驅動城市發展的“紅色引擎”

2017年這個夏天，哈爾濱市道裡區安祥街5號院“舊貌變新顏”——牆上幾十根線纜扎成了捆，昔日的“蜘蛛網”景象不再﹔樓道粉飾一新，院內鋪了水泥地面、畫了停車位，停放多年的“僵尸車”被清理，還安了門禁……

這些看似小事，但解決起來並不容易：光樓體外挂線扎捆，就涉及通訊、路燈等9個權屬部門，絕非社區憑一己之力就能辦得到。然而，在哈爾濱市委近年來大力推行的城區、街道、社區“三級聯動”城市基層黨建工作機制作用下，這些以往令基層組織束手無策的難題正在逐漸得到解決。

對此，哈爾濱市委組織部副部長、市委“兩新”工委書記劉彥柱深有感觸地說：“ ‘三級聯動’機制有效整合了城市基層黨建資源，破解了城市治理中的不少‘疑難雜症’，開創了區域化、社會化、信息化的立體多維黨建新格局，為城市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闖出了一條新路徑。”

“三級聯動”，打造“動車組”

城市的流動黨員如何管？分散的黨員如何凝心聚力？街道、社區內駐區的機關黨員如何發揮作用？層出不窮的民生新訴求如何高效解決？

“要破解城市基層治理出現的新問題，就要打破各自為戰、封閉運行的局面，形成條塊結合、協同發力的‘一盤棋’格局。”劉彥柱告訴記者，哈爾濱市委通過城區、街道、社區“三級聯動”推進城市基層黨建工作，改變了“就社區抓社區、靠社區抓社區”的現象，打造形成了城市基層黨建工作“動車組”——多輪驅動、緊密聯系、協同推進。

在平房區新誼社區，轄區內的建文小區是一個物業公司棄管的老舊樓區。2016年年初，小區地下水管因年久失修而爆裂，800多戶居民的生活受到影響。放在過去，沒有資金、沒有專業人手，社區黨委隻能干著急。

就在此前半年，平房區委成立了黨建工作領導小組，街道建立了黨建聯席會議制度，社區聯合駐區單位黨組織成立了綜合黨委。如此一來，駐區單位由“客人”轉變為“主人”。此次水管爆裂情況一發生，作為新誼社區綜合黨委成員單位，平房區自來水公司黨委在第一時間派出黨員突擊隊，一天便完成了搶修任務。

顯然，在“三級聯動”體系中，區委是統一組織的“指揮部”，街道黨工委是統籌整合的“龍頭”，社區黨組織則是多元參與的“戰斗堡壘”，它們共同驅動了區域內黨建資源的有效整合，變過去的“單打獨斗”為“聯手作戰”。

在南崗區，網格員記事簿上那些需要辦結的群眾事項正在被一項項銷號。為何過去難協調的問題現在可以迎刃而解？

“‘三級聯動’，就是讓區域內的黨組織形成黨建共同體，讓駐區單位的干部意識到，基層黨建也有他們的一份責任。因此，解決民生問題的‘火力’更集中了。”在南崗區委組織部副部長於洋看來，這和以往簡單的與駐區單位聯建共建不同，而是將駐區單位納入了社區工作的責任體系。

對此，道裡區撫順街工委書記劉福祿有著相似體會：“‘三級聯動’機制’推動了人員、職能、服務的集聚和下沉，強化了社區的黨建力量。”

在香坊區，社區黨組織不僅協同駐區單位打造黨建聯盟，還通過下發雙向清單，變“上訪”為“下訪”：一方面，社區黨組織將黨建聯盟成員的權能職責進行梳理，形成責任清單﹔另一方面，收集並梳理形成居民需求清單。而后，將兩份清單對接，本級黨建聯盟能解決的問題就限時盡快解決﹔自身無力解決的問題，則及時向上級組織轉遞。

2017年5月，一條需求信息引起香坊區樂園社區黨委的注意。這是一位名叫陳月的單親媽媽的求助，其愛人幾年前去世，14歲的女兒正讀初中，而自己又查出身患絕症。在生命走向盡頭之時，這位堅強的母親擔心自己離世后女兒無人照顧，希望黨組織能夠幫女兒完成學業。

由於該社區及所屬街道均無力獨立解決此事，於是，兩級黨組織在盡好分內職責的同時，迅速將此信息上傳區委組織部。香坊區委組織部副部長賀莉接到信息后，立即協調另一街道下屬的社區黨建聯盟成員——黑龍江省商務合作促進會。僅一周時間，對方便協調到一筆愛心資金，每年為孩子提供5000元生活費，從而完成了那位單親母親的願望。

社區和駐區單位之間的圍牆打開了，部門之間的壁壘破除了，黨建資源聚合的能量得到了疊加釋放。

多元參與，匯聚“新動能”

在哈爾濱市委積極推進黨建資源區域化融合的同時，各方服務力量也在不斷多元化、社會化，打破了地域界限，形成了開放式的黨建服務體系。

這種開放性，首先體現在跨區域的社會資源融合。

平房區的特點是“區小廠大”。建安街道建國社區位於哈飛集團職工家屬區內，在“廠區聯動”的共建機制下，社區和廠區融為一體——社區致力於維護家屬區的治安穩定，解決企業發展的后顧之憂﹔哈飛集團的在職黨員則全部進駐社區網格，在社區建設中發揮作用。

如今，建國社區的黨建共建活動已打破空間限制，轄區外的社會組織紛紛尋求對接，互補優勢。2017年6月15日上午，建國社區邀請專家開設道德講堂，社區老人和轄區外的大學生、小學生齊聚一堂。這樣一堂別開生面的共同課，既讓學子們大受教育，也給社區帶來蓬勃朝氣。

開放式的黨建體系，還體現在分散的社會力量多元參與、共享資源上，這在“兩新”組織黨組織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南崗區先鋒路街道辦的轄區內寫字樓、商場眾多。在街道黨工委的統一協調下，各單位黨組織相互扶持，共同進步。比如，律師事務所的黨員為商戶、居民義務提供法律咨詢，而藝匯家廣場的電影院則在每個周五晚上向黨員免費開放，提供“點單式”紅色觀影服務。

“抱團”不僅壯大了社會組織自身力量，也加強了服務社會的能力。

2012年，河南商會剛成立時隻有42家會員單位。商會成立不久，南崗區委組織部便幫其成立了黨組織。在商會黨委的帶領下，歷來隻“下南洋、走西口、不闖關東”的豫商，開始大規模來龍江發展。不到5年時間，商會的會員單位就發展到716家，黨委下屬黨支部也增至21個。在商會黨委的助推下，2017年年初，來自全球的600多位河南籍企業家齊聚哈爾濱，與龍江簽下了116億元的意向性投資協議。

在社會組織較為集中的道外區，區委將300余支專業志願服務隊聯合起來，搭建志願服務需求平台，壯大了志願服務力量。

尤其是道外區東原街工委，於2016年年底打造了一個以孵化社會組織為目的的“惠民社創孵化園”，並同步成立黨支部。園區內的28支志願服務隊和8家社工組織，針對居民的個性需求展開“訂單式”志願服務。

“不是所有的老年人都需要日間照料，也不是所有的貧困戶都需要大米、白面，因此，志願服務不能搞‘一刀切’‘一鍋煮’。”道外區委組織部副部長李建新介紹說，“組團”服務不僅加強了社會組織的服務力量，也提高了定向服務的精准度。

“城市基層黨建在向社會延伸過程中，各類黨建資源整合得更緊密，社會服務的規模效應、集聚效應進一步放大。”哈爾濱市委組織部組織處處長蘭淼介紹說，目前，哈爾濱市各級黨組織已牽頭組建各類志願者隊伍4100余支，指導組建各類群眾性文化團體4200余個，延伸了黨建工作觸角，使正能量得到更充分釋放。

技術升級，駛出“加速度”

從區域一隅走向社會化，城市基層黨建在實現空間開放的同時，也面臨一個技術問題：在大數據“裸奔”的時代，如何進一步提升黨建管理和服務的信息化水平？

徐浩是一名“90后”黨員，進入私企工作后，他曾一度擔心找不到組織上的“家”。2016年，南崗區先鋒路街工委成立樓宇綜合黨委，徐浩所在的建科大廈歸入其中。這樣，徐浩不僅解決了組織歸屬問題，綜合黨委推出的黨員手機驛站更讓他感覺“暖心”——每天坐車上下班，可以隨時掏出手機進行理論學習、思想交流。

除了提升黨建科學化管理水平，新技術的更新與運用也在助力提升黨建服務水平。

在南崗區燎原街工委，有一支遠近聞名的“‘的士’語音e支部”。這個由出租車司機組成的特色團隊成立之初，車輛調度完全靠對講機“喊話”。從2013年起，燎原街工委投入10萬元，打造網絡語音調度平台。2017年，調度平台再次提檔升級，對團隊所屬出租車實現全天候GPS定位，並根據實時位置調度車輛進行公益服務。同時，該調度平台還對接南崗區城市管理數字化平台，司機一旦發現垃圾堆放、井蓋丟失、攤位佔道等城市管理方面的問題，隻要拿出手機拍照、上傳平台，很快便會有城管員前去處理，大大提升了公共治理的水平。

在移動互聯網時代，每個手持移動手機的個體都是移動終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如何把黨建信息更有效地推送到個人？又如何實現黨建基礎信息的動態管理呢？

2017年4月，平房區依托“中國雲谷”的技術支撐，正式投入使用“哈南黨建在線”網絡管理平台，並和微信平台連接，及時地把黨建信息發送到具體黨員的手機終端。黨員也可以通過該平台實現在線繳納黨費、辦理黨員組織關系轉接。

“隻有所有人都在用，這個平台才有生命力。”平房區委“兩新”工委副書記王新提出，黨建工作也要具備用戶思維，充分考慮用戶體驗，隻有調動參與的人越多，數據的更新才更省時省力。因此，該平台將管理權限落到每一個黨支部，由他們來更新和完善黨員信息，從而實現了黨員信息的動態管理。

下一步，管理黨員的“哈南黨建在線”平台將與服務群眾的“社區公務服務平台”合二為一，讓黨員和群眾實現在線對接，進一步推動黨建服務和社會治理的信息化、智能化建設。

如今，哈爾濱市各基層黨組織紛紛搭建各類微信公眾號、黨建APP、網上黨校、黨建網絡平台等新載體，為黨建工作插上了信息化“翅膀”。

雖然哈爾濱市委對各層面、各維度的黨建探索尚處於“摸石頭”階段，但立體化格局已初具雛形。在加快實現振興發展的新形勢下，哈爾濱市的各級黨組織正在通過各類黨建資源的有效整合和技術創新，不斷為城市發展和提升居民獲得感貢獻著“聯動力”。

（黑龍江《黨的生活》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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