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文化比較的路口

文化比較要重視文化背后的社會歷史因素，走出“同與不同”機械羅列的誤區，更要應對大眾消費文化同質化帶來的挑戰

800多年前，孟德高維諾從羅馬出發，來華傳教。據說他在印度遇到了從中國返回的馬可·波羅。盡管有關馬可·波羅是否真的來過中國，甚至確有其人與否，中西學界一直爭論不休，但孟德高維諾及其前輩、后生的來訪和傳教經歷卻是有案可稽的。事實上，從唐朝的景教到元朝的耶穌會修士，西方同中國的文化交流從未間斷。無論陸上絲綢之路還是海上絲綢之路，都為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平台。中國的四大發明基本是在公元8世紀至15世紀由阿拉伯人逐漸傳入歐洲﹔其確切時間、過程固無記載，但阿拉伯人在伍麥葉和阿拔斯王朝佔領伊比利亞半島和西西裡島時開始使用羅盤、火藥、紙和印刷術卻是事實。加之他們帶去的東方傳說和傳承古希臘羅馬經典的“百年翻譯運動”，一時間東學西漸和西學東漸形成浩蕩之勢。可以說，沒有阿拉伯人的西進，西方的文藝復興運動幾乎是不可想象的。

以上是就廣義的文化交流而言，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但是，狹義的文化交流、碰撞和借鑒、化合要復雜得多，很難簡單比照。譬如，今年是莎士比亞、塞萬提斯和湯顯祖逝世400周年。國內已有同行就三位文學巨匠展開比較研究，我以為，若非要比照，須從大處著眼。最關鍵的一點是，無論莎士比亞、塞萬提斯還是湯顯祖，他們都處在市民文化興盛、喜劇受到熱捧、滿眼皆是嘻嘻哈哈之際，而這三位彪炳於世的卻是他們的悲劇作品。

歷史制約下的同與不同

而今人們說起文藝復興運動，浮於腦海的大抵是莎士比亞、塞萬提斯這樣一些具有鮮明悲劇意識的作家，殊不知，彼時彼地充斥文壇的卻幾乎是清一色的撓痒痒喜劇。喜劇因為被當做人學顛覆神學的利器而成為文藝復興時期西方文壇的首要體裁，但14世紀以降，薩凱蒂、普爾契、博亞爾多、曼裡克、福倫戈、拉伯雷等人劍走偏鋒，一步步將喜劇引向了“惡搞”。在這種背景下，莎士比亞和塞萬提斯卻選擇了另一種向度，即精神的向度。可以說，如果沒有四大悲劇及《羅密歐與朱麗葉》，莎士比亞僅僅是喜劇大家庭中的一員﹔同樣，如果沒有《堂吉訶德》，塞萬提斯也只是個普普通通的喜劇作家。

同樣選擇了悲劇的還有湯顯祖。總說吾國乏悲劇，湯顯祖的作品卻是個明顯的例外。他所處的時代，也是一派喜劇充斥、笑說貫耳。明朝萬歷年間由變革引發的相對寬鬆的社會氛圍，雖然帶來了《金瓶梅》及馮夢龍的《笑史》等作品，但愈來愈向下指涉的低俗段子也是綿延不絕。此種情形下，湯顯祖擁抱了悲劇意識，在其縱深處與遠隔萬裡的莎士比亞、塞萬提斯不謀而合。正所謂“創者易工，因者難巧”，精神高地猶如水之深處，人類慧心在此交融。

三個人不約而同對悲劇的選擇似乎是一個巧合。但事實上，文藝無論如何特殊，終究屬於意識形態﹔既然是意識形態，勢必會受到時代社會的影響，說文藝家是特定條件下生產力發展的結果未嘗不可。與此同時，文藝還有自身的發展規律，作家、藝術家成長於社會、文化和自我的多重土壤，既取決於環境，也離不開稟賦。其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絕非三言兩語可以說清。套用美國心理學家阿瑞提的話說，如果沒有哥倫布，總會有人發現美洲﹔沒有伽利略，也總會有人發現太陽黑子﹔但若沒有了湯顯祖或莎士比亞，那麼又會有誰來創作《牡丹亭》和《哈姆雷特》呢？這種不可替代性和不可逆性奠定了文藝作為民族文化基因或染色體的重要地位，也給文化比較提出了挑戰。一方面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幾乎在莎士比亞繼承意大利傳說《羅密歐與朱麗葉》的同時，《梁山伯與祝英台》也在神州大地逐漸傳開，這兩出驚天地泣鬼神的愛情悲劇仿佛孿生，為中西文學的某些神似留下了注腳﹔另一方面，文化的影響從來不是簡單的技術模仿與復制，文化的比較也從來不是同與不同的機械羅列，影響文化發展及其路徑選擇的社會歷史因素絕對不可忽略。

消費文化下的“多元”與一元

如今，400年過去了，我們面前的世界竟是一番亙古未有、令人拍案驚奇的相似，那便是風靡全球的大眾消費文化。它的主要表征一曰偽多元，二曰娛樂化，且二者相輔相成。首先，以影視大片和暢銷書為代表的所謂“國際化”，本質上卻是地地道道的美國化、資本化，即美國式文化消費主義所化生的不折不扣的商品化、娛樂化。隻消稍稍翻檢和探究一下近年好萊塢大片的種類和品性，我們便可洞悉其本質：票房，或謂利益驅動的美國式生活方式，或跨國資本主義的一元化傾向。其次，無論是好萊塢還是暢銷書，花樣之多固然不勝枚舉，但萬千表象難掩其大眾消費精神，更需要警惕的是，它借藝術以自立邏輯。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世界主義”或“世界文學”之謂不脛而走。世界主義從來內涵模糊、外延不清，但它無疑是淡化意識形態的另一種表述方式。首先，它與源遠流長的理想主義一脈相承，但淡化意識形態終究也是一種意識形態﹔其次，它業已在跨國資本主義時代演化為殘酷的現實——去民族化的“國際化”趨勢﹔再次，它的消費主義取向違背了經典的偉大傳統（姑且稱之為“民族的即世界的”）。至於“世界文學”，很多時候也是人雲亦雲的牽強和一廂情願的附會。試問：連《紅樓夢》尚未進入西方“經典譜系”就已位列一些80后、90后“死活讀不下去”的榜單之首，何言世界文學？再則，巴基斯坦文學、津巴布韋文學是世界文學嗎？當然是，但它們遠非近年來西方學界搗鼓的基於“世界主義”的所謂“世界文學”。

在此，批判“世界主義”恰恰是為了強調人類命運共同體，即建立在各國和平共處、平等互利基礎上的自主權和發展權，而非單邊主導的所謂“普世性”。正因如此，通常關於西方重分析、中國重綜合，或者“海洋文明”和“黃土文明”的說法都是極其相對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才是中國文化，它尊重不同文化的獨特性，追求的是世界文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的天下大同。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

《 人民日報 》（ 2016年11月11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