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學習縱橫談

著名學者、當代作家王充閭，是遼寧省委原常委、宣傳部原部長，遼寧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遼寧省作家協會名譽主席。長期堅持從事文學創作與學術研究，在國內外二十幾家出版社出版散文隨筆集《淡寫流年》《何處是歸程》等近五十種，詩詞集《鴻爪春泥》《蘧廬吟草》，學術著作《詩性智慧》《古文今賞》等﹔有《充閭文集》二十卷。散文集《春寬夢窄》獲中國作家協會首屆“魯迅文學獎”。幾十年來，他堅持每天讀書，積累了豐富的讀書經驗。不久前，本刊記者圍繞當前形勢下，黨員領導干部為什麼讀書、如何讀書、讀什麼書與他進行深入交流。聽王充閭講自己的讀書學習體會，娓娓而談，是一種享受，也是一種精神啟迪。

為什麼讀書？

讀書學習，表面上看是個人的事，實際上關乎整個民族、國家的發展進步和前途命運。

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小康”一詞源於《詩經》和《禮記》，它是中華大地上遠古先民的一個理想。今天，我們把它作為中華民族的一項庄嚴使命提出來。按傳統說法，“小康”的含義：精神層面是重禮，亦即精神文明﹔社會層面是安民，安居樂業﹔物質層面是富足，百姓豐衣足食。可以說，“小康”從來就不只是一個物質價值評判，其精神文化價值是重要的內核。為此，習近平同志突出強調，要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它的重要載體之一就是中華優秀文化典籍、經典著作，這是人類文明最重要的精神寶庫、思想寶庫、知識寶庫，更是先進價值觀、先進信仰、崇高使命感的精神源泉，是聚民心、塑國魂的源頭活水。當今迫切需要通過讀書學習，著力推進傳統文化的現代化進程，構建與傳統文化一脈相承的現代化話語體系，為“中國模式”提供有力的價值支撐。此為其一。

其二，是時代發展的迫切需要。人類社會從農業社會發展到工業社會，現在又進入信息社會。自從1946年第一台電子計算機誕生，信息化經歷了數字化並向網絡化和智能化發展的過程。在我們生活的物質世界之外，又產生一個數字世界——網絡空間。大力發展信息產業，特別是促進“互聯網+”、雲計算、大數據等熱點領域的發展，已經成為我國“創新驅動、轉型發展”國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現在，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互聯網和手機用戶最多的國家，成為數據資源最豐富的大國。如何抓住機遇爭得大數據時代信息科技發展的主動權，成為新的課題、新的挑戰。過去傳統社會，在管理上面對的是自然與社會、農業與工業、城市與鄉村三個空間，現在進入信息社會，三個空間之外，我們還要面對虛擬空間與現實空間的疊合。它的特點是，結構復雜、價值多元、利益分化、行為隱匿、風險倍增﹔每天的新事物、新矛盾層出不窮，如果不能通過讀書學習，與時俱進地增強知識能力，連適應都成問題，更何談引領。

其三，從自我實現角度說，讀書學習，才能更好地實現自我。這裡要說兩句話，一是時代的要求、祖國的需要。日本戰略之父大前研一有言：“一個國家的未來，取決於該國人的頭腦，而頭腦則取決於讀書多少。”另一句話說的是，自我學習、自我完善、自我提升、自我超越，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用人類文明的成果，不斷進行精神塑造、價值觀塑造和文化塑造，這是最大的自我實現。我們常說，要擺脫平庸，有所作為。何謂平庸？平庸是一種被動而又功利的謀生態度。平庸者物質方面什麼也不缺少，只是精神匱乏，感受不到外部世界的精彩，人類歷史的厚重，終極道義的神聖，生命含義的豐富。要擺脫平庸，就要用古今的知識、智慧來“澆灌”干涸的心泉。隻有書籍，才能把高貴的生命、智慧的靈悟和美德的教養呈現給你。

現在有一個說法：凡是活著的人都是一種“耗散結構”。所謂“耗散結構”，就是說一個遠離平衡狀態的開放系統，在一定的外界條件下，通過不斷地與外界交換能量和物質，就可能由原來的無序狀態轉變為穩定的有序結構。人本身是一個開放系統，需要不斷地同外界交換能量，充實、提高自己。在一個信息、知識大爆炸的時代，不同外界持續地“交換能量”，就無法實現與時俱進的要求。教師、作家、編輯、記者，也包括各級各類干部，整天都輸出知識、溝通思想，作出判斷、進行決策，更迫切需要注入新的能量，通過讀書學習來增長知識、增加智慧、增強本領。

當今處於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我們共產黨員特別是各級黨員領導干部，亟待提高思想素養和明辨是非的能力，減少盲目性，增強預見性。經驗証明，一個對思想不感興趣的人，也可能很能干，但絕對談不上有深度、有遠見﹔心靈底子薄弱的人，既禁不起失敗，也承受不了成功，挫折和掌聲都會使他倒下去。魯迅先生在批判國民性的時候，說中國人常常一轟而起，一轟而散，這就是靈魂沒有根柢。我們應該以深厚的人文修養來抵御這種浮躁與茫然，有底氣，有正氣，使思想水准、精神境界大大向前推進一步。

如何讀書？

在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史上，傳統社會逐漸構成了官方、士人、民間三位一體的閱讀體系。到了現代，則是呈現教育閱讀、專業閱讀、大眾閱讀“三駕馬車”並行的局面。我們這裡所講的，側重在大眾閱讀，亦即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倡導全民閱讀”這個層面。

說到思想障礙，社會上較為普遍地存在著“讀書無用論”和“讀書過時論”的干擾。這在當代中國並不陌生，“文革”是其極致，而這些年又死灰復燃。究其原因，與金錢至上、物欲橫流、功利化、短視化有直接關系，既有個人因素，更有社會大環境影響。在社會重大變革過程中，伴隨著社會秩序的重建，工具理性及相伴而生的功利主義、實用主義會加速膨脹，而價值理性則處於失落、衰萎狀態。對於正當與否的考慮，會被能否現得利、能否行得通的現實計較所代替。當人的欲望被市場化力量全面煽起而失去制約時，人們的精神追求會逐漸弱化，而金錢、享樂、感官刺激則會相應地增長。加之現實社會中，誘惑多、應酬多、娛樂多，一些同志缺乏定力，擺脫不開這些方面的牽扯，置身其間不能自拔，反過來又抱怨工作忙、事務多、矛盾錯綜復雜，沒有片刻清閑，騰不出時間來讀書學習。不少同志沒有養成讀書習慣，心浮氣躁，每天主要是“刷屏”，以圖代書，以上臉書、刷微博代替閱讀，結果是精神生活趨向符號化，閱讀流於感官化、快餐化、傳媒化，欲望的滿足取代了意義的追求，思索代之以官能享受。即便讀書，也往往停留在淺層次上，淺嘗輒止，“看書看皮兒，看報看題兒”，不讀原著，滿足於從報刊上摘抄幾句警語，或者尋找一些小感悟、小道理、小情趣的東西，缺乏計劃性、目的性、連續性，零敲碎打，雜亂無章。

當我們過多地依賴搜索引擎，也正是縱容大腦思考的惰性，弱化了思索、運用知識的能力。特別是伴隨著手機、電視、網絡所造成的信息橫流，人們的大量寶貴時間都會被吞噬掉，直至產生信息疲勞、信息焦慮、信息過剩，成為“信息的囚徒”。

信息的獲得並不在於採用哪種形式，而在於不能簡單地滿足於掌握信息，還必須提升一步，獲取知識、思想與智慧。這裡，我想通過兩個實際事例來說明一下信息、知識、智慧的關系。《戰國策》上有這樣一段話：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后世必有以酒而亡國者。’”儀狄造出酒來，這是信息。造酒技術很高超，味道十分甘美，這就有了知識含量。大禹喝了，慨嘆說：后世君王肯定會有因酒而亡國的，這就是智慧了，帶有高度的預見性。我國記錄哈雷彗星出現過三十一次，起自春秋時的公元前613年，迄於清末1910年，兩千余年從未間斷，這可以稱作“世界的唯一”。但卻沒有人對它進行思索、研究，不知道這出現了三十一次的彗星竟然是同一個。到了公元1875年，英國天文學家哈雷，在沒有掌握這份天文記錄的情況下，只是依照牛頓的引力定律，計算出了彗星的軌道，預測出它出現的周期——每隔七十六年便回歸到太陽身邊一次。可見，信息、知識重要，而運用知識、從知識出發使之成為智慧，形成規律性的認識，比知識本身更為重要。古希臘哲人赫拉克利特說：“博學不能使人智慧。”關鍵在於能否使知識、學問由死變活。

讀什麼書？

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面臨著一個從經驗型、自發型進入理論形態、系統形態、超前形態，提升理論自覺和思維層次的問題。在這裡，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最重要的，它既能為我們樹立科學世界觀奠定基礎，又能統領與整合各種知識、學問。所謂智慧，是經過轉化的知識與思想觀念的升華。知識關乎事物，充其量只是學問﹔而智慧則關乎人生，反映問題的實質，觸及深層底蘊，屬於哲學層次。馬克思把哲學比喻為“迎接黎明的高盧雄雞”，說明哲學是武裝頭腦的，是在前面指導人生的。黑格爾說，哲學是反思的科學，是事后的思索，他把哲學喻為“黃昏時起飛的貓頭鷹”。兩位大師講的都是關乎智慧、關乎人生的。智慧是哲學的應用化、實際化，為帶有全局性、預見性的領導決策與戰略抉擇所必需。

過去學習理論有一個偏向，就是往往滿足於背教條，記結論，而不善於以理論為指導，去發現問題、研討問題、解決問題。我們應該提倡，讀書與思考同步化、一體化，要習慣於找問題、找課題，也就是培養和提倡“問題意識”。在讀書過程中，腦子裡要經常挂著問號，也就是“凡事都要問一個為什麼”。理論是關於問題的理性思考，或者說理論始於問題。從一定意義上說，哲學不是知識學，而是問題學。這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理解：一是哲學的基本問題常解常新，是永不過時的，隻能隨著時代的發展，理解與闡釋方式發生變化。它與科學不同，科學的問題一經找到答案，問題便成了知識，不再具有問題的性質。二是如果說科學給人以知識，那麼哲學就是給人以智慧——提出問題本身就體現了哲學智慧。哲學家的貢獻，不在於解決了多少實際難題，處理了什麼具體事務，而在於他提出了富有前瞻性、開創性的問題。問題是哲學的發展動力，問題開啟了思維探索之門。

習近平同志指出，中國歷史是中國人民、中華民族堅持不懈的創業史和發展史，蘊含著十分豐富的治國理政的歷史經驗和寶貴的思想文化遺產，其中包含著許多涉及對國家、社會、民族及個人的成與敗、興與衰、安與危、正與邪、榮與辱、義與利、廉與貪等方面的經驗與教訓。要善於借鑒歷史上治理國家和社會的各種有益經驗，學習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和高尚的精神追求，從中獲得精神鼓舞，升華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操，完善優良品格，培養浩然正氣。

歷史意識或者歷史本身，具有獨特的社會功能與精神價值。知曉歷史，敬畏歷史，這是造就現代公民素養的必要前提。歷史資源有資治、垂范、借鑒、參考等社會功能，“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對於整個國家來說，歷史教育是振奮民族精神，弘揚愛國主義的重要環節，可以發揮凝聚人心、益人心智、傳承文明等重要作用。而對於每個公民來說，學史有益於陶冶情操，鑄造人格，增強現代人的歷史責任感，判別何為善惡、美丑，明辨何為公平、正義，從中汲取力量，有所追求，有所摒棄，有所進取。

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集人生智慧之大成，我們應該通過讀書學習，發掘並弘揚這些文化瑰寶，汲取豐富的精神資源，掌握博大精深的傳統思想文化精髓，從而增強理論自覺、道路自信，充滿活力，奮發向上。過去我們對傳統文化有所忽視。美國的一些華裔教授曾說，我們的留學生“數典忘祖”，他們懂得ABC，懂得XYZ，懂得美元英鎊法郎，就是不了解長城、黃河，說不清《論》《孟》《老》《庄》，不知道文天祥、史可法。對中國文化歷史如此無知，又怎麼能對國家、民族有了解、有感情、有責任心，從而義無反顧地去為她獻身呢？這番話聽了真是振聾發聵。北京師范大學的黨委書記在一次講座中回答學生提出的“讀《紅樓夢》究竟有什麼用”的問題時說，不讀《紅樓夢》的人，不讀唐詩宋詞的人，文學素養特別差的人，他就脫不了俗。好書對於人的影響，是在靈魂層面上產生作用。1988年世界各國諾貝爾獎獲得者聚會巴黎，會議宣言的第一句話就是：“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到兩千五百年前中國的孔子那裡去尋找智慧。”高科技發展到需要人的理智去駕馭，需要用孔子的“仁者愛人”的思想去治理與調適，人類要愛這個社會，要愛自己的民族，要愛我們共同的家園——地球。

讀書學習體會

我的讀書學習，同樣也是為了武裝頭腦，但是由於要搞創作、做學問，因而具有較為明顯的專業性、研究性、學術性。

習近平同志曾引用古代典籍《禮記·中庸》裡的話，要求領導干部“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這裡講了五個層次，一環緊扣一環：首要的是博學，放開眼界，勤學博覽﹔學的過程中要不斷地審問，勇於質疑，解惑求真﹔審問，就要慎思，辯証思考，深入探求﹔慎思方能明辨，或者說是為了明辨，識別是非，防止迷誤﹔最后落實到篤行上，堅持不懈，篤志踐行。學問，見功夫﹔思辨，見能力﹔篤行，見效果。習近平同志要求的這五點，是十分全面的，既強調學問，更看重見識﹔既強調認知，更看重踐行﹔既是說讀書學習，也是講修身做人。幾十年來，我的切身體會覺得遵循這個路子來讀書治學、立身行事，確實受益無窮。

五個環節中，博學與思辨相互結合，最關緊要。孔子有言：“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光讀書而不善於思考，就成了古人所譏諷的“兩腳書櫥”。我在讀書時，牢記一個原則，就是時刻都要“靈魂在場”。書是客體，我是主體，必須參與進去，不能“看熱鬧”，做旁觀者，與己無干。羅曼·羅蘭說：“從來沒有人為讀書而讀書，隻有在書中讀自己，在書中發現自己或檢查自己。”普魯斯特有言：“閱讀過程是一交流的過程，是一次與不在場或已死去的當事人的心靈對話。”這些都是強調讀書中人的主體作用，通過人書對話，發現自己，認識自己。

面對書中每一個事件，我要考慮：如果我是當事人，我該咋辦？面對一個觀點、結論，我一定要思考，它對在哪兒，錯在哪兒？比如讀古人或今人解讀某首唐詩，我總是先熟讀這首詩，但並不急於去看別人的講解，而是先思考我該怎麼解讀，然后再去看人家的。沒有艱難的思索，絕不會有獨到的創造。創造與思索是艱難的，有時甚至是痛苦的，但裡面卻蘊藏著一種特殊的魅力。

我讀書有個准則，就是注重讀經典、讀精品，重視文本的選擇。藝術經典與人文經典，都是指向世界本質和人性根底的，好的藝術經典以形象詮釋人生，好的哲學經典則以抽象演繹人生。經典閱讀是一個沉靜與沉思的過程，在這種沉靜沉思中，我們不僅使書中文字活起來，充實我們，還使它因我們的理解得到延展與增值。古書中的《論語》《孟子》《老子》《庄子》《史記》，現代的魯迅著作，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恩格斯的《反杜林論》，還有莎士比亞戲劇，都屬於經典中的經典。

我讀書主張精讀，這和讀書的對象是經典、精品有關。前人讀書倡導“八面受敵法”，我在讀《庄子》時，也是“每次作一意求之”，即讀前選定一個視角，有意識地探索、把握某一方面內容，然后再次、三次，不斷地依次推進。時日既久，所獲漸多，不僅初步連接起早已模糊不清的傳主的身世、行跡、修為，而且從中讀出了他的心聲、意態、情懷，乃至價值取向、精神追求，尋索到一些解紐開栓的鑰匙與登堂入室的門徑。經過幾度梳理、整合，像展開一把折扇那樣，在傳主這一軸心統領下，向外輻射式地伸出二十支扇骨，形成互不重復、各有側重的專題。這為我寫《庄子傳》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還有“讀書得間”。這是清代乾嘉學派讀書治學的傳統。著名歷史學家謝國楨有言：“‘讀書得間’就是從空隙間看出它的事實來，從反面可以看出正面的問題，讀正史外，還要從稗官野史中搜集資料，從事補訂考証，這猶如陽光從樹林中照在青苔上，斑駁的光亮可以多少反映出客觀的現象，從而可以得出事實的一個側面，然后取得內在的聯系。積累了許多的專題研究，然后才能寫出不是陳陳相因、抄撮成書的作品。”根據我的切身體會，讀書得間，既是治學方法，也是思維方式。研究學問，除了勤於閱讀、整理材料之外，還須跳出書本，善於從別人不注意的地方看出問題，包括質疑、聯系、比較、驗証等。

讀書需要涵泳工夫。宋代學者陸九淵的詩句“讀書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興味長”，說的是讀書要沉靜，要沉下心來，不能慌裡慌張，要講涵泳，細嚼慢咽，慢慢消化，這樣才能讀出興味。魯迅作品是經典中的經典，但他的有些作品比如散文詩集《野草》就較為難懂，我就是通過反復思考，認真涵泳消化，才大體上弄懂了它的含義。（遼寧《共產黨員》雜志記者 高文生 石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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