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喚醒中國的領導力——《習近平復興中國》連載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領導型國家，這種領導不是對別國直接統治或者指手畫腳，而是以自己卓越的治理能力為他國提供示范和樣板。

當代中國發揮領導力的最重要方式，也同樣來自於其榜樣作用。這一榜樣作用，集中體現於中國強大的改革能力。

“環顧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像當今中國這樣，以一種說到做到、隻爭朝夕的方式全面推進改革進程。這就是中國特色的、以政治自主性為保障的全面深化改革。‘習式改革’對整個世界都有正面示范效應。”2015年2月5日，新加坡《聯合早報》刊文認為，習近平領導的這場全面改革正為全世界注入一種正能量。

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曾提出一個著名的“亨廷頓悖論”——“現代性孕育著穩定，而現代化過程卻滋生著動亂。”“如果一個國家出現動亂，那並非因為他們貧窮，而是因為他們想致富。”

中國在全面邁向現代化的轉型過程中，領導人面臨的矛盾之多、壓力之大、問題之復雜、把控之艱難，可以說在世界范圍內都是不多見的。但習近平卻選擇了一條最具挑戰性的路徑——明知改革風險大，卻要偏向虎山行。這種大政治家的改革勇氣令人敬佩。

國際媒體普遍承認，習近平領導的中國改革幅度和力度“超預期”，並呈現“新常態”，“體現了強大的領導力與執行力”。

如果把中國的復興之路比喻成建造一幢壯觀的中國復興大廈，那麼習近平既是這個建筑的總設計師，也是總建筑師。這就意味著習近平不僅要具有極強的戰略謀劃能力，還必須具有很強的實操能力。這種實操能力，也可以稱之為領導力。很顯然，深度了解習近平領導力的來源，對世界范圍的各類治理者，都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讓中國航母在一美分硬幣上大轉身”是怎麼做到的？

面對中國特色的政治體制，西方學者經常感到非常困惑：中國如何用那麼短的時間，完成了歐美社會幾百年的工業化過程？中國用短短30年時間，就完成了6億多人脫貧，這麼高的發展效率從何而來？

特別是習近平領導中國以來，隻用了不到3年時間就讓一個8800多萬人的執政黨的面貌煥然一新，簡簡單單的八項規定居然奇跡般地塑造了中國政治生態的風清氣正，原來流傳的“反腐敗亡黨，不反腐敗亡國”論調不攻自破。中國國防和軍隊改革，在短短的兩年時間內就完成了體制機制重構，中國人民解放軍這支世界上人員最龐大的軍隊實現了快速轉身。中國經濟改革，動力轉換正在加速進行，2020年前后即能基本實現結構性調整。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受到廣泛追捧，亞投行從籌備到開業隻用了800多天。連年逾百歲的中國著名新聞傳播學研究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資深教授甘惜分生前也不禁感嘆，“中國改革天天出大新聞，讓全世界的新聞工作者都感覺到了，中國真的是最出新聞的富礦”。

根據習近平的部署，中國的全面深化改革任務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以及國防和軍隊、黨的建設制度等各個方面，而且他還明確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都要取得決定性成果。這一時間表，為各部門和各地方設定了改革邊界和底線，確保各項改革任務可檢查、可評估、可落實。如此全面、深遠而徹底的改革任務，被外媒比喻為猶如“讓中國航母在一美分硬幣上大轉身”，以習近平為代表的中國領導人是如何做到的？

中國領導人的執行力讓世人印象深刻，美國著名作家、《世界又熱又平又擠》的作者托馬斯·弗裡德曼在其著作中呼吁——“我希望美國能做一天中國，（僅僅一天）就好！”

美國當代著名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在2014年出版的新著《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一書中進一步承認，良治社會離不開三塊基石：強大的政府、法治和民主問責。三者的實現順序也非常關鍵，處於第一位的並不是民主，而是強有力的政府。中國擁有極為強大的中央政府，中國的實現順序也是正確的。

中共的領導力和行動力，當今世界鮮有能與之媲美者。這一方面源於中國的政治體制以民主集中制為組織原則，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另一方面源於中國擁有一個睿智、高效、清廉、團結的最高決策層。

作為中國的執政黨，其核心決策層出色的領導能力是通過什麼樣的機制鍛造出來的？我們不妨從了解中共中央政治局這個最核心的決策機構開始。

中共有8800多萬名黨員，但中共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隻有25人，可謂幾百萬裡挑一，每位政治局委員都堪稱精英中的精英，也都是經歷重重考驗選拔上來的。一般來說，中央政治局有三項最重要的職責：

一是把握方向，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前進方向﹔二是統籌部署，統籌協調黨和國家重大決策部署﹔三是應對風險，組織應對國內外重大矛盾風險。

作為中國最重要、最核心領導決策機構的成員，中央政治局委員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不只是個人的事，而是執政黨和國家的事、人民的事、全局的事。因此，習近平要求中央政治局委員們要“努力成為高水平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家”。

什麼樣的政治家才能稱之為“高水平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家”？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於2015年12月28日至29日召開的專題民主生活會上，作了專題講述。在這次被外媒稱為“中國最高層的政治課”上，習近平就中央政治局當好“三嚴三實”表率提出4點要求：

一是自覺把“三嚴三實”要求體現到堅持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上﹔二是自覺把“三嚴三實”要求體現到落實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上﹔三是自覺把“三嚴三實”要求體現到對分管方面的管理上﹔四是自覺把“三嚴三實”要求體現在嚴格要求自己上。

習近平在第一點要求中特別指出，在中央政治局的位置上工作，核心的要求就是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而做到始終堅定、明白而清醒，又來自於堅貞不渝的理想信念。

習近平的這一洞見，實際上道出了鍛造一流政治家和領導人千古不易的基本原理。早在公元前1世紀，古羅馬著名政治家馬庫斯·圖留斯·西塞羅就在《如何治理國家》一書中教導后世的政治家，“統治一個國家的人必定擁有巨大的勇氣、能力和決心。真正的領導者總是把國家的利益置於自己的利益之上”，“統領一個國家就像為一艘船掌舵，尤其是在遇到暴風雨開始肆虐的時候更是如此。如果船長不能保持穩定的航向，航程將以全員覆沒而告終”。

正如舵手渴求航船順利、醫生工作是為了病人康復一樣，國家領導者努力追求的目標首先是讓公民過上幸福生活。西塞羅指出，這種生活包括財產安全、物質豐富、良好的聲譽和正直的美德。“這就是我對我們領導者的期盼，因為這也應該是他們最偉大和最崇高的目標。”

習近平深知，隻有把領導干部的信念與職責建立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上，始終保持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才能保証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和動力永不枯竭。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習近平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后的首次公開講話，就鮮明宣示了他帶領中共執政為民的堅定決心。

習近平的第一個“官銜”，是構成中共組織體系“細胞”的大隊（行政村）黨支部書記。從中國的最基層干起到擔任中國的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奉行的從政理念始終沒有改變，那就是“人民群眾是我們力量的源泉”。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說過：獻身於政治，就是獻身於公共事業，而那些為大家而獻身的人，就是靈魂裡有黃金的人，因此，他們不需要現實世界裡的金銀。

有人做過統計，以中共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為例，7位常委在基層與地方任職的平均時間達到24年。中共這種重視基層歷練的干部培養方法，極大提升了高級干部處理各類復雜實際問題的能力，又使他們對民眾最切身的需求有著明晰的了解，既“接上了地氣”，“也積累了與民眾的感情”。

2016年1月29日，習近平在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時，對加強執政黨的領導又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強調隻有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才能使中共更加團結統一、堅強有力，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習近平提出的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和看齊意識，簡稱為“四個意識”，其著眼點還是在於增強中共的領導力和執行力，使中共在面對極為復雜的改革難題時，始終保持高度凝聚的團結一致，始終保持攻堅克難的信心和力量。

一個傾聽民意、體察民情、重視民生、矢志不渝獻身於增進人民福祉的領導集體，一個堅持艱苦奮斗優良傳統、堅持以上率下優良作風的先進分子聯盟，一個傳承弘揚“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精神的民族先鋒隊，一個激濁揚清、敢於自我革命、對權力腐蝕時刻保持戒懼的執政團隊，必然蘊含著巨大引領力和感召力，這可以說是中共強大領導力的核心密碼。

中國正在激發全體干部的改革力

領導力危機已經成為一場全球范圍的危機。

“我們正處在一個領導力空前匱乏的時代。”有學者在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刊文指出，從多個指標看，此次全球金融危機都是“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這本該是最有利於產生偉大領導人的“時勢”，也有不少西方領導人有成為“羅斯福”的宏願，但最終，我們並沒能看到新時代的“羅斯福”。在不少國家，領導人是舊貌換新顏，但在政策上卻是新瓶裝舊酒，除了咒罵銀行家貪婪和威脅提高所得稅外，幾乎沒有領導人能拿出應對金融危機的良方。

反觀中國，習近平正在勵精圖治、日夜兼程帶領中國在改革的道路上奔馳。日本《外交學者》雜志網站刊文稱，“我們相信習近平的確在進行根本性變革”。“習近平是一個致力於為中國未來修建一條獨特道路的嚴肅認真的改革者”。

習近平認為，強大的領導力取決於正確的戰略方向選擇，也取決於領導團隊強大的行動力。古人說：“非知之難，行之惟難”。知行合一，貴在行動。

毛澤東有句名言：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中國的干部隊伍人數龐大，但面對舉世罕見的改革發展任務，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而且不出事的干部仍然是非常稀缺的資源。

習近平深知治國理政的精要，首先就是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對當前中國干部隊伍中存在的突出問題，習近平有著清晰的認識。他多次指出，領導干部不作為、不善為和不能為，仍然是當下中國干部隊伍主要的缺陷。

為了激發干部的領導力和行動力，讓他們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旗幟下大膽探索、勇於實踐，習近平採取了多管齊下、辨証施治的方法，中國的官場生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

“平平安安佔位子、舒舒服服領票子、庸庸碌碌混日子”，中國民眾對那些不作為的“太平官”長期尸位素餐，是非常反感的。如果聽任官員們“不作為”，或者容忍他們在崗位上讓“改革空轉”，絕不只是造成中國改革停滯不前，還會讓中國復興事業喪失機遇。

習近平對“為官不為”現象十分重視。他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做人一世，為官一任，要有肝膽，要有擔當精神，應該對“為官不為”感到羞恥，應該予以嚴肅批評。

在與中央黨校縣委書記研修班學員座談時，習近平還強調，干部就要有擔當，有多大擔當才能干多大事業，盡多大責任才會有多大成就。不能隻想當官不想干事，隻想攬權不想擔責，隻想出彩不想出力。要意氣風發、滿腔熱情干好，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能干一年、兩年、三年還是濤聲依舊，全縣發展面貌沒有變化，每年都是重復昨天的故事。

2014年以來，中國已有數以千計的領導干部因懶政怠政等“不作為”問題受到黨紀政紀處分。同時，中國審計部門也加大了對“不作為”問題的審計力度。制度正在發力，效果已經顯現。然而，解決“不作為”問題，除了要強化問責機制，也要通過政治教育立根固本，讓干部挺起精神脊梁。

習近平提出，“要把嚴格管理干部和熱情關心干部結合起來。既要求干部自覺履行組織賦予的各項職責，嚴格按照黨的原則、紀律、規矩辦事，不濫用權力、違紀違法，又對干部政治上激勵、工作上支持、待遇上保障、心理上關懷”，“要把干部在推進改革中因為缺乏經驗、先行先試出現的失誤和錯誤，同明知故犯的違紀違法行為區分開來”，保護那些作風正派又敢作敢為、銳意進取的干部。

領導干部“不善為”不同於主觀上“不想為”。很多干部是有做好工作的真誠願望的，但在新形勢下面對新問題，仍習慣沿用老思路老套路工作，或者多端寡要，不知所措。結果是做了大量無用功，還把自己搞得很辛苦，陷於蠻干盲干，最后事與願違。習近平曾形象地形容這種現象為“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勇氣可嘉，卻是莽撞和不可取的。

為了破解領導干部“不善為”問題，習近平提出，既要對干部部署“過河”的任務，又要指導解決“橋與船”的問題。這其中的重點是幫助領導干部樹立科學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提升其領導藝術。

創新是解決“不善為”問題的關鍵，而科學的理論指導則是前提和保証。一些領導干部“不善為”，正是因為忽視了執政黨長期以來積累的執政經驗、工作方法和政治規矩，需要重新“回爐”、重溫著作，對照改進工作方法。

習近平高度重視哲學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習和運用，要求各級干部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看家本領。他指出，“馬克思主義哲學深刻揭示了客觀世界特別是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在當今時代依然有著強大生命力，依然是我們共產黨人前進的強大思想武器”。同時，習近平要求中國的黨政干部與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一道，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提升民族的思維能力，促進治國理政水平的提高。

思想是行為的先導，要想提升領導和管理工作的科學性、預見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先進的理論思維須臾不可或缺。習近平多次強調，要求中國各級領導干部提高五大思維能力——戰略思維、歷史思維、辯証思維、創新思維和底線思維能力。

人們常說，不要把正確的梯子架在錯誤的牆上。領導者很多時候工作進展不順利，不是工作能力問題，而是運籌安排不當。

領導干部如何總攬全局、合理安排、做到心中有數、應付自如？這種領導藝術被毛澤東稱為“彈鋼琴”。

毛澤東在1949年3月撰寫的《黨委會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中共領導干部要學好這一工作方法：學會“彈鋼琴”。彈鋼琴要十個指頭都動作，不能有的動，有的不動。但是，十個指頭同時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調子。要產生好的音樂，十個指頭的動作要有節奏，要互相配合。黨委要抓緊中心工作，又要圍繞中心工作而同時開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們現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軍、各部門的工作，都要照顧到，不能隻注意一部分問題而把別的丟掉。凡是有問題的地方都要點一下，這個方法我們一定要學會。

習近平十分推崇這種“彈鋼琴”式工作方法。2014年2月，他在索契接受俄羅斯電視台專訪時專門談到了自己的治國方法就像“十個指頭彈鋼琴”——“統籌兼顧、綜合平衡，突出重點、帶動全局，有的時候要抓大放小、以大兼小，有的時候又要以小帶大、小中見大，形象地說，就是要十個指頭彈鋼琴。”

2016年初，習近平又專門作出批示，要求全黨重溫毛澤東《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一文，其深刻用意，就是要讓中國各級領導干部掌握“彈鋼琴”式的科學領導方法，真正解決好“不善為”問題。

治理中國這樣復雜的大國，沒有一大批受過良好政治訓練和專業培養的管理人才，是不可想象的。習近平對此感受深刻。他多次強調，領導工作要有專業思維、專業素養、專業方法。把握新發展理念，不僅是政治性要求，而且是知識性、專業性要求。

中國領導干部“不能為”問題，主要表現在不懂規律、不懂門道、缺乏專業知識、缺乏治理本領，工作中顯得能力不足，心裡發虛。

習近平對於干部“不能為”病症，採取了加減法同時上馬的治療方法。

所謂做加法，就是倡導干部“依靠學習走向未來”，通過不懈學習增長才干。習近平在中央黨校建校80周年慶祝大會上提出了“本領恐慌”問題，要求全黨同志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都要有加強學習的緊迫感，都要一刻不停地增強本領。他強調，好學才能上進。中國共產黨人依靠學習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學習走向未來。我們的干部要上進，我們的黨要上進，我們的國家要上進，我們的民族要上進，就必須大興學習之風。

“學者非必為仕，而仕者必為學”。為了指導領導干部抓學習，習近平指出，要堅持干什麼學什麼、缺什麼補什麼，有針對性地學習掌握做好領導工作、履行崗位職責所必備的各種知識，努力使自己真正成為行家裡手、內行領導。

當然，習近平並不希望干部拿學習來裝點門面。他強調，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要帶著問題學，拜人民為師，做到干中學，學中干，學以致用、用以促學、學用相長。

所謂做減法，就是狠下心來，裁減一批不能勝任崗位職責的干部，讓才不配位的官員騰出位子來。長期以來，由於缺乏制度性安排，導致中國的領導干部一旦任職達到一定的行政級別，除非出現嚴重違法違紀行為，行政級別一般隻會上升，不會下降。這讓一些“不能為”的干部產生了僥幸心理，也讓更多能干會干的干部隻能“苦熬資歷”，難以迅速施展才華。2015年6月，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既要把黨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選准用好，又要把那些存在問題或者相形見絀的干部調整下來。強調要堅持推進制度改革，通過激勵、獎懲、問責等一整套制度安排，保証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形成良好的用人導向和制度環境。

隨后，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推進領導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規定（試行）》，並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遵照執行。《規定》意在堅決治理中國的領導干部隻能上不能下的痼疾，是中國干部管理制度上一個歷史性突破。這一制度的實施，將讓機關不養“庸人”成為一種政治生態，官員混日子的舒服勁將一去不復返，督促了領導干部自覺學習，不斷上進，以解決自身本領不足、本領恐慌、本領落后的問題。

中國的復興大業不會一帆風順，其過程肯定還有難以預知的風險和挫折。習近平要求中國的領導干部發揚釘釘子精神，堅持一張藍圖繪到底，不折騰，不反復，用做出經得起歷史考驗的實績來証明自己的價值。

習近平形象地比喻干部要拿出釘釘子一樣的執行力：釘釘子往往不是一錘子就能釘好的，而是要一錘一錘接著敲，直到把釘子釘實釘牢，釘牢一顆再釘下一顆，不斷釘下去，必然大有成效。如果東一榔頭西一棒子，結果很可能是一顆釘子都釘不上、釘不牢。我們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

中國為世界開啟新未來樣式

中國崛起已經成為西方學術界一個炙手可熱的話題。

羅思義等西方學者甚至提出，當今人類最重要的問題是中國夢，當今世界最重要的課題是中華民族如何實現偉大復興。

“中國目前發生的一切，就是致力於實現中國復興的人和所有試圖阻止這一切發生的勢力間的艱巨斗爭。”羅思義說，“斗爭的結局不僅將決定中國的形勢，而且被視為決定全球發展的最重要的因素”。

習近平對於中國的復興分別畫出了底線和高線。

2012年12月，習近平在一次重要會議上強調：“五千年的優秀文化不要搞丟了，老前輩確立的正確政治制度不要搞壞了，老祖宗留下來的地盤不要搞小了”。這可以看作他對中國復興畫出的底線。

中國的復興除了守住底線，還要追求高線。這就是習近平指出的，“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努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黑格爾在《法哲學》中指出，“一個時代的偉大人物是這樣一種人，他能用言辭把他的時代的意志表達出來，他告訴他的時代什麼是那時代的意志，而且能去完成它。他所做的是他的時代的精髓與核心，他使他的時代現實化了”。

普列漢諾夫在《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中進一步闡述了偉大政治人物的歷史標准——“先進階級的政治家能夠反映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的發展趨勢，能夠提出適應社會發展的先進思想和主張。這些思想和主張常常是社會變革的先導。”

英國《每日電訊報》在2013年6月發表的文章中，也引用撒切爾夫人的外交顧問鮑威爾勛爵的評論稱，“習近平是一位真正的領袖”，“有巨大的自信”，而中國恰恰需要這樣一位領袖。

荷蘭首相呂特在精研過習近平的治國理政戰略后，對媒體表示，“習近平主席視野開闊，高瞻遠矚，同時又十分熟悉具體情況”。他感嘆，“中國選擇了一位優秀的領導人！隻有習近平主席這樣的優秀領導人，才能治理好這麼大一個國家，成功解決好國內外各種問題”。

“中國樹立起了一種嶄新的治理樣態”，把制度優勢變成頂層設計的能力和落地生根的效率。這一點，連“軟實力”概念的發明者約瑟夫·奈與“北京共識”的發明者雷默等也擊節稱賞。

約瑟夫·奈指出，中國倡導的政治價值觀、社會發展模式和對外政策做法，會進一步在世界公眾中產生共鳴和影響力。

雷默則強調，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僅適合中國，也是追求經濟增長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發展中國家效仿的榜樣。

鴉片戰爭前，封閉的中國是一個明顯缺乏“未來感”的國度。鴉片戰爭之后的100年間，中國徹底跌入衰敗的深谷，中國人被視為“東亞病夫”，整個民族的自信心和勇氣備受摧殘。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為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樹立了自強自立的模板。

鄧小平為中國開辟了改革開放道路，中國的現代化事業由此奔涌向前，中國成為世界上取得最驚人發展成就的國度。

當習近平引領中國奮勇攀登復興之巔，中國的未來正以世界從未有過的崛起樣式展開。中國人在世界的東方，正以自己的理念、思想和戰略路徑，結合博大淵深的文化底蘊，為世界開辟一種新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