：《劉少奇大辭典》，中央文獻等四家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第25頁。）。

然而，才下眉頭，又上心頭：斯大林否了“高潮”，中共中央就換成“兩個高潮之間，促進新革命高潮”。被撤換的省委書記王藻文，卻被選為中央委員，他在莫斯科操控，10月挑起京東黨組織“請願”抗議，鬧得新省委工作停止。為制止清談糾紛和派別亂鬧（注：《劉少奇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上卷第78∼81頁。），劉少奇暫停京東組織活動，並針對“玉田起義”失敗后的消沉，做工作以抗日凝聚，轉向為起義暴動奠基。

須知，那是在七七事變前九年，比1931年九一八事變還早三年。父親就提出：“在軍隊中做組織與宣傳工作，在工農群眾中做軍事組織與訓練工作，實在是本黨最嚴重的任務……爭取廣大士兵群眾參加革命是最主要的軍事工作（注：《劉少奇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上卷第87∼88頁。）”。必須要讓民眾看到日軍對滿洲、山東以至華北的企圖，特別是在京東地區（天津、塘沽、唐山一帶），抗日的主張最能凝聚人心。多年后的抗日戰爭時期，在山東多地起義和冀東（京東）大暴動中，在創建的根據地和解放區裡，才驗証出劉少奇的先見之明、先行之遠。白區工作，不似沙場，卻是戰場！外間，成排結隊的烈士被砍頭槍殺﹔內裡，沒完沒了的上下爭鬧糾纏。可想父親當年奮斗的凶險與艱難。

吾謀適不用，隻緣知音稀。因換掉原省委書記引發的“京東問題”，中央政治局認為：中央的路線正確，方法不足，嚴厲批評父親“在工作中有取消主義的觀念，在工作方式上有命令主義的錯誤（注：《劉少奇傳》上，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黃崢副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12月第2版，第114頁。——“取消主義”和“命令主義”指撤掉原省委書記后，京東黨組織“請願”，省委工作不成，劉停止京東組織活動，中共早期用詞，都是學蘇聯發明的詞匯。）”，並接受“請願團”的訴求，恢復京東組織活動，開會重選省委等。劉少奇立表“堅決不贊成”，在承認自己“缺乏說服精神”的錯誤后，認為實際狀況已陷於“極端民主化”和“鬧經濟主義”，中央的指示“實在是暗示……更大更多的糾紛……爆發，客觀上會使順直黨的糾紛更加發展”，外殺內斗，如臨深淵！中央堅持開會改組省委常委，處分王藻文，父親做檢討。之后，“決定劉少奇調上海工作（注：《劉少奇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上卷第86、90∼91頁。）”。

對這一段混亂的情況、矛盾的決定、含糊的評價，我查了許多資料，一頭霧水、整不明白。彭真（傅茂公，7月改組時任順直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長）叔叔晚年時，我去拜望，向他訴苦。老人家說：“我們一直就沒講明白，你怎麼能看明白？”他讓我查閱周恩來1943年的多次講話，說劉少奇、任弼時、陳雲和他本人等（可能還有李維漢、康生）都在場，應視為黨中央的當事人都認可的結論，肯定是中央批評處理錯了，劉少奇正確。我看到周恩來的講話，概括大意是：向忠發為主席的中央政治局，以“立三派”的“調和主義”和“宗派主義”方式，錯誤處理了順直問題（注：周恩來1943年11月15日講話——李立三是中央常委兼秘書長，左右大事。“調和主義”指無原則和稀泥﹔“宗派主義”指黨內拉幫結伙。1928年周恩來奉中央意見前往處理順直問題。）

“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父親走后不久，王藻文公開策動分裂，投敵叛變（時任省委書記和大量黨員被捕、組織活動暫停），順直省委各級組織崩潰，幾近癱瘓。實踐的結果已証明劉少奇是正確的。

1929年2月，中央特派員謝覺哉巡視東北后向中央報告：“滿洲的環境是很好的……我們黨的影響非常小，可謂等於零……需要一個有本事的領導者，首先做點斬除荊棘的墾荒工作……（注：《劉少奇傳》上，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黃崢副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12月第2版，第123頁。）”父親回上海工作數月，6月又被派往滿洲省委任書記。

按說，在革命順利發展時，容易忘乎所以，而我黨卻反而犯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當革命遭遇逆境，應該先保存自己的力量，再消滅敵人，而我黨倒過來犯了左傾冒險主義、關門主義錯誤。這在國際共運中，實屬罕見。中共滿洲省委負責東北（今東三省及內蒙東三盟等）九省廣大地區的工作，本就基礎薄弱，又多次遭到破壞，僅百余名黨員。劉少奇指出：“自然，白色恐怖與叛徒破壞是重要的原因，但主要的原因，還是主觀上這種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的錯誤（注：《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第31頁。）”。

父親剛到奉天（沈陽）不久出了意外。他與省委二號人物孟堅（孟用潛）到紗廠了解罷工准備情況，由於叛徒告密，在大門外被廠衛抓捕。關押十多天后法庭宣判“証據不足，不予起訴，取保釋放”，他與死神擦身閃過。這既突顯出白區工作事必躬親的涉險實干，又反映出當時革命環境之惡劣荒誕。

插句題外話：這次經歷，與1925年（國共合作時）父親在長沙被軍閥扣押、1927年在武漢的“卷旗不繳槍”，本都是劉少奇出生入死鬧革命的殊榮奇跡功勛。40年后，卻被污蔑構陷為“最大冤案”的主要“罪行”，成為顛倒黑白之典型載入青史。

回到當年的東北，張學良沒收了中東鐵路，為此與蘇聯發生軍事沖突並慘敗。中共中央提出必須擁護蘇聯，抗議張學良，不能沒收蘇聯的鐵路，要舉行大罷工。可是，抗議中國人沒收中國境內的鐵路,在群眾中很難做工作。劉少奇就把擁護蘇聯和維護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緊密聯系起來，發動工人為自身利益，反對失業、爭得“花紅”集體怠工抗議，取得成功並保全自身。當時，無論在滿洲還是全國，這都是工運中少見的勝利。恰當是，“不以俗厚而易其真”。

同時，滿洲省委“提出驅逐日本帝國主義”，舉起抗日救國旗幟來凝聚民心，感化張學良及其軍隊。父親派楊一辰聯系，1929年11月9日，我黨領導在哈爾濱成功組織了以學生為先鋒、各界參加的反日大示威，取得了成功，宣傳了群眾，得到廣泛認可同情。更重要的是，保全了自己，發展了組織（注：《中共滿洲省委史話》，劉秀華、張旭東，沈陽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81頁。）。這在 “白區”還是空前的。亦可謂，“不以道昏而昧其視”。

旗幟卷起、抓槍沒變。劉少奇在滿洲省委成立軍委並親自主持，開展兵運、秘密武裝（注：《劉少奇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上卷第101-103頁。）。為此，他向中央去要干部，趙尚志是他要來的，楊靖宇是他指派的，並送他們去學習，“效果作用比較大”。楊靖宇任撫順區委書記，以前在河南搞兵運暴動，沒在白區工作過，父親交代，你的主要任務還是搞“兵運”，這你在行。同時還派遣多名中共黨員進講武堂、入東北軍，從事秘密工作（注：《中共滿洲省委史話》，劉秀華、張旭東，沈陽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81頁。）。

需要強調，以上的成績是在父親“光榮脫險”后，我黨極其弱小、內外極端復雜、環境極度凶險時取得的。僅僅9個月裡，在“影響非常小，可謂等於零”之地“墾荒”，已經收獲頗豐了。

然而，正當需要乘勢而上力爭再展之時，中央接連催促父親回上海。黨中央主要領導一見就劈面斥責：“錯得該死，該打五百板子……中東路爭斗（指“擁護蘇聯”罷工）可恥的失敗，是……指導機關拒絕中央的路線”，就撤了劉少奇在滿洲的職務（注：《劉少奇傳》上，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黃崢副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12月第2版，第141頁。）。“中東路爭斗失敗”另有原因（主要領導變節），但劉少奇確實是“拒絕中央的（冒險、關門）路線”，靈活變通利則行、“不合於利而止”：“在形勢與條件不利於我們的時候，暫時避免和敵人決斗……准備將來革命的進攻和決斗（注：《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45年。）”。后看，他確實又對了。

父親走后不久，滿洲省委也遭到毀滅性破壞。成敗判明是非。

令人慶幸的，劉少奇打下的基礎沒有白費。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東北抗聯建立，正好楊靖宇、趙尚志都用上了，事實証明他的判斷正確，工作卓有成效，為我黨領導的抗聯在艱苦卓絕中堅持斗爭、發展力量，作出可貴的人才儲備和戰略預置。“十四年抗日戰爭”，離不開我黨早期在順直與滿洲的斗爭。劉少奇的遠見卓識，突顯出難能可貴﹔他的領導實踐，已成為歷史貢獻。

國破山河在、萬裡眼中明。父親的所見所為，正契合時機、切合實際，不亦國防乎？不為軍事乎？紅區和白區的正確與錯誤，就是在這樣的對比中體現出來，經實踐檢驗出來的。

劉少奇被調回上海忙碌工作三個月后，又作為中國工會代表團團長趕赴莫斯科，參加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大會，並被選為執行局委員留會工作。因父親提出利用合法工會（當時貶稱“黃色工會”）“來進行我們的工作，廣交朋友，爭取……下層工人群眾”的正確主張，被戴上“右傾機會主義”政治帽子（注：《劉少奇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上卷第106頁。——“機會主義”是借列寧詞匯，泛指錯誤的傾向。）。

此時的國內，正值“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登峰造極，要“通過一省或幾省暴動奪取全國政權”。三個多月后，李立三被批判，但“左”傾路線沒有糾正。正是劉少奇堅持反對李立三的“高潮論”與“調和主義”（見上順直省委段），被斥為“老右”。也恰恰因此，証明劉果然不謬，非“立三宗派”中人。

那時，黨急需經驗豐富的老同志（曾稱劉為“工作過多年”、“最老的一個同志”）工作，鑒於順直、滿洲兩省委的興衰成敗，實際上証明了劉少奇的主張正確，中央又任命他為中共江蘇省委書記。然而，還是赤色職工國際牌子大，不放人。父親就戴著帽子，襟懷坦蕩，努力工作，堅持抗爭。

劉少奇與李立三在莫斯科再次相處共事。父親剛到安源時，同為中共湘區執委，受立三叔叔領導半年左右。以后的革命運動中，李立三在中央領導，他們多有合作，常有爭論，堅持己見，熟悉而又獨立。此時，劉當“老右”屢屢挨批，李因“極左”撤職送學。不知道老伙伴能否吵個明白？我揣摩，或許都心知肚明，“眉間心上，無計相回避”？我隻知道，老哥倆還挺融洽。新中國建立后，關於工會問題有場爭論，劉、李兩位最老的工人領袖觀點一致，是后話了。總之，他們不徇私情、不計私怨，保持友好。“文革”無端、蒙難同歸——“永結無情游，相期邈雲漢”。

1931年1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王明胡亂批判、否定一切，由共產國際代表米夫主持改組黨中央。估計正因為在紅區、白區的“右傾”與“反潮流（反對冒險主義主流）”，使沒有參會的毛澤東（37歲）和劉少奇（32歲）同時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之后的歷史卻搬演了更“左”的、更慘烈的大悲劇！否極泰來，血腥的煉獄反而造就出更雄壯、更輝煌的大事業！

挺身而出　拼死抗爭

九一八事變后，在蘇聯一年多的父親回國。他后來敘述：因為“工會工作在先……很重要……工會工作隻有我做，他們不會做（注：劉少奇：《同朱理治的談話》，1964年10月4日。）”，新成立的職工部是中共中央的首席部門，劉少奇任部長。此時，國內絕大多數同志尊崇迷信共產國際，然而，劉見識過國際的脫離實際，更反感中共“國際派”的教條。他反復講，既然是“低潮”就應當防衛，要提出普遍能夠接受的口號和任務，合法吸收會員，現在我們赤色工會的人隻佔全國工人的千分之一，“拘束在極狹小的秘密范圍”，應迅速擴大組織。

中共臨時中央承認處於“低潮”，說正因此才應努力掀“高潮”，“要反攻，現在就進攻、再進攻”，“一切不合作、一切斗爭到底”！比李立三的“高潮論”和職工國際的“反黃色工會”還要“左”！今天的人們很難想象：要保護和發展工會，先得在黨內斗爭，過“中央”這個關口！回國任職僅一兩個月，臨時中央就多次約談父親，做“總的批評”（注：《劉少奇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上卷第109-110頁。）。

幾乎同時，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宣布成立臨時中央政府，劉少奇被選為執行委員會委員，毛澤東為政府和執委會主席。

這三年，父親幾乎一直挨批堅持抗爭，一直檢討堅持主見，一直拼命堅持工作，戴著“老右”帽子，又屢任要職，與同期在紅區的毛澤東，經歷頗為相似。

1932年1月28日，日軍侵犯上海，國民黨十九路軍奮起抵抗。臨時中央堅信“九·一八”和“一·二八”是“日本侵略蘇聯的序幕”，要求上海發動“大規模的總同盟武裝暴動”，學蘇聯搞“中國的二月革命”（蘇俄十月革命前有個“二月革命”），高喊“武裝保衛蘇聯”口號，並宣稱十九路軍軍長蔡廷楷為反革命。劉少奇持異議：“把挽救中國民族危亡的口號放到第二位”，完全“脫離了廣大群眾（注：《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第28頁。）”，而在抗日官兵背后拆台，無疑是幫了日軍，並提出主要在日本企業抗議罷工，組織全面支持抗日。中央再次斥責劉是“取消派（投降派之意）”，嚴令總罷工、總暴動（注：參見劉少奇《關於過去白區工作給中央的一封信》（1937年3月4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高喊口號下令之人，卻不懂不會組織罷工，更不敢不會領導暴動。

長飆風中自往來，父親領導發動工人上戰場陣地，成為支持十九路軍的主力，又組織起“上海義勇軍（注：義勇軍剛在滿洲出現。正是此時，田漢參加上海義勇軍，加入共產黨﹔《義勇軍進行曲》是他在1934年為電影《風雲兒女》作的詞，1935年聶耳譜曲。）”、抵制日貨、搞得有聲有色，各方聲援。為救濟日本企業罷工的工人和家屬，在街上搞募捐、搭粥棚，團結群眾，擴大影響，宋慶齡首捐2000銀圓帶動各界支持。臨時中央卻“硬要在群眾中宣布他們是企圖收買工人（注：《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第27頁。）”，嚴厲斥責“米袋子主義”、太沒有工人階級骨氣，命令撤攤退款，決不能吃嗟來之食。劉少奇憤然頂住，坦蕩處之。

顯然，這本為“十四年抗戰”早期國難當頭時，我黨對民族、對國家的重大貢獻，更是“低潮”中，我黨肩負起責任，發動起社會各界參與救亡，並發展了自己的空前大運動（注：以上多處可查：《劉少奇軍事畫傳》，貴州出版集團2009年10月第1版，第24-27頁。）。

然而，3月14日召開臨時中央政治局會議，康生、盧福坦、博古、張聞天卻認為“中央職工部、全總（全國總工會）黨團在領導職工運動中，不能執行共產國際和中央的路線，存在著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領導方式”，會議轉達共產國際指示，“劉湘（劉少奇）不能擔任領導職務”，就此撤了劉少奇的職工部長，並號召全黨“堅決無情的打潰……有害的機會主義路線”。父親被迫檢討，不停抗爭。因無人會搞工運，中央也“不敢開除”劉（注：劉少奇：《同朱理治的談話》，1964年10月4日。），7月28日，索性“取消中央職工部”，並入全國總工會（注：《劉少奇傳》上，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12月第2版，第162-167頁。）。

從1928年初到此時，劉少奇幾乎動輒得咎。他后來尖銳地激辯：“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是一定要把”我們黨的組織“弄到塌台的”，不把“群眾和其他派別的同盟者完全驅逐出去……是不止的（注：《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第24頁。）

無獨有偶，幾乎同一時期，1932年10月8日，中央蘇區召開寧都會議，“集中批評毛澤東主觀武斷，抗上壓下，不尊重蘇聯顧問等錯誤”，也免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職務，回家“養病”（毛澤東語）。

情與貌、略相似，獨自上高樓，望盡天涯路。可見，“白區”與“紅區”的路線分歧，都直接與國防、軍事和軍隊緊密相連。

由於顧順章（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主管保衛和情報工作）、向忠發（中央政治局主席）、盧福坦（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工運的全總黨團書記）相繼被捕叛變，組織遭到巨損，血雨腥風扑面，臨時中央在上海工作不成，陸續分散轉移蘇區，對“白區”的領導幾乎全斷了。連續五年的“左”傾路線，最終鬧到全國白區黨組織癱瘓殆盡。嗚呼！“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1932年底，父親也進入中央蘇區（注：在黨內，被稱為“小大姐”的何保貞媽媽帶二哥劉允若留上海，后被捕入獄，與父親生死兩茫茫。1934年，何於南京雨花台就義，被贊為“英勇堅決，為女黨員之杰出者”。我二哥劉允若被寄養在上海一勞工家。），到了被稱為 “小上海”的長汀。蘇區的瑞金好比首都，長汀是汀江上的城市，幾省交匯之處，商業和工業都比較發達，相當繁榮，工人也多。

汀州無浪換人間，楚客常思繪新天。作為總工會委員長的劉少奇，展開全新的工作。陳雲是臨時中央常委，總工會書記，他們就在長汀和瑞金進行調查研究，保護工人利益、鼓勵蘇區工商業發展。例如，確定廠長負責制。蘇維埃的廠長和工人是什麼關系？勞資矛盾怎麼解決？私企勞資關系如何正確處理？這些問題並非在解放以后才提出，陳雲、劉少奇從那個時候就已經開始研究、實驗。當時，什麼都學蘇聯,根據中華蘇維埃法律，工人福利過高，沒有企業能辦得下去。劉少奇說完全照搬蘇聯的肯定不行，就報毛主席批准，改了法律。這一段，為多年后的根據地、解放區，為新中國的建設和經濟恢復積累了最初的、可貴的經驗。

孫子曰：兵“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當時，地方蘇維埃和工會的工作，為紅軍的建設、發展、作戰和勤務提供物質基礎，直接關乎共產黨和軍隊的存亡（注：《劉少奇傳》上，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黃崢副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12月第2版，第171-178頁。）

父親提出“一切服從於戰爭，即是一切服從於工人階級全體的長久的利益（注：《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第19頁。）”。經各方卓有成效的工作，擴大紅軍運動形成熱潮，僅一年左右，就動員了十萬多人上前線。今日緬懷當年的老工農紅軍，絕不能忘掉這麼多的工人是主體之首啊！

劉少奇在瑞金、長汀努力組建工農武裝。2月17日成立中國工農紅軍店員手藝工人師（兼軍械修造）﹔2月27日成立苦力運輸工人師（兼軍交水陸運輸）。1933年8月1日，中國工農紅軍工人師正式成立，也叫中央警衛師，12800多人全是工人，這應是現在中央警衛團和北京衛戍區警衛師的前身。劉少奇不僅是通過發動工運兵運，組織擴紅，為人民武裝輸送力量，他還親手組建軍隊——工人師（注：《劉少奇軍事畫傳》，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編著，貴州出版集團2009年10月第1版，第28-31頁。）。

1934年春夏（正史記載7月，長汀有記載是4月已到），第五次反“圍剿”進入極端困境，危難之際父親被任命為中共福建省委書記。劉少奇曾任職領導的地方很多：順直、滿洲、江蘇省委書記，以至后來的北方局、中原局、華中局、華北局書記。1932年底，臨時中央任命劉少奇為江西省委書記，由於交通通訊極其不便，他到了江西以后，蘇區中央局未免原省委書記（李富春）。劉少奇一看這情況，遂主動放棄（注：此為父親的含糊自述。但時任湘贛省委書記的王首道，晚年時也向我敘述過幾乎相同的情況。）。之后，他就留在長汀搞調查，與陳雲一道在全國總工會工作。此前，劉在蘇聯被任命為白區江蘇省委書記，沒能到任﹔這次，又被任命為紅區江西省委書記，到沒能任——實為逆旅顛沛奇遇。進入中央核心集體前，很少人像劉少奇一樣，在那麼多地方打開局面，獨當一面——傳為建功立業佳話。

父親在福建任省委書記僅數月（注：劉少奇自述中央派他先到福建省委主持工作，隱蔽聯絡在福建的十九陸軍蔣光鼐、蔡廷揩。），主要任務是擴紅、籌糧、運輸，給軍隊輸送兵員、運送補給，組織群眾的生產生活，怎麼減租查田、分配土地，怎麼解決勞資糾紛等一系列問題，還特別召集各方合力，派政治保衛大隊長吳烈剿滅苦竹山頑劣團匪。

其間，做了件看似不起眼卻意義不可小覷的事：劃小區域黨政組織機構，建立地方武裝，普遍成立獨立團、營，精兵簡政，為適應游擊戰爭、為接下來的敵后堅守，做出預置。

當時，最緊要的是支援前線，組織擴紅（注：《劉少奇軍事畫傳》，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編著，貴州出版集團2009年10月第1版，第32-33頁。）。福建老百姓參加紅軍的人確實特別多，開始出征的時候，好幾萬閩西子弟啊，百分之九十都犧牲了！離斷腸、人未歸，今我念英烈，隔世長相思——福建人民為中國革命做出的貢獻和犧牲之巨大，毫不遜色於江西人民。中央紅軍長征前，具有標志性的一戰叫鬆毛嶺戰役。

鬆毛嶺在長汀附近，是中央蘇區的東大門，也是最后一道山地屏障。8月31日∼9月3日，在朱德總司令支持下，林彪、聶榮臻不顧“三人團”短促出擊和堡壘戰術，誘敵深入二十裡，由紅一軍團的1師、2師和紅九軍團的24師在山前的溫坊夜襲，第二天又伏擊敵援兵，共殲敵4000余，是第五次反“圍剿”中少見的大勝仗。之后，紅一軍團奉命轉移瑞金。有不少專家將此戰算作鬆毛嶺戰役前段。

二十天后，紅九軍團在山嶺間又打阻擊戰，也多有專稱此為鬆毛嶺戰役。無論分段還是專稱，這是中央蘇區的最后一場大戰，戰役目的就是掩護中央紅軍戰略轉移。9月23日，鬆毛嶺主戰役開始，戰況極為慘烈，死亡枕籍、尸遍山野，戰地不愁吃的，老百姓送糧很充足，但所有的水都混著血、漂著尸、全打紅了，沒法兒喝。此役激戰七天七夜，是紅軍出征前最壯烈的一仗，犧牲了近萬人，“鼓角臨風悲壯，烽火連空明滅”。最后，部隊基本打沒了才撤下來。9月30日，紅九軍團前往瑞金。

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中央紅軍啟程長征——淚如雨下！為掩護主力轉移，福建省委組織的汀州保衛戰（跨時鬆毛嶺），仍堅守至11月。國民黨軍隊蜂擁而入——血流成河！

無論在山前的溫坊，還是在山間的鬆毛嶺，劉少奇不僅是組織運糧、補給彈藥，作為省委書記還親自調遣組織了近萬地方武裝（赤衛隊）配屬紅一、紅九軍團作戰。臨戰時，父親受命任紅九軍團中央代表。直接領導、參與戰役指揮（注：關於鬆毛嶺戰役和汀州保衛戰，作者到實地考察，咨詢當地同志和湖南劉少奇紀念館館長羅雄同志，與軍事科學院軍史專家核實部分記載，濃縮概括講述。劉少奇任九軍團中央代表確切時間記載稍有差異，見王雙梅《劉少奇在長征中》，《黨的文獻》2017年第1期。）。

現在，反映紅軍長征的文史資料和文藝作品海量！依我看，其艱險、其困苦、其英勇、其慘烈仍遠遠沒有表現出來。幸得今年，《絕命后衛師》、《湘江戰役》總算反映了片段，主要集中在截腸決戰的英雄豪氣，而其巨大損失和教訓怎麼盡現？特別是鬆毛嶺戰役、湘江戰役、西路軍浴血河西，這樣的硬仗、惡戰如何再現？確需思考創新，僅知古人雲：聖代無隱者，英靈盡來歸。

全程長征　絕地逢生

前面講到的中央警衛師，又叫紅軍工人師。工人階級是革命的領導階級，當時普遍認為工人是勞動階級中最有覺悟、最有紀律、最富犧牲精神的可靠力量，這個師的裝備也好。因為大量的骨干紛紛被外調到作戰部隊、領導機關和負責干部身邊，加之反“圍剿”的戰斗減員空前，中央警衛師成立也就半年，員額所剩已不足三成。1934年2月28日，軍委將其改編為紅23師。

長征前的9月21日，軍委頒布命令成立紅八軍團，由紅23師和紅21師組成，共7000（也有說3000多人）余人。由於我父親一手組建了原警衛（工人）師，中央匆忙調他火速回來組建紅八軍團。

鬆毛嶺戰役打到一半，中革軍委（注：全稱“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中央軍委、軍委等。）急電劉少奇（福建省委書記、紅九軍團中央代表）、羅炳輝（紅九軍團長）、蔡樹藩（紅九軍團政委）回瑞金。派劉趕到紅八軍團﹔告羅、蔡中央已定紅軍“戰略轉移”，命令死守鬆毛嶺，速返火線，“爭取時間”，“掩護主力”。鬆毛嶺大戰正酣，戰陣指揮員集體回朝聽令，而且是如此命令，令人匪夷所思！

劉少奇立即動員江西、福建幾千子弟補入紅八軍團，有資料記載出征時該部共11000人（也有資料記載是7000多人），可隻有3000支槍。長征開始后的10月22日，劉少奇被任命為中央代表，領導紅八軍團（注：《劉少奇軍事畫傳》，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編著，貴州出版集團2009年10月第1版，第35-38頁。）。

這裡稍加說明，現在沒有中央代表這一職務。當時，中央代表代表中央，要比軍團長和政委高一些，一般都是政治局成員（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隻有十人，候補委員也有表決權）。

長征初期，紅五、紅八、紅九三個軍團殿后，負責阻擊尾追的國民黨軍。這種仗最難打，無后援、多犧牲、難撤退。此時，更打得殘酷而又混亂：前面軍團順利突破幾道封鎖線，中間人多路窄走不動，尤其是大量輜重拖累、舉步維艱，阻擊戰打成大災難！紅八軍團本就是新兵多、槍械少、戰力弱，打阻擊的犧牲難以計數，讓誰去打，基本就是告別了，即使活著也很難追上隊伍。回首征戰地，不見有人還，就這樣走了上千裡啊！八軍團折損慘重，加上掉隊、跑散的，減員過半。

11月17日中革軍委下令：紅八、紅九軍團各合並成一個師，由劉少奇負責組織紅八軍團的改編（注：《劉少奇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137頁。）。那時候，晚上走路、白天打仗，收攏掉隊的、追尋逃跑的、照看物資的、安置傷員的，成了一鍋粥。期間，又蹦出個罕見荒誕命令：紅八軍團全部改為輜重部隊（就是挑夫），必須追上前方部隊。走走打打、突然敵人追上來、插進來，成連成排的士兵和民工挑夫或遁入山林、或就地被俘，官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官，亂中無編可整。此時，接朱德總司令急電：丟掉輜重，輕裝趕往湘江。部隊邊打邊退、境況可想而知（注：《博古和毛澤東》，秦福銓著，大風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

渡江片段，陳雲叔叔有生動的回憶。上面講過，他和我父親，在白區和紅區共事，按現代詞兒叫“搭過班子”老熟人。劉少奇趕到湘江渡口，巧遇時任紅五軍團中央代表陳雲。見面互問，劉說：我們部隊差不多打光了，就剩千把人。你這兒有吃的嗎？我兩天沒吃飯了。陳馬上把自己的口糧給了劉，叮囑一邊過江一邊吃，眼看就頂不住，一旦炸橋沉船，就渡不過去了。此時，渡口兩岸到處是死傷官兵，湘江上順流漂著活人死尸，兩位老戰友，在連天炮火、厮殺呼喊中，心情會多麼凝重悲憤！戰罷，當地百姓“三月不飲湘江水，三年不食湘江魚”。陳雲叔叔晚年還多次感慨，對這一段記憶特別深刻，那是最危難、最凶險的時刻呀（注：陳元敘述。）！————領袖常共英魂語，晚輩投書贈湘江。

過江后（12月1日），軍團參謀長張雲逸、政治部主任羅榮桓點名，整個紅八軍團僅存600余人，加挑夫也不足1000。奇跡般的，居然還帶過來百多擔珍貴文件和銀圓！

中央紅軍出發時8.6萬（博古：內含民夫5000多人﹔另記載加民夫共10萬）人，湘江一戰后打掉了5萬（當時清點僅余36919人）（注：《博古和毛澤東》，秦福銓著，大風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紅八軍團幾近覆沒，劉少奇幸虧接朱總司令命令趕到湘江邊，幸虧碰上陳雲給了口飯促他過江，不然命就沒了。多少個幸虧，可謂九死一生啊！12月13日，中革軍委決定，撤銷紅八軍團並入紅五軍團。父親接替陳雲任紅五軍團中央代表（注：《劉少奇傳》上，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12月第2版，第184頁。）。

紅八軍團是長征中唯一幾乎全部打光，不得不撤掉番號的軍團，其經歷人間煉獄般的戰火實難以想象，曾感受人性極端化的扭曲已不可言喻，每想象人心再造式的升華卻無法妄度。我試著觀察品味那些搶渡湘江、挺過長征的人，他們身上，眉宇之間，都有一種大從容氣質、大無畏精神！

不久，召開遵義會議。父親在軍事路線上完全擁護毛澤東，尖銳地批評博古、李德和王明（注：劉少奇從軍事路線錯誤追究到王明的政治路線錯誤。王明沒參加長征，此時在蘇聯。），第一次在中央會議上提出“八七會議”以來中央的“政治路線錯誤”。因這顯然會追究到共產國際，而當時最緊迫的是撥正軍事路線、解決軍事領導問題，會上無人呼應劉（注：《博古和毛澤東》，秦福銓著，大風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第119∼120頁。）。實踐証明遵義會議的抉擇非常明智。毛澤東后來講到，劉少奇出的題正確，但“當時……領導軍隊的權拿過來了，便是解決政治路線”（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第二版，第295頁。）。此題留待以后一步步解決，並由此開辟出中國革命史上渙然一新的光輝篇章！

遵義會議之后，父親先返回紅五軍團傳達會議精神，又按要求到紅三軍團傳達。2月，中央命令劉少奇就地任政治部主任。

這裡有一段故事：紅三軍團的軍團長是彭德懷，政委是楊尚昆，父親任政治部主任，也沒說是中央代表，應該是服從軍團長和政委的。楊尚昆主席晚年時見我說：“我跟你父親非常熟，在莫斯科，他留學比我們早好多屆。1930年他在莫斯科開國際職工大會並留會工作，我跟隨他，實際上相當於秘書翻譯。我從蘇聯回來就在中央職工部，他是部長，我當職工部的宣傳部長。以后我在許多地方就給他當副職或受他領導”。我說：“紅三軍團的時候您是政委，他是政治部主任，您也領導過他。”老人家說：“那時候我留在紅軍總政治部（任副主任），他到三軍團后我就沒去過。少奇是政治局成員，他實際上是彭總和我的領導。雖然沒有明文通知是中央代表，但長征期間還有什麼文件不文件的呀，就是一句話嘛。不久，中央成立籌糧委員會，他當主任，我是副主任。”近來，我看《楊尚昆回憶錄》，其中確有些蹊蹺，似是說與“會理會議事件”有關，此處有真意？耐人尋味（注：“會理會議（1935年5月）事件”，簡要說是指會理會議前，林彪不滿毛澤東軍事指揮“不走弓弦走弓背”，要推舉彭德懷替換毛澤東，通電話時彭當即拒絕。劉少奇因故沒有參會。有興趣者可查閱《楊尚昆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133-137頁。）。其實，革命戰爭年代，無論誰領導誰，都很正常。

1935年6月26日，在兩河口會議上，劉少奇堅決支持周恩來提出的紅一、紅四方面軍北上川陝甘，並主張向部隊說明南下之弊、北上之利。劉少奇出席8月4日的沙窩會議、9月2日的巴西會議和9月12日的俄界會議，強調“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支持毛澤東整頓紅一方面軍的報告，旗幟鮮明地擁護中央反對張國燾分裂，主張紅一、紅四方面軍加強團結等（注：《劉少奇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140、141頁。）

誰都知道，長征時除了跟圍追堵截的敵軍打仗，最要緊的是如何解決肚子問題，吃什麼？父親到紅三軍團幾個月后要過草地，7月中旬成立了中央籌糧委員會。

自古兵法，專務於兵之首：“委積不多則士不行”（注：《尉繚子·戰威》。）。用兵制勝，以糧為先。草地在藏區，地廣人稀，去哪兒找糧啊？

如今，越來越多的人了解：紅軍所過之處，留下最普遍的傳頌口碑是買賣公平，秋毫無犯！——從百姓雞窩抓隻雞，放塊銀圓﹔背走糧，牆上大字寫明借與還﹔開倉放糧，先給赤貧百姓﹔酒香巷子深的茅台鎮，是留下過金磚的。蔣介石聽此傳報，都感慨系之，嚴飭各部效法。而這亙古未見的“敗走奇兵”是怎麼做到的？金條銀圓是哪裡來的？有多少人深思追問過？

簡單兩句話：來自蘇區的地方黨委和蘇維埃﹔留自紅軍戰士、特別是紅八軍團的戰士挑夫。長征時多數官兵都領到幾塊銀圓，有的戰士直到陝北還揣著這留人體溫的光亮救命錢。紅軍青史留名、有口皆碑的佳話背后，正是實實在在的物質支撐。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隻等閑，沒有后勤，何以得生？

兵不可一日無食，事關全軍生死。中央任命劉少奇當了這麼個籌糧官，再次受命於危難。多少年、多少事，什麼最復雜、最凶險、最難辦，劉少奇就出現在哪裡，擔當起重任。往日與今時不同，給你個官兒就好當了？那個年代任職擔責任，要挨罵、要沖鋒、要丟性命的，要懇求、要跪乞、要報終生的！歃血結拜者，遠不止劉伯承伯伯一例﹔親訪喇嘛寺，現珍藏賀龍伯伯手書大字（注：香格裡拉鬆贊林寺。）。多少年后，毛伯伯和父親，不知感慨過多少次：最困難時給予幫助，我們欠藏族人民的啊！

公道說，波瀾壯闊的革命年代，劉少奇這樣的人多了！挺身而出，大智大勇，舍生取義，敢於擔當，歷史造就出那一代人，艱難困苦全不論，危難險阻擋不住，出生入死渾不懍！他們是在實際斗爭中成長、九死一生時打拼、大浪淘沙后僅存的一批精英。

過草地時，父親前后招呼部隊行進，即時果斷下了道小命令：所有女兵分散至各男兵部隊，由男兵照顧（注：《劉少奇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141頁。）。直至長征結束，紅一方面軍的女兵一個也沒死，全部活下來！籌糧委主任看似微不足道的小措施，為我們老紅軍贏得人人稱道、令人自豪的大榮光！

到陝北后，父親沒進延安就代表黨中央奔赴北方局。在長征那種特殊的環境中，部隊很分散、隊伍拉得長，在一個軍團，不在一個縱隊，互相也不認識。誰走長征誰沒走，彼此不太清楚。長征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難怪有的中央縱隊的同志都不知道劉少奇參加過長征。

鬆嶺槍炮聲悲壯，草地星河影動搖。從長征開始前標志性（鬆毛嶺）戰役的紅九軍團，長征初期擔任后衛和挑夫的紅八軍團，遵義會議和前后的紅五軍團、紅三軍團，中央籌糧委員會，一直到長征結束的瓦窯堡會議，父親一步沒落。紅一方面軍抵達陝北的七千余人裡面，還有些是半路加入的（注：建國后，先后在劉少奇處的三位專車司機（嚴、曹、李叔叔）都是半路加入長征的老紅軍。），像劉少奇這樣全程參加的更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