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周總理學當領導

周恩來多次說過，“我不是帥才”。這是他對自己從政經歷的清醒評價，也是對自己在中央領導集體中的角色定位。數十年來，他甘當配角，真誠地做毛澤東的助手，全力以赴，鞠躬盡瘁，書寫了與偉大領袖親密合作的絕唱。

周恩來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在半個多世紀的從政生涯中，他歷經政治風雨的洗禮和復雜環境的考驗，鑄造和展現出非凡的政治智慧和領導才能，很早就進入並長期處於黨的最高領導層，為開創和建設新中國立下了豐功偉績。其間，周恩來就如何當好領導有過深刻的總結，對許多領導干部進行過指導。學習周恩來的有關論述、體會他的具體指導，能夠幫助領導干部更好地提升能力與水平，成為一名優秀的領導者。

“你我都當不成領袖”

周恩來多次說過，“我不是帥才”。這是他對自己從政經歷的清醒評價，也是對自己在中央領導集體中的角色定位。數十年來，他甘當配角，真誠地做毛澤東的助手，全力以赴，鞠躬盡瘁，書寫了與偉大領袖親密合作的絕唱。

時勢造英雄。周恩來1921年旅歐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開始了波瀾壯闊的職業革命生涯。1928年在黨的六大上，他由於領導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和南昌起義的杰出才能，得到全黨的承認，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進入中央核心領導層。此后，周恩來負責主持中央日常事務，包括軍事工作，聯系和指導“朱毛紅軍”。1931年底周恩來到中央蘇區后，就任蘇區中央局書記，成為毛澤東的直接領導。

在革命斗爭實踐中，周恩來發現毛澤東的領導才能和軍事才華高於自己，也高於其他領導同志。這種認識來自於第一、二、三次反“圍剿”乃至第四次反“圍剿”斗爭的勝利經驗，同時也來自於第五次反“圍剿”斗爭失敗，中央紅軍被迫戰略轉移的沉痛教訓。在長征途中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上，周恩來從中國革命的前途出發，不計個人名利得失，堅決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力主他進入中央最高領導層。

為確立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周恩來竭盡全力地做黨內高層同志的思想工作。遵義會議后，被解除最高領導職務的博古不想交權，說要向共產國際報告。這樣，中央的兩個挑子，一個是中央的印章，一個是中央的文件，還跟著博古。為勸說博古交權，周恩來與他進行了一次長談。周恩來推心置腹地說，你我都是吃過洋面包的，你是留俄的，我是留日留法的。吃過洋面包的人都有一個大缺點，就是對中國的國情不是那麼了解。自從我領導的南昌起義失敗，我就知道中國革命靠我們這些吃過洋面包的人領導不行，我們要找一個真正懂中國的人，這個人才有資格領導中國革命，而且他才能夠把革命搞成功。老毛就是這樣的人，他懂中國。你我都當不成領袖，老毛行，我們共同輔佐他，大家齊心協力把這個事情搞成。博古被周恩來的話深深打動，第二天就交出了中央的印章和中央的文件。

之后，由毛澤東、周恩來和王稼祥組成新的三人團，以毛澤東為首。由此，我們黨開始形成毛澤東為領袖、周恩來為助手，以毛周為主導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雙星合作、相輔相成，開啟了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新天地。作為偉大的戰略家，毛澤東善於提出戰略構想﹔作為杰出的管理者，周恩來則善於將毛澤東的戰略構想變為現實。周恩來全心全意地維護毛澤東的核心地位。正如華裔英籍作家韓素音所說，周恩來“發現了一個高瞻遠矚的天才，在這個天才的身上，他傾注了自己對中國深摯的感情”。

對軍事家而言，要知己知彼。對領導者來說，知人知己才能找准自己在領導集體中的位置。須知，當好配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俗話說“紅花還需綠葉配”，主角離不開配角，而配角在領導集體中同樣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可以大有作為。

“要講大局”

周恩來有一句名言:“遇事講大局,全國一盤棋。”周恩來是全黨講大局的楷模。無論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他都始終把黨的利益放在首位，自覺講大局、守紀律。他帶頭這樣做，還隨時教育領導干部也要如此。

1961年1月，周恩來總理訪問緬甸歸來，在昆明停留。他不顧旅途勞累，緊張地投入工作。為了讓總理適當休息，一天，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基偉請周恩來出席軍區文藝晚會。

二人同乘一輛車，離開招待所去觀賞演出。途中，周恩來不時把目光投向車窗外，向秦基偉詢問有關情況。他看到路旁有一座即將落成的建筑，就問：“這是什麼建筑？”秦基偉答：“是軍區新建的一個國防教育展覽館。”周恩來追問：“你們修這個干什麼？”秦基偉說：“准備陳列戰爭年代的武器和戰斗英雄、模范的事跡材料，讓部隊參觀學習，加強國防觀念。”周恩來聽了嚴肅地說：“北京已經有了軍事博物館，你們這裡就不要再搞這類建筑了嘛！現在國家經濟困難，還搞這麼多樓堂館所干什麼？你們既然搞了，我看就把它交給閻紅彥吧。”閻紅彥時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周恩來要秦基偉把這幢建筑交給他，是要部隊把它交給地方。

秦基偉沒有立刻表態，把它交給地方，他著實舍不得。軍區修建這個展覽館，沒有向國家要錢，也沒有向地方求援，所花500萬元工程費，全部是自己節省的。周恩來似乎看透了秦基偉的心思，加重語氣說：“全國一盤棋，要講大局嘛！交給地方，也是支援國家建設，比你們留著它用處大。你看怎麼樣？”周恩來言簡意賅，給秦基偉上了一課。秦基偉深受教育，當即表示：“好，我們照總理的指示辦。”

第二天，秦基偉主持召開昆明軍區黨委會議，傳達周恩來的指示。與會同志開始也舍不得把展覽館交給地方，可大家畢竟受黨教育多年，懂得小道理必須服從大道理，局部利益必須服從全局利益，這是一個組織紀律性問題。與會同志經過討論，一致表示：堅決執行總理指示，把展覽館無條件地交給地方。

周恩來離開昆明前，重提展覽館的問題，詢問秦基偉的最終意見。秦基偉匯報了軍區黨委會議討論的結果。當時閻紅彥也在場，他問秦基偉：“你們真的舍得嗎？”秦基偉說：“有啥舍不得的，聽總理決定嘛。咱們過去打仗還不是這樣，一切行動聽指揮，執行命令，完成任務，不講價錢，不打折扣。”聽了秦基偉的這番話，周恩來滿意地笑了。

領導者要有大局觀念，想問題、作決策、干事情都應當跳出一地一己的局限，處理好本單位與外單位、本地區與其他地區的關系。講大局，要嚴守紀律。否則，就會政出多門、各行其是，損害整體戰略部署，妨害整個發展大局。

“坐在飛機上也可以搞點調查”

周恩來曾經專門論述過“怎樣做一個好的領導者”，從理論與實踐結合上提出了獨到的思想與方法。他還隨時隨地，把自己的從政經驗和體會傳授給領導干部，熱情地幫助他們提高能力與水平。

1953年11月，周恩來到上海視察工作，在聽取了上海市委主要領導匯報后，又要市委副書記谷牧（分管工業交通方面工作）等匯報工交生產和市場情況。匯報中，他不時問起前面說過的數字。由於剛剛匯總有關數字，谷牧沒有全部記住，不得不翻看本子。周恩來見了，笑著說：“不用翻了，我記起了，是××××吧？”周恩來博聞善記，說得分毫不差。接著，他告誡谷牧：“搞建設，並不比打仗容易。當高級干部的，一定要下決心鑽進去，由外行學成內行。”谷牧牢記周恩來的教誨，在以后的20多年中，每次向總理匯報工作，總要事先把一些基本數字弄清記牢。

1955年1月，周恩來帶領幾位部長去東北開協作區會議。剛調任國家建委副主任兼國務院第三辦公室副主任的谷牧，也隨總理出行。登上飛機后，周恩來與部長等同志親切交談起來。過了一段時間，周恩來停止了暢談，把服務員叫來問道：“快到山海關了吧？”服務員答：“是的，總理。”周恩來又叫來秘書，讓他通知駕駛員，飛得低一點、慢一點，到山海關時，在上空轉個圈子，讓機上的幾位部長把下面的情況好好看一看。周恩來還對谷牧說：“你是管工交的，坐在飛機上也可以搞點調查嘛。到山海關的時候，你從窗口往下看，數一數幾分鐘之內有多少列火車進出山海關。山海關是連接東北地區與華北地區的咽喉，東北地區是我們國家的工業基地，從山海關的車輛進出情況，可以看出點我國目前工業交通方面的大情況呢！”谷牧和總理的秘書一起，認真地執行周恩來下達的任務。飛越山海關后，谷牧他們把記下的數字報告了總理，周恩來笑著說：“這個數字在會上還有用哪！”周恩來就是這樣言傳身教，給予干部以具體的指導。

領導者要善於學習，把學習作為一種終身追求，不斷提高自己的能力與水平。要學理論，也要學經濟、學科技、學法律、學歷史等專業知識和各種新知識，還要學領導方法、學實踐本領。隻有掌握了“十八般武藝”，才能克服“本領恐慌”，緊扣時代前進的節拍，得心應手地開展工作，為黨和人民建功立業。

（《刊授黨校》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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