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論苑：一方特殊的文學“根據地”

早在剛剛記事的時候，就不斷聽說紅軍長征的故事，上了小學和初中后，又學習了親身經歷長征的陸定一老先生寫的《金色的魚鉤》和《老山界》等課文，由此知道了長征的慘烈和偉大。但真正泛起體驗根據地並重走長征路的念頭，還是緣起於一個外國作家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漫長歲月裡不斷講述“根據地”和“長征”的概念。在保守氛圍越發濃厚的日本，為了維護和平而在自己的小說裡不斷與時俱進地演繹根據地，試圖將深山老林中那塊根據地構建為絕不對邪惡勢力妥協的大義之地，構建為維護人類良知的烏托邦。這個外國作家，就是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的名譽研究員大江健三郎先生。

大江先生出生於日本四國地區一個被群山和森林圍擁著的小山村。在日本近代史上，那一帶也是農民暴動頻發的地區。據地方志的不完全統計，在明治維新前后以及此前的一百三十年（1741—1871）間，那一帶共發生二十場暴動，其中名為“奧福騷動”的暴動，就起源於大江家所在的大瀨村。大瀨是個不大的山村，山民彪悍而民風朴素，在感受到種種令人難以忍受的歧視和欺辱后，有個叫福三郎的山民集合民眾討要公道，最終形成有一萬多民眾參加的暴動。以這場暴動為中心的諸多暴動經過口耳相傳，在引發孩童時代的大江極大興趣的同時，也在他幼小的心靈裡埋下了一顆種子——與其被欺辱壓榨而死，不如奮起揭竿！

這些官逼民反的史實后來成為大江終生的文學母題，在其諸多小說中不斷變形為危機四伏的艱難長征、極為艱苦地創建根據地、武裝起來與前來鎮壓的“大日本皇軍”進行慘烈的戰斗，成為日本文學中一道獨特的紅色風景。

其實，大江先生第一次聽說根據地，是在日本戰敗之后不久的一天。那天，兩個從中國戰場被遣返回國的退伍老兵在大江家幫助修葺房屋，休息期間便在未鋪地板的小屋裡面對面地席地而坐，一面喝著清酒一面聊起在中國戰場的經歷。從他們的談話中，少年大江第一次聽說了日本軍隊在中國犯下的殺光、燒光和搶光等各種戰爭罪行，還第一次聽說了八路軍的抗日根據地。當時，其中一個退伍老兵心有余悸地說，八路軍和老百姓的關系是魚水之情、非常親密，日軍尚未到達根據地，老百姓卻早已向八路軍通風報信，使得日軍在進攻根據地時每每陷入八路軍的埋伏，從而損兵折將、狼狽而歸……一旁聽到這一切的少年大江在得知侵華日軍的戰爭罪行的同時，更是在思考，假如村子這一帶的暴動山民也像八路軍那樣建立根據地的話，現在的日本會是怎樣的狀態呢？日本的歷史是否會因此而被改寫？

帶著這樣的困惑，高中畢業后的大江考入東京大學文學部之后，在這所民主氛圍濃郁的大學裡反復研讀了《毛澤東選集》，借助第一卷裡《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這篇文章，了解了中國老一輩革命家如何將一些偏遠地區從白區割據開來進而建設為紅色根據地的過程，尤其是其中“鞏固此根據地的方法：第一，修筑完備的工事﹔第二，儲備充足的糧食﹔第三，建設較好的紅軍醫院”等表述，更是成為長篇小說《同時代的游戲》中的山民們用以抗擊“大日本皇軍”的重要手段，在“赫赫武功的五十日戰爭”這一章中，為了懲罰獨立於政府體制之外的小山村，政府派遣了一支曾歷次鎮壓農民暴動的部隊前來攻打，村民們卻在夢境中接受業已去世的“破壞人”的指導，炸掉事先筑起的堤壩，用奔騰而下的洪水將一個中隊的“皇軍”全部淹死。於是，政府又派遣第二支部隊前來攻打，村裡人便全部疏散到深山老林裡去，並在森林裡預先儲存糧食，建立傷兵醫院和兵工廠，同時斷絕敵人的水源，襲擊敵方的后勤供給隊，用武裝起來的游擊隊以“麻雀戰”等戰法，與“無名大尉”指揮的“大日本皇軍”周旋，巧妙地利用險峻地形和預設工事展開游擊戰，採用敵進我退，敵駐我擾的戰術，給“皇軍”造成了重大打擊……

其實說到這裡，我們已經可以從這個文本的結構中發現，作者在構建位於邊緣的森林中的這個根據地的過程中，不時以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模式為參照系，對以毛澤東為首的老一輩革命家所進行的艱苦卓絕的長征、建立根據地並通過游擊戰反擊政府軍圍剿、發展生產以提高物質生活水平等事跡給予了充分肯定，同時也在思索中國在革命和建設過程中遇到的一些問題及其解決方法，試圖從中探索出一條由此通往更具普遍意義的、名為“根據地”的烏托邦之路。

對大江健三郎的《兩百年的孩子》使用電腦檢索的方法，可以在這部小說裡發現含有“根城”和“根據地”字樣的表述各二十處，共有四十處。這裡所說的“根城”，在日語中主要有兩個語義，其一為主將所在城池或城堡﹔其二則是暴動民眾的據守之地或為盜賊的巢穴。“據以長期進行武裝斗爭的地方，特指我國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的革命根據地。”由此可見，在大江的文學詞典裡，這個單詞顯然源於中國的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創建的根據地、抗日戰爭時期賴以維持抗戰、爭取勝利的根據地。

這部小說於2003年發表之后，大江先生並未停止其在探索根據地之路上的長征。由於日本保守勢力在修改歷史教科書、否定南京大屠殺、否定從軍慰安婦等問題上越發變本加厲，復活國家主義的企圖也隨之顯而易見，來之不易的戰后民主主義和戰后數十年間的和平生活亦受到嚴重威脅。於是，對此深感不安的大江先生在《別了，我的書！》《優美的安娜貝爾·李寒徹顫栗早逝去》和《水死》以及《晚年樣式集》等長篇小說六部曲裡繼續著自己對根據地的思考。

2009年10月上旬，在《水死》最終版校樣交稿前幾天，大江先生在台北的一次講演中清晰地表示：“日本戰敗、在被佔領兩年后，我成為一名熱情支持民主主義憲法的年輕人，站在與主張絕對天皇制的超國家主義截然相反的另一端。現在，我是由全國近八千個市民團體組成的憲法‘九條會’的一員，堅持和平憲法中的反戰、非武裝思想。”基於這種思想和時代精神，“自不待言，我的小說描繪的大多是共同擁有戰后民主主義這一‘時代精神’的日本青年。”為抗衡保守主義，為使日本不再走上侵略戰爭的毀滅之路，大江先生在小說裡的邊緣之地構建根據地的長征當然十分曲折甚或極為艱難，一如紅軍所經歷的長征一般。也是為了自己的信仰，為了自己的目標。

《 人民日報 》（ 2016年11月02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