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要兼濟天下

2016年4月10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接受《福克斯周日新聞》節目訪談時公開承認，對美國軍事介入利比亞的善后工作毫無規劃，致使卡扎菲倒台后北非和中東仍然一片混亂，這是其任期內“最大錯誤”。

兩天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表報告，再次調低了對2016年和2017年的全球經濟增長預測，分別下調了0.2個百分點和0.1個百分點，並調降了對多個發達和新興經濟體的預期。但IMF也表示，大型經濟體當中的一個亮點是中國，預計中國經濟在2016年將增長6.5%，高於其此前預測的6.3%。

這兩條新聞的播發，一方面，再次表明國際社會對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前景陷入了長期焦慮，另一方面，國際社會對中國在促進全球發展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寄予厚望。

早在1985年，鄧小平就對世界局勢作出判斷：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兩大主題。

但到了晚年，鄧小平又在1992年的南方談話中說道：世界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問題，至今一個也沒有解決。

冷戰結束之后，世界秩序並沒有按照“歷史的終結”設計的那樣步入和平和繁榮，反而迅即陷入了失序、戰亂和積重難返的全球金融危機。這種全球范圍的騷亂、停滯、衰退和安全感下降，本質上就是全球治理失靈的直接后果。

世界需要一種新的全球治理方案，需要新興力量走上前台為世界校正航向，提供智慧。

習近平深刻地指出，我們看世界，不能被亂花迷眼，也不能被浮雲遮眼，而要端起歷史規律的望遠鏡去細心觀望。

習近平對當今世界和中國的局勢作出了兩大重要判斷：

1.當今世界是一個變革的世界，是一個新機遇新挑戰層出不窮的世界，是一個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深度調整的世界，是一個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變化並朝著有利於和平與發展方向變化的世界。

2.綜合判斷，我國發展仍然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最大的機遇就是自身不斷發展壯大，同時也要重視各種風險和挑戰，善於化危為機、轉危為安。

習近平深知，中國在引領21世紀全球治理中擔負著重大責任。他多次表示，不管全球治理體系如何變革，我們都要積極參與，發揮建設性作用，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為世界和平穩定提供制度保障。

他還反復強調，參與全球治理，要以我為主，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服從服務於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這一基本構思，是中國全面參與全球治理的根本方向。中國的發展絕不以犧牲別國利益為代價，中國也絕不做損人利己、以鄰為壑的事情。中國將從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大義出發，貢獻處理當代國際關系的中國智慧，貢獻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為人類社會應對21世紀的各種挑戰作出一個古老民族應有的貢獻。

學術界一般認為，全球治理屬於多邊外交范疇，現代全球治理起始於1945年以聯合國及其專門機構和附屬職能部門為中心的雅爾塔體系。這個體制，包括聯合國和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世界銀行集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等。20世紀70年代以后，七國集團成為主要發達國家協調世界經濟與政治的“大國俱樂部”。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中國、印度、巴西為代表的部分新興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新興經濟體與發達國家的力量差距明顯縮小。2008年以來的國際金融危機証明，現有的國際體系和全球治理機制已經無法適應全球化新形勢，也無法破解全球化快速發展引發的新挑戰和新問題。

著名國際政治學者龐中英認為，中國與全球治理之間的關系需要回顧歷史，需要面對現實，更需要設計未來。中國是全球治理的參加者，而且是全球治理的全面參加者，這是一個仍然在繼續的長期歷史進程﹔在這一過程中，中國越來越成為現存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者，而且是主要的全球治理改革者。在全球治理的變革過程中，作為全球治理體系中的新興大國，中國將成為協調與老牌大國（包括美國和歐洲）的主要力量，在諸如G20這樣的現有全球治理框架中擔當全球治理中的主要協調者。由於中國對全球治理的依賴將加深，而全球治理的供給則不足，中國需要發揮國際領導作用，擔當21世紀的全球治理的主要設計者。

中國與全球治理之間的關系，在世界諸大國中，可以說是最為復雜的，但從長遠來看，也可以說是清晰有序的。

中國領導人捕捉到了歷史的反轉趨勢

正確判斷時代主題和時代特征，既是一個國家制定對內對外戰略的基本依據，也是形成合理國際秩序觀的立論基礎。2008年爆發並持續至今的國際金融危機對世界格局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全球治理機制也隨之出現了許多新特點。在這一新形勢下，如何判斷當今時代的基本矛盾和發展態勢，為構建新的國際秩序提供理論基礎，便成為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一個重大戰略課題。

環顧寰宇，冷戰之后的近30年，世界格局正在發生劇烈的變化，其中最大的變化莫過於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大國的崛起，促使世界格局版圖正從單極世界向多極世界演變。

曾為中共中央政治局講解全球治理問題的中國外交學院院長秦亞青教授認為：冷戰之后的世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其中有三種變化尤其需要關注，即：權力分布、安全威脅性質、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和復雜關系。

“冷戰后國際權力格局呈一超多強態勢，現在這種基本格局雖未發生根本性的轉折，但美國在全球權力分布中的份額比之以前明顯縮小，管理世界事務的影響力明顯不足。同時，世界上發展中新興經濟體卻在群體崛起，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等金磚國家。從某種意義上講，未來世界秩序取決於原有大國和新興大國之間的互動關系。如果兩者之間的基本關系態勢是合作，世界秩序的前景就會充滿希望﹔反之則會出現動蕩失序的局面。”秦亞青指出，全球化的演進，導致了經濟疆界的消除，產生了真正的全球經濟，每個經濟體都是這個大經濟的一個部分，每個部分的發展和危機都會影響到其他經濟體和全球經濟體系，重要經濟體尤其如此。現在的相互依存是全球化條件下的相互依存，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條件下的相互依存。所以說，這種相互依存在一些重要方面改變了國際關系的內涵和性質，也導致了高度錯綜復雜的國際關系。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時代意識很強的政黨，這個政黨總能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敏銳捕捉到時代演進的信號。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劉海霞在《馬克思主義時代觀與國際新秩序構建》一文中提出：時代主題反映當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和共同問題，也是中國共產黨判斷歷史趨勢的基本依據。20世紀70年代后期，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鄧小平由此提出了“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兩大主題”的科學論斷，而后盡管中國共產黨對時代問題的認識不斷深化，但一直延續了對時代主題的這一基本判斷。隻有清醒認識世界發展大勢，正確把握世界格局的變化，既看到在當今世界資本主義依然佔據主導地位，又看到和平、發展、合作、共贏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才能樹立科學的時代觀，形成符合時代潮流的國際秩序觀。

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實力相對下降，世界權力格局被打破，多個發展中心逐漸形成。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隨著綜合實力下降，美國的全球戰略日益內斂、軍事政策不斷調整，其為盟國提供公共產品、降低交易成本、減少不確定性的功能大大削弱，雖然仍可以被稱為“一超”，但已經無法再執世界之牛耳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伊恩·布雷默甚至認為，世界即將進入一個“零國集團”的時代。2010年，時任中國外交部部長的楊潔篪在墨西哥答記者問時也曾指出：“多極化進程不僅是指新興發展中大國的快速發展，而且也包括亞非拉等地廣大發展中國家地區性力量的不斷增強。”

與此同時，新興經濟體群體性崛起，成為塑造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信心顯著增強。中國領導人已經看到，發展中國家對於世界經濟的再平衡和國際政治的民主化起著越來越重要的推動作用，2014年10月8日，英國《金融時報》刊載的經濟綜述稱，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巴西、俄羅斯、中國等“新七國集團”的GDP超越了原有的發達國家“七國集團”。各國實力的此消彼長，必然會引發世界權力與責任的重新分配。

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吉迪恩·拉赫曼在其評論文章中稱，民主、市場和美國實力，支撐起冷戰后的世界格局，但近年來發生的一系列標志性事件，讓西方世界對這三大支柱的信心開始動搖。雖然思想的風向可以瞬息萬變，但重拾自信之路卻可能很漫長。

這篇文章稱，在作者的前半生，國際政治格局是由冷戰決定的。柏林牆的倒塌終結了冷戰時代，開啟了另一個時代：全球化時代。如今，人們似乎正再次見証一個時代的結束。在過去幾年裡，西方對支撐起冷戰后世界的三大支柱的力量失去了信心。一旦支撐西方自信的這三大支柱同時發生動搖，全球秩序的重組就不可避免地將要發生。

對於這個世界格局劇變的歷史關頭，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朱雲漢在《高思在雲》一書中干脆稱之為歷史的分水嶺。

朱雲漢說：當前，人類社會正處於一個數百年難遇的歷史分水嶺。我把這個重要歷史關頭稱為“巨變時代”，這是我們熟悉的歷史坐標迅速消失的時代，也是我們視為當然的歷史趨勢出現轉折的時代。

朱雲漢指出，站在這個歷史分水嶺上，我們同時觀察到歷史趨勢的四重反轉，這四重歷史趨勢的出現與存續時間差別很大，而且彼此之間未必形成有機的聯系，但這四重歷史趨勢之所以在今日同步式微與反轉，或多或少都跟中國興起有關。

以美國為核心的單極體系式微﹔“第三波民主”退潮﹔資本主義全球化陷入困境﹔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

這四種歷史趨勢的呈現，被朱雲漢等學者稱為歷史的反轉。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各項事業的領導核心，其領導人對這種歷史趨勢有著更加深刻的認識和理解。

從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報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概念，到2015年9月，習近平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出席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明確宣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也是聯合國的崇高目標。當今世界，各國相互依存、休戚與共。我們要繼承和弘揚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習近平用不到3年的時間，就已經構建起了獨具特色的全球治理理論體系。

習近平提出的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綱領的全球治理體系，展現了他對中國和世界各國關系長遠發展的戰略思考，也給國際格局新秩序的建立帶來新的動力。

中國夢對全世界意味著什麼？

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全球影響力的快速提升，國際社會不禁要問，一個強大了的中國對世界究竟意味著什麼？一個日益強大的中國能為世界做點什麼？

換句話說，自從習近平提出“中國夢”的宏大奮斗目標以來，“中國夢”已經引發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國際社會迫切希望了解“中國夢”將會對全世界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國際社會對於快速崛起的中國，在驚訝、贊嘆之余，伴生的也有焦慮和疑問。中國的崛起會不會重復上個世紀一些國家崛起的老路？拿破侖說過，中國是一頭沉睡的獅子，當這頭睡獅醒來時，世界都會為之發抖。針對諸如此類的疑慮，習近平了然於胸。所到之處，他都以充滿感情的語調向國際社會講解中國故事和中國理念。

2013年3月22日，習近平開始了他就任國家主席以來的首次出訪，第一站選在了俄羅斯。這是一次關於大國關系、時代潮流乃至世界夢想的出訪。

他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的演講中，闡述了對世界潮流和國際關系的看法：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要跟上時代前進步伐，就不能身體已進入21世紀，而腦袋還停留在過去，停留在殖民擴張的舊時代裡，停留在冷戰思維、零和博弈的框架裡。面對國際形勢的深刻變化和世界各國同舟共濟的客觀要求，各國應該共同推動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各國人民應該一起來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

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張宏志認為：我們講的中國夢，是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復興”不是要回到漢唐盛世，不是要重溫“萬國來朝”的舊夢，而是要使中國趕上世界前進的潮流，使中華民族重新站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

“天下”，是中國文化中一個極其重要的概念，反映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看問題的視角。中國人講愛國主義，同時具有國際視野和超越民族國家之上的天下胸懷。“天下一家”，“四海之內皆兄弟”，這就是中國人的天下觀。

在斯裡蘭卡國家博物館裡，珍藏著一座中國石碑。這是1407年鄭和第二次下西洋時，在斯裡蘭卡南部城市加勒所立，1911年被發現。中國駐斯裡蘭卡大使吳江浩說，這座碑叫“布施碑”，上面的三種文字分別用不同語言表達了對不同宗教的尊崇，也詳細地列出了布施的內容。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范金民說，不同於西方殖民者發現、奴役和侵略式的遠航，鄭和的遠航，一是宣示中國對外要交流，二是賞賜，帶了大量的絲綢、瓷器、銅錢，送給當地人。

2014年3月28日，習近平在德國科爾伯基金會演講中提到，有著5000多年歷史的中華文明，始終崇尚和平、和睦、和諧，這種追求深深植根於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華民族的血脈之中。中國自古就提出了“國雖大，好戰必亡”的箴言。“以和為貴”“和而不同”“化干戈為玉帛”“國泰民安”“睦鄰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這樣的理念世代相傳。中國歷史上曾經長期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但沒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國的記錄。我們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是對幾千年來中華民族熱愛和平的文化傳統的繼承和發揚。

走和平發展道路，是中國對國際社會關注中國發展走向的回應，更是中國人民對實現自身發展目標的自信和自覺。這種自信和自覺，來源於中華文明的深厚淵源，來源於對實現中國發展目標條件的認知，來源於對世界發展大勢的把握。

“大時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亞太發展前景取決於今天的決斷和行動。我們有責任為本地區人民創造和實現亞太夢想。”2014年11月9日，習近平出席在北京舉行的2014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並作主旨演講，首次提出“亞太夢想”概念，引發與會國家領導人的共鳴。

這並不是習近平第一次提出與此類似的理念。兩年來，他的足跡遍布亞非拉及歐洲、北美各大洲，向全世界傳遞中國的價值追求：中國夢與世界各國人民的美好夢想息息相通。

在歐洲，他說，中國發展壯大，帶給世界的是更多機遇而不是什麼威脅。我們要實現的中國夢，不僅造福中國人民，而且造福各國人民。

在非洲，他說，中國人民正致力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非洲人民正致力於實現聯合自強、發展振興的非洲夢。中非人民要加強團結合作、加強相互支持和幫助，努力實現我們各自的夢想，同國際社會一道，推動實現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世界夢，為人類和平與發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在拉美，他說，中國夢和拉美夢息息相通。中拉雙方要勇於追夢、共同圓夢。

從中國夢到世界夢，“和平共贏”是習近平外交理念的核心。

而最能代表“中國夢”與“世界夢”關系的表述，莫過於習近平2014年3月27日在巴黎出席中法建交50周年紀念大會上提出的“新醒獅論”——當前，中國人民正在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中國夢是追求和平的夢，追求幸福的夢，奉獻世界的夢。拿破侖說過，中國是一頭沉睡的獅子，當這頭睡獅醒來時，世界都會為之發抖。中國這頭獅子已經醒了，但這是一隻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

拋棄贏者通吃邏輯，中國全球治理不排他

如果說美好的世界夢代表一種新的世界秩序的話，這個美麗的新世界是不會自動走到人們身邊來的。換句話說，再美好的藍圖也必須依仗於艱辛的奮斗。這個奮斗就是新的全球治理實踐。

自2012年底中共十八大報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概念以來，習近平關於全球治理的論述在不斷地豐富和完善。而最為集中反映習近平全球治理體系思想框架的，是2015年10月12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體制進行第27次集體學習時的重要講話。習近平在主持這次學習時強調，我們參與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服從服務於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要審時度勢，努力抓住機遇，妥善應對挑戰，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推動全球治理體制向著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為我國發展和世界和平創造更加有利的條件。習近平認為，隨著全球性挑戰增多，加強全球治理、推進全球治理體制變革已是大勢所趨。

他隨之指出，要推動全球治理理念創新發展，積極發掘中華文化中積極的處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當今時代的共鳴點，繼續豐富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等主張，弘揚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國際輿論普遍認為，這是中國最高領導人首次在公開場合明確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其意義至關重要。

對該專題進行講解的外交學院院長秦亞青認為，要真正改變全球治理失靈現象，就需要以多元主義的世界觀、以伙伴關系的思維方式、以參與治理過程的實踐活動建構起一種真正的全球身份認同。

很顯然，中國在這種重大場合提出新的全球治理理念，與當今嚴重的全球治理失靈有直接的關系。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王毅分析指出，現行的全球治理體系主要是在戰后美國“霸權模式”下建立起來的，其主導的治理體系及制度暴露出種種弊端：治理領域嚴重失衡，缺乏公正性、公平性和代表性，這些弊端導致全球治理體系失靈，國際規則體系不能有效管理全球事務、不能應對全球性挑戰，致使全球問題不斷產生和積累，出現世界秩序失調的狀態。在實踐中，全球治理言易行難，“雷聲大、雨點小”。

改革和創新舊的國際秩序之所以如此艱難，一個根本原因是國際規則背后的原則理念始終因循守舊，沒有反映世界的現實情況。隻有首先實現理念上的創新，才能夠真正建立適應全球治理的新體系。在這樣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在這樣一個新興大國群體崛起的時代，需要融合各種文明的有益治理思想，重建世界秩序的理念原則。秦亞青等中國外交學者們由此提出以下三個基本的秩序理念：多元主義（pluralism）、伙伴關系（partnership）和實踐參與（participation）。多元治理模式與霸權治理或是壟斷治理有著根本的不同，它必須包含三個基本要素，即多樣性、包容性和互補性。伙伴關系是對全球范疇內行為體關系的一種再定位，認為包括國家在內的世界行為體不應當是現實主義世界的敵對關系，也不完全是自由主義描述的那種僅僅為利益展開合作或是競爭的利益攸關方，它是一種基於信任和認同的關系﹔實踐參與是指世界各國和各民族能夠平等積極、心甘情願地參與治理互動的實踐。

習近平用最通俗但卻充滿哲理的語言概括了這些理念，就是——“世界上的事情越來越需要各國共同商量著辦”。

習近平指出，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把世界各國利益和命運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體。很多問題不再局限於一國內部，很多挑戰也不再是一國之力所能應對，全球性挑戰需要各國通力合作。

習近平強調的這種“通力合作”“商量著辦”，與過去西方國際政治學宣揚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維也納秩序”“日不落帝國安排”“雅爾塔秩序”以及所謂的“華盛頓共識”顯然大異其趣。

“中國一貫秉持的以和為貴、合作共贏的國際關系理念正在世界范圍內復興，蕩滌著利己、功利的價值取向，彌合著對抗、沖突造成的鴻溝，這就是中國的全球治理理念值得仔細研讀的原因”，俄羅斯人民友誼大學教授塔夫羅夫斯基說。

2015年9月22日習近平在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前夕接受《華爾街日報》書面採訪時，對於中國致力於構建“以共享為取向，不排他”的全球治理體系作了進一步的說明：在中國所構想的全球治理體系中，沒有任何一國可以主導或掌控全球治理話語權，任何規則的制定、秩序的建立，都必須由所有治理參與方共同協商和建設，而治理的成果則由所有參與者公正地共享。

中國作為現行國際體系的參與者、建設者、貢獻者，以“共商共建共享”為自身的全球治理理念，旨在解決治理成果失效、治理手段失靈、治理方向偏差，對全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行探索與實踐，其中蘊含著深刻的中國智慧，也飽含著習近平等中國領導人的心血，必將有力推動國際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更加合理、更加有效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