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以腳丈量絲路文化

這位走得最遠的文人認為，絲綢之路的價值無與倫比，絲路文化的本性就是中華文明的本性

走近余秋雨，宛若品味一場文化盛宴，享用一次文化饕餮。

從學術研究、教育行政到實地考察、隨筆寫作，余秋雨經歷了不少徹底的攔斷和轉換，每次都是在別人認為狀態最好的時候離開，一遍遍地從零開始。他說：“我是個行路者，不願意在某處留連過久。”余秋雨認為，“行走”本身比寫作重要，腳板比筆頭重要，文字只是腳步和情感“現在進行時態”的實錄。

他曾為遠行而辭職，並給自己下了一個任務——穿越百年的苦難，去尋找千年的輝煌。“我們要尋找到我們所立足的這個文明的根基到底是什麼。我覺得千年的根基是在於大漢、大唐是怎麼起來的，這個一定和絲綢之路有關，它讓中國變成一個世界性的大國。”絲綢之路推動著亞、非、歐地區之間的商貿往來，也交織著中華文明與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希臘羅馬文明等諸多文明的對話。余秋雨說，如果將“一帶一路”建設與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相結合，建立起一條宏偉的文化交通線，那麼不僅可對外傳播中華文化，還可幫助亞洲文化在多元交流與碰撞中得到提升。

讓人費解的生活方式

余秋雨的妻子馬蘭是著名黃梅戲演員，18歲登台獻藝以來，先后在黃梅戲的舞台和影視劇中精心塑造出張玉良(《風塵女畫家》)、李碧翠(《無事生非》)、紅杏(《遙指杏花村》)、賈寶玉(《紅樓夢》)、祝英台（《梁山伯與祝英台》）以及雲花公主(《龍女》)、嚴鳳英(《嚴鳳英》)、崔鶯鶯(《西廂記》)等等藝術形象，光彩照人。

2000年，已離開舞台的馬蘭決定陪伴丈夫余秋雨共走“千禧之旅”。“千禧之旅”是一次以探尋古文明為目的的文化考察，是一檔電視節目，也是余秋雨寫書的素材來源。“千禧之旅”始於希臘奧林匹克，終於中國萬裡長城，歷時4個多月，跨越4萬多公裡，踏遍了全球10個國家。觀眾們跟著余秋雨一起，重游了四大古文明發源地和三大宗教發祥地，一起探索、破譯、感悟古文明的演變和興衰。

馬蘭曾說，余秋雨是上帝給她的最珍貴的禮物，她的人生因為余秋雨而完整。但在世俗的眼光裡，人們總是習慣性地不去看好那些年齡差距較大的夫婦。因為盡管愛情沒有年齡的界限，可年歲的區別總是容易帶來思想的差距。為此，馬蘭做出了許多方面的努力，盡力去彌補與余秋雨之間的思想差距，讓兩人的心靈處於同一起跑線，保持愛情的溫度和婚姻的長久。余秋雨說：“馬蘭不僅僅是有外貌美，在古典概念中，讀書的權利全部交給男子這一方，現在情況發生變化了。她不僅僅只是看重我的才，我也不僅僅看重她的貌。”

即使因為工作原因，兩人時常分開，可感情也沒有因為相守時間的減少而變淡。大部分時候，余秋雨和馬蘭都會攜手出席各類社會活動，兩顆心因此貼得更近。余秋雨接受採訪時說：“幾乎每三個月總會傳一次我和妻子離婚了，我和妻子一聽總是哈哈大笑，覺得他們真正關心過頭了。”

“我們感情很深，感覺很好，思想同步，我們屬於一見如故，從始至終關系都是非常的和諧和密切。我們既是夫妻，又是藝術伙伴，我們都非常尊重對方的父母，我的文化活動跟我的專業有關，也跟我妻子的專業有關。”看得出余秋雨對妻子的真情。絕大多數的社會活動，余秋雨和馬蘭都會攜手出席，這樣兩顆星星發出的光芒比一顆星星更加燦爛。

余秋雨的每一篇文章出來，馬蘭都是第一個讀者，她用不太演員腔的自然方式讀給他聽。他閉著眼睛聽，覺得在她讀的過程當中有點繞、或者有點卡的地方，他就會拿筆記下來，再回書房改，他說這等於照鏡子，因為馬蘭可能代表很多讀者的感覺。

為了潛心治學，余秋雨至今還堅持著“不訂報、不用電腦、不上網、不用手機”的原則。現代資訊如此豐富而日新月異，余秋雨的這種生活方式的確讓人難以接受。“作為一個社會的觀察者，您不擔心自己會與時代脫節？”他笑了笑，答道：“不會脫節，我還看電視中的新聞節目，做一個新聞評論員也基本合格。我不上網、不看報，主要是沒有時間去接受大量過眼雲煙的信息——我以前的博客是兩個女孩幫我弄的。我不參加會議，甚至從來沒有手機。要找我，隻能打我妻子或秘書的手機，由他們篩選。要想保持頭腦的疏朗、空闊，這樣才有可能面對長天大地，靜思生命的價值。”他說，他很想安安靜靜地生活。“我也不印名片，也不會開車，這是算過命的，說不能開車。我不全信，且也姑妄聽之。”

2003年初夏，中央電視台要拍攝余秋雨的一些早年生活片斷，幾位編導特別希望他領著他們去尋找余秋雨在“文革”期間到浙江奉化的一個半山腰上稱病避暑、潛心攻讀的那個屋子——一幢原先被稱作“中正圖書館”的老樓，居然被他找到。“那時，我通過早年一位老師的關系借住在老樓的一間小屋裡，整幢老樓絕大多數時間就是我一個人，我幾乎翻遍了蔣介石要他兒子蔣經國讀的所有古籍，以至今天打開那些陳舊書架時的熟練程度，仍然把真正的管理員嚇了一跳。”余秋雨說，當時他在這裡舉目無親、吃食無著，更找不到電話、郵局、電視、報紙，是徹底的放逐和封閉。廢棄的老樓外是密密的樹，樹外是層層的山，山頂是厚厚的雲。“山外的政治運動又波詭雲譎了吧？我一無所知。直到有一天從兩個山民口中聽到毛澤東主席逝世的消息才大吃一驚，離開那裡。但正是在這樣的環境裡，我以《四部備要》作靠山，比較深入地鑽研了中國文化。”

這些年來，余秋雨養成了一個讀書習慣：絕不東翻西翻、淺嘗輒止，絕不見縫插針、手不釋卷﹔要讀書先把大門關上，電話拔掉，收起精神，穩住氣息，而且，桌上隻能有一本書。他還講了一個有趣的故事：一位朋友因事犯法，要關四年，余秋雨便寫信到監獄，祝賀他這個大忙人竟然能獲得這麼一個靜心讀書的機會，並建議他主攻英語。四年以后，他的這位朋友帶著一部60萬字的譯稿走出了監獄。

用腳步親自丈量文明

中華民族自軒轅黃帝始，就有輝煌的夢想。“‘黃帝夢’的內容不管是冶煉金屬、發明文字，不管是和野蠻部落征戰，橫跨千裡萬裡，夢的主要內容，都是希望這個民族能夠延續。”余秋雨說，千秋萬代，黃帝的夢就是人的生存延續之夢。

誕生於春秋時期的“聖人”孔子可謂是位大夢者，他周游列國也是因為夢的召喚。孔子雖是個流浪的做夢者，但是抱有一個道義之夢、君子之夢。余秋雨說：“孔子把黃帝和炎帝的夢增加一個內容，就是要延續文明的話，一定要講道義。如果我們的人種、民族沒有道義的話，那我們很可能與野蠻的民族相等同。當我們和野蠻民族相等同的時候，這個社會就是叢林原則，充滿了血腥。”

“文明和文明之間為什麼那麼難以溝通，因為夢不同。每一個民族的夢都是不一樣的。”余秋雨認為，我們還沒有構建成一個完整的“世界夢”，還沒有構建一個完整的“人類夢”，所以每一個民族都在做自己的夢。這樣就會產生不了解，產生互相埋怨，甚至互相打斗。

“北魏孝文帝是鮮卑族領袖，曾經統治中國北方很大地方，是中國北魏重要統治者。他死的時候才33歲，我始終把他看成一個年輕的帝王，或者是一個年輕的夢想家。”余秋雨說：“北魏孝文帝的夢，就是鮮卑族和漢民族友好、團結、互補，啟動漢文化開放之夢。”

余秋雨認為，唐代是中國做夢做得最美麗的時代，唐代因為集合了前面幾任做夢者的全部成果，所以這個朝代的夢做得特別燦爛、豐富，也特別美麗。

“1200年前，唐代詩人白居易到浙江杭州來做官。白居易發現最漂亮的詩、最漂亮的夢不是寫在紙上，而應該寫在大地上。所以大詩人白居易在杭州做了一個很重要的詩就是修西湖，我們現在還可以看到那條白堤，用今天的語言來講，就是做生態之夢。”余秋雨如此闡釋絢麗的“唐代夢”。

2012年末，習近平提出“中國夢”，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這一時代解讀，既飽含著對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的深刻洞悉，又彰顯了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願望和宏偉願景，深情描繪了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生生不息、不斷求索的精神。余秋雨表示，一個宏大的“中國夢”，是無數“君子夢”的組合。做好真正“中國夢”，才能談構建完整的“人類夢”。

20多年前，余秋雨毅然辭去一切行政職務和高位任命，孤身一人考察並闡釋中華文明諸多被埋沒的重要遺址。20世紀末，他又冒著生命危險貼地穿越數萬公裡考察人類最重要的文明故地，對當代世界文明作出了一系列全新思考和緊迫提醒。古老的絲綢之路串起了東方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波斯文明和歐洲文明的經濟往來和發展，余秋雨不遺余力探尋幾大文明路線，對幾大文明的考察思考留下深刻的作品，開創了“文化大散文”的一代文風。

千年古跡、絲路花雨、滄桑古道、荒漠殘陽、城邑殘壁……雄奇的自然、迥異的文化，歷代文人總是透過極富張力的文字，將絲路之美收諸筆端。余秋雨用腳步丈量文明，尋覓中華文脈的根基。在余秋雨看來，絲綢之路是中國文化中非常重要的脈。他說：“絲綢之路作為文化的重心，作為人類文明的第一通道，並不是我們對古代的一種緬懷，而是一種從古到今一直存在的現實。”余秋雨認為，絲綢之路的價值無與倫比，絲路文化的本性就是中華文明的本性。

儒、法、道、墨……先秦時期的百家爭鳴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對中華文明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然而，余秋雨認為，“優秀不代表強大，光靠諸子百家，造不起偉大的唐朝，做不成輝煌的長安。”根據余秋雨的觀點，諸子百家有兩大缺點：一是太斯文了，嚴重缺乏執行力﹔二是爭鳴局限於漢文化，不知還有其他文明。而絲綢之路改變了這一切，中華文明獲得了一股馬背上的雄風。“魯迅先生講‘唐室大有胡氣’。是的，盛唐就是籠罩著強大的執行力的氣場。”余秋雨認為，大唐盛世離不開絲綢之路，中華文明也離不開絲綢之路，“中國的強盛與絲綢之路的暢通互為因果”。

“絲路風情，不單單是物產、樂器、服飾……它最根本的氣質，是對異態文明的充分欣賞。”在余秋雨看來，絲綢之路証明，差異造就大美，要為差異感到驚喜，要享受陌生。“行者獨步於遙遠的曠野，素昧平生的未知，遭遇處處的難題，隻因為一個執著的信任，敢於把世界上任何一片土地都放在腳下，為后來人踱步出一往無垠的疆土。”

“不管別人怎麼表示不屑，我們自知，這是一場歷時不短的生命冒險，天天面對未知，處處遭遇難題，居然全部走下來了。在那遙遠的曠野、陌生的街道中支撐我們的，除了目標，就是友情。我想用名單說明，人生在世，看怎麼組合。有的組合，雖然素昧平生卻能讓每一個生命都擺脫無聊，生發出霜籠月罩的山水氣韻，敢於合力把世界上任何一片土地都放到腳下。”在穿越數萬裡，不畏艱險，親身考察的經歷下，余秋雨筆下的山河文脈充滿了別樣的情感，將天高地闊、廣博無邊的蒼山遠海賦予了人文的情感，這是一個城市一個國度的堅定命脈，也是賦予人類山高水闊眼界的憑証。

“走得最遠的文人”挖掘文化ＤＮＡ

“有人說我是走得最遠的文人，這我承認。我喜歡走來走去。”余秋雨說。

余秋雨那別具一格的文化游記風格得到廣大讀者的認同。“寫文化游記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在歷史遺跡當中所產生的震撼型感動，我要抓住它並努力尋找其產生的原因。我寫文化游記，並不像有些人那樣，把知識和旅游點拼裝到一起就行了，而是每到一處時，當我被深深震撼以后，沒找出原因之前我絕不動筆，我要給自己留出好多問號，一個問號就是一篇散文。我也曾在許多美麗的勝地沒寫出文章，比如張家界，我承認它很美，但我在它的懷抱裡沒能被震撼。尋找景點內涵，實際上就是尋找我生命中的震撼。”

“經濟能給一個民族帶來富裕，但隻有文化才能給一個民族帶來尊嚴。”考察回來，余秋雨發現世界對中國的顧慮越來越大，對中國文化的誤解越來越嚴重。為此，余秋雨焦急地要向海內外闡釋中華文化的歷史現狀和出路。正好海內外也迫切地期待著這樣的演講，紛紛來邀請，因此他找到了自己新的講台。在哈佛大學、耶魯大學、馬裡蘭大學、紐約亨特學院等機構巡回演講時，每一場都人滿為患，連中國領事也隻能坐在禮堂外的台階上聽裡邊傳出的聲音。

從美國回來后，余秋雨又到聯合國在日本東京召開的世界文明論壇發表專題演講，論述差異共存的重要性，從歷史文化的角度分析“中國威脅論”的虛假性。“中華文化不喜歡遠征，這是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的根本區別。看上去是政治思維，實際上還是文化思維。知道熟土可依，遠土不親﹔知道家人思聚，故鄉難離﹔知道勝敗無常，禍福不永——這一些，都出自於文化心理。比哥倫布探險早60年的鄭和船隊那麼強大，到了那麼多地方，但從鄭和到每一個水手，沒有一個產生過一絲一毫搶佔領土的幻想，這就是文化的潛在控制變成了集體本能。”余秋雨強調說，中國古代的不遠征思維，使中華文化避免了耗損的災難，保証了長壽。“成吉思汗遠征時，還沒有納入中華文化的主體部位，他在遠征途中去世，最后問鼎中原的是他的后人。” 

“作為一個文人、一個學者，您最希望給社會留下什麼？”余秋雨想了想，說：“給社會留下什麼？這些年來我一直通過實地考察在探索中國人的‘文化基因’，倒是擁有不少讀者和聽眾，算是留給別人一點東西了吧，但現在資訊發達、信息爆炸，一切都是過眼煙雲，估計什麼也不會長時間留下。不留下才好，讓大家在精神上輕鬆一點。為什麼孔子、孟子比我們偉大？原因很多，其中一條，是歷史並沒有給他們‘留下’那麼多遺產，像我們似的。他們所看的書，所知道的‘知識’，一定比我們少得多。結果，他們心地疏朗，精神空闊，可以靜靜地與天地對話。我們心中已經塞滿了文化垃圾，因此也不要把自己的文化垃圾塞給后代。什麼也不留下，還給世間一個干淨的天地。天地中，留下污染物固然不好，留下過度‘營養’也不好，過度‘營養’就是污染，像昆明滇池似的。”

余秋雨一直在世界各地考察世界文明，一路演講，邊走邊說。作家白先勇曾如是評價：“余秋雨先生挖掘到了中華文化的ＤＮＡ。”採訪結束，余秋雨在記者的題詞本上認真地題寫“行者無疆”四字。是的，走在路上的文化人永遠行進在無涯的生命追求之中！

（《中華兒女》雜志 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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