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一個平凡而偉大的靈魂

這塊土地訴說著一位縣委書記的故事，訴說著一種代代傳承的精神。一個不朽的名字不僅感動過全中國，而且影響一代代中華兒女

蘭考，焦裕祿精神的發祥地。

這塊土地，於我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那篇《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的大通訊曾感動過我一回又一回，從此我知道了中國最著名的縣委書記焦裕祿，知道了曾飽嘗風沙、內澇、鹽鹼之苦的豫東蘭考。正是在那民生多艱的非常時刻，黨組織派來了焦裕祿！陌生的是，這裡給人的視覺感官一時難以與歷史對接，這裡正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

當年的火車站候車室裡，到處是衣衫襤褸、爭相離去的災民。今天的站台上，迎面而至的是衣著光鮮、難掩喜悅的歸鄉人。當年，看到那些背井離鄉的災民，焦裕祿的眼睛濕潤了。今天，看到幸福而時尚的蘭考人，我的眼睛為之一亮。

就是在這小小的火車站，蘭考人民曾迎回“被蘭考活活累死”的、已病逝近兩年的焦書記。自火車站離墓地不到三裡地，也就是今天的裕祿大道，那一次卻走了整整兩個半小時。當年那一天，成為蘭考歷史上一個被淚水浸泡的黑色日子。而今的每一天，蘭考這個城市因為焦書記而擁有無尚的榮光與自豪。

我用腳步丈量這片熱土，用鏡頭記錄時代變遷，去尋覓、去發現……如今，蘭考變了。原來一眼望不到邊的黃沙地、鹽鹼地早成了綠茵如毯的良田，原本片片窪窩上挺起條條如龍干渠。一樹樹粉紫的泡桐花開得正盛，一座座高樓向來者炫耀著繁華，一張張笑臉寫滿幸福與快樂。更為高興的是，一個不朽的名字不僅感動過全中國，而且影響一代代中華兒女。

再也找不到以前課本上的蘭考印記，於是我決心透過蘭考變化的表象，去捕捉變化深處的那個精神之魂。村口、學校、街道，紀念園、塑像、碑刻，訴說著一位縣委書記的故事，訴說著一種代代傳承的精神。

回應“時間去哪兒了”與“家風”

近年來，央視在《新聞聯播》推出了特別調查系列節目，各地被採訪調查的包括各行各業的民眾。隨著央視的傳播，一些話題成為社會的熱詞。在此，我模擬以央視記者的身份“採訪”如果仍然生活在今天的好榜樣焦裕祿，那麼設想看他面對同樣的問題作出怎樣的回答。

當年，你的時間都去哪兒了？或許，焦裕祿會回答：我的時間都在基層、在群眾中、在調研的路上。的確，蘭考當年的地形地貌、角角落落，他都熟悉，在蘭考的那一年零三個月裡他靠兩條腿、一輛破自行車走訪了全縣140多個大隊中的120多個，行程5000余裡。今天，我尋訪所踏過的腳印，很可能與他的身影重疊，仿佛看到他俯下身子、放下架子、拉下面子，甘當學生，深入群眾、走進田間、坐上炕頭，與基層群眾進行心貼心、手牽手、面對面交流，仿佛看到他“雪中訪貧”、“雨中查水”……是呀，隻有經常到基層走一走、轉一轉，就可以交到很多群眾朋友、得到很多在材料上讀不到的信息，聽到真言、看到實景、得到實情，發現很多群眾亟待解決的問題﹔隻有潛入“深水區”，才能“抓大魚”。

你的家風是什麼？焦裕祿一定會這樣鏗鏘作答：不准搞特殊！家風，是一個家庭的風氣、風格與風尚，是一個家族的文化基因，是塑造后輩的無形力量。孩子被同學取笑“縣委書記的姑娘穿著還不如我們”時覺得委屈，焦裕祿對孩子說：“書記的孩子並不特殊，要說特殊，隻能是更加愛學習，愛勞動，而不是愛攀比。學習上向先進看齊，生活條件跟差的比。”而今，受父親影響，焦氏六姊妹為人處事低調，嚴於律己，從不敢“搞特殊化”，他們每人都說“因為我是焦裕祿的孩子”。

一個好的家風能使一個家庭人才輩出、源遠流長﹔一個好的家風能影響到社會的和諧和穩定。每個家庭擁有良好的家風，方可改變國家的風氣。焦裕祿深諳此道，並身體力行著。他視百姓為家人，總是帶著糧食和錢款去看望災民，總是笑著說：“我是您的兒子，是毛主席派我們來看你來了！”在焦家后代眼裡，父親的“不准搞特殊”，就是深入基層群眾，與群眾打成一片，廉潔奉公，自覺把權力關進牢籠，不通過特權謀利。兒子焦躍進說：“在我的成長過程中，爸爸對我既是一種精神財富，同時也是一種壓力。這種壓力對我是一種鞭策，我絕不能給他老人家臉上抹黑。”

“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家風不正則政風難平，很多貪官腐敗分子的墮落起點，正是始於在“家風”問題上未能把握住自己。作為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都應該用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把自家“家風”樹立起來，從而造福家人，造福社會！

作為紅色后代，焦守鳳說：“我們要做的是努力工作，按我爸的要求，不向組織張嘴提要求，不向組織伸手要這要那。我們要求孩子在工作上也一定要努力，自己的路自己走，不要因為姥爺在全國有名望，就借他名望做事，姥爺是姥爺，你是你。”女兒焦守雲說：“父親教育我們不能搞特殊，但做焦裕祿的孩子，又的確很‘特殊’——我們必須耐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貧。”當然，焦裕祿精神，是焦家的家風，更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大“家風”與“傳家寶”。

幸福觀與人民公朴情懷

你幸福嗎？正在忙於下鄉的焦裕祿如果被記者突然拿著話筒上來直接如此發問，那麼他可能會不容思考，如此給出答案：幸福，從字面上來講，就是有幸和福氣，我早年沒有因為貧窮而被餓死、沒有被鬼子折磨死，能活到今天，這是我的幸運與福氣，因此我當然幸福﹔從另一個角度看，今天我有機會當人民公仆，為人民服務，有機會帶領大家造福一方，自然很幸福！哈哈，我不姓“福”，我姓焦，但是我盼望大家都幸福！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焦裕祿是一個隻會忘我工作、隻知道拼命硬干的鐵人。然而，在家人的記憶裡，焦裕祿情趣多多、才氣非常、激情向上、熱愛生活，是個帥哥，有文藝范兒。事實上，當年南下途中黨組織分配焦裕祿搞宣傳，主演歌劇《血淚仇》就聲情並茂，讓方圓十幾裡觀看的老百姓哭聲一片﹔后來尉氏土改時，他的住室裡經常傳出優美的二胡聲，愛妻伴唱，其樂融融﹔在大連起重機廠實習期間，還曾陪著蘇聯專家下過舞池，風度翩翩，引來一連串的叫好聲。他在籃球場上是中鋒，在寫作上是筆杆子，可謂全面發展，多才多藝，完全有理由好好享受生活的樂趣與幸福。他對生活的無限熱愛，曾強烈地感染著他身邊的每一個人。可是，焦裕祿好多年就一直肝臟脹痛，但他總不放在心上，每次痛得厲害時就用牙刷、茶杯蓋等硬物隨手頂在痛處，繼續工作，他辦公室坐的那把藤椅就這樣被他頂穿了一個大窟窿。

名為裕祿，人民得裕己無祿﹔心系國家，夙夜謀國身忘家。焦裕祿的名字，原本就寄托有上輩期待他不受苦、過上豐衣足食的太平日子這一美好含義。事實上，苦出身的他一輩子歷盡艱辛，從未享受過屬於自己的好日子。在焦家孩子的印象中，父親總是在不停地忙碌著，“天不亮就走了，中午在單位食堂吃飯，晚上還要在辦公室看文件、開會，有時候直接睡在辦公室”，但是父親非常疼愛他們，“每次回家見到我們，都會摸著我們幾個的頭，問問最近表現怎麼樣，他從來沒有打過和罵過我們”。這是焦裕祿最朴素的幸福，也是焦家的幸福時光。然而，他把更多的幸福給了貧苦大眾。他堅持生活儉朴、勤儉辦事，堅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他的衣、帽、鞋、襪總是補了又補、縫了又縫。

幸福本來就是一種生活感受、一種人生體驗、一種追求過程。幸福是一個謎，讓一千個人來回答，就會有一千種答案，但一般人都會說：幸福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在別人的眼裡。可是，焦裕祿的幸福更多來自群眾的幸福，群眾幸福他就認為幸福。

誰是家裡的頂梁柱？如果被問這樣的問題，那麼焦裕祿面對央視的攝像鏡頭一定會說：早年，好強、勤勞的母親是家裡的“頂梁柱”﹔慢慢地，我挑起了養家糊口的擔子﹔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后要用自己的愛心與肩膀呵護幸福的一家，愛就是責任，責任就是“頂梁柱”——不只是經濟上的“頂梁柱”，還要當精神上的“頂梁柱”！在家庭，我是承載一家人期望的“頂梁柱”，作為人民公仆，我則是一方百姓的“頂梁柱”，要為一方百姓謀劃未來，要給社會創造更多的價值。

頂梁柱，原本是指用於支撐房屋橫梁的立柱。焦裕祿在小家作為“一家之主”、全家的靈魂人物，讓一家大大小小有依靠，形成一種特殊的積極向上的磁場，營造一種溫暖而幸福的家的氛圍﹔作為蘭考這個大家的“大家長”、主心骨，他是蘭考的“頂梁柱”，敢於擔當，敢於率領班子團結一致形成整體合力、發揮核心作用，靠前指揮，密切黨群干群關系，無愧於黨的信任，無愧於組織的重托。

俗語曾道：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柱（梁）不正垮下來。上梁，即頂梁，上梁不正，下梁必定是歪的：中梁即頂梁柱，頂梁柱如果不正，房子肯定就會倒塌。孔子言，“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從政者必須品行端正、公道正派，才會有威信。“打鐵還需自身硬”，要擔當，就必須肩膀硬、腰杆直。作為“頂梁柱”，如果經不住考驗，抵不住誘惑，稍有閃失就會失之於組織，失之於家庭，造成事業夭折、家庭離散，讓大家、小家傾塌。惟有用好手中的權力，為黨的事業添磚加瓦，才能共建科學發展的高樓大樓。任勞任怨、敢於擔當、心裡始終裝著群眾的焦裕祿為我們作出了表率，他站起來是把傘，為群眾遮擋風雨﹔俯下身是頭牛，為人民鞠躬盡瘁。在物質上，焦裕祿給蘭考人民留下了一座“綠色銀行”﹔在精神上，他更為蘭考人民留下了一座豐碑！

群眾心中永恆的豐碑

你的時間都到哪兒去了？你的家風是什麼？你幸福嗎？誰是家裡的頂梁柱？拋出的一個個話題，焦裕祿用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實踐作了積極的回應，用赤誠與真情作了響亮的回答！他把做官當成做事，把行權當成履責，敢於在困難面前“逞英雄”，不“作秀”、不搞“面子工程”。我感悟，他之所以深受人民群眾愛戴，是因為他始終與老百姓心相連、情相依。

尋訪的過程，就是經受一次思想的洗禮的過程，收獲著感動。焦裕祿一向倡導把鏡頭對准群眾。作為縣委通迅干事的劉俊生曾經常帶著相機隨焦裕祿下鄉，卻沒能給焦裕祿留下幾張照片，“一說給他拍照，他就攆人”。焦裕祿在蘭考僅有的四張照片，竟有三張是偷拍的。接受專訪，年過八旬的劉俊生老人緊攥在手裡的紙巾已經濕透……

早年喪父的焦裕祿，日后坐過牢、下過煤窯、做過苦力、打過長工、當過兵、南下過、剿過匪、搞過農業、從事過團工作、當過共和國的第一代工人，他在蘭考工作隻有一年多，卻把人民公仆的本色詮釋得淋漓盡致，在群眾心中鑄就了一座永恆的豐碑。

苦“難”的童年、劫“難”的青年、為他人排憂解“難”的中年，人生因為有“難”同行而豐富多彩。逃“難”的經歷讓他接受“難”得的歷練，落“難”的生活讓他懂得知“難”而進的真諦，艱“難”的歲月讓他品味“難”能可貴的酸甜。一個個“難”，讓常人“難”以置信，讓勇者享受患“難”，讓志者有“難”同當，讓智者創造千載“難”遇。多“難”興邦，磨“難”勵志，焦裕祿一言“難”盡的傳奇會成就民眾“難”忘的佳話。

焦裕祿的魅力，在於“他心裡裝著全人民，惟獨沒有他自己”﹔在於他相信群眾，依靠群眾，一切想著群眾，一切為了群眾﹔在於他帶頭實干，一步一個腳印﹔在於他有不屈不撓勇於克服困難的精神，而且善於從消極因素看到積極因素，從困難中看到希望，看到光明﹔在於他一生艱苦朴素，以清廉、潔白的生活為樂為榮。這是焦裕祿精神依然常青的答案！

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焦裕祿所做的每件事都心系民生，所說的每句話都出乎民聲。即便在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也仍在關心群眾的安危和生活。臨終前，他提出的惟一要求，就是他死后“把我運回蘭考，埋在沙堆上。活著我沒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著你們把沙丘治好”。

春日的蘭考大地到處生機勃勃，蘭考處處傳頌著焦裕祿的事跡。變化的是天地，不變的是精神。蘭考縣委大院仍保留著當年的老樣，“為民、務實、清廉”幾個紅色大字醒目地懸挂於簡朴的辦公大樓外牆上，樓頂上巨幅標語“傳承弘揚焦裕祿精神，加快建設美麗蘭考”尤為扎眼。是呀，共產黨人的精神沒有離去，焦裕祿的偉大靈魂還長存蘭考，長存天地！

那株多人才能合抱的擎天泡桐，被百姓稱為“焦桐”，是焦裕祿魁梧身影的象征、堅韌不拔精神的化身。民間有諺：樹有多高，根有多深。焦桐之所以能傲然挺立在蘭考的風沙、鹽鹼地裡，就是因為那根扎得深，能夠吸取大地深層的水分和養分。讓人欣慰的是，根系發達的焦桐，已衍生出第二代、第三代……這是精神的生發，這是精神的葳蕤！

根，深扎於土地裡﹔葉，伸展在雲霞中。枝繁葉茂的，不只是泡桐，茁壯的更有精神。蘭考，因焦裕祿精神而富有！中國，因為焦裕祿精神而富強！

做官當學焦裕祿！作為黨員干部，無論職位高低、能力大小，都應向焦裕祿看齊，不忘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從身邊事抓起，從細微處查起，從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入手，深入條件艱苦、矛盾集中、困難突出的地方，盡力辦順民意、解民憂、增民利的實事好事。學習他明確了“為了誰”、搞清了“依靠誰”，從根子上解決了“我是誰”。隻有擁有赤誠之心、公仆情懷，才能贏得群眾的信賴和擁護，才能在堅定理想信念中積蓄正能量，在深入基層一線中汲取正能量，在服務人民群眾中傳遞正能量，努力做黨和人民滿意的好黨員、好干部，爭當科學發展的排頭兵、領跑者。

做人當學焦裕祿！學習焦裕祿，不囿於領導干部層面。作為一個普通公民，可以學習焦裕祿不為名利所惑、不為浮華所動、不為困難所阻，老老實實做事、堂堂正正做人的風骨，克服浮躁、務虛的缺點，保持實事求是、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善於在挑戰面前捕捉和把握發展機遇，敢於擔當責任，勇於面對矛盾，不因取得成績而驕傲自大、不因身處逆境而垂頭喪氣，始終保持那麼一股勁兒、那麼一腔干事熱情、那麼一種拼命精神，塑造職業精神，在不斷的追求中實現人生的價值，把個人的人生價值實現融入到時代前進的步伐中，爭當中國夢的追夢者、筑夢者。

焦裕祿，是縣委書記的榜樣，也是全黨的榜樣、全體中國人的榜樣。焦裕祿是為民、務實、清廉的典范，是“三嚴三實”的標杆。焦裕祿精神與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主題高度契合，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高度契合。人是需要有一點精神的，一個政黨、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一個民族也是如此。學焦裕祿，弘揚焦裕祿精神，可補精神之“鈣”。

學焦裕祿，不能搞刮風式運動，想像他那樣干幾件讓老百姓豎大拇指、多少年還念叨的實事，就要把他的精神元素融入為政處世之中，要切實根除心理上的“浮躁”、作風上的“浮漂”、工作上的“浮夸”、思想上的“浮名”，以更實的作風鋪實群眾路線。

時間會帶走許多東西，會抹去許多記憶，但焦裕祿的公仆情懷、求實作風、奮斗精神和道德情操常在。焦裕祿是感人的，如果我的文字沒有觸動大家，那麼隻能是說我們的筆力不夠。不過，我們是在用心尋訪一個真實的平凡偉人，願意用情復活一顆充滿正能量的偉大靈魂。我們相信，真實是最大的力量，有了真實就一定能感動你我。 

歲月如歌，人生如詩。詩般的中國，需要詩一樣的精神。對焦裕祿的尋訪與追尋，隻有逗號，沒有句號。焦裕祿的人生，每一個字符都是動人的，可以吟出無窮的韻味。

焦裕祿，值得咀嚼，更值得細品…… 

（《中華兒女》雜志 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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