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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總理如何運用數字

楊詩

2017年03月27日15:05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周恩來說:“國家大,這個家不好當﹔領導上必須注意算賬。”他不僅對黨和人民的事業極端認真負責,還具有驚人的記憶力,對許多數字過目不忘,尤其擅長以小見大,用數字來思考全局、謀劃長遠。

周恩來擔任國務院總理26年,他在管理國家、領導建設中非常重視數字,善於用數字來思考問題、說明道理、進行決策。看似簡單的數字,一經他運用就仿佛點石成金,有了非同尋常的含義。這種運用數字的奇妙能力,彰顯了周恩來的敏捷思維、過人智慧和領導方法。

領導干部在領導活動中會時常遇到數字,但有的卻對它們很茫然。為了提高運用數字來思考問題、說明道理、進行決策的能力,領導干部應當認真學習周恩來重視數字,掌握並運用數字的思想和方法。

用數字思考問題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挑起了共和國“總管家”的重擔。他日理萬機,鞠躬盡瘁,把自己的智慧和心血全部投入到管理國家、領導建設之中。周恩來說:“國家大,這個家不好當﹔領導上必須注意算賬。”他不但對黨和人民的事業極端認真負責,還具有驚人的記憶力,對許多數字過目不忘,尤其擅長以小見大,用數字來思考全局、謀劃長遠。

如今,保護耕地已成為我們國家的一項基本國策。20世紀50年代,周恩來就敏銳地認識到這一問題的重要性。1957年3月,他用我國人多地少的數字,首次提出了珍惜耕地的問題:“6萬萬人口的國家,這樣多人口的國家,而我們現在可耕地隻有16萬萬畝……我國人口跟可耕地面積比,平均每人不到3畝。城市人口不算,3畝多一點。”

1962年1月,周恩來在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時說:“過去我們有些盲目性,想一下子把工業發展起來,結果造成了不平衡和人為的破壞現象。”“我們自開國以來佔了1300多萬公頃好地,全國隻有耕地11400萬公頃,一下子就佔去1/10,很痛心。雖開了點荒地,很有限,要接受這個教訓。”他用數字對比進行反思,再次重申在建設發展中要珍惜耕地。

1963年10月,周恩來談到我國的資源問題時指出:“我國資源有兩個很大的弱點。第一,耕地少,不到16億畝,在全國土地總面積中不到12%。將來要擴大到20億畝時,我國的人口又要增加到10億左右了。這一點,美國和蘇聯的條件都比我們好,美國有30億畝耕地,蘇聯也有將近30億畝,甚至印度的耕地也比我們多。第二,我國的森林覆蓋面積也很小,不到全國土地總面積的10%。所以每年要有那麼多人在農村就業,也不是很容易的。”他通過算我國土地賬、森林覆蓋面積賬,並與其他大國耕地數字相比較,進而提出了要從長計議,珍惜和保護資源,合理規劃和充分利用好有限資源,造福子孫后代的思想。

基於這些思考,周恩來高遠地認識到,計劃生育勢在必行。1963年7月,周恩來指出:“從1949年到現在,每年生產1500萬人,過去15年,出生的嬰兒共有22500萬人,每年都要安排就業升學。1歲到15歲的是已經存在的,就夠我們為之奮斗的了,再發展下去,包袱越背越重。這就要大家計劃生育,以控制人口過度增長。”他在多個場合,反復用數字來說明計劃生育的必要性。經周恩來提議和倡導,1964年國務院計劃生育委員會成立,嘗試推廣節制生育工作,70年代在全國城鄉全面開展計劃生育工作。

數字在經濟、社會、生活等領域中具有重要作用。領導干部要重視數字,學會從戰略高度去看待數字、分析數字,善於用數字來思考全局、謀劃長遠,特別要從一組組直白的數字中,看出可能存在的令人擔憂的問題,做到未雨綢繆,防患於未然。

用數字說明道理

周恩來常說:“毛主席聽匯報看文件隻記幾個大數就夠了,我是辦具體事的,要記一些具體數字。”周恩來智力超群、記憶驚人,頭腦裡儲存了大量的數字,不論涉及哪個方面都信手拈來,且准確無誤。他善於運用具體數字,通過算細賬、細算賬來說明道理,以數服人,以理服人。

抗日戰爭時期,周恩來在重慶領導開展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其中包括團結爭取民族工商界人士。一次,周恩來與工商界人士座談。他在發言中列舉國統區每年出口豬鬃、桐油、生絲換取外匯的金額,而由於蔣介石等四大家族控制外匯以法幣向工商界結算,加上通貨膨脹等因素,致使出口商蒙受巨大損失的情況,揭露了四大家族掠奪財富的真相。聽了周恩來有理有據的論說,與會的工商界人士無不感到驚嘆,他們沒想到作為政治家的周先生竟然對經濟情況了如指掌。

新中國的建立,使全國56個民族共同生活在陽光下,真正結成了一個大家庭。作為這個大家庭的“總管家”,周恩來深諳“家和萬事興”的真諦,經常向人民闡述和強調各民族團結的重要意義。1956年5月,周恩來說:“中國漢族佔總人口的94%,其他民族佔6%。但是,少數民族地區佔我國總面積的60%,漢族居住的地區佔40%。中國有兩句話:人口眾多,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指漢族,而地大和物博主要是指少數民族居住的地區。因此,漢族和少數民族非要合作不可,不合作就不能發展中國。”兩組數字,對比鮮明,講透了民族團結合作的必要性、民族團結合作對發展中國的重要性。

“大躍進”中,農村許多地方都辦起了公共食堂。公共食堂利大還是弊大,周恩來算了一筆賬。1959年5月28日,他在天津南開大學師生員工大會上說:“過去農民在家裡吃飯,大口小口、男女老少、人口多人口少、農忙農閑,要算計著過日子,有時多吃,有時少吃。現在入公共食堂了,人人都吃飯不要錢,大家都一樣,來個平均。好,你吃1斤,我也吃1斤﹔你吃2斤,我也吃2斤。大家算算,5萬萬4千萬的農村人口,如果每天吃2斤,吃了5個月,150天,這樣就變成吃掉多少糧食呢?——1650億斤的細糧,粗糧就是2000億斤。大家想想,這不是就緊張了?多吃一點,多吃幾斤,用6萬萬5千萬一乘,數目就大了。”他採用一筆筆數字相加、相乘及其之和,說明大辦公共食堂會加劇糧食緊張狀況的道理。事實証明了周恩來的判斷,農村公共食堂后來陸續停辦。

數字也能說明問題。領導干部要做到心中有數、擅長算賬,努力掌握和熟知與自己工作相關的具體數字,善於運用數字來說明道理,通過一個個數字闡發自己的觀點,通過一組組數字增強論說的力量。當然,運用的數字必須真實可靠,令人信服。

用數字作決策依據

周恩來對事業高度負責,對工作認真嚴謹,“考慮問題的周密和細致是出了名的”(李先念語)。凡是文件、計劃、報表中出現數字,他都要詳細審查、親自筆算。在他看來,數字關乎國計民生,必須精確無誤。周恩來在決策和實施決策的時候,總是以數字作為前提條件和具體依據。

1948年12月1日,伴隨解放戰爭勝利的炮聲,中國人民銀行成立並開始發行人民幣。中央要求各解放區作出1949年的財政收入預算,以計劃人民幣的發行數量。由於各解放區沒有經驗,提出的款項和支援要求有很大懸殊,其中西北地區隻要求支援7000萬元。周恩來和中央財政經濟部的負責人一起審核預算,計算出100個農民隻能支援3個脫產人員,超過這個數字就要中央補助。根據計算,對西北地方的支援不是7000萬元,而是7億元。其他解放區也是這樣,周恩來因此對他們提交的預算作了修正,從而保証了中央對地方財政的支援。

三年困難時期,周恩來為了安排好全國人民的吃飯問題,嘔心瀝血,日夜操勞。他仔細審閱每一張糧食報表和糧食計劃表,隨時聽取糧食部負責人的匯報,和他們一起逐省逐項地算賬,糧食庫存多少,每月銷售多少,夏糧下來能增加多少,可調出多少,等等,在此基礎上,進行周密安排,合理調撥糧食。他還決定每年從國外進口500萬噸糧食,以緩解京、滬、遼等地糧食供應緊張的狀況。周恩來憑借核數字、算細賬,做到胸有成竹、統攬全局,發出一個又一個糧食調度的指令。

1965年,全國糧食生產形勢明顯好轉,這種情況下是否還需要進口糧食?周恩來找來外貿部的負責人共同研究。國際市場上一噸小麥60多美元,一噸大米100多美元,出口一噸大米至少可以換回一噸半小麥。當時我國進口小麥量大於出口大米量,加上出口大豆等糧油產品,一進一出,總金額基本平衡。由此,周恩來提出了“以出養進”的方略,即出口大米、進口小麥。這一決策是在比較、計算的基礎上作出的,可謂一舉數得:多得糧食,增加外匯﹔調劑糧食品種,增加儲備﹔用海運進口小麥供應我國沿海大城市,節約運費。

數字雖小,但作用卻不小。領導干部切莫小覷數字、懶於算賬,而要看重數字、勤於算賬,通過算細賬、細算賬,掌握和熟知有關數字,以此作為決策的具體依據。這樣作出的決策,才是慎重的、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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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沈王一、王金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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