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中國家需要探索適合自己的治理模式

　　林毅夫

　　沈穎

　　阿馬爾·巴塔查裡亞

　　劉平山

　　琳達·岳

　　張建平

　　發言嘉賓

　　世界銀行前高級副行長、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全國工商聯專職副主席

　　林毅夫

　　新加坡政府文化、社區及青年部兼貿工部高級政務部長

　　沈穎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

　　阿馬爾·巴塔查裡亞

　　中福海峽（平潭）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劉平山

　　英國牛津大學中國增長中心主任

　　琳達·岳

　　商務部研究院區域經濟合作中心主任

　　張建平

　　10月15日，參加“2016中國共產黨與世界對話會”的部分嘉賓出席了經濟學者圓桌會議，他們從不同的角度來闡述對全球經濟治理創新的看法。

　　與會嘉賓認為，當前全球經濟治理出現的困境和問題，原因在於當前全球經濟治理格局，很大程度上不適合發展中國家，因此，發展中國家需要探索出適合自身發展的治理模式。在這一過程中，需要中國的參與和貢獻。與會嘉賓認為，中國在經濟治理方面有很多可以供全球參考和借鑒的經驗。

　　林毅夫：全球經濟治理格局有必要按經濟比重變化重新調整

　　當前的全球經濟治理格局，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形成的。發達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的比重非常高，因此全球經濟治理格局主要是以發達國家的理念和意願來形成的。二戰后，由低收入國家進入到高收入國家的數量非常少，這反映出二戰后形成的全球經濟治理格局，對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助力較少。

　　中國自改革開放后，實現了一個經濟史上的奇跡，從一個貧窮的發展中國家變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結果，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國沒有完全按照舊有的全球經濟治理方式所倡導的理念來制定自己的政策，而是按照當時自己國內的情況，本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方式，進行改革開放。

　　在這種狀況下，中國取得了穩定快速發展，而這種快速發展，給原來缺乏效率的大型國有企業創造了條件，同時也促進了符合中國當時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

　　2000年以前，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貢獻來自於發達國家﹔而2000年之后，這一情況開始出現了改變。因此全球經濟治理格局有必要按照經濟比重的變化來重新調整，更重要的是全球經濟治理格局背后所反映的經濟發展模式，以及經濟發展理念的改變和調整。

　　我們知道理論和經驗的適用性，取決於理論和經驗的前提條件是不是相似。我們知道發達國家的條件跟發展中國家的條件很不一樣，在發達國家適用的理論和經驗在發展中國家不見得適用。對發展中國家而言，來自於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成功經驗，應該對解決他們的問題會有更大的幫助。

　　此外，全球經濟治理格局的調整，重要的還不只是反映份額比重的變化，更重要的是反映發展理念、治理理念的變化，來自於中國以及其他新興經濟體的成功和失敗的經驗，對其他發展中國家解決困難、抓住發展機遇，會有更大的幫助，這才是真正的全球經濟治理。

　　沈穎：中國國際化對亞洲市場是很重要的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發展舉世矚目。現在是國際第二大經濟體，也是最重要終端需求市場，以及很多國家的貿易伙伴。從舉辦G20杭州峰會可以看出，中國非常強調貿易的作用，當前建立了非常密集的自貿區，與區域經濟確立了合作伙伴關系，中國希望對現有的國際機制發揮重要的作用。

　　毫無疑問，中國和世界經濟的融合、中國的國際化歷程，例如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以及成立亞投行，都能很好地反映中國融入區域和世界經濟的決心，這對中國和亞洲市場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中國重塑經濟的時候，我們感到非常受鼓舞，因為中國堅定致力於開放和世界經濟深度融合，包括簡化審批手續，特別是針對外國的投融資，簡化貿易流程，並且推動海關關稅的便利化，包括成立一站式的電子窗口示范區等，例如重慶也是示范區之一。

　　阿馬爾·巴塔查裡亞：中國可以提供另外一種不同的途徑

　　全球經濟治理的議題非常重要，但我們做的仍然不夠，因為全球經濟治理從本質上來說就比較難。

　　首先是主權問題。各個國家都希望能有自由度和獨立性，能夠採取符合本國國情的經濟治理政策和方式。

　　此外，就全球范圍而言，很多時候觀點並不一致。例如宏觀經濟調控政策、貨幣政策、金融體制改革等等，不僅僅涉及到國家利益，還涉及到觀念上的分歧。

　　最后，全球經濟治理很難找到具有強而有效的制度，例如執行和問責制度。目前WTO可以做到較為有效的制度措施，具有較強的執行力。

　　中國在包括全球經濟治理在內的各個領域，都起到了關鍵性作用。例如應對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中國作出了重大貢獻。還有G20杭州峰會的成功召開、成立亞投行等一系列舉措，都顯示了中國的領導力。

　　所以我認為，中國可以提供另外一種不同的途徑，讓世界上其他的國家從中國成功的經驗中學習，這是中國可以做的。

　　劉平山：企業願意響應“一帶一路”戰略走出去發展

　　很多外國朋友問我，為什麼中國能夠避過經濟規律性的周期？我認為除了改革開放之外，中國與其他國家不一樣的是：第一，土地公有制﹔第二，中國共產黨一直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不改變，這很關鍵：第三，國家領導人對中國的國情民情非常了解，比較接地氣。

　　中國提出一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個“一帶一路”，我們感到非常有意義。“一帶一路”戰略是國家方針在指引，在一些國家建立開發區，很多企業就可以搬到當地去生產，帶動當地人收入，當地人才能購買更多產品。希望國家能夠進一步落實“一帶一路”戰略，企業非常願意走出去發展。

　　琳達·岳：非常有必要改革現有的國際貨幣制度

　　就我看來，現在非常有必要改革現有的國際貨幣制度，以避免下一次的貨幣危機。目前全球很多國家的央行都在努力保持金融穩定，在這方面，中國有較多的經驗。

　　現在國際上許多貨幣都在走軟，而中國已經加入SDR（特別提款權），中國在這方面能夠發揮一定作用，以減輕國際貨幣的壓力。

　　我們很期待各個國家，不僅僅只是考慮本國的經濟政策，而是要滿足全球協調的需求，不過這確實是一個很艱難的目標。經濟政策需要照顧本國經濟利益，還需要考慮全球利益，這對全球經濟治理的模式和理念，都提出了較高要求。

　　中國在本次會議上提供了一些全新的理念，試圖在21世紀取得新的進步，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顯然，中國是全球經濟治理中，一支非常有力的進步力量。

　　張建平：中國通過積極倡議和務實推動參與全球經濟治理

　　尋求新的全球經濟治理模式、路徑、平台等，都是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客觀需要。目前，發展中國家對全球經濟的貢獻已經達到了2/3﹔在全球經濟格局中，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經濟規模，已經各佔50%。但是，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以及投票權並沒有得到相應的反映，例如中國在MMF的投票權隻有6.37%，跟中國的經濟規模和影響力完全不能匹配。全球供應鏈的發展，已經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有機地聯系在一起，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從全球供應鏈中獲得了寶貴的發展機遇，這些都給全球經濟治理創新提出了非常現實的要求。

　　中國不是要重新建立一套新的全球秩序，而是在遵守現有的全球經濟治理規則體系的前提下，推進務實的合作。

　　G20杭州峰會，中國發揮了建設性的作用。舉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這次G20提出了全球投資框架的九大原則，中國在其中發揮了主導作用，把發達國家的需求和發展中國家的需求進行協調，最后大家同意這九大原則，建立了一個全球投資治理的框架。

　　全球經濟治理任重道遠，在這個過程中，區域經濟治理和全球經濟治理緊密關聯在一起，相互促進和相互影響，尤其是中國所倡議的新興國際區域合作等，對未來全球經濟治理有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