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的“哲學筆記”

列寧 資料圖片

【我的一本哲學社會科學書】

1977年，我進入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當時高年級的男生經常嚇唬我們的兩句“名言”：一是“進來一碗面條，出去一碗糊涂”﹔另一句則是列寧的“越抽象，就是越具體”。前面一句的意思是說，在中學我們已經學過的哲學原理中的各種定義，邊界清楚，定性明確，像一碗條條分離的面條，可是隨著對每一個概念的深入思考，幾乎所有哲學問題都會是無底的思之深淵。而后一句則是列寧在“哲學筆記”中的一句重要斷言。可能也是受到師兄們的刺激，載有“哲學筆記”的《列寧全集》第38卷（中文第一版）就成了我經常抱著入睡的書（另一本是黑格爾的《小邏輯》）。

我還記得，當時是胡福明老師一頁頁、一段段地領讀和解釋這一組筆記文獻中《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列寧在十月革命前夕寫於瑞士伯爾尼的筆記，以下簡稱“伯爾尼筆記”）的主要文段。那時候，坐在下面聽課的我們，在那些晦澀的文字和高深的觀點的轟炸下，滿心是對哲學神殿的敬畏。說實話，對列寧在筆記中寫下的大量心得，當時我幾乎是完全無法理解的。

第二次系統地研讀“哲學筆記”是讀研究生的最后一年，大約是1981年前后。因為寫主題為“否定之否定”的碩士論文的需要，則有了我對列寧《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和“哲學筆記”等文獻的索引式閱讀。在這次有選擇的專題式研讀中，我本來是想具體找一下列寧關於“否定之否定”的論述，因為受到孫伯癸教授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方法的那種深層歷史邏輯思想的影響，我也自覺地關注了一下列寧的哲學思想有沒有什麼變化，令人驚異的是，我的結論竟然是肯定的。

1990年，我第三次重新閱讀列寧的“哲學筆記”，主要是想集中解讀這一文本中最重要的“伯爾尼筆記”。我首先把“哲學筆記”特別是“伯爾尼筆記”研究中的傳統思路（即用哲學教科書體系去注解經典文本）擱置起來，直接參照黑格爾的《邏輯學》《小邏輯》和《哲學史演講錄》等書，一頁一頁地跟著列寧的筆記向前走，同時十分細心地注意列寧在讀書中出現的每一個話語片斷，由此，我第一次還原式地體會到了列寧讀書時的真實情境。

“哲學筆記”的確是列寧的一部十分重要的哲學文獻集，但這主要是一部真實記錄列寧通過學習和研究哲學唯物主義、黑格爾哲學，進而深入理解馬克思實踐辯証法的本質，不斷形成新的思想飛躍和發展過程的原始文獻。因而，按照我的想法，學習和研究這部文獻集最重要的方面，不是力求讓列寧筆記中的每一句話都變得無比英明，而是要真正理解列寧是如何掌握哲學唯物主義立場，進而十分艱難地、逐步地進入黑格爾大廈，而后又在黑格爾的邏輯巔峰上比肩於馬克思，終而獲得實踐辯証法真諦的總體邏輯思路。

2004年，我開始了第四次對列寧“哲學筆記”的研究。在這一次研究中，我將過去只是孤立地關注“伯爾尼筆記”的點式研究，轉變為通過原始文獻把握列寧哲學思想的全景式視閾。這樣，我就不得不再一次重讀《列寧全集》第55卷（中文第二版），當然，這主要集中於1915年以前列寧留下的各種文獻，由此，我獲得了“伯爾尼筆記”以前列寧哲學思想發展的眾多第一手線索和邏輯思考點。我第一次注意到，所有前蘇東學界和西方列寧學的學者在研究列寧“哲學筆記”的過程中，都有意無意將其視為一本書，然而，這個作為一本書的《哲學筆記》是根本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一個列寧在長達20年之久的時段中，學習和研究哲學的不同摘錄筆記、札記、心得和閱讀批注的文獻匯集。不同於青年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列寧並沒有一個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時期，他自登上理論舞台就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所以，當列寧在不同歷史時期寫下的筆記、心得的閱讀批注類的文獻被不加甄別地集結在一起的時候，人們就不會意識到，在他同樣屬於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筆記中，也可能包含著不夠深入、不夠准確的東西﹔進而忽視了在列寧的哲學思想中，也有可能存在著一個由淺入深、從一般的正確觀念到具體的科學的本質認識的發展進程。

在我的這次研究中，列寧的“哲學筆記”被第一次歷史地“還原”到列寧思想發展全程的具體歷史情境中去，精細地圈點出每一文獻的歷史意義和思想深刻度，特別是在一定思想語境中的相對比較質。此外，我還認真厘定了列寧思想構境與他的實踐建構的內在關聯。由於歷史地甄別了列寧在不同時期、針對不同現實或理論問題形成文獻的特設思考語境和復雜背景，我們就不難“第一次”看到20年間列寧哲學思想真實存在的變化、發展甚至是重大認識飛躍的基本邏輯線索和理論構境空間。這是令我最興奮不已的事情。

我發現，早在19世紀末，作為一名馬克思主義革命實踐者的青年列寧，在反對民粹主義的斗爭中，其理論著眼點顯然是歷史辯証法的客體向度，他與普烈漢諾夫等人一樣，強調了資本主義在俄國發生、發展的必然性，這種實踐意向在哲學邏輯中的對象化則是突顯了社會歷史發展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然而，當20世紀初，以列寧為核心的布爾什維克黨與孟什維克在俄國革命前途問題上發生重大爭論的時刻，列寧明確提出要發揮無產階級和革命政黨的革命能動作用，從關注客體向度轉向了以一定的客觀現實條件為前提的主體向度。可是，此時的列寧並沒有找到這種新的實踐意向在哲學上的落腳點。固然，在1908年反對俄國馬赫主義的斗爭中正確地站在了普烈漢諾夫一邊，列寧以《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這一重要的學術文本有效地保衛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基礎，可是，哲學唯物主義卻無法更深地支撐列寧此時的革命實踐創造性。顯然，列寧需要真正的革命性的歷史辯証法指導。這是他1914年在世界大戰之中下決心研究黑格爾哲學弄懂辯証法學說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我發現，只是在列寧研究黑格爾哲學的過程中，他才逐步通過讀懂黑格爾的《邏輯學》進而深刻理解了馬克思改變現實、“消滅存在”的實踐辯証法觀念，最終獲得了指導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哲學理論武器。這些重要的理論收獲，便構成了我在2007年出版的《回到列寧》一書的主要邏輯線索。

（作者系南京大學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