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聲“莎姐”暖人心

2017年2月6日，大渡口區人民檢察院一樓。

“莎姐”青少年維權崗辦公室主任、檢察官梅玫翻看著手機，滿臉興奮。

“這是我們新開展的‘莎姐’線上活動——面向全區中小學生征集禁毒漫畫！”梅玫介紹。

原來，該院在2016年11月組織校園禁毒宣傳后，不斷有學生向“莎姐”發來原創的禁毒漫畫。

這引起了“莎姐”團隊思考：何不在全區謀劃一個與此相關的線上活動？

於是，2017年1月20日，“‘莎姐’守護，青春無毒”禁毒作品微信征集活動上線。

隨后半個月，作品如雪片般飛來——共收到1100多幅作品。

“莎姐”的號召力為何如此之強？

2016年12月，大渡口區街頭，有媒體隨機“街採”了三個問題：你認識“莎姐”嗎？怎麼認識“莎姐”的？“莎姐”是誰？

“認識”“知道”“曉得”……

“通過學校法律社團認識的”“關注他們的微信公眾號認識的”“來我們小區宣傳認識的”……

“莎姐是一個團體”“他們不止一個人”“是一群檢察官”……

被採訪者的回答表明，在大渡口區，“莎姐”已深入人心。

“經過十多年的發展，‘莎姐’在全市乃至全國都是一個叫得響的品牌！”大渡口區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李榮辰自豪地說。

“莎姐”由來

“如果知道這是犯罪，我一定不會去做。”2004年，法庭上，這是一名剛滿16歲的涉罪未成年人聲淚俱下的懺悔。

作為公訴人，大渡口區檢察院檢察官王莎的內心再次被重重撞擊。

“在涉案未成年人的懺悔中，這是出現頻率最高的一句話！”王莎說。

檢察官們發現，未成年人失足前的懵懂、失足后的悔恨，以及被處理后的自卑，不是用簡單的就案辦案所能解決的。

“辦案之外，我們是不是還應該做點什麼！”檢察官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沒多久，大渡口區人民檢察院探索設立了青少年維權崗。

“工作之余，把辦案向事前、事后延伸。”梅玫說。

最初，檢察官們以“一米陽光”“檢察官寄語”等名字，通過線上和線下對青少年展開普法教育。

然而，最初的簡單說教和灌輸效果並不明顯。

“原因有二：一是名字沒特色，很難叫響﹔二是形式、內容單一。”梅玫說。

於是，檢察官們又開始絞盡腦汁想名字。

“叫‘莎姐’如何？”一檢察官突發靈感說，這讓大家眼前一亮。

最終，“莎姐”這個名字被正式確定下來。

之所以叫“莎姐”，是因為其有三層含義——

首先，據《說文解字》，“莎”是一種多年生草本植物，可入藥，取其入藥能“治病救人”之義，與幫扶逆境中的未成年人的初衷相契合。

其次，女檢察官王莎被許多涉罪未成年人尊稱為“莎姐”。

最后，“莎姐”名稱有親和力，朗朗上口，容易被未成年人接受和記憶。

“同時，我們還賦予‘莎姐’耐心教育、愛心感化、真心挽救的‘三心理念’——這是我們最初的品牌意識！”李榮辰說。

冠名“莎姐”后，這一業余志願服務組織立即活了起來。

創新宣教

2013年3月27日，大渡口區新山村街道新一社區活動室一片沸騰。

檢察官羅文磊面前，一群活潑好動的小學生正在鬧騰。

要對這樣一個群體開展普法教育，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羅文磊卻自有高招，隻見他胸有成竹地喊道：“同學們，等會兒你們要從這兩集動畫片裡找出不好的行為，我要提問！”

隨著《熊出沒之真假鬆鼠》開始播放，瞬間，活動室安靜下來。

在提問環節，小朋友們踴躍指出其中的“不良行為”，羅文磊也順勢講解起了盜竊罪、搶劫罪等法律知識。

為了這堂生動的法制教育課，羅文磊和同事們可以說是煞費苦心。

“如何讓小朋友在愉悅的氛圍中接受法制教育？”當初接到講課任務后，羅文磊就開始苦思冥想。

一次，在和同事交談中，羅文磊得知，同事經常給女兒分析動畫片中的法律知識。

這讓羅文磊突發靈感，迅速確定了“小小動畫片中的法律大問題”的課題。

半個月內，羅文磊和另兩名“莎姐”成員利用下班時間，看了上百集動畫片。

“最終從熱門動畫片裡選擇了具有警示教育意義的兩集。”羅文磊說。

和羅文磊一樣，每一次普法宣傳都傾注了“莎姐”們的良苦用心。

在禁毒宣傳中，“莎姐”成員自制“毒品”，現場扮演販毒者，現身說法。

在反校園欺凌宣傳中，“莎姐”團隊自編情景劇《沖動的代價》，組織學生參演。

…………

從法制講座，到模擬法庭﹔從觀看微電影，到編排情景劇……形式多樣的活動，讓未成年受眾在潛移默化中接受和認同了法制教育。

在十多年的探索中，“莎姐”團隊在全區9個中學組織成立“莎姐”法律社團，在社區設立“莎姐”工作室，並形成了“五加七”工作模式，對青少年進行幫教。

截至2016年底，大渡口區青少年全年涉罪人數降到6人。而在2004年，這一數字是62人。

品牌拓展

2014年9月1日，重慶市外國語學校小禮堂。

“同學們肯定知道，最近有部很火的大片‘監獄風雲’正在上映，從李代沫到郭美美、從柯震東到房祖名……”檢察官黎林話一出口，就引得台下一片歡笑。

“為啥柯震東出來了，房祖名還關著？”問題一出，禮堂徹底沸騰了。

學生們給出的答案千奇百怪：“柯震東更帥”“房祖名吸得更多，該關更久”……

此時，一短發女生的回答，讓黎林很驚訝：“因為房祖名是容留別人吸毒，柯震東是吸毒，一個是犯罪，一個是治安處罰。”

“你們這麼多回答，隻有她答對了。”黎林表揚了這位女孩，並講解了相關法律知識。

這是巴南區檢察院“莎姐”檢察官在“普法開學季，‘莎姐’百校行”活動中的一幕。

“莎姐”不是大渡口區的嗎？怎麼巴南區也有？

原來，2012年8月20日，重慶市檢察院在全市三級檢察院統一設立“莎姐”青少年維權崗，“莎姐”模式從大渡口區拓展到全市。

同時，借助“莎姐”品牌，2014年，根據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依法治國的新要求，大渡口區組建了“莎姐”法制宣講團、“莎姐”預防職務犯罪宣講團，積極營造全民知法守法的良好氛圍。

“‘莎姐’服務的受眾也從青少年拓展到機關干部和普通群眾。”李榮辰說。

截至目前，“莎姐”法制宣講團開展了95場宣講，受眾1.6萬多人，“莎姐”預防職務犯罪宣講團開展預防職務犯罪宣講60場，受眾6000多人。

除此之外，重慶市檢察院與《重慶晨報》聯合打造了“‘莎姐’故事”專欄，“莎姐”品牌的影響力進一步提升。

至此，“莎姐”品牌更加深入人心。

品牌輻射

2016年2月，羅文磊及團隊對涉案未成年人劉洋作出附條件不起訴的決定。

“我們設定了考察期9個月。”羅文磊說。

劉洋是農村留守兒童，中學時被父母接到城區上學，屬於典型的農民工子女。

城鄉的差異、同學的疏離、父母的忽略，讓劉洋誤入歧途。

“考慮到劉洋的涉案情節和他未來的人生，我們決定對他進行考察幫教！”羅文磊說。

一次，羅文磊起訴一起盜竊案，讓劉洋來觀摩庭審。

沒想到，庭審之后，劉洋拒絕跟任何人溝通。

“他是被我們庭審的‘唇槍舌劍’給嚇倒了！”羅文磊說，幫教陷入了尷尬。

這時，“莎姐”團隊決定求助專業社工幫忙。

社工志願者楊元春了解情況后，當即表示願意提供無償幫助。

年長者的愛護、女性的溫柔，再加上專業的心理輔導，讓劉洋打開了心扉，又重新開始與人溝通。

“他跟父母發生矛盾時會跟楊老師溝通，法律方面的知識就會跟我請教。”羅文磊說。

終於，考察期滿了。

2016年11月10日，劉洋生日，也是他考察期滿宣布結果的日子。

一大早，一臉緊張的劉洋就被通知到檢察院來。

推開門的剎那，溫馨的生日歌響起……原來，“莎姐”檢察官們為劉洋秘密籌劃了一個生日Party。

羅文磊宣布：“恭喜，你通過了考察期！”

此時的劉洋百感交集，挂著微笑的臉上淚如雨下。

檢察官和志願者的角色互補，點亮了一個16歲少年的新“生”。

和楊元春一樣，越來越多的志願者慕名而來。

律師鄧春無償為智力殘疾兒童提供法律援助，大學生權力智作為中學法律社團“導師”指導學生，心理咨詢師童新不定期到“莎姐”談心室對涉案青少年進行心理輔導……

2014年11月，重慶市“莎姐”青年志願者服務隊應勢而生。

“律師、心理咨詢師、教師、社工等志願者加入進來，為“莎姐”品牌注入了新的力量。”李榮辰說。

如今，重慶市“莎姐”青年志願者服務隊共聚集了416名“莎姐”檢察官和848名“莎姐”志願者，其品牌輻射力正噴涌而來。

（文中未成年涉案人姓名為化名）

（重慶《當代黨員》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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