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齡最小、去的地方最苦、插隊時間最長的知青 ”——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

採訪對象：何毅亭，陝西省漢中一中初中學生，1968年12月至1971年4月在漢中市鋪鎮公社姜埧大隊插隊。1971年5月招工進入漢中通用機械廠工作。恢復高考后考入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讀本科和研究生，畢業后在中央辦公廳、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現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

採訪日期：2017年1月16日

採訪地點：中央黨校電視台演播室

採訪組：對習近平總書記當年的知青生活，我們已分別採訪了梁家河的村民和一些北京插隊知青，了解和掌握了他知青生活的大量第一手資料。現在，我們想從宏觀上了解當年知青上山下鄉的情況，以便從更大的范圍來看習近平總書記的七年知青歲月。我們了解到您當年也是“老三屆”插隊知青，請您談談那時知青上山下鄉的歷史背景。

何毅亭：你們這個想法和思路很好，了解了整個知青上山下鄉的情況，確實有利於更深刻地認識習近平總書記當年在陝北那七年知青歲月。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從大的方面講可以劃分為兩個歷史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上世紀50年代中期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差不多10年。這個時期，知青上山下鄉主要是探索解決城市剩余勞動力問題，並把它與改變農村落后面貌、開發邊疆和推動偏遠山區經濟社會發展結合起來，進而找到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就業途徑。那些時候政策上也比較穩定，就是國家倡導、本人自願。整個說來，這一時期上山下鄉規模很小，人數不多，從1955年到1966年全國上山下鄉的城市知青約120萬人。

另一個時期，就是從1967年到1978年，大概也是10年。知青上山下鄉，在“文化大革命”這一特定歷史時期發展成為一場聲勢浩大的運動，全國共有1600多萬城鎮知青奔赴農村和邊疆。其中，首當其沖的是1966年、1967年、1968年畢業的三屆城鎮初、高中生約400萬人。習近平總書記當年就屬於這400萬“老三屆”知青，我就主要說說這個時期的情況。

那是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刊發了甘肅省會寧縣一些城鎮居民和知識青年到農村安家落戶的消息，關鍵是傳達了毛主席一條最新指示，就是：“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裡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第二天，《人民日報》等新聞媒體突出報道了各地知青熱烈響應毛主席號召，“滿腔豪情下農村、廣闊天地煉紅心”的消息，在全國引起極為強烈的反響。那時候毛主席的權威達到他一生的頂點，他的話真的是一句頂一萬句，他老人家一聲令下，立即在全國掀起上山下鄉的高潮。

毛主席當時為何要作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決策呢？

1966年“文革”興起之后，大學停止了招生，中學停了課，工廠不招工。到了1968年，1966年、1967年、1968年三屆初、高中畢業生積壓在學校“鬧革命”，實際已成為城鎮剩余勞動力。因為“老三屆”中學生沒有離開學校，依此類推，1966年畢業的及以后幾年畢業的小學生就進不了中學，到了上學年齡的孩子也不能及時進入小學。這種狀況積累到1968年已經非常嚴重。我們這麼大一個國家，這麼多的中、小學生，這麼長的時間，正常的教學秩序卻得不到恢復，大、中、小學都是亂糟糟的，這種現象與“文革”的動亂局面混合在一起，使整個國家的社會動亂更加嚴重。在這種背景下，知青上山下鄉不僅成為解決中學生就業問題的一個應急手段，也成為毛主席設想的“文革”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必須解決的一個政治問題。

在毛主席看來，知青上山下鄉是改造青年學生、“反修防修”的有效途徑。“文革”興起的時候，以廣大青年學生為主體的紅衛兵成為整個運動沖鋒陷陣的先鋒，他們得到毛主席的熱情支持。毛主席當時特別指示，不准組織工農反學生，要求勸阻工農不要干預學生。然而，隨著運動的發展，特別是到了1968年夏天，毛主席對紅衛兵的一些行為越來越失望。這年7月27日，他派軍宣隊配合北京工宣隊開進清華大學，制止那裡發生的武斗。7月28日凌晨，毛主席以及中央其他領導人，同北京紅衛兵“五大領袖”談了整整5個小時，對他們“現在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特別是搞派性爭斗甚至武斗進行了嚴厲的批評。8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通知，派出工宣隊、軍宣隊進駐大、中、小學，對“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進行改造”。1968年12月，毛主席進一步作出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決策。《人民日報》等權威報刊把這一決策稱為“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新的戰斗號令”，是“實現知識青年思想革命化、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根本途徑。”

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全國上山下鄉全面動員，除去充分利用宣傳系統，還廣泛利用單位、學校、街道、鄰裡、家庭等多種組織關系，形成了上山下鄉光榮、不上山下鄉可恥的政治氛圍。

我當時是陝西省漢中一中的初中學生。從1966年6月份開始，學校因為搞文化革命就停課了，從大字報、大批判、大串聯到“全面奪權”和“斗、批、改”，隨著運動的發展學校形成勢不兩立的兩派，派仗打得很凶，最后甚至發展到武斗。大多數學生包括我在內，后來厭倦了這種無休止的派仗，成為逍遙派，基本上不到學校去了，不少人甚至長期不照面。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公布，所有學生聞風而動，不約而同都齊刷刷聚到了學校，打聽和忙乎上山下鄉的事。那個時候，地方和學校的革委會安置學生上山下鄉還真是雷厲風行，這所中學的學生到哪個公社，那所中學的學生到哪個公社，每個學生到哪個公社哪個大隊，幾天功夫方案全搞定了。這樣，我們那裡大多數學生在1969年元旦前就到了各自的生產隊，晚一些的也都在1969年元月到了插隊的農村。我是1969年元旦前走的，去的是本市的鋪鎮公社姜埧大隊。后來國家明確，1962年以后插隊的城鎮知青，工齡從插隊起連續計算，於是我填個人簡歷表時參加工作時間一欄就寫“1968年12月”。

現在回想起來，就那麼幾天、十幾天，頂多也就一個月左右，全國那麼多“老三屆”城鎮中學生，就這麼迅速地離開了長期生活的城市，離開了父母家人，“打起背包就出發”，奔向了原本陌生的農村。這真是一個奇跡。從那時到現在，48年過去了，當年青春年少的“老三屆”知青，如今年齡最小的也都60歲開外，基本上退出了工作崗位或淡出了社會生活。當年，他們在農村度過了人生道路上一段特殊的時光，有艱辛也有歡暢，有付出也有收獲。上山下鄉的磨煉使他們由稚嫩趨於老練，由狂熱趨於清醒，由天真爛漫趨於沉穩老成。所有這些，為他們以后的工作和生活打下了堅實基礎。上山下鄉作為特定歷史條件下涉及全國眾多家庭和億萬人的一樁大事，作為一個年代的歷史符號，永遠留在了一代人的記憶之中。

採訪組：聽了您的介紹，我們對“文革”中知青上山下鄉的歷史背景增加了了解。您和習近平總書記當年都屬於“老三屆”知青。您能否從全國知青上山下鄉的總體情況，談談對總書記七年知青歲月的認識。

何毅亭：把習近平總書記的七年知青歲月放到當年全國知青上山下鄉的大背景、大格局中來觀察，可以很清楚地發現“三個最”，就是：他是“老三屆”中年齡最小的知青﹔他插隊的陝北是全國插隊知青中條件最艱苦的地方之一﹔他是插隊知青中在農村待的時間最長的極少數人之一。

為什麼說他是“年齡最小”的知青呢？那個年代過來的人都知道，1966年、1967年、1968年畢業的初、高中學生，1968年底上山下鄉的時候，年齡最大的老高三即高中66屆學生一般是二十一二歲，年齡最小的老初一即初中68屆學生一般是十六七歲。習近平總書記當時屬於老初一學生，上山下鄉時隻有十五歲多。像他這個年紀的知青，在當年400萬“老三屆”知青中，年齡無疑是最小的，人數自然是相當少的。

之所以說他插隊去的是最艱苦的地方，這需要從知青上山下鄉安置地點和安置方式說起。當年“老三屆”上山下鄉，從安置地點來說，有跨省安置、本省內跨地區安置、本地區內跨縣安置、本縣就地安置四種。絕大多數知青都是在本省安置，而且大部分是就地安置。跨省安置的，主要是北京、上海、天津三個直轄市和浙江、四川、江蘇等人口稠密省份，這些地方的知青除了在本直轄市、本省安置插隊外，還被安置到外省、區。北京“老三屆”中學生，絕大多數安置到了黑龍江、內蒙古、山西、吉林、雲南等地，其中2.6萬多人到陝西省延安地區插隊，習近平總書記就屬於到延安插隊的這一撥知青。

從知青安置方式來說，那時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到生產建設兵團或國營林場、農場、牧場、草場等單位當農業工人。另一種是到農村插隊落戶當農民，這是最主要的安置方式。同樣是上山下鄉，到兵團等單位的知青和插隊知青的境況有明顯差別。兵團知青，身份屬於國營企業農工，每月拿固定工資，多的30多元、少的也20多元，而且吃國家供應的商品糧、享受部分勞保福利，物質生活能得到基本保証，所以到兵團成為知青的首選。但是，兵團接收知青時政審標准比較嚴格，家庭出身不好或家庭政治背景不好的知青很難進入兵團。插隊知青，要靠自己掙工分吃飯，多數知青的日工值隻有幾角錢。因此，一半左右的插隊知青在生活上長期不能自給，需要父母接濟。我當年插隊的地方，條件算比較好的，一年干下來，扣除口糧錢一般有幾十元收入，馬馬虎虎能夠自食其力。

習近平總書記當年插隊的延川縣梁家河村，地處黃土高原，無疑屬於全國插隊知青中自然環境和生存條件最艱苦的地方之一。前幾年因為工作原因我去過梁家河，那裡山大溝深，交通落后，土地貧瘠，降雨很少，自然條件很差。知青插隊那個年代，這裡沒有電，沒有任何農業機械，勞動用的還是世世代代傳下來的老镢頭，老百姓吃水、燒柴、照明等都有很多困難。農民們面朝黃土背朝天，辛辛苦苦一年，打下的糧食還填不飽肚子。我曾問過當年和習近平總書記在一個窯洞住了六年的北京知青雷平生：插隊時梁家河一個工日值多少錢？雷平生說，剛下去的頭一年即1968年，每個工日值是一角一分錢，到了1969年是一角二分錢，漲了一分錢。我們也是插過隊的人，可以想到的是，在那個動亂的年代，一個從小在北京長大的15歲少年，孤身來到那被群山阻隔、多風少雨的荒僻之地，勞動和生活中有多少困難、多少問題需要他去面對、去解決！

還有一個“最”，就是習近平總書記當年在農村一待就是七年，屬於全國知青中插隊時間最長的極少數人之一。當年我們到農村插隊落戶當農民，誰也不知道究竟要在農村待多久。除了有些知青表示要“扎根農村一輩子”外，絕大多數知青在心底裡並不情願在農村待一輩子。好在到了1969年冬天，我們那裡開始有知青應征入伍，使廣大知青對未來看到了希望。1970年以后特別是1971年、1972年以后，通過應征入伍、招工進廠、推薦上大學等多種方式走出農村的知青越來越多，到1972年底基本上都離開了農村。我在農村待了差不多兩年半后，招工進了工廠。

習近平總書記當年在陝北農村卻待了七年，這在“老三屆”知青中絕對是很少的。最近我看了一些有關延安北京知青的材料，了解到1969年到延安插隊的北京“老三屆”知青共26200人，1971年國家開始在知青中招工、招干、招生、征兵，到1972年共在北京知青中招工8387人，提干1179人，征兵553人，上學648人，病退、困退回京1188人，這樣共走了11955人。1973年，在北京知青中招工、招干、征兵、上學11709人。1974年，招工、招干、招生等769人，回京472人。1975年，招工、招生250人，回京455人。這樣到1975年末，整個延安地區仍待在農村的北京知青隻有590人，佔26200名北京知青的2.3%，而且這590人中不少知青是因為已與當地農民結婚而留下來的。習近平總書記插隊的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梁家河大隊，到1974年就剩下他和雷平生兩人，雷平生1974年10月被推薦錄取上了延安大學后，整個大隊就隻剩他一個知青了。他不僅是梁家河大隊插隊知青中走得最晚的，也是延川縣乃至整個延安地區北京知青中離開農村最晚的極少數人之一，到1975年10月才被推薦錄取上了清華大學。

對我們插隊知青來說，一起插隊的同學和校友，或入伍、或招工、或招干、或上學、或通過其他途徑陸陸續續、一個一個地走了，自己卻仍然留在農村，昔日熱鬧的知青宿舍變成了冰房冷灶，那個心情的確是挺復雜、挺焦慮的。我們從梁家河的知青和村民中了解到，習近平總書記當年卻不急不躁，不慌不忙，仍然是該干活干活、該讀書讀書，仍然是執著地一如既往地申請入黨，不僅入了黨還當了大隊黨支部書記。這種從容，這種堅韌，這種任隨“雲卷雲舒、花開花落”的淡定，讓我們這些當年插過隊的人由衷地感佩。

採訪組：聽您這麼一介紹，習近平總書記當年屬於“老三屆”中年齡最小、插隊地方最苦、在農村待的時間最長的知青這些結論，聽下來確實是這麼回事。請您再談談，總書記這七年知青歲月，在哪些方面對他后來的成長產生了重大影響和作用？

何毅亭：“年齡最小、地方最苦、時間最長”，這“三個最”可以說是習近平總書記插隊生涯的鮮明印記。總書記這七年知青歲月，是他離開學校和家庭走向社會的人生第一站，也是他人生旅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站，無疑對他后來的成長會產生重大影響和作用。結合我自己的插隊經歷和體會，我認為陝北七年在總書記整個成長經歷中的重大意義和重大影響，可能在以下這些方面是很突出很重要的。

首先，陝北高原那嚴酷的自然環境和艱苦的勞動生活，鍛造了他堅毅剛強的意志品質和頑強拼搏的奮斗精神。知青從城市到農村，從過去相對優越的生活條件到普遍艱苦的生存環境，從以往基本沒參加過多少體力勞動到長年累月地干各種農活，從生活等依靠父母家人到生活、工作完全自理，所有這些轉變的跨度還是相當大的，知青們面對的各方面考驗也是相當大的。對相當多的知青來說，特別是像習近平總書記那樣當年隻有十五六歲的知青來說，到農村插隊所經受的磨煉從心理到體力都超出了自身的承受能力。

我插隊期間有兩件事至今印象深刻。一件是下鄉半年左右即1969年6月，正是“雙搶”季節，隊裡的知青同農民一起既要搶收小麥等夏糧，又要進行插秧等秋糧的種植，累得都有些吃不消了。記得我第一次到村外四五裡遠的麥地擔麥捆，那時我身高隻有1.6米多一點，體重才80多斤，肩膀上沒什麼肉，那種兩頭尖、中間方的“尖擔”把肩膀壓磨得又紅又腫，中途又不能歇息，我硬是咬著牙一趟一趟地堅持了下來。另一件事是往國家糧庫送繳村裡的公糧。我雙手從背后托著裝了近200斤稻谷的麻袋，沿著一條寬約50公分、厚約10公分的木板，一步一步向10米左右高的糧倉挪步，隨著木板上下有些晃動，我的雙腿不時地打閃、發軟，隨時都有摔下木板的可能。像繳公糧這樣的重活，“雙搶”這樣的苦活，還有像在水利建設工地、鐵路建設工地掄鐵錘打炮眼和點雷管爆破這樣的險活，插隊期間干過不少。

由此想到習近平總書記當年在陝北插隊，他受過的那些苦、遇到的那些困難，根本不是我們那裡的知青能比的。總書記當年從首都北京來到陝北，生活環境等各方面的巨大反差，比我們這些在當地插隊的知青要大得多。陝北把干農活稱為“受苦”，把農民叫作“受苦人”，可見農民、農村生存之艱難。明末農民起義的著名領袖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都出生在陝北，都是陝北人。他們為什麼率眾造反？最根本的還不是因為這裡太苦、太窮，窮則思變，窮則揭竿而起嘛！知青插隊那個時候，也正是因為陝北自然環境嚴酷、勞動生活艱苦，有的北京知青剛來不久就被嚇走了。我看到一個資料說，當時有的北京女知青實在受不了陝北高強度的勞動，就嫁給了當地農民，這樣可以少干一些強度大的農活。

習近平總書記多年后在《我是黃土地的兒子》一文中回憶：離開京城到陝北，最初感到很孤獨，而且年齡又小，因此沒有長期待下去的觀念，別的知青天天上山干活，我卻很隨意。后來受到姨姨、姨夫的教育，很快融入了陝北農村新的環境，自覺接受艱苦生活的磨煉，幾年中闖過了跳蚤關、飲食關、勞動關、思想關，成了村裡的壯勞力和種地的好把式。梁家河的北京知青和農民告訴我們，插隊那些年，習近平始終與群眾同甘共苦，什麼苦活累活臟活險活都干過，而且都搶著干，從來“不撒尖”，意思是不偷懶。艱難困苦，玉汝於成。陝北七年，錘煉了他堅韌不拔、堅毅剛強的性格，鑄造了他自強不息、志存高遠的情懷。有知青“這碗酒墊底”，以后人生歲月中遇到的各種風浪和困難又算得了什麼呢？正如總書記回顧插隊經歷時所說：“七年上山下鄉的艱苦生活對我的鍛煉很大，后來遇到什麼困難，就想起那個時候在那樣的困難條件下還可以干事，現在干嘛不干？你再難都沒有難到那個程度。”“在遇到困難時想到這些，就會感到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二是，七年知青經歷讓他真正接了地氣，了解了國情，貼近了人民，真切感受到了人民群眾的冷暖和甘苦，培育了他同人民群眾的深厚感情。插隊知青與兵團、農場、林場知青有所不同的是，他們一下去就直接到了各個村、各個生產隊，同土地結合在一起，同農民摸爬滾打在一起，這使知青們能夠深入了解農民，了解農村，了解當時中國最底層、最真實的一面。

記得我們那個大隊的知青剛到村裡時，近一個月時間都是到農民家輪流吃派飯，生產隊幾十戶農民幾乎吃遍了，這倒使我們直觀地了解到一點村情、民情。我們看到了農民住的都是低矮的茅草房，看到了各家屋子裡除了幾件破舊家具外再沒有什麼，看到了有的農民為了節省一點煤油錢天一黑沒什麼事就上床休息，還看到了農村缺醫少藥、教育文化十分落后的現狀，如此等等讓我們剛到農村就受到某種沖擊和教育。接下來，在長年累月的艱苦生活磨礪中，在與農民群眾的朝夕相處中，我們實實在在體驗到了稼穡之苦和衣食之難，讀懂了“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內涵，切身感受到了農民的喜怒哀樂和生活的不易，也感受到了他們為生存、為過上好日子不屈不撓的奮斗精神。這些，對我們閱讀社會這部無字大書、增加對國情的了解，對我們后來的成長和發展，都奠定了堅實基礎，產生了重要影響。

習近平總書記當年在陝北歷練了七年，黃土地上父老鄉親們終年勞動卻難以溫飽的生存現狀，留給他的記憶我想一定是刻骨銘心的，這種體驗和感受自然比我們這些在條件比較好的地方插隊的知青要深刻得多、獨到得多，也難忘得多。他同樣是在《我是黃土地的兒子》一文中回憶說：剛到農村的時候，一到春耕時節經常有要飯的來。當時在一些北京知青的概念裡，覺得要飯的都是不好的，甚至是“壞分子”“二流子”，不給他們吃的東西，有的還放狗去轟他們。豈不知當地老百姓有“肥正月、瘦二月、半死不活三四月”的說法，到了三四月家家都是“糠菜半年糧”，婆姨帶著孩子出去討飯，把糧食都給壯勞力吃，讓他們忙春耕。這些情況，是知青們在農村生活了一段后才了解到的。對當地群眾貧困狀況的這種了解，讓總書記那時就知道老百姓最缺少什麼、最需要什麼、最期待什麼，也催生他、促使他盡力為鄉親們多辦些實事。在梁家河，他組織帶領群眾修道路、打淤地壩、辦鐵業社、建代銷點、打大口井、發展沼氣，以自己的實干苦干引領群眾向過上好光景奮進。延安時期，習仲勛被毛主席譽為“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習近平總書記繼承了父輩革命家的可貴品格，在陝北七年插隊生活鍛煉中，由一個不諳世事的少年脫胎換骨為群眾眼裡“吃苦耐勞的好后生”，一心讓群眾過上好日子的領路人。多年后他說：陝北七年，最大的一個收獲，就是“讓我懂得了什麼叫實際，什麼叫實事求是，什麼叫群眾。這是讓我獲益終生的東西”。

三是，延安的紅色歷史文化和陝北人民豁達、包容、厚道、質朴、奉獻的集體人格，滋養了他崇高的政治理念，鑄造了他不變的“初心”。習近平總書記當年插隊的延安地區，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落腳地，是延安精神的發祥地，是毛澤東思想的成熟地，也是奪取全國政權的出發地。從中國共產黨誕生到新中國成立這28年間，有將近一半的時間我們黨以延安為中心，在這塊黃土地上演繹了一場改天換地、扭轉乾坤的偉大傳奇。延安如此豐富而厚重的紅色歷史文化內涵，自然會對北京知青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形成產生巨大的正能量，尤其對總書記這樣革命家庭出身的子弟會產生強烈的感染和滋養作用。

我們大家都知道，總書記的父親是陝甘革命根據地的開創者之一，他的母親也是喝延河水成長起來的老干部。他血液裡流淌著紅色基因，對共產黨有與生俱來的崇敬感和親近感。上山下鄉到陝北，在父輩們長期戰斗過的黃土地上勞動生活，到寶塔山、延河邊流連沉思，瞻仰偉人和革命領袖們當年辦公和居住的土窯洞等革命舊址，聆聽當年參加過革命的老紅軍、老赤衛隊員、老八路講述父輩們的青春往事……這樣的點點滴滴，這樣的所見所聞，使他對父輩們創業的艱難有了實地的了解，對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延安精神有了直觀的理解，對從小接受的共產主義人生觀、世界觀和革命理想教育增強了感性認識，對延安這片養育了中國革命的黃土地產生了特殊感情。這種精神上的滋養，心靈上的洗禮，思想上的升華，不僅奠定了他接受插隊生活艱苦磨煉的思想基礎，更堅定了他信仰和追隨中國共產黨的信念。他先后寫了八份入團申請書，寫了十份入黨申請書。執著的追求，艱苦的磨煉，群眾的信服，終於使他入黨的願望得到批准，而且還擔任了大隊黨支部書記。他后來說：十五歲來到黃土地時，我迷茫、彷徨﹔二十二歲離開黃土地時，我已經有著堅定的人生目標，充滿自信。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裡培養出了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裡，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

我好幾次到陝北，登高望遠，黃土高原雄渾蒼茫，群山環繞，充滿神奇。這塊厚重的黃土地，曾經以博大的胸懷接納過轉戰了大半個中國的工農紅軍隊伍，成為中國共產黨人演繹紅色革命傳奇的大舞台﹔三十多年后，這裡同樣以博大的胸懷接納了兩萬六千名少小離家的北京知青，成為這批中學生接受青春洗禮的地方。梁家河的知青告訴我，陝北人民勤勞善良，厚道質朴，他們沒有多少文化，不會說高深的道理，但他們從心底裡感到這些遠離父母的北京知青不容易，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真情關照、呵護北京知青，手把手地教他們種地、拾柴、做飯，幫助他們度過插隊初期的生活、勞動等關口，知青們從中感受到了陝北人民的溫暖。這麼多年過去了，北京知青說起延安，普遍認為延安人民可親可愛，他們與延安人民結下的不解之情永遠值得懷念。

習近平總書記當年是作為“黑幫子弟”到陝北插隊的。在那個“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家庭出身、父母政治狀況等因素給一些知青造成很大的精神壓力。但陝北的父老鄉親評價知青，更注重知青本人在插隊時的表現和作為。正因為這樣，他當年才能入黨，才能當大隊黨支部書記，才能被推薦上大學。總書記在談起這些往事時充滿感情地說：延安人民曾經無私地幫助過我，保護過我，特別是以他們淳厚朴實的品質影響著我，熏陶著我的心靈。“當年，我人走了，但是我把心留在了這裡！”

四是，插隊七年他利用農村相對寬鬆自由的社會政治環境，堅持讀書學習，積澱了豐厚的知識文化理論素養。當年上山下鄉的“老三屆”知青，高中生的比例隻佔很少一部分，大多數是初中生，其中1967屆、1968屆初中生因為“文革”中斷了學業，未能受到完整的初中階段教育。用現在的標准看，把我們這樣的初中生稱為“知識青年”，我們是不夠格的。當年知青這種教育和文化知識上的缺失，在當時那樣生產力發展緩慢的年代並不凸顯，但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這越來越成為知青們的一塊“硬傷”。正因為如此，“老三屆”知青離開農村返城工作后，從事高科技、高級經貿活動的人員比例極小，大多數人從事的是普通的熟練勞動。

到農村插隊，客觀上為知青提供了讀書自學的環境。那個年代，插隊知青生活雖然清苦，但同兵團知青相比，政治上比較寬鬆，行動上比較自由，參加勞動多少、回家探親的次數和探親時間的長短，主要取決於知青本人。客觀地說，那時插隊知青讀書學習的時間還是充裕的。特別是秋收秋種以后到來年春耕前這一段“冬閑”時間，農活較少，有比較完整的時間可以用來讀書學習。但那時是“文革”時期，把知識分子說成是“臭老九”，“讀書無用論”“知識越多越反動”等謬論甚囂塵上。受這種社會思潮的影響，加上今后前途和出路虛無渺茫等原因，而且年齡大一些的知青還面臨婚戀等現實問題，因此不少知青基本放棄了讀書學習。當然，還是有相當一些知青信奉“開卷有益”的古訓，把讀書學習作為豐富插隊生活、充實精神世界、提高自身素養的方式和途徑，找各種書籍，利用晚上和農閑時間閱讀學習。我在農村兩年多，比較感興趣、也讀得比較多的是歷史和政治類書籍，包括一些中外歷史人物和政治人物的傳記，還有一些國內外文學名著。像翦伯贊主編的《中國史綱要》，范文瀾、蔡美彪主編的《中國通史》，李新主編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黎澍撰寫的《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國政治》，胡繩撰寫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以及反映德國納粹歷史的《第三帝國的興亡》、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等等，就是在插隊時讀的。恢復高考后，我報考了大學文科，文史、地理和政治基本沒花多少工夫都考出了高分，最后被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錄取。

習近平總書記酷愛讀書學習，這是同他接觸過的人都熟知的。當年到陝北插隊，他隻帶了兩個行李箱，裡面裝的全是書。陝北七年，他始終堅持苦讀深思，經常挑燈夜讀到凌晨。關於總書記當年插隊時讀書學習的情況，你們已經採訪了梁家河的不少村民和北京知青，他們是親歷者，講了很多生動鮮活的所見所聞，《學習時報》都刊發了。看了你們的採訪，我感到他插隊期間讀過的書，無論數量還是涉及的范圍，都遠遠超過了我們。總書記在擔任中央黨校校長時，明確提出領導干部要愛讀書讀好書善讀書，這個要求他在陝北插隊時就做到了。古人說，“腹有詩書氣自華”。堅持讀書學習，積澱了總書記豐厚的文化素養、知識素養、道德素養和理論素養。這些年，我有幸在不同場合多次聆聽習近平總書記講話，他在講話中旁征博引，信手拈來，談笑風生，妙語連珠，充滿自信，越聽越覺得有味道、有特點、有內容，越聽越愛聽、越想聽。他這種學識，這種修養，這種格局，是他多年磨一劍的結果，梁家河七年的學習積累自然是很重要的。

採訪組：剛才您從四個方面，分析了陝北七年在習近平總書記整個成長經歷中的重要意義和影響，聽后很受啟發。您是我們最后一個採訪者，在結束這個採訪之際，請您最后再總結性講講。

何毅亭：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孟子說過：“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這段話所蘊涵的思想，充滿了實踐論和辯証法。回過頭來觀察分析，陝北七年正是習近平總書記“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的人生第一站，是他讀懂人生、讀懂中國、讀懂中國共產黨的重要起點。在這裡，他學到了書本上學不到的東西，收獲到一部不著一字卻可以受用終生的人生寶典。這些對他以后的成長和進步奠定了堅實基礎。

離開梁家河以后，他進入清華大學這個最高學府學習知識、開闊視野。大學出來后又進入高層領導機關工作，進一步提升了眼界、增長了才干。緊接著沉到縣裡直接當縣委書記這樣的“一線總指揮”，一直在縣、市、省重要領導崗位做實際工作。陝北七年，清華四年，軍委機關三年，正定三年，福建十七年，浙江五年，上海近一年，中央高層五年，之后在黨的十八大當選黨的總書記。從農村大隊黨支部書記到黨的總書記，從普通公民到國家主席，從下層軍官到軍委主席。從西北到華北，再到東南沿海地區。中國的西部、中部、東部地區都待過，黨和國家各個領導層級都干過，農民、大學生、軍人、干部都當過。這麼豐富的閱歷，在這麼多重要領導崗位上歷練過，有這麼長時間的實踐積累，所有這些都是干好領導工作的寶貴財富。

最近我看到一個材料評價說：習近平總書記是在濃郁革命氛圍中成長起來的我們黨的領導人，是在苦難歷史和曲折經歷中成長起來的我們黨的領導人，是在長期革命實踐中成長起來的我們黨的領導人，是在新的偉大斗爭中確立起來的我們黨的領導人，是在重大國際斗爭中成長起來的我們黨的領導人，是在人民群眾中成長起來的我們黨的領導人。這個評價高屋建瓴、精辟准確，完全符合實際。你們也知道，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作出重大政治決定，明確習近平總書記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正式提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這一重大政治決定，具有深厚的政治基礎、思想基礎、群眾基礎、實踐基礎，它的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將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實踐的發展進一步顯現出來。

《學習時報》用採訪實錄的形式反映習近平總書記的七年知青歲月，選題很好，形式新穎。你們深入基層一線，同梁家河那些當年與總書記同吃同住同勞動的鄉親和知青面對面對話。受訪者講當年那些真實的故事，娓娓道來，語言生動朴實，內容真實可信，把總書記青少年時期踏踏實實干事業的感人事跡生動展現在讀者面前，讓人們真切地看到了人民領袖確實來自人民，人民領袖確實是為了人民。我注意到了，你們的採訪實錄發表后，在讀者中引起了強烈共鳴，反響很好，對於干部、群眾增強“四個意識”，發揮了正能量。

再往多裡說一點，你們這個系列採訪實錄，對如何更好地宣介我們黨的領導人，從內容到形式都是一個創新嘗試。對黨的領導人的宣介，既需要專題著作和理論文章，也需要根據新形勢下廣大讀者的閱讀心理和認可程度，在形式和內容上作一些改進與創新，讓讀者真正願意看你的東西，並且在閱讀中不知不覺受到教育、受到啟發、受到感染。這也就是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講到的打造新的話語體系的問題。我覺得你們在這方面所作的探索是有益的。

最后我還想說的是，我們黨的領袖人物為黨和人民事業奮斗的非凡經歷，以及他們的經歷所蘊涵的寶貴精神財富，具有不可替代的歷史價值、思想價值和精神價值。把他們人生中一段一段的歷史真實地記錄下來，通過多種形式奉獻給讀者，奉獻給人民，奉獻給歷史，充分發揮以史鑒今、資政育人的作用，我認為這是一件很有意義、很值得去做的事情！對習近平總書記的非凡經歷，你們已經講了他的知青故事，如果有可能你們把后面的故事接著講下去。（記者 邱然 黃珊 陳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