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為何贏得勝利？

共產黨深深植根於普通人民,動員人民,組織人民,以組織起來的人民力量為上帝。當共產黨感動了這個上帝,就沒有辦不成的事

——關山遠《大道之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社會主義》

“七一”將至,這是中國共產黨第96個生日。而隔台海相望的中國國民黨,創建已逾百年。百年長路,國共兩黨的命運變遷、此消彼長,令人感慨與深思。

近讀著名華文作家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三《關山奪路》,本書詳細記載了從抗戰勝利到敗退台灣三年多時間裡,傳主時任一個國軍基層軍官的親身經歷,極具史料價值。這三年多時間,可謂世界史上最具戲劇變化的一段焦點時間,因抗戰勝利攀至歷史聲望最高處的蔣介石政府及其龐大的軍隊,卻在自己發動的內戰中兵敗如山倒,政權也隨之崩潰,黯然退守台灣。無數學人把這三年多時間,橫剖研究,條分縷析,相關成果蔚為大觀,而王鼎鈞的回憶錄,則從一個親歷者的耳聞目睹、所思所想,還原了歷史真相,形象而又深刻地告訴后人:那段時間,到底發生了什麼……

一

王鼎鈞生於1925年,被譽為“當之無愧的散文大師”,從1992年到2009年,歷時17年陸續發表回憶錄四部曲,《關山奪路》系回憶錄第三部,也是最精彩的一部,從抗戰勝利后在陝西投筆從戎開始,到攜老父自上海登艦逃亡台灣結束,跌宕起伏,頗具傳奇。

抗戰勝利后,作為學生兵,王鼎鈞意氣昂揚,決意為國效力。他輾轉陝西、南京、上海,到沈陽當了一名憲兵,參加了日軍投降后沈陽的接收工作,目睹無數怪現狀,盡是國民黨敗亡之預兆,從滿腔熱血,到心灰意冷。遼沈戰役開始前,他托關系到秦皇島改行做部隊后勤,純屬混一口飯吃了,而后在平津戰役中當了解放軍俘虜,被釋放后徒步穿越華北,抵達上海后與失散多年的父親會面。在隆隆炮聲中,攀船逃亡,被人一推,差點跌落大海,絕望中伸出一臂,幸好勾住欄杆,又有人拉了一把,“一推一拉,歷盡生死福禍”。翌日,上海解放。

在這本回憶錄中,記載的許多事,匪夷所思,而又真實存在。譬如,王鼎鈞離開沈陽憲兵部隊到秦皇島后勤部門赴任,用的是另外一個人的名字。當時秦皇島是國民黨軍隊支撐東北戰場補給的重要后勤基地,基地上尉軍需王鶴霄辭職離任,由王鼎鈞來頂替他的名字,他在書中寫道:“我必須記住:官兵薪餉名冊裡的那個王鶴霄,就是我。”

舊人走,新人來,為什麼不辦正常的任免手續呢?王鼎鈞分析說:“其一,如果辦公文報上去,說王鶴霄辭職了,上尉軍需出缺了,上級機構可能不容分說‘空降’一個人下來,老板的眼睛裡無異滲進一粒沙子。其二,即使老板可以照自己的意思用人,他要用的人,譬如我,資歷不合,上級也是不准。”

王鼎鈞是山東蘭陵人,王鶴霄是河北徐水人,“為了防備點名檢查,我時時默念我叫王鶴霄,河北徐水人,徐水在保定之北,北京之南,東面天津,南面石家庄。太行山有一條河自西北流向東南,經過縣城,徐水因此得名。徐水的特產是黃瓜和老醋。我也時常提醒自己,我的妻子姓許,兩個孩子叫大寶二寶。”

當時王鼎鈞並未婚配,連女友都沒有,為何冒出妻兒來?原來:做了軍官還可以領到眷糧,依規定,每人最多不得超過四口,於是一律按四口申報。“我在名冊上立刻有了一個老婆和兩個孩子,實際有眷的人領實物,實際無眷的人領代金,代金的價格低於實物,中間的差額也歸老板。為防虛報冒領,要附全家照片,主辦人替我找來三個‘演員’,我付給演出酬勞法幣一百五十元。”

可見,當時國民黨軍隊在人事方面,“造假”盛行,貓膩甚多,儼然已形成產業鏈,上中下游一條龍,其核心還是這支軍隊歷史悠久、臭名昭著的“吃空餉”,王鼎鈞經歷的,是吃空餉2.0版。他寫道:“真王鶴霄雖然是個上尉,假王鶴霄卻隻能領少尉的薪餉,兩者的差額由會計部門存進老板的賬。我完全沒有意見,我知道,我若不來乞食,這份上尉的薪餉全部歸他所得,現在他分一大部分給我,並非我分一小部分給他。”

書中多次提到的“老板”,是他所在部門的一把手。是的,“老板”比“長官”更適合此人身份,他真的把當官當成了一門油水豐厚、處處商機的生意。這樣的“老板”,當年遍布軍中,大大小小,比比皆是。

王鼎鈞身不由己做這一切時,“心裡覺得十分別扭,忽而有得救的感覺,然而又充滿罪惡感。我又能怎樣呢,以前政府騙我,我無法選擇,現在我們集體欺騙政府,政府也無法選擇。”“王鶴霄”這個名字,他用了很多年。

“冒名頂替”衍生了許多悲喜劇,國民黨敗退台灣后,開始清理整頓,有些人再也無法變回自我,等到兩岸能夠來往,“大陸上的父母到台灣找兒子,找到一個假兒子。或者真丈夫有個假身份,沒法接妻子到台灣見面。”充滿戲劇性的是:王鼎鈞后來在台灣,居然碰到了一起拍全家福冒充他妻子的許小姐,那情形,也是蠻尷尬的。

二

讀罷《關山奪路》,頓悟啥叫“雁過拔毛”。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當年國民黨軍隊百分之四十的軍費,用來支撐東北戰場。王鼎鈞感嘆說:從未想到軍糧運補的方式如此粗糙而原始,手續繁復而不精確,每一步手續都有侵吞的機會。他披露了軍糧被侵吞的整個過程:

“第一步,運糧的輪船進港,起重機卸下米包,每次十包,臨時放在碼頭上。全船一共運來多少包,接糧的單位對‘包數’要負責任。依照規定,准許有‘船耗’,如果船艙漏水,一部分糧米潮濕霉壞,可以由船長出具証明,申請報廢。於是每一艘運糧船的船艙都進水,每一位船長也都願意証明,沒聽說哪位船長拒絕合作。為什麼每一艘輪船都會漏水?政府從未監督改善。

“第二步,每一包米都要過磅,計算這一船米有多少公斤,接糧的單位對‘斤數’要負責任。俗話說,兩隻碗同樣大小,把滿滿一碗水倒進另一個空碗裡,不會仍然滿碗,依照規定,裝船時允許有損耗,卸船時也允許有損耗,按路程遠近定出百分比,於是每一船糧米都可以短少一些,完全合法。

“第三步,一包一包軍米過磅以后,由碼頭工人背上火車。工人手裡拿著一把鐵鉤,先把鐵鉤插進麻袋,用力向上一提,接著一轉身,另一個工人兩手捧起麻袋,向上一送,整袋米馱在背上,這時鐵鉤在麻袋上拉出縫隙,大米嘩啦嘩啦流到地上。地上早已打掃干淨,從地上掃起來的米仍然是好米,可是依照規定,這些米受了污染,需要整理,整理時有進一步的損耗,兩斤折合一斤。每一船米都會有相當數量的‘污染米’。工人為什麼一定要用那把鐵鉤?政府從未過問。

“第四步,軍糧裝滿火車,再一節車廂一節車廂過‘地磅’,地磅裝在鐵軌上,稱出整節車廂的重量,扣除‘皮重’,求出‘米重’。我一直納悶,既要分包過磅,又要整廂過磅,這種設計有何必要?兩種重量的差距又將如何對待?這個秘密,我始終沒有窺破。”

上述種種手法,並不高明,卻盛行無忌,可見“潛規則”已經完全蓋過了規則,風氣之劣,可見一斑。王鼎鈞還披露了一件十分拙劣卻一本正經地干著的事:如果船上運來的不是大米而是面粉,又是另一種玩法了。因為面粉隻問多少袋,不問多少斤。除了船艙漏水生產廢面以外,所有的面粉立即運到特設的倉庫,這個倉庫由老板最信賴的軍官管理,最信賴的工人操作,其他人一律不得走近。若是老板調動,新老板必定要帶自己的人來上任,第一天第一件事就是接管倉庫。

王鼎鈞沒有進過這個倉庫,只是聽說,這間倉庫除了存放“廢米”,有一間密室,四壁光潔,地上鋪著細紋的席子。工人把一袋一袋面粉放在席子上,用藤條抽打,面粉從布袋纖維間飛出來,落在席子上,再掃起來,裝進空袋裡,由老板待機分配。據說每一袋面粉抽打多少下都有規定,抽打的力度角度都有訓練,瘦身后的一袋面仍然是一袋,交出去沒有困難。

雖然是公開的秘密,但老板和他的心腹們,做得還是很隱秘。王鼎鈞有一次在二樓的辦公室憑窗下望,看見一個滿身雪白的工人經過,那天他疏忽了,沒有換衣服,就胡亂走動。王鼎鈞就看到過這一次。

三

兵站、糧站,是國民黨軍隊的肥缺,《李宗仁回憶錄》中曾記載,如果部隊要補充武器彈藥,必須向兵站行賄,尤其是雜牌部隊。如果不行賄,即使蔣介石批准,也休想從兵站拿到一點補充,“第5戰區新編王認曲師,獲准得新槍1000支,就賣掉200支,以所得款賄賂兵站倉庫官員。而第29集團軍總司令王贊緒,雖有蔣介石親批手令領械,不賄賂也一支領不到。”同樣是在回憶錄中,李宗仁還記載了抗戰勝利后自己任北平行轅主任時,因國民黨官員壟斷了城內的糧食供應,名滿天下的大畫家齊白石,家中竟然買不到下鍋之米,隻能求助李宗仁。后者也無法指揮控制糧食的部門,隻好下令,從行轅人員的配給糧食中抽出一份,定期送到齊白石家。

李宗仁一度是國民黨二號人物,高高在上,他的感受,又哪有基層軍官王鼎鈞那般真切?

國民黨內大大小小的“老板”們,是如何通過軍糧牟利的?王鼎鈞寫道:每年一次或兩次,部門依法處理“廢米”,照例由三家大糧行競標,上級派員全程監督,“依照規定,派下來的官員階級一定要比我的老板高,他和我的老板必須沒有歷史關系,也沒有親戚關系。這些規定都沒有發揮作用,他們雖然沒有歷史關系和親戚關系,他們卻像電影裡的黑幫人物,盡管素昧平生,隻消一個手勢,一句暗號,立刻產生完全的默契。他們都熟悉音樂和舞步,可以一見鐘情,佳偶天成。高級首長派誰出來干這趟差事,就是看某一個老部下生活太清苦了,給他機會找些外快,當時叫作‘調劑調劑’,也許由他順便帶些油水回來分享。監督者和被監督者‘二人同心,其利斷金’,關系超過了同鄉同學同宗。”

貪污不法行為,卻在冠冕堂皇中進行:監督者先視察倉庫,他看見“九千斤廢米”(實際是六萬斤好米),他做市場調查,証明“底價”的價格合理,他親自主持開標,親眼看見得標的糧商把“九千斤廢米”運走,他負責証明這一切,千真萬確。但是事實上三家糧行共同接下這筆大生意,他們以低價買去六萬多斤好米。“可以想象,偌大一筆糧款,絕非老板可以獨佔,許多人都會有一份。”

應該說,防弊的規定如此周密,作弊者破解跨越易如反掌。當時民間有順口溜來形容國民黨軍隊后勤部門的黑暗:“從糧(良)不如當倉(娼),當倉不如直接稅(睡)!”

“我雖已放棄一切理想,仍然不能甘心接受這樣的現實。”王鼎鈞嘆息。

在國共大決戰的關鍵時刻,如此糜爛的國民黨,有何勝算?《關山奪路》中頗多意味深長的細節,都指向兩個字:“爛根”,王鼎鈞明白:所效力的政權與軍隊,並非部分長官的問題,上行下效,已經從根子上爛掉了。

他寫道:他們部門從秦皇島撤退后,住在塘沽一個小鎮上,房東女兒俊秀,同事中一個押送員調戲她,回到辦公室和死黨計議如何弄她上手,“我想起了古人說的‘惡徒從來愛村姑’,我想起了當時民間批評國軍的順口溜:‘見了壯丁他要抽,見了錢包他想搜,見了女人他要勾’。東北的百萬共軍即將入關,華北的局勢岌岌可危,還有這等人不知死活。”

他寫道:他在天津一役中被俘,獲釋后,一群人如過街老鼠般走在天津農村,突然,一群農民揪住一個被釋俘虜拳打腳踢,“這是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他居然犯了老毛病,隨手拿了人家一個雞蛋。”

四

《關山奪路》中有一個專門的章節名為:貪污哲學智仁勇。

一個官中小貪官,特地給王鼎鈞講了他的“貪污哲學”:“合情仁也,合理智也,不必合法勇也”。貪污需要勇氣,“合情合理不能合法”,這是王鼎鈞當年同事長官的共識。

王鼎鈞詳細分析了當時的官場生態,以及貪官們的三道防線:

大家有不成文的盟約,若是一個貪官倒下來,揭開來,所有的加盟者都成一網之魚,他們必須互相保証人人可以全身而退。也正因為如此,依法的數目必須竭力擴大,他必須計算各方打點之后還能剩下多少,他必須籌劃怎樣使加盟者皆大歡喜,結果貪得越多越安全,這是第一道防線。

第二道防線,萬一官司上身,推給部下承擔,隻要部下說一句“這是我干的,上司不知道”,上級順水推舟,貪官金蟬脫殼。東方文化有“替死”的傳統,首長平時注意物色人選,以備不時之需。如果有一個年輕人,朴實率真,講忠講義,沒有才能見異思遷,有一點把柄可以掌握脅持,首長就提拔這個人,把他放在他自己不能達到的位置,由他感恩戴德,火中取栗。如果首長坐牢,他也該坐牢,他一人坐牢可以大事化小,首長還可以照顧他的家小,供應他在獄中的需要,安排他出獄后的工作。王鼎鈞一度特別擔心,自己被選中。

最大的恐懼是部下挺身檢舉。倘若“常在河邊走,怎能不濕鞋”,法網恢恢,那就啟用第三道防線,沒什麼了不起!抗戰時期,國府本有《懲治貪污條例》,明文規定要沒收貪官的財產,勝利后檢討戰時法規,認為這一條很像是專制時代的抄家,不合時代潮流,於是徹底修正,貪官失去權位,仍可以保有財富。“我曾聽見一位官太太在打牌的時候說:‘我們這一輩子和下一輩子吃不完也喝不完,什麼都不怕!’她的丈夫因貪污判罪,正在獄中服刑。”

作為基層軍官,王鼎鈞深知國民黨腐敗已如絕症,作為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第一人”的蔣介石,知道嗎?其實他完全知道,但他又有什麼辦法?他沒有信心也沒有能力來改變。1944年,案值高達20多億國幣的“美券貪腐案”被披露后,蔣介石暴跳如雷,但對此案腐敗之源頭、時任中央銀行總裁的孔祥熙,他一點轍都沒有。孔是他的姻親。他隻能在日記裡怒罵孔:“可恥之至”、“此人之貪劣不可救藥,因之未能午睡。”是的,他氣得都不能午睡了,但也僅此而已。

國民黨全方位的腐敗,已經整個綁架了國民黨,無論是高高在上的蔣介石,還是淪落塵埃的王鼎鈞,都無可奈何。

在徹底崩潰前夜,國民黨的“文膽”陳布雷自殺,他曾滿懷夢想,至此全部破滅,他很絕望,“前方軍事潰敗到如此地步,后方民心思變又如此”。他的最后一句話是:“讓我安靜會兒。”陳布雷名字之由來,是因為高中時面龐豐滿,被同學們戲稱為英文bread(面包)”,於是他就以諧音“布雷”為名。他死時,精神頹喪,頭發蓬亂,雙頰瘦削,形容枯槁。

油盡燈枯——這是陳布雷的遺容,也是當時國民黨敗退台灣前留給歷史的表情。

五

天津解放后,王鼎鈞當了俘虜,他得以近距離觀察解放軍,他的情緒是很復雜的:這些年輕的戰士,形容疲憊卻精神健旺,裝備粗陋但斗志昂揚,穿著土布軍裝,面容灰暗,隻有腰間插著一雙新布鞋,“兵貴神速,他們一晝夜可以急行兩百華裡,鞋子是最重要的裝備。”王鼎鈞心頭有個疑問:“個別看,解放軍哪裡是雄師?何以集體表現席卷江山?當時被俘的國軍軍官陷入沉思,沒有答案。”

在國民黨敗退台灣67年之后,北大教授潘維給出了答案:“當年的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區別是什麼?兩黨的目標似乎沒什麼不同,都是打倒軍閥、平均地權、民族解放。孫中山先生曾反復講,三民主義就是社會主義。然而,兩黨有兩個根本區別。第一,國民黨在平民百姓中沒有根,共產黨植根於平民百姓。第二,國民黨要扮上帝,給人民‘送慈善’﹔共產黨則要人民自己當家做主,讓人民組織起來自己解放自己。沒有根的國民黨迅速蛻變成了新軍閥,就完不成平均地權和民族解放的任務。共產黨深深植根於普通人民,動員人民,組織人民,以組織起來的人民力量為上帝。當共產黨感動了這個上帝,就沒有辦不成的事,上帝就幫共產黨‘移山’。從‘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缸滿院淨’,‘為家家戶戶排憂解難’,‘減租減息’,到真正實現‘平均地權’,共產黨時時惦念每家每戶的疾苦,人民也就堅決支持共產黨,把‘最后一塊布、最后一碗米、最后一個兒子’交到共產黨手裡……”

潘維這段話,寫在《大道之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社會主義》一書中的序言裡,序言題為“要警惕共產黨的國民黨化”。

黨風問題關系人心向背、黨的生死存亡和事業成敗。這就是歷史鏡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