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倫敦腔”與“京味兒”之間

一組移動的英國舊報紙，一串懸於半空中的英國女帽，5個男演員穿著風衣撐著長柄傘走上舞台，話劇《二馬》的舞台亮相簡潔明快，隻零星點綴了一些英倫的元素。光光的腦門上戴上一頂黑色針織小帽，鼻梁上架一副圓圓的眼鏡，在黑管、架子鼓和電鋼琴的伴奏下，“老北京”方旭的身上也有了一點英倫味兒。然而他一張口，又把觀眾逗樂了。

《二馬》的故事雖然發生在英國，但仍然是人們熟悉的、帶有點貧嘴的“京味兒”。作為該劇的導演、編劇和主演，方旭一直在小心翼翼平衡劇中的虛與實，也游蕩在“倫敦腔”與“京味兒”之間。

在老舍的創作體系中，《二馬》是不常被提起的一部。這是老舍回國前在英國寫就的最后一部作品。老舍的作品常讓人想起前門樓子、胡同裡天井旁的柿子樹、天空中呼嘯的鴿哨。然而在小說《二馬》裡，登場的是英國的汽車、商業街上的古玩店、帽子店裡的年輕女店員。不似《駱駝祥子》和《月牙兒》，他在《二馬》中沒有著墨於命運的悲涼，反而用幽默的口吻寫了“二馬”和溫都太太、溫都小姐的愛情，反映了華人在倫敦的境遇。

《二馬》是方旭改編的第四部老舍作品了。雖然身兼小說家和劇作家的雙重身份，但老舍的小說難改編有目共睹。一位編劇、劇評人曾經感慨說：“小說和戲劇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思維模式的產物，是兩種差異極大的話語系統，可以相互轉換，但並非能夠無縫銜接。尤其是好的小說家的作品改編起來難上加難，要麼天賦異稟，要麼靈光開竅，否則搭進半條命也是枉然。”

從《我這一輩子》開始，“形式”一直是方旭在改編老舍小說時思考的重大課題。他把《我這一輩子》改成獨角戲，用一個似人非人的人偶做道具﹔把《貓城記》改成當代小品，台上全是紙箱子。到了《離婚》，方旭把所有的男性角色化繁為簡，由兩位演員交替出演。舞台上緊繃著一根根細繩，有種命若琴弦的意味。兩個演員反復重復“恍惚”與“詩意”，成為了串聯起整部話劇的語言線索。

在改編過3部老舍作品后，他意識到老舍小說舞台化的困難所在：作為一位文學家，老舍善於塑造人物，但並不善於訴說故事。《二馬》的情節無非是一次又一次的早餐、遛狗和古玩店的談話。在這些尋常瑣事中，老馬的形象依然讓人印象深刻。這個官迷的身上有著入神入骨的迂腐、偏執、滑稽，為人不好不壞，可愛亦可恨。與之相比，其他人物則顯得寡淡無味得多。老舍自己也在一篇札記中承認，除了老馬先生，其他人頗有些力不從心。

方旭用碩大的報紙布景作為分幕的間隔，將所有情節變成了台詞。啟用全男班的演員，某種程度上說既是為了減少突兀，也是為了彌補劇情和人物的短板。對於劇中的老馬和小馬，他各自安排了口頭禪：一個是“俗氣”，一個是“還是要有一點理想，萬一實現了呢？”而實際上，隻有“俗氣”是老舍原著裡的關鍵詞。這是方旭在《我這一輩子》和《離婚》中慣用的改編方法，他讓台詞和當下發生關系。雖然一些流行語難免讓人感覺到出戲，但語言之后的意味依舊打動人心。

100多年前的愛情偏見，至今仍然縈繞在人們心頭。劇中最為出彩的改編，大概是把原著中完全理想主義的李子榮，變成了一個外在先鋒、內裡守舊的人物。比起充滿了革新理想的小說人物形象，這種悲涼而認命的人物設置也許更符合老舍的“習慣”——看見了生活中的黑暗，然而並不馬上奢望光明。

《 人民日報 》（ 2016年11月10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