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內不能有特殊黨員

1921年，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綱中規定：“凡承認本黨黨綱和政策，並願成為忠實的黨員者，經黨員一人介紹，不分性別，不分國籍，均可接收為黨員，成為我們的同志。”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正式文件中最早使用“同志”一詞，並賦予其新的含義。

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提出：“黨的組織生活是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內容和載體，是黨組織對黨員進行教育管理監督的重要形式。”“全體黨員、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必須增強黨的意識，時刻牢記自己第一身份是黨員。任何黨員都不能游離於黨的組織之外，更不能凌駕於黨的組織之上。每個黨員無論職務高低，都要參加黨的組織生活。”領導干部以普通黨員身份參加所在黨支部或黨小組的組織生活，這是我們黨的一大光榮傳統。

認真過組織生活，按時繳納黨費

中國共產黨人歷來重視黨的組織生活，黨的領袖以身作則。1944年，毛澤東身為黨中央主席，恪守黨的組織生活制度，主動要求在黨小組會上匯報個人思想，並希望黨小組長監督。

朱德始終認為，黨內不應該有特殊黨員，無論職務多高，都應該過正常的組織生活。而且過組織生活時，一定要堅持黨內優良傳統，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黨員，誰都可以提意見。抗戰時期，朱德身為八路軍的總司令，每次過組織生活都帶頭參加。一次，朱德所在黨小組召開黨小組會，未通知他參加，朱德找到黨小組長強調：“毛主席號召我們自己動手，克服困難，這麼大的事，也有我一份呀。”他隨即又說：“在我們黨內，每個人都是普通黨員，黨內不能有特殊黨員。以后，這樣的會議都要通知我參加。”20世紀60年代，朱德身邊的工作人員成立了黨支部，對外稱“四組”。無論有多忙，朱德都會抽出時間，以普通黨員的身份參加“四組”會議。一次外出考察結束后，朱德在會上提出：“你們大家談一談，看我這次外出與人接觸時，有什麼欠周到和不謙虛、擺架子的地方？地方有沒有超標准接待、咱們竟然接受了的？”大家便你一言我一語講起來。會議中，朱德會批評某些同志，工作人員也會對朱德提意見。朱德把別人對自己的批評記下來，下次開會時還會匯報自己的改進情況。1970年以后，隨著朱德年事已高，工作人員有時不通知他參加活動。有一次，朱和平在家裡為爺爺讀書，朱德問：“工作人員在干什麼？”朱和平回答說：“他們在開會。”朱德立刻讓朱和平扶著自己，去參加會議。來到現場，朱德說：“我是一個共產黨員，你們不要剝奪我參加過組織生活的權利！共產黨的干部無論職務多高，都應該遵守黨的組織紀律，按時參加組織召開的會議，自覺接受黨員的監督和批評。”

周恩來作為黨的領導人，仍然像普通黨員一樣，自覺地參加黨組織生活，按時繳納黨費，自覺接受和主動爭取黨組織和基層黨員的監督。1935年8月底，中央紅軍在長征中歷經千辛萬苦走出草地，決定休整幾天。趁這個機會，總部機關的黨組織進行了一次整頓，改選了支部，隨后各黨小組又選舉了新的小組長。機關黨小組裡有副主席周恩來、參謀長張雲逸、司令部的幾個參謀，以及警衛員魏國祿。在一次小組會上，張雲逸提議選魏國祿當小組長，周恩來笑著點頭說：“很好，同意。”大家也都表示贊成。魏國祿感到很難為情，心想：黨小組裡有副主席、參謀長，還有參謀，自己是個警衛員怎麼能當小組長來領導他們呢？他紅著臉說：“我干不了，最好還是另選別的同志。”周恩來見他有些顧慮，就鼓勵說：“大家選你當小組長，就相信你一定能干得了。我們既然同意你，就會服從你的領導，今后小組裡有什麼問題，可以大家來商量嘛。”魏國祿隻好答應試試看。有一次，周恩來感覺很長時間不開黨小組會議了，就問黨小組長魏國祿，他回答說：小組會議開過了，看到首長忙，就沒有通知。沒想到，周恩來用平常少見的嚴肅態度，批評魏國祿道：“那怎麼能行？我是黨員，應當過組織生活，如果確實有事不能參加，我自己可以向你請假，你不通知我可就是你的不對呀。在我們黨內，每個人都是普通黨員，誰都要過組織生活，這是個黨性問題，你明白嗎？以后開會可一定要通知我啊。”之后，魏國祿接受了教訓，每次開會都通知周恩來﹔而周恩來隻要有時間，每次都參加，並認真地發表意見。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后，周恩來忙於處理各種工作。有一次，警衛員魏國祿不忍打擾他，就替他交了5分錢的黨費。不久，周恩來對魏國祿說：“小組長，這個月黨費我還沒交吧？”魏國祿回答說，已經代首長交過黨費了，首長集中精力忙軍政大事，我們代交還不是一樣的。然而，周恩來嚴肅地說：“黨費怎麼可以讓別人代交呢？”“軍政大事重要，交黨費也重要，因為這是每個黨員的義務。”他把5分錢黨費交給了魏國祿。

在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任弼時從不做特殊黨員，身居要職之后，始終廉潔自律，從不以權謀私。他常說：“在黨內，任何個人不管他是軍長、政委，都是普通一員，都要服從組織，決不能做特殊黨員。”任弼時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期間，正值陝甘寧邊區經濟最為困難的時期，黨中央號召軍民開展大生產運動。那時候的任弼時既是大生產運動的領導者，也是一名普通勞動者。他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一起開了一塊地，種上庄稼和蔬菜。他還向王震要了一架紡車，工作之余盤腿而坐，練習紡紗。1943年3月，中央直屬機關在棗園舉行紡紗比賽，任弼時紡的紗被評為第一，一時傳為佳話。他對事業和工作恪守“能堅持走一百步，就不該走九十九步”的准則。葉劍英說：“他是我們黨的駱駝，中國人民的駱駝，擔負著沉重的擔子，走著漫長的、艱苦的道路，沒有休息，沒有享受，沒有個人的任何計較。他是杰出的共產主義者，是我們黨最好的黨員，是我們的模范。”

陳雲嚴格遵守組織程序。據身邊工作人員回憶：陳雲組織觀念極強。當時中央領導是過雙重組織生活。一方面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和常委會﹔一方面也編入基層支部。陳雲所在黨支部，是由他和秘書、警衛以及其他工作人員中的黨員組成的，衛士長擔任黨小組長。開黨小組會，都通知陳雲。陳雲有事不能參加，都主動請假。有時因病外出治病，或按醫生要求進行健康療養時，陳雲總是親筆寫信，向毛主席請假，返回北京，也要報告。

老紅軍王定國時刻嚴格要求自己，按時繳納黨費，不搞特殊。新中國成立后，謝覺哉先后擔任內務部部長、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謝覺哉去世后，按規定遺屬可以繼續住原來的房子，身為謝覺哉夫人的王定國卻主動找到組織說：“我有自己的工作，我是什麼級別就住什麼房子。”隨即搬出了帶院子的大房子。每個月，王定國的小兒子謝亞旭總會乘地鐵來到國管局老干部局和平裡工作處，將母親的黨費交到第二黨支部，十多年風雨無阻。“革命年代我們經常費盡艱辛去交黨費，因為它是黨活動經費的重要來源。”王定國對謝亞旭說，“如今交黨費變得簡單，更要堅持好，因為這是對黨信仰的體現。”

大家永遠要以“同志”相稱

1921年，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綱中規定：“凡承認本黨黨綱和政策，並願成為忠實的黨員者，經黨員一人介紹，不分性別，不分國籍，均可接收為黨員，成為我們的同志。”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正式文件中最早使用“同志”一詞，並賦予其新的含義。“同志”一詞，成為黨的組織成員相互之間的主要稱謂。黨的領袖們一再表示，黨內不要以職務相稱，最好用“同志”稱呼。

毛澤東曾表示他最喜歡別人稱他為“毛澤東同志”。1951年，毛澤東在審閱李達撰寫的《實踐論解說》一書時，將書稿中出現的“毛主席”字樣，通通圈去，改為“毛澤東同志”。1958年11月，在與劉建勛、韋國清的通信稿中，他將標題中的“主席”二字改為“毛澤東同志”。1959年8月3日，毛澤東致信劉少奇、周恩來、彭真、楊尚昆等人，建議黨內一律用“同志”稱呼，不要以職務相稱。周恩來最喜歡的稱謂也是“同志”。在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周恩來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身邊工作人員：“你們不要隻記得我是總理，還要知道我是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一個普通的勞動者。”有一次，他還明確具體地說：“在國務活動時我是政府總理，在黨內活動時我是一個普通黨員，在群眾中活動時我是一個普通的勞動者。”周恩來有一次在廣州開會，有位曾在八路軍重慶辦事處工作過的普通工作人員專程趕來看望他，並親切地稱他“恩來同志”。周恩來特別高興，對大家說：“這位同志保持了當年的好傳統，很好。在革命隊伍裡，大家永遠要以‘同志’相稱。”鄧小平對別人稱呼他“小平同志”表示贊許。1984年，《武漢晚報》刊登了一則消息，報道了武漢一職工向鄧小平寫的申冤信，信的開頭寫道：“小平同志：我這樣的稱呼，似乎不太禮貌，若有不妥之處，請給予責備。”鄧小平在信上圈閱道，“頭一次看到這樣的稱呼，我很喜歡，酌量處理！”

（《刊授黨校》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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