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自貿試驗區建設及對四川自貿試驗區發展的思考

從2013年9月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挂牌至今，我國已批准設立11個自貿試驗區，初步形成了以制度創新為核心、全面對接高標准國際經貿規則，在更廣領域、更大范圍形成各具特色、各有側重的試點格局。四川自貿試驗區作為其中之一，應在先行先試中找到自己的特色，構建起四川的開放型經濟體系。

一、四個自貿試驗區取得的成效及借鑒

上海、福建、廣東和天津自貿試驗區設立以來，以國際高標准經貿規則為標杆，在貿易、投資、金融、政府職能轉變等領域展開先行先試，積極推進各項體制機制改革，形成了數十項制度創新舉措，真正發揮了改革開放排頭兵和創新發展先行者的重要作用，取得了階段性成果。

第一，高水平貿易便利化體系初步形成。四個自貿試驗區積極實施國際貿易“單一窗口”，出台了大量便利措施，建設智檢口岸、實施智能通關，推出加工貿易“自主核銷”、原產地証書管理創新、“互聯網+”免費報關等舉措，通關效率提高50%以上，企業通關、物流成本也因此大幅降低。

上海自貿試驗區通過開展亞太運營商計劃、鼓勵跨境電子商務等措施，促進了貿易結構由“貨物貿易為主”向“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並重”轉變，提升了競爭力﹔通過大宗商品現貨市場等一批專業貿易平台的建設，初步建立形成了國際貿易單一窗口、貨物狀態分類監管等制度，有效降低了企業成本，進一步與國際貿易通行規則接軌，使區內平均通關時間比區外降低41.3%。

第二，高水平投資管理體系初步形成。四個自貿試驗區以負面清單為核心的投資管理體制改革，進一步提升開放水平，吸引了外商投資企業在自貿試驗區的集聚。自貿試驗區在企業注冊與投資管理服務等方面推出一系列創新舉措，如“多証合一、一照一碼”“商事主體証照卡”“一口受理”系統的推進，為企業節省了時間與成本。

福建自貿試驗區在全國率先實施了“一照一碼”，對企業實行了“一表申報、一口受理、一照一碼、一章審批、一日辦結”服務模式，企業的設立由29天縮短到最快一天，新設企業的數量快速增加﹔下放項目的審批權限，項目審批時限由原來的一年降到90天左右，基本實現了企業辦事不出區﹔形成了事中事后監管體系，建立了風險防控清單，開展了企業信用分類的試點。

第三，高水平地方政府治理體系初步形成。天津、福建等自貿試驗區陸續出台了相關條例，對管理體制進一步明確規定，對投資、貿易、金融監管、財稅、人才、法治等內容進行具體規范，為自貿試驗區運行提供了法律保障，也為建立高水平的地方政府治理體系搭起了基本框架。

天津自貿試驗區為了配合其條例，與國家相關部委出台了100多個配套文件，初步形成了天津市政府治理自貿試驗區的地方體系。

第四，金融開放創新體系日益成熟。四個自貿試驗區與人民銀行密切配合，在人民幣跨境使用、外匯管理改革、融資租賃、金融協同創新等領域出台了數十條改革措施，進一步加大對跨境貿易和投融資的金融支持，為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

廣東自貿試驗區在金融先行先試過程中，在大力推進跨境人民幣業務創新、外匯管理改革、資本項目可兌換等方面取得了突破。在跨境人民幣業務方面，前海蛇口片區是全國跨境人民幣貸款第一個試點，政策靈活，開放度高，對企業跨境人民幣貸款的限制較少。運行以來，試驗區內人民幣貸款業務備案金額已經超過1000億元。

第五，服務國家戰略作用突出。四個自貿試驗區以服務國家戰略為目標，不斷深化各項改革試點，相繼出台若干措施，取得了初步成效。

廣東自貿試驗區不斷擴大對港澳的服務業開放，提出了對港澳進一步開放的負面清單﹔不斷擴大行業與港澳行業對接的范圍，已經實施了與港澳建筑、會計、醫療、法律等服務機構和職業人員經備案或許可后在區域內開展工作的業務，積極推進粵港澳人才合作示范區的建設﹔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合作，推動企業走出去，打造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樞紐。採用“片區港”聯動的綜合開發模式，以港口為切入點，以片區為核心，打造國際商貿物流平台。福建自貿試驗區推出了兩岸商品快速驗放模式、台灣居民入境簽証便利政策等多項對台開放合作措施。天津自貿試驗區針對京津冀一體化，推進了“在京冀地區復制推廣進口商品保稅展示交易模式”“與北京市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對比互補試驗”等多項改革創新舉措。

二、自貿試驗區發展的著力點

在制度創新的過程中，四個自貿試驗區各有特色、成績斐然，但也面臨一些共性的困難與挑戰，如改革創新呈現碎片化、各部門協同性不夠、制度創新效果難以科學評估、政府官員傳統的政治治理經驗與自貿試驗區開放創新的理念仍然存在差距。下一步，要推進自貿試驗區取得更大成效，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重點著力。

第一，加強對自貿試驗區全盤的戰略考量，形成推進合力。自貿試驗區的各項改革分頭推進，但牽一發而動全身，需要從國家層面加強對自貿試驗區的總體謀劃與戰略考量，統籌自貿試驗區與國家重大戰略的關系，使各方統一推進思路，形成更大合力。

第二，加強自貿試驗區互聯互通，推動改革創新措施落地。當前，各自貿試驗區充分發揮地方積極性，推出了許多特色鮮明的改革創新措施，但同時也出現了碎片化傾向。為此，需要加強自貿試驗區的互聯互通，打通自貿試驗區與各部委、自貿試驗區各部門與當地政府上級部門、自貿試驗區內部各職能部門以及自貿試驗區之間的阻塞環節，使自貿試驗區既能內部互聯互通，也能上下、左右互聯互通，形成協同效應，從而更好地推動改革創新措施的落地。

第三，理清自貿試驗區制度創新的路徑與邊界。當前，自貿試驗區制度創新的大方向已較為清晰，國際化、市場化、法治化、便利化成為自貿試驗區制度創新的方向與指引，但制度創新的路徑和邊界並不清晰。今后，需進一步總結自貿試驗區制度創新的合理路徑，明確自貿試驗區創新的基本邊界，使地方政府的制度創新舉措能夠有章可循。

第四，加強對自貿試驗區制度創新的成效評估與研究。自貿試驗區由一個增加到四個，再到11個，如何復制已有四個取得的經驗，吸收教訓，使自貿試驗區為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探索出符合中國經濟發展的路徑，促進中國經濟轉型升級，提升全球競爭力，適應國際規則的變化，就要加大對自貿試驗區現有制度效果的評估，但以何種標准判定可以在全國進行復制，仍需要進行科學細致的研究，才能得出相對客觀的結論。既要考慮制度創新措施的靜態效應，也要考慮動態效應﹔既要考慮單項措施的效果，還要考慮多項措施累加的系統性效果﹔既要考慮制度創新帶來的便利化，還要考慮制度創新增加的監管成本與風險。

第五，做好自貿試驗區的總體布局和特色結合。既要考慮到營造國際化、法制化、市場化的營商環境，又要與“十三五”時期“五大發展理念”對接﹔既要積極探索新一輪改革開放的路徑，又要與地方特色結合，才能完成自貿試驗區的總體任務。

三、建設四川自貿試驗區的思考

當前，我國自貿試驗區建設初步形成了先行先試的區域發展布局。基於上述對自貿試驗區的總體理解，對四川建設自貿試驗區提出一些思考。

第一，四川自貿試驗區的定位。根據國家對四川自貿試驗區“主要是落實中央關於加大西部地區門戶城市開放力度以及建設內陸開放戰略支撐帶，打造內陸型經濟高地，實現內陸與沿海沿邊沿江協同開放”的總體要求，建議四川自貿試驗區應定位為：充分發揮成都的區位優勢以及聯接我國西部地區與中亞、西亞、南亞和東南亞地區的貿易通道和核心樞紐作用，把自貿試驗區建設成為西部地區對外開放先導區，引領內陸同沿海沿邊協同開放﹔充分發揮成都綜合改革的基礎和條件，探索內陸地區開放的新路徑、新模式和新經驗，把自貿試驗區建設成為構建內陸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示范區﹔充分發揮成都地處“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交匯點以及交通優勢，把四川自貿試驗區建設成“一帶一路”上連接沿海內陸沿邊的樞紐，逐漸與其他區域共同建設內陸開放戰略支撐帶。

第二，發展目標。經過三至五年改革探索，努力將試驗區建設成為貿易、投資和技術創新協調發展，立足西部、輻射亞歐、佔據全球價值鏈重要地位的內陸自貿試驗區，為我國探索內陸與周邊國家經濟合作模式開辟新路徑，為內陸地區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實現跨越式發展提供可復制、可推廣、可借鑒的經驗。

第三，幾點建議。一要找准與國家發展戰略的契合點。建設自貿試驗區是中國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的重要標志性事件之一。滬津閩粵自貿試驗區率先啟動后，在政府職能轉變、投資管理制度、貿易監管模式和金融創新等領域開展了一系列制度創新和先行先試，通過負面清單和准入前國民待遇、反壟斷、安全審查、產業預警、權益保護等一系列制度建設，形成了一大批可復制、可推廣的改革經驗。制度創新是自貿試驗區的核心任務，即圍繞中國新一輪開放過程中的重點、難點和關鍵節點開展制度創新和試驗，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從而服務於國家整體戰略的推進，自貿試驗區發展的關鍵在於找准與國家戰略之間的契合點。二要與“一帶一路”無縫對接。“一帶一路”戰略和自貿試驗區戰略，是新時期我國全面提升開放型經濟水平的兩個重要戰略支點，將為未來我國經濟增長和結構調整提供持久動力。自貿試驗區在體制機制上積極探索創新，以負面清單管理為核心的投資管理制度已經初步建立，以貿易便利化為重點的貿易監管制度平穩運行，以金融改革先行先試為依托的金融創新制度基本確立，以簡政放權為導向的政府監管制度基本形成，形成可向全國復制的寶貴經驗。建立四川（成都）內陸自貿試驗區，能夠使四川與“一帶一路”戰略實現無縫對接，充分發揮成都在中西部地區的輻射和帶動作用，更好地服務於“一帶一路”戰略大局。三要找到自身特色，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系。黨的十八大提出適應經濟全球化新形勢，必須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完善互利共贏、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這是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改變，也就是從原來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向構建開放型經濟體系轉變。自貿試驗區的建設也必須為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系進行先行先試，探索路徑。因此，四川自貿試驗區在為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系的同時，也要突出自己的特色，為四川構建開放型經濟體系培育經濟發展支撐。也就是說，在四川自貿試驗區建設的過程中，要結合四川構建開放型經濟體制、產業支撐和產業鏈，找到先行先試的點，達到一點通、面面通的目的。四要主動對接國際經貿規則。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國際經貿規則出現了重構的趨勢。特別是以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ISA（國際服務貿易協定）和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等協定所引領的經貿規則，逐漸構成國際經貿新規則體系重構的核心內容和標准，在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第二大經濟體的背景下，國際經貿規則的演變必然成為我國未來發展面臨的重要外部因素，不可能繞開也不可能置身事外。一方面，國際經貿規則的重構首先意味著我國未來發展的國際環境發生了變化，產生新的壓力和挑戰。尤其是在體制機制建設、制度規范、企業競爭力等方面面臨較高的准入門檻和成本。另一方面，國際經貿規則的重構為我國在全球新貿易規則制定中發揮影響力、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提供了可能，實現從國際規則的被動接受者向參與者和制定者的轉變。（李光輝，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院長，博導，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長期從事開放型經濟、區域經濟一體化（自由貿易區）、沿邊開放開發等領域研究。參與、主持過《自由貿易區發展戰略》《“一帶一路”戰略可行性研究》等國家級和省部級課題百余個，以及聯合國開發署《跨境經濟合作區可行性研究》等國際合作課題﹔撰寫、主編了《中國沿邊開放戰略研究》等9部書。）

（成都《先鋒》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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