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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現實,告別黑格爾

趙亮

2017年01月04日08:50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馬克思被好友邀請參加《萊茵報》的籌辦工作,由此開啟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份職業。馬克思從象牙塔踏入社會,開始接觸到廣大的貧苦大眾、體悟社會生活,並思考現實的利益問題。

“馬克思主義盡管誕生在一個半多世紀之前,但歷史和現實都証明它是科學的理論,迄今依然有著強大生命力。”在2016年5月17日召開的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上,習近平同志對於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地位再次作了肯定闡述。確實,無論是從推動歷史發展還是解決現實問題來說,馬克思主義都發揮了它應有的積極作用,在東西方社會產生了無與倫比的巨大影響力。馬克思主義無疑是科學的理論,但從馬克思的思想發展軌跡來說,這種科學性並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經歷了一段曲折的發展歷程。從1842年4月到1843年3月,馬克思一直在《萊茵報》編輯部工作。當把關注的目光聚焦到這段時期,我們會發現,《萊茵報》時期成為馬克思思想開始由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從革命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轉變的重要時期。

黑格爾啟蒙主義思想的忠實信徒

馬克思從小就受到黑格爾啟蒙主義思想的影響,首先這與他的家庭生活環境有關。現在我們社會上比較看重家風的影響,認為一個人的性格養成和后天發展都與家風密切相關。馬克思從小就受到自由主義啟蒙思想家風的熏陶,這要從馬克思的父親老馬克思說起。老馬克思接受的教育比較優越,尤其熟識18世紀法國啟蒙主義者的著作。在這些崇尚自由、歌頌人性價值的啟蒙主義大師的影響下,老馬克思的頭腦中充滿了自由主義啟蒙思想,通過言傳身教,注定會對馬克思的心靈和價值觀養成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另外,就是與馬克思從小受到的學校教育有關。馬克思的中學生涯是在特裡爾中學度過的。在當時的德國知識界和教育界,自由主義啟蒙思想成為一種時髦,特裡爾中學也不能例外,學校校長和不少任教的老師都是自由主義啟蒙大師的鐵杆粉絲,他們盡力在學校教育中灌輸理性主義思想。在這樣濃厚的氛圍影響下,馬克思對啟蒙主義思想的接受是顯而易見的。

經過家庭和學校教育的雙重洗禮,馬克思對自由主義啟蒙思想深信不疑。在柏林大學讀書期間,馬克思加入了青年黑格爾派,成為黑格爾啟蒙主義思想的一名忠實信徒。這在他早期寫的文章中都有鮮明的體現。馬克思最初以著作形式反映啟蒙主義思想的影響可見於《青年選擇職業時的考慮》,不僅字裡行間洋溢著對人和理性的信任,而且提出了自己一生追求的理想,那就是要為“人類的幸福和我們自身的完美”而努力工作,可見他當時的雄心壯志,散發出一種“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勇氣。馬克思的博士論文中也隨處可見啟蒙主義思想的痕跡,他不僅極力肯定和歌頌自我意識的重要性,還提出要對普魯士國家進行理性主義改造。總之,就當時的青年馬克思來說,身處象牙塔之中的他,身上帶有濃厚的黑格爾思想的印記,渾身上下洋溢著浪漫的啟蒙主義理想情懷。

開始接觸並思考現實問題

馬克思在1841年4月獲得博士學位后,本有機會到波恩大學任教,但由於他與政府之間不可調和的政治態度,使這一希望落空。后來,馬克思被好友邀請參加《萊茵報》的籌辦工作,由此開啟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份職業。馬克思從象牙塔踏入社會,開始接觸到廣大的貧苦大眾、體悟社會生活,並思考一些現實的利益問題。這一時期,馬克思在《萊茵報》上發表文章、社論、聲明和編者按語共20多篇,其中有代表性的有3篇,即《關於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級會議記錄的辯論》《關於林木盜竊法的辯論》和《摩塞爾記者的辯護》。

《關於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級會議記錄的辯論》。第六屆萊茵省議會於1841年5月至7月召開,會上進行了關於出版自由等問題的辯論。馬克思對會議的召開和主題很感興趣,不久就在《萊茵報》上發表了《關於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級會議記錄的辯論》一文。在文章中,馬克思看到了物質利益的巨大作用,認為不同的社會等級在立法機構裡的種種活動,從根本上說就是為了爭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資產階級議會就是一個逐利的場所。俗話說“有錢能使鬼推磨”,資產階級政府打著“為全民利益服務”的幌子,但從根本上說是受資本支配的,也就是說誰有錢誰就嗓門大,誰就可能左右政府的決策,從而成為政府的代言人。這表明,馬克思透過紛繁復雜的議會政治斗爭表象,開始注意到物質利益在社會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已經初步孕育了唯物主義思想的萌芽。不過,馬克思這時候還認為國家是“合乎理性的社會存在”,還寄希望於依靠資產階級國家來解決所有的社會問題,表明他還對資本主義國家抱有幻想。

《關於林木盜竊法的辯論》。馬克思在報社工作時期,普魯士的小農、短工和城市貧民由於貧窮和破產,處於極端艱難的生活狀態,撿拾枯枝成為他們的一種重要謀生手段。但林木所有者卻站在自身利益立場上,主張將窮人撿拾枯枝的行為定為“盜竊”,並制定“林木盜竊法”,要求為“被竊林木的價值”確定“懲罰的標准”,不僅要求一般賠償,還要求特別賠償。萊茵省議會迫於林木所有者的壓力,對貧苦大眾撿拾枯枝是否屬於“盜竊”行為展開了激烈辯論,最終通過一項嚴厲的懲罰性法案,把撿拾枯枝判作林木盜竊,要求撿拾枯枝者除賠償損失外,並處以4倍、6倍乃至8倍的罰款。萊茵省議會通過的這項法案,得到了政府的默認和贊許。

對此不公現象,馬克思義憤填膺,覺得要站出來為貧苦大眾鼓與呼,於是寫了《關於林木盜竊法的辯論》一文。馬克思原本懷有濃厚的啟蒙主義理想,認為國家應平等對待和保護每一位公民的自由和平等。但在林木盜竊問題上,馬克思發現自己一向信奉的理想與現實是相矛盾的,國家不僅沒有做到公平公正,還蛻變為維護“私人利益的工具”,罔顧人性中最基本的道義,赤裸裸地為有錢人服務。理想很溫柔,現實很殘忍。由此他開始意識到自己的幼稚天真,在骯臟的金錢物質利益面前,所謂的自由與平等都是騙人的謊言,資產階級國家就是有錢階級手中的工具罷了。但此時的馬克思還沒有死心,認為經過理性改造之后的資產階級國家能解決一切社會問題。

《摩塞爾記者的辯護》。摩塞爾盆地位於萊茵省,以出產優種葡萄及釀造葡萄酒聞名。在普魯士政府取消了禁止從國外進口酒的禁令之后,法國葡萄酒的大量涌入導致普魯士國內葡萄酒價格大幅下跌,盛產葡萄的摩塞爾地區的農民陷入困境,生活難以為繼。他們求助於政府,但政府卻否認了貧困問題的存在,要麼認為貧困是由於自然災害造成的,要麼將原因歸結於部分葡萄種植者的肆意揮霍,甚至認為葡萄酒釀造者夸大其詞以謀取私利。總之,普魯士當局千方百計想擺脫責任。當《萊茵報》刊登了揭示摩塞爾地區貧困狀況的通訊后,引起了行政當局的不滿,當時的萊茵省總督直接指責《萊茵報》報道不實,並威脅提出控告。在此情勢下,馬克思又一次挺身而出,根據大量的實地調查材料寫了這篇辯護文章。

《摩塞爾記者的辯護》是馬克思在《萊茵報》的壓軸之作,發表於1843年1月。對於普魯士當局在摩塞爾地區農民貧困問題上的冷漠態度,馬克思毫不吝惜批判的筆墨,明確指出行政當局的官僚主義行徑是造成這一現象的罪魁禍首。本來,政府官員作為“父母官”,理應為大眾的利益著想,盡心盡力為發展當地經濟出力。但在現實生活中,官僚階層的所思所想與普通民眾的需求並不總是在一個頻道上,民眾所想與官僚所思並不總是一致,從根本上說這也是利益差異使然。有油水的事情,能夠立竿見影看出來政績的事情,官僚們都樂於去做,否則就會消極怠工,這就在無形之中造成社會大眾和行政當局之間的嚴重對立。馬克思已注意到社會現象背后的必然性原因。

《萊茵報》時期馬克思的思想特點

在《萊茵報》時期,馬克思的在校大學生的身份得以轉變,在實際生活中接觸到了現實利益問題,開始把批判的矛頭指向封建的專制制度。但人的思想的轉變是不可能一下子就完成的,這一時期馬克思對國家的看法仍留有唯心主義的痕跡。

馬克思雖然對發生的上述不公平事實不滿,對腐朽的封建專制制度進行了揭露和批判,但在內心裡仍然認為資產階級國家和法律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並且認為隻有通過國家和法律的進一步完善來解決現實問題﹔馬克思盡管已經意識到物質利益的存在,但對於物質利益在社會生活中所處的地位的認識還是不清的,自由主義啟蒙思想依然糾纏著他的大腦﹔馬克思開始意識到利益的獨特地位和作用,並且呼吁貧苦群眾的利益應該得到更多關注,但他並沒有完全否認有產者階級佔有財富的不合理性﹔馬克思雖然看到了貧苦大眾利益受損的客觀現實性,但還沒有意識到導致農民貧困的根源,更沒有提出有效地解決問題的措施。

總之,這時馬克思的思想仍處於急劇轉變的過程當中,唯物主義思想並沒有很快佔據他的思想高地,但已孕育了新世界觀的萌芽。正是對現實利益問題進一步的研究,為他最終創立唯物史觀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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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沈王一、王金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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