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發力，一場改革硬仗——《習近平復興中國》連載

據世界銀行最新報告，拉美和加勒比地區2015年經濟收縮0.9%，在2016年及未來數年仍然看不到增長的信號。經濟發展條件得天獨厚的拉美國家為何扎堆深陷“中等收入陷阱”長達幾十年而難以自拔？專家們的分析結論高度一致，即經濟發展模式不可持續，內生動力不足，教育薄弱，創新匱乏，導致經濟政策與社會政策失衡，貧富差距繼續拉大，社會矛盾尖銳。

“拉美陷阱”道出了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后的通病——經濟結構不合理，經濟轉型困難重重。

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中國就提出經濟結構調整，促進經濟轉型升級。20年的經驗告訴我們，這裡的關鍵，是能不能通過改革建立能夠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體制和機制。

習近平力主推行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立意就在於希望通過供給側方面的集中發力，促動中國經濟結構性改善，從而實現有效率的可持續增長。這是一場改革硬仗。

國人赴日爆買深深刺痛中國供給能力

2015年國慶期間，中國人到日本瘋狂採購馬桶蓋和電飯煲的新聞被媒體報道后，瞬間傳遍中國網絡。繼瘋搶馬桶蓋之后，中國人把瘋搶目標又擴大到了家用電器、感冒藥、嬰幼兒用品。此外，眼鏡、眼罩、文具等物品也開始轉熱，成為中國家庭主婦青睞的“熱貨”。更讓人驚奇的是，中藥這個地地道道的中國制造，也成為中國人赴日爆買的熱門。

日本雜志《周刊新潮》在2016年初發布，鑒於中國游客在日本的瘋狂購買業已成為日本制造的新動力，“爆買”被日本民眾評選為2015年度日本熱詞。

“爆買”，這個斬獲2015年度日本“新語—流行語大獎”的詞匯，無疑為消沉的日本經濟增加了景氣，但它也給中國經濟界帶來了深深的刺痛。

消費是促進經濟增長的直接動力。對於自2012年以來經濟增速連續下滑的中國來說，國內民眾的消費力是不可多得的增長動力，但中國消費者為何更願意選擇到日本、韓國、歐洲等境外地區爆買呢？

自2009年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制造業第一大國之后，中國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但榮獲世界頭號制造國稱號的中國，其供給能力卻並不理想。

以輕工業供給能力來說，能讓衛星上天、核潛艇入海的中國工業，居然制造不出圓珠筆頭上的“圓珠”。

在2016年1月，李克強在山西太原主持召開鋼鐵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脫困發展工作座談會上尖銳指出：“去年，我們在鋼鐵產量嚴重過剩的情況下，仍然進口了一些特殊品類的高質量鋼材。”李克強說：“我們還不具備生產模具鋼的能力，包括圓珠筆頭上的‘圓珠’，目前仍然需要進口。這都需要調整結構。”

2014年中國鋼材產量約11.26億噸，超過世界上其他國家鋼產量的總和，而且供給大大超過需求，造成越來越嚴重的虧損。意大利《24小時太陽報》據此報道說，中國2014年的粗鋼產量仍達到8.227億噸的記錄高位，相當於全球產量的一半，鋼鐵出口量也大幅增長51%，達到9378萬噸。中國鋼鐵出口的快速增長，進一步加重了西方鋼鐵生產企業的擔憂。此前中國鋼鐵的出口量一直保持在產量的5%左右，2013年這一比重提高到5.8%，2014年則進一步升至8.3%。這也從另一方面反映出中國鋼鐵業面臨困境，目前20%的鋼鐵企業處於虧損狀態。

中國鋼鐵工業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張長富痛言：近年來中國鋼材價格一直在低位徘徊，今年平均鋼價比去年噸鋼價格降低了340元，這一價格甚至低於20年前。相當於每噸鋼的盈利隻有4.2元！這意味著，現今賣一噸鋼鐵的利潤，可能還買不起一根冰淇淋！

供給與需求不能對接，這一矛盾不僅反映在中國工業領域，在農業領域供求矛盾也同樣尖銳。以中國的奶制品行業為例，中國雖已是全球第三產奶大國，但仍然生產不出受中國消費者普遍認可的嬰幼兒奶粉。

中國農業部部長韓長賦對此直言：大批國人到國外搶購奶粉。你買人家東西，給人家送錢，人家還限購，這是中國奶業人的恥辱。

一邊是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一邊是中國消費者全球掃貨，幾乎買遍了全世界。這種冰火兩重天的狀況，不能不引發中國領導人的思考。

“中國的供給體系，總體上呈現一種中低端產品過剩，高端產品供給不足的狀況。傳統產業產能過剩，同時存在著結構性的有效供給不足，比如說平板玻璃我們嚴重過剩，但電子用的平板玻璃、電視用的大平板等我們還不能生產。”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指出，“中國的供給總量和國內的市場需求以及用債務撐起來的全球市場需求之間，總體上是均衡的。但是現在發達國家紛紛在去債務化，所以靠債務支撐的市場開始縮小了，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也就減弱了。因此，過去依靠擴大出口來帶動發展的這種戰略機遇的內涵也發生了變化。”

習近平認為，中國經濟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戰略機遇期的內涵發生了深刻變化。如果繼續沿襲過去靠“強投資+大出口+促需求”的“三駕馬車”式的經濟思路，顯然已經不合時宜了。

新常態要求新思路，供給側改革走上前台

2015年11月10日上午，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11次會議，研究經濟結構性改革和城市工作。習近平發表講話強調，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中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

“供給側”由此迅即成為中國經濟改革最熱門詞匯。

2016年1月27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12次會議，專題研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案。習近平在講話中首次詳細論述了“供給側改革”的內涵：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從生產領域加強優質供給，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使供給體系更好適應需求結構變化。

隨后，中國的“兩會”代表、委員在審議“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時，都不約而同將聚焦點放在“供給側改革”上。

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說：“關於‘十三五’規劃綱要，應重點關注2016年2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兩句話：一是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擴大有效供給，滿足有效需求，二是加快形成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體制機制和發展方式。”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元春也認為，當前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來自結構而非總量，如果中國繼續擴大投資等需求端政策，不僅效用遞減，對結構性調整也會產生拖累。

由此可以看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習近平在提出中國經濟新常態后，就新常態下中國經濟改革的主攻方向提出的具體作戰路線圖。

中共中央編譯局中國現實問題研究中心副主任、首席專家陳林認為：新常態下中國的需求側問題固然存在，也是重要的，但更多的是短期問題。立足長遠，主要應從“供給側”著力。在需求刺激的經濟政策成為世界性頑症的今天，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論斷歷久彌新，發人深省。而政治經濟學的習近平范式，則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回應了歷史與現實。

經濟新常態必然要求經濟思想出現新范式，“習近平經濟學”由此應運而生。

“新常態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習近平經濟學’的兩大理論支柱。新常態意味著中國經濟與過去30多年的正式告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則是新常態下經濟思想的重大選擇。在新常態下，中國經濟按照過去的老路隻有死路一條，如何破局？我們期待‘習近平經濟學’的發力。”經濟學家、著名財經評論員馬光遠認為，從注重“需求端”到注重“供給端”，這是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之后經濟建設指導思想轉變的必然選擇。中國經濟要實現突破，從長期看經濟增長取決於長期潛在增長率，也就是資本、勞動力和技術進步。所以要實現長期可持續增長，僅靠需求側的政策是不足的。必須通過改革、經濟結構調整和科技進步，來提高潛在增長率，也就是改善供給側。

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要發力方向的“習近平經濟學”，不僅是對傳統經濟學中“供給學派”的超越和發展，更是對大國經濟振興的理論創新。曾長期擔任中國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的賈康認為：作為一個轉軌中的發展中大國，我們要追求“追趕—趕超”、后來居上的現代化。過去我們更多依靠“后發優勢”，現在必須努力轉為更多爭取供給側發力的“先發優勢”，這樣一個大思路定位必然是守正出奇，在充分尊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總體決定性作用的同時，要在政府職能方面有意識地把總量型需求管理與結構型供給管理相互結合，特別是把理性供給管理作為“十三五”及中長期中國經濟升級發展、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組成部分，並緊密結合“有效制度供給”這一改革的關鍵同步推進。

中國vs美國，誰的供給側改革更強勁？

提及供給側經濟改革，就不能不提20世紀80年代曾經在美國呼風喚雨的“裡根經濟學”。

所謂“裡根經濟學”，就是指美國前總統裡根在執政期間實行的經濟政策，其主要經濟措施是採用“供應學派”的基本主張，強調在供給側方面發力，其主要政策包括削減政府預算以減少社會福利開支，控制貨幣供給量以降低通貨膨脹，減少個人所得稅和企業稅以刺激投資，放寬企業管理規章條例以減少生產成本。由於裡根經濟政策盡可能大幅度減低高收入者和大企業的所得稅率，又大幅度減少各項社會福利開支，故有人指責該政策“劫貧濟富”。雖然在裡根任期內，所有經濟階層的所得都提高了，包括最底層的貧窮人口也提升了6%（美國普查局，1996年）。但最富有的1%美國人則提升了1萬億美元的收入（ZINN，2003年）。

“供應學派”由美國經濟學家裘得·萬尼斯基在1975年命名。除了裘得·萬尼斯基外，羅伯特·蒙代爾和亞瑟·拉弗爾是另外兩位極力推崇“供應學派”的經濟學家。與凱恩斯傳統“需求”經濟理論相反，“供應學派”強調的是“供應”與“需求”關系中的“供應”一邊，即“供應創造自身的需求”。

裡根上台之際，美國正面臨二戰以來最嚴峻的經濟危機，這種被稱為“滯脹”的經濟危機使美國信心低落，面對與蘇聯的全球競爭顯得毫無辦法。美國通脹率從1960年初的不到2%上漲到1979年的13.3%。裡根在就任總統后的電視演說中承認，1960年的1美元到1981年隻值3角6分，這導致個人儲蓄率大幅下降。盡管工資隨著通脹同步上漲，但是美國對名義收入征稅而非實際購買力征稅的做法，導致工資上漲也將人們推到更高的稅收等級，使得通脹和邊際稅率的提高對人們的生活水平打擊沉重，以致造成社會分配嚴重不均，尤其使那些年輕人與靠固定收入為生的老人陷入困境。這種情況也影響了市場的投資預期，工人開始怠工，企業也無心進行研發，失業率開始上升。

“裡根經濟學”幫助美國走出了困境——在歷經1981—1982年兩年的衰退之后，美國經濟在1983年開始復蘇，美國聯邦政府當年即獲得高額稅收，從20世紀80年代初的5000多億美元，提升到1萬多億美元。此后，腰包鼓起來的美國政府開始大幅度增加軍事預算，並創造了長達10年的持續經濟增長。隨著蘇聯於1991年解體，美國成為無可爭議的世界帝國。

“裡根經濟學”對助推美國復興的重大貢獻，如今史家已有定評。在美國蓋洛普“誰是最受歡迎的美國總統”民意測驗調查中，裡根居然獲得了81%的最高支持率，超過了林肯。裡根在世時就如此受到美國人愛戴，這在美國總統中是罕見的。

大家今天可能想象不到，裡根當初推行以供給側為取向的經濟政策時，“裡根經濟學”曾經是一個貶義詞，裡根的政治對手稱之為“供應面經濟學”“芝加哥經濟學派”，甚至干脆稱裡根經濟學為“巫毒經濟學”。這跟最初評論家嘲諷莫奈、雷諾阿、畢沙羅、德加、塞尚等人的新畫風為“印象派”一樣，由最初的嘲諷，演變為成功的代名詞。“裡根經濟學”，由此成為美國奇跡的一部分，被稱為美國21世紀霸權的“奠基之作”。

“裡根經濟學”與習近平的經濟主張，其時代背景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之處，也都主張改善供給結構，讓供給主動創造有效需求。從這一點看，兩位政治家的目光都很犀利。但裡根過分依賴減稅和採取無限制的財政赤字的做法，習近平並不認同。習近平注重的是實實在在的增長質量，為中國經濟的長久繁榮打下基礎。對此，中國新供給經濟學的研究專家賈康評價：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打造經濟升級版的客觀要求。

賈康認為，習近平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張，突出“五年規劃與四十年規劃並重，研究制定基於全球視野的國家中長期發展戰略”。

關於“裡根經濟學”與“習近平經濟學”的本質不同，2016年1月4日，《人民日報》以採訪中央權威人士的名義，發表了題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領新常態》的專題訪談，對此給予了闡述：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和外延都既不同於美國的供給學派，也不同於“新供給經濟學”，用“權威人士”的話講，不妨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樣一個公式來理解，即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同時，在這篇訪談中，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義概括為“三個五”：一是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二是“實行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准、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的五大政策思路﹔三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的五大重點任務。

這樣，作為“習近平經濟學”兩大支柱的新常態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理論創新層面都具有了較為明晰的政策內涵。按照馬光遠等學者的理解，所謂“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在制度層面，構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需的現代金融、產業、財稅等制度體系，放鬆各種管制，打破壟斷，釋放民間資本的活力﹔在技術層面，通過營造激勵創新的生態，實現創新驅動﹔在人力層面，通過教育制度改革，實現人力資本的跨越﹔在社會保障層面，通過提升社保水平和改革收入分配，實現共享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權威人士”在闡述習近平經濟主張的時候，貫穿了習近平對中國經濟改革的深沉憂患意識，比如：認為“在當前全球經濟和國內經濟形勢下，國民經濟不可能通過短期刺激實現V型反彈，可能會經歷一個L型增長階段”﹔警示“窗口期不是無休止的，問題不會等我們，機遇更不會等我們”﹔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不得不邁過的坎，是不得不闖過的關”﹔強調“要勇於做得罪人的事，否則過得了初一過不了十五，把包袱留給后面，將來會得罪天下老百姓”。通過這些表述，可以從一個側面感受到習近平推進供給側改革的決心。

“如果說過去一段時間的經濟政策主要靠吃興奮劑來提高運動員成績的話，現在的政策則更強調強身健體。這應被視為習近平經濟學的真正內涵。”馬光遠點出了習近平力主中國經濟走內涵式發展道路的本質。

“去產能”已經被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定為中國改革的重要任務。從2016年開始，中國將用5年時間再壓減粗鋼產能1億—1.5億噸﹔用3至5年的時間，再退出煤炭產能5億噸左右、減量重組5億噸左右。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等改革，也將緊鑼密鼓地進行。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發表文章指出，過剩產能主要以國企為主，無論是債轉股，還是關停並轉，能否取得效果關鍵是看政府對待這部分國有企業的態度以及國有企業公司治理能否取得進展。有人將當前中國去產能情況與1997年朱镕基總理啟動國有企業改革做類比，當時政府通過艱難的國有企業與銀行業改革，用了3年時間，才使得國有企業實現盈利，此后銀行不良資產剝離所需時間更長。從這個角度而言，面對當前的嚴峻挑戰，中國政府更需要中長期的計劃和耐心。盡管短期內會犧牲一定程度的經濟增長，但相比於強刺激所帶來的短暫經濟復蘇，改革紅利將更為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