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周總理學審改公文

周恩來對事業高度負責，對工作嚴謹細致，在審閱和處理公文時傾情投入，一絲不苟，認真推敲每個字每句話，同時還親自核算每個數字每個百分比，檢驗其是否准確可靠，不差分毫。

周恩來總理生前日理萬機，鞠躬盡瘁地為黨和人民的事業操勞。與此同時，他還非常重視公文在指導革命、推進建設中的重要作用，始終以極端負責的精神，堅持不渝，認真細致地審改公文、處理公文。

周恩來審改公文的原則和方法，是留給我們的一筆精神財富。學習和繼承它們，可以幫助領導干部提高審閱、修改和運用公文的能力與水平。

把握原則明確政策

公文是黨政機關行使職能的重要工具。對上級機關而言，要通過公文向下級機關就某項或某時期的工作進行部署，提出工作方針、具體要求和相關政策等，以指導和推進工作。因此，公文必須主題鮮明，內容正確，具有操作性。周恩來審改公文的時候，特別注重思想內容，對於理論、方針、政策方面的問題，反復斟酌，慎之又慎，以確保其鮮明、正確、管用。

從1953年開始，在中央的統一部署和領導下，全國廣泛實行普選人民代表，著手建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這是新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體現，具有重大的開創意義。總理辦公室負責中南海選區的選舉工作。周恩來對此非常重視，要求辦公室負責人每天上報有關情況，根據反映的問題，隨時作出批示，提出解決辦法和要求。針對選民登記表不是本人填寫的問題，周恩來批示：“我的登記表應給我重填。”又批示：“代填選民登記表本身就是錯誤，不必再追究代填手續上的錯誤，主要的要進行本人登記。”他還在“進行本人登記”六個字下畫了六個圓圈，強調其重要性。在周恩來看來，選民進行本人登記事關人民代表選舉的原則性、嚴肅性，不允許越俎代庖。按照總理的要求，負責選舉工作的同志及時糾正了不當做法，圓滿地完成了選舉工作。

196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精減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的決定》下發。為貫徹執行國民經濟“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中央決定精減城鎮人口2000萬。這是一項艱巨復雜而又涉及政策的工作。周恩來為此廢寢忘食，煞費苦心。該決定出台前的文件稿中有這樣一段話：“對被減人員一定要負責到底，採取多種多樣的辦法予以安置，務使其各得其所。”周恩來審閱時，在這段話前面加上了“黨政領導機關”幾個字，明確和強調了領導機關應負的重要責任。文件稿關於精減職工的安置辦法比較原則，周恩來專門加寫了一段操作性很強的話語：“對於一切精減下來的職工，都要採取各種補助和幫助的辦法，妥善安置，務使他們能夠逐步習慣於新的生活。對於中央、省、市、自治區和省轄市、專區直屬的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學校減下來的職工，在沒有安置好前，在一定時期內，將發一定比例的工資，供應必需的口糧，以維持其生活。縣和縣以下的各單位裁減下來的職工，不實行這種辦法，而採用發給生產補助費或退職金，並帶一定數量糧票的辦法，以便及時下鄉參加生產或作其他處理。”正式文件就是按周恩來的修改稿下發的。在國家困難的條件下，周恩來為安排好被精減職工的生活，作出了最大的努力。

1973年1月，外貿部在起草的一個請示報告中，提出在對外貿易中要堅持“以我為主”的原則。這一提法，不符合我國對外貿易一貫遵循的平等互利重要原則。周恩來審閱請示報告時，用筆勾掉了“以我為主”四個字，把這句話改為“按照平等互利原則和我們的需要與可能，有來有往”。報告呈送給毛澤東主席，他圈閱“同意”。從此，我國對外貿易進一步明確了不能搞“以我為主”的錯誤做法。

作為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人，周恩來高瞻遠矚，視野開闊，善於從宏觀和戰略的高度來思考問題，牢牢把握大局，處處堅持原則，事事講究政策。這一點，在他審改公文上也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確保數字精准無誤

公文是官方文書，行文中會有一些數字，涉及政治、經濟、社會、外交等問題，它們同文字一樣重要，必須精確無誤。否則，不僅會造成笑話，還會影響決策，損害黨和人民的事業。周恩來對事業高度負責，對工作嚴謹細致，在審閱和處理公文時傾情投入，一絲不苟，認真推敲每個字每句話，同時還親自核算每個數字每個百分比，檢驗其是否准確可靠，不差分毫。

1952年8月，周恩來總理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訪問蘇聯，主要任務是就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向蘇聯方面征詢意見，並爭取蘇聯的援助。在莫斯科期間，周恩來審閱一份有關換聘延聘蘇聯專家的文件稿，發現其中一組數字錯了。於是，他找來代表團中起草文件的兩位同志，嚴肅地問：“你們說說，49加3等於多少？”兩位同志立即查找原因，最終發現，他們在統計數字的時候重復計算了一個人頭，正確的數字應該是52，而不是53。周恩來批評這兩位同志說：“不能馬虎，文件一旦送出，連算數都有誤，人家豈不笑話。”

1961年3月，周恩來與糧食部負責同志一起研究各省的糧食調撥安排。周恩來親自排出表格，相加數字，結果出現了5000萬斤的差數。為了弄清這一問題，他在表格上一個省一個省地核對，一筆一筆地計算，還是無法平衡。周恩來思考了片刻，然后詢問糧食部負責同志：“當時研究調出時，給浙江省加上5000萬斤，加了沒有？”經總理提醒，糧食部負責同志猛地想起，是他們漏記了，問題就出在這裡。他們當即向總理作了深刻檢討。

三年困難時期，周恩來為了安排好全國人民的吃飯問題，嘔心瀝血，日夜操勞。他認真細致地審閱每一張糧食報表和糧食計劃表，精心計算每一個數字，周密安排和調撥糧食。據統計，在保存的當年總理辦公室退給糧食部辦公廳的32張報表中，周恩來的筆跡共計有994處，其中包括了大量的數字核算。它們生動地記錄了周恩來在三年困難時期，為了解決全國人民的吃飯問題，所付出的智慧與心血。

周恩來為什麼如此重視數字？他常說：“毛主席聽匯報看文件隻記幾個大數就夠了，我是辦具體事的，要記一些具體數字。”在周恩來看來，具體數字是管理國家、建設國家的重要依據，它們既關乎國計民生，也關乎決策成敗，所以，要確保數字精准，不能出現任何差錯。

嚴格規范公文程序

公文與其他文體不同，有著嚴格、規范的程序。遵循其嚴格、規范的程序，有助於維護黨政機關的權威，保証公文運行的質量和效益。周恩來是我們黨講規矩的楷模，他時時講規矩、處處作表率。在審閱和處理公文的過程中，他隨時改正不准確之處，使其符合嚴格、規范的程序，以維護公文的權威性、嚴肅性。

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四次會議通過大行政區、省、市人民政府27個單位負責人的任命。由於新中國剛剛成立，一切工作都在起步階段，政府的公文也不夠規范，提交這次會議的《各項任命名單》中沒有標明“××××第×次會議通過”的字樣和各單位的順序號。該任命正式發布之前，周恩來在審閱文稿中發現了這一問題。於是，他在“各項任命名單”題目下加注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四次會議通過”的字樣，並從“一”、“二”、“三”……一直到“二十七”，在每個單位前加上了順序號。每次審閱公文發現疏漏或不規范的地方，周恩來都會及時加上或改正糾正過來。他有時還在文件上批示，要求有關同志注意改正錯誤。

1950年3月，全國總工會向政務院報送中國搬運工會第一屆代表大會關於設立搬運公司、廢除各地搬運事業中封建把持制度的建議﹔勞動部同時報送關於廢除各地搬運事業中封建把持制度暫行辦法草案。3月31日，政務院第二十六次政務會議討論了以上兩個文件，並作出決定。政務院在關於這兩個文件的決定草案中寫道：“批准”中國搬運工會第一屆代表大會關於……的建議，並“通過”關於廢除各地搬運事業中封建把持制度暫行處理辦法，即予公布施行。周恩來在審批文件的時候，作了兩處修改：一是把“批准”改為“接受”，二是把“通過”改為“批准”。因為，全國總工會是人民團體，不是政務院所屬部門，它向政務院提出的建議，政務院不能“批准”或“不批准”，隻可“接受”或“不接受”﹔勞動部則是政務院所屬部門，政務院對它提出的報告、請示，隻能是“批准”或“不批准”，不該是“通過”。周恩來的修改，不但文字表達准確，而且更符合政務院同全國總工會、同勞動部的關系。

周恩來審改公文，要求嚴格，注重規范，精益求精。他既審查主題、內容、字句、數字，也注意標點符號、文件格式，包括文件中的附注。凡是經過他審核或批發的文件，無一不更加准確、規范，具有權威性、指導性。

（《刊授黨校》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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