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氣壯山河的英雄史詩

80多年前中國工農紅軍的萬裡長征，是中國革命斗爭史上的重大歷史事件，是世界軍事史上的偉大壯舉。在長達兩年的時間裡，各路紅軍以百折不撓的革命精神和所向無敵的英雄氣概，翻越了陡峭險峻甚至終年積雪的高山，跨過了激流洶涌的條條江河，穿過了沼澤遍布、神秘莫測的茫茫草地，沖出了國民黨數十萬軍隊的重重圍追堵截。他們頂寒風，冒雨雪，忍飢挨餓，遭冷受凍，甚至吃草根、啃樹皮，經受千辛萬苦，終於贏得了偉大勝利。

中央紅軍被迫轉移

1933年10月，國民黨蔣介石動員近100萬軍隊，向中國共產黨控制的農村根據地發動進攻，並以50萬兵力重點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在此之前四次戰役中，由於實施毛澤東的運動戰方針，蔣介石沒有達到預定目標，均以撤退告終。在第五次戰役中，由於毛澤東失去領導權，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採納了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的建議，放棄過去四次反“圍剿”斗爭的積極防御方針，採用軍事冒險主義，提出了“御敵於國門之外”的口號，要求紅軍在根據地之外抵抗國民黨軍隊，其結果是紅軍遭受了巨大損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首府瑞金的北大門廣昌陷落。

廣昌失守之后，1934年5月，中央書記處作出決定，准備將中央紅軍主力撤離根據地，並將這一決定報告共產國際。不久，共產國際復電同意。但是，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領導人仍沒有適時作出轉變戰略方針的決斷，戰略轉移的准備工作隻在極少數中央領導人中秘密地進行。為籌劃戰略轉移事宜，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三人團”中，政治上由博古作主，軍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來負責督促軍事准備計劃的實施。

1934年10月初，國民黨軍隊推進到中央根據地的腹地。10月10日晚，中央紅軍開始實行戰略轉移。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機關也由瑞金出發，向集結地域開進。10月16日，各部隊在雩都河以北地區集結完畢。從17日開始，中央紅軍主力五個軍團及中央、軍委機關和直屬部隊共8.6萬余人，踏上戰略轉移的征途，開始了著名的長征。留下的紅二十四師和十多個獨立團等共1.6萬余人及部分黨政工作人員，在項英、陳毅等領導下，在中央根據地堅持斗爭。

按照原定計劃，中央紅軍准備轉移到湖南西部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部隊基本上沿著紅六軍團走過的行軍路線，即沿贛、粵、湘、桂邊境的五嶺山脈一直向西行動。國民黨當局察覺后，在贛南、湘粵邊、湘東南、湘桂邊構筑四道封鎖線，安排重兵進行堵截和尾追。其中，第四道封鎖線的湘江之戰是關系中央紅軍生死存亡的關鍵一戰。紅軍廣大干部、戰士同國民黨軍隊展開了殊死的決戰。11月27日，紅軍先頭部隊渡過湘江，控制了渡河點。大部隊因攜帶輜重過多，行動遲緩，尚未過江即遭到優勢敵軍的夾擊。為強渡湘江，紅軍各軍團浴血奮戰，與敵搏斗。湘江兩岸擔任掩護任務的部隊，為中央領導機關和其他部隊順利過江，與敵展開激戰，付出極大的犧牲。最終紅軍以飢餓疲憊之師，苦戰五晝夜，突破敵軍重兵設防的第四道防線，粉碎了蔣介石圍殲中央紅軍於湘江以東的企圖。但是，紅軍也為此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渡過湘江后，中央紅軍和中央機關人員由長征出發時的8.6萬余人銳減至3萬余人。

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

紅軍強渡湘江之后，國民黨蔣介石判斷紅軍可能會沿湘桂邊境北上湘西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於是又在城步、新寧、通道、綏寧、靖縣、武崗、芷江、黔陽、洪江地區構筑碉堡線，集結重兵，企圖把中央紅軍一網打盡。然而，博古、李德無視敵情，仍然堅持按照原定計劃前進。這使紅軍又處在一個非常危急的時刻。如果不改變原定的前進方向，就有全軍覆沒的危險。

在這危急關頭，毛澤東根據敵我雙方的軍事態勢，建議中央紅軍放棄北上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立即轉向西，到敵軍力量比較薄弱的貴州去開辟新的根據地。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負責人在湖南通道舉行緊急會議。參加會議的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等多數同志贊成和支持毛澤東提出的上述轉向的方針，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會后，博古、李德仍堅持到湘西去。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黎平舉行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毛澤東的這一建議得到與會多數同志的贊同，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會后，紅軍經貴州腹地向黔北挺進，連克錦屏等7座縣城，12月底佔領烏江南岸的猴場。此后不久，紅軍又渡過烏江，終於把國民黨追兵甩在烏江以東和以南地區，並於1935年1月7日佔領黔北重鎮遵義城。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的主要議題是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經驗教訓。會上，博古首先作了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接著，周恩來作了副報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中戰略戰術及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並作了自我批評，主動承擔了責任。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著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張聞天、王稼祥、朱德、劉少奇等多數同志在會上發言，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會議經過激烈的爭論，在統一思想的基礎上，委托張聞天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並由常委會審查通過。決議肯定了毛澤東關於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否定了博古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提出了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是戰勝川、滇、黔的敵軍，在那裡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同時，會議改組了黨的中央領導機構，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周恩來、朱德指揮軍事。遵義會議之后，政治局常委進行分工：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毛澤東、周恩來負責軍事。在行軍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負責長征中的軍事指揮工作。至此，遵義會議以后的中央組織整頓工作大體完成。 

遵義會議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從此，中國共產黨能夠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指引下，克服重重困難，一步一步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它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

捍衛黨與紅軍的團結統一

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重整旗鼓，振奮精神，在新的中央領導的指揮下，展開了機動靈活的運動戰，先后取得了遵義戰役、四渡赤水勝利。經過機動運動戰，中央紅軍成功擺脫了敵人優勢兵力的追堵攔截，粉碎了蔣介石圍殲紅軍於川黔滇邊境的計劃，這在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性意義。

中央紅軍渡過金沙江后，在四川會理地區進行短期休整后繼續北上。

經過少數民族聚居區時，由於紅軍嚴格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得到少數民族群眾的支持和幫助。在進入大涼山彝族地區時，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同彝族果基部落首領果基約旦（小葉丹）殺雞歃血為盟，實現了民族團結，使紅軍順利地通過這個地區。5月下旬，紅軍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終年積雪、人跡罕至的夾金山。6月12日，中央紅軍一部與紅四方面軍一部在達維鎮會師。6月18日，中共中央與中央紅軍主力到達懋功（今小金）地區。

紅四方面軍是在1935年3月至4月下旬渡過嘉陵江、涪江、岷江，到達理番、懋功一帶的，實現了兩大主力的勝利會師。

懋功會師后，紅軍在北上與南下戰略方針問題上發生爭論。周恩來、毛澤東等主張北上，張國燾則主張南下。為了解決分歧問題，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北部的兩河口召開會議。會上經過討論，一致同意周恩來、毛澤東等多數人關於北上的意見。張國燾也表示同意。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增補張國燾為中革軍委副主席。同日，中革軍委根據兩河口會議所確定的戰略方針，制訂鬆潘戰役計劃，准備乘國民黨軍胡宗南部尚未完全集結、部署就緒的時機，紅一、紅四方面軍協同作戰，消滅胡宗南部，控制鬆潘地區，打開北上甘南的通道。兩河口會議后，中共中央率領紅一方面軍自懋功一帶北上，翻越夢筆山、長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7月16日，先頭部隊抵達鬆潘附近的毛兒蓋。張國燾懼怕同戰斗力較強的胡宗南部作戰，不執行軍委計劃，借口給養困難，反對北上，主張南下，向四川、西康邊境退卻，並提出“統一指揮”和“組織問題”有待解決，故意延宕。他自恃槍多勢眾，公然向黨爭權，還策動一部分人向中央提出改組中革軍委和紅軍總司令部，要求由他擔任軍委主席，給以“獨斷決行”的大權。中共中央堅決拒絕張國燾等人的無理要求，但為了照顧紅軍的團結，於7月18日任命張國燾為紅軍總政治委員。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附近的沙窩召開會議，討論形勢與任務。會議重申兩河口會議確定的北上戰略方針，強調創造川陝甘根據地是當前紅一、紅四方面軍面臨的歷史任務，為此，要進一步加強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維護兩個方面軍的團結。8月15日，中共中央致電張國燾，指出不論從敵情、地形、氣候、糧食任何方面考慮，紅一、紅四方面軍主力均宜經班佑北上，萬不宜再事遷延，致誤大計。張國燾不執行沙窩會議的北上戰略方針，並對堅決擁護中央北上方針的朱德、劉伯承極力加以排斥。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窩召開常委會議，鑒於周恩來病重，決定由毛澤東負責軍事工作。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所作的報告中，論証了北上方針的正確，要求左路軍迅速向右路軍靠攏，以便共同北上。這次會議通過的決定，批評了張國燾企圖使紅軍主力西渡黃河，深入青海、寧夏、新疆偏僻地區的錯誤。

然而，張國燾無視中央的多次批評和勸告，於9月9日致電中革軍委，堅持“乘勢南下”的主張。同時，他又背著中央密電右路軍政治委員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企圖分裂和危害黨中央。擔任右路軍參謀長的葉劍英看到電報，立刻報告毛澤東。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等經緊急磋商，為貫徹北上方針，避免紅軍內部可能發生的沖突，決定率右路軍中的紅一、紅三軍和軍委縱隊迅速轉移，脫離險境，先行北上，並發出《共產黨中央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紅四方面軍有的干部不明真相，主張用武力阻攔，徐向前堅決制止這種行動，維護了紅軍的團結。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共中央隻好先行北上后，於9月11日晚到達甘肅省迭部縣俄界。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這裡召開擴大會議。會議通過《中央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指出：張國燾反對中央北上的戰略方針，堅持向川康藏邊境退卻的方針是錯誤的﹔張國燾同中央的爭論，其實質是由於對政治形勢的分析與敵我力量估量上存在著原則的分歧。中央號召紅四方面軍的干部、戰士團結在中央周圍，同張國燾的錯誤傾向作斗爭，促其北上。

在紅四方面軍中，廣大干部、戰士要求北上抗日與中央會合的願望，以及對張國燾的分裂行為的不滿情緒日益增長。從莫斯科回國到達陝北的張浩，也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名義對張國燾進行幫助。任弼時、賀龍等領導的紅二、紅六軍團即將到達甘孜地區。在這種情況下，張國燾最終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央”。

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

俄界會議后，中共中央率領紅一、紅三軍和軍委縱隊繼續北上，向甘南臘子口前進。經過英勇戰斗，紅軍攻克天險臘子口，越過岷山，翻越六盤山，於10月19日抵達陝甘根據地的吳起鎮。至此，紅一方面軍在歷時一年的艱苦轉戰中，長驅二萬五千裡，縱橫十幾個省，粉碎數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戰勝無數艱難險阻，實現了空前的戰略大轉移，勝利地完成了震驚中外的長征。

中央紅軍剛剛到達陝北不久，國內形勢發生了新的變化。一方面，隨著民族危機日益加深，全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高漲﹔另一方面，國民黨統治集團仍然不肯放棄“剿共”政策，企圖以重兵消滅中共中央所在的陝甘根據地。這種新的形勢，要求中共中央盡快制定出新的軍事戰略方針。1935年12月在瓦窯堡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決議指出，在日本帝國主義變中國為其殖民地的形勢下，黨的總任務是“以堅決的民族戰爭反抗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黨在新形勢下的戰略方針是“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1936年應“准備直接對日作戰的力量”“猛烈擴大紅軍”。為了貫徹上述戰略方針和行動部署，並以實際行動表示紅軍抗日的決心，中共中央命令紅軍進行“東征”和“西征”，不斷發展紅軍和地方武裝，建立抗日游擊隊和游擊區，擴大革命根據地，使根據地連成一片，為迎接紅二、紅四方面軍北上做了積極的准備。

當東征與西征取得重大戰果的時候，紅四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也戰勝千難萬險，克服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到達甘肅南部。紅軍三大主力很快就要會師了。紅二、紅六軍團是在1935年11月開始長征的。1936年3月30日，紅二、紅六軍團接到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張國燾的電報，命令他們北渡金沙江同位於甘孜地區的紅四方面軍會師。紅二、紅六軍團離開盤縣地區向西急進，渡過金沙江，越過大雪山，歷盡艱險，於7月2日同紅四方面軍會師於甘孜。中共中央得知他們的情況后，指令紅二、紅六軍團合編為紅二方面軍（紅三十二軍編入），由賀龍任總指揮，任弼時任政治委員，蕭克任副總指揮，關向應任副政治委員。此時張國燾雖已取消另立的“中央”，但並沒有改變同中央對抗的立場。他企圖拉攏剛剛會師的紅二方面軍支持他的錯誤活動和主張，遭到紅二方面軍領導人的堅決抵制。在朱德、劉伯承、任弼時、賀龍、關向應等力爭下，紅二、紅四方面軍決定共同北上，同中央和紅一方面軍會合。

1936年9月下旬，紅四方面軍繼續北進。10月9日，紅四方面軍指揮部到達會寧，與紅一方面軍會合。紅二方面軍於9月中旬連克甘肅省東南部的成縣、康縣、徽縣、兩當，10月迅速向北轉移。10月21日，賀龍、任弼時、關向應、劉伯承在平鋒鎮與紅一方面軍第一軍團代理軍團長左權、政治委員聶榮臻會面。10月22日和23日，紅二、紅六軍團分別在將台堡、興隆鎮同紅一方面軍會師。至此，紅二、紅四方面軍完成了長征。

中國工農紅軍第一、第二、第四方面軍在極端艱險的條件下，先后進行了戰略大轉移。紅軍沖破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克服雪山草地的險阻，經受飢寒傷病的折磨，戰勝黨內分裂的危機，終於勝利完成跨越十幾個省的長征。長征的勝利，成為中國革命轉危為安的關鍵。雖然失去了南方原有的根據地，損失了很大一部分力量，但是保存和鍛煉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骨干，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種子。正當抗日戰爭的烽火即將在全國燃燒起來的時候，三支主力紅軍為擔負中國革命的新任務而在西北會師，這是一個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事件。

紅軍長征的勝利與戰略轉移的實現，是在遵義會議確立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的中央正確領導下取得的。它的勝利表明，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具有戰勝任何困難的無比頑強的生命力，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長征的勝利，是一曲響徹雲霄、震撼神州的革命英雄主義凱歌。長征中紅軍所表現出來的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革命必勝的信念、艱苦奮斗的精神和一往無前、不怕犧牲的英雄氣概，構成了偉大的長征精神，成為激勵共產黨人和人民軍隊繼續前進的強大動力。

（遼寧《共產黨員》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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