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橋女烈士被捕及營救經過首度披露

四川第一份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刊物《人聲報》創刊號孤本，於7月1日起在成都市國家檔案館向公眾展出。成都市國家檔案館供圖

一九三三年，紅軍在成都發布的招聘廣告。成都市國家檔案館供圖

通江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舊址紀念館陳列的川陝蘇區土地使用証復印件。 通江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舊址紀念館供圖

一批珍稀檔案今日起集中面世

檔案

1920年冬，王右木在成都皇城明遠樓建立了四川第一個學習、研究、宣傳、實踐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讀書會”，進步思想從此在巴蜀大地上生根發芽。

90多年來，共產黨人在巴山蜀水留下了無數可歌可泣的故事。他們可以為救國理想遠赴異國他鄉﹔可以為共產主義獻出年輕的生命﹔可以在艱苦的年代發動貧苦百姓展開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歷史檔案隨著時間的流逝愈加珍貴，紅色記憶，永遠歷歷如昨。

7月1日，《銘記 為了新中國——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檔案展（以下簡稱“《銘記》展”）在成都市國家檔案館揭幕。122件檔案和133張圖片，串起了從馬克思主義思潮入川到成都解放、成立人民政府數十年風雲歲月。

在四川黨史上，王右木最早在四川宣傳馬克思主義、十二橋烈士為捍衛共產主義光榮就義等史實，已經廣為人知。不過，此次展出的《人聲報》孤本、十二橋烈士毛英才“被捕及營救發掘尸體經過”等珍稀檔案，都是首次集中披露，讓公眾感受到共產主義先驅的堅定信仰。

革命浪潮四川進步青年從未缺席

1919年，五四運動在北京爆發。在這場席卷全國的革命浪潮中，四川的進步青年從未缺席。

成都市國家檔案館副館長楊瓊介紹，1917年，著名音樂家、成都青年王光祈和李大釗等一起在北京創辦了《少年中國》月刊，宣傳進步思想。1919年7月1日，王光祈、李大釗、周太玄等人在北京成立了“少年中國學會”，宣稱“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同年，“少年中國學會成都分會”在成都成立，著名作家李劼人任書記，同時創辦《星期日》周報宣傳新文化。

此次《銘記》展，除了有《少年中國》月刊的創刊號，還有毛澤東寫給“少年中國學會”的手稿檔案。

而遠在國外求學的四川青年，在對西方先進科技了解的背景下，產生了迫切變革中國社會的願望。檔案顯示，僅當年參加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和中共旅歐支部的川籍青年，就有90多人。

在一張1924年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總支部在巴黎的合影上，除了周恩來，還有來自四川的鄧小平、聶榮臻和早期的中共四川省委領導人穆青。另一張黑白照片，是陳毅1920年與同學在法國勤工儉學時的合影。陳毅等人在1922年2月撰寫的《留法勤工儉學生被迫歸國后宣言書》顯示，早在遠赴異國求學時，年輕的學子們就已經開始“戰斗”。

楊瓊說，1921年，法國當局以“赤色分子”等罪名，把陳毅等104名留學生遣送回國。為表抗議，陳毅等人在歸國途中起草了這份《留法勤工儉學生被迫歸國后宣言書》，並附留法學生簽名名單，回到上海四處散發。后來回到四川，陳毅和同學黎純一等人先后起草過《贈勤工儉學同仁》《留法勤工儉學學生宣言》等文章，揭露法國政府迫害進步學生的罪行，與四川軍閥劉湘展開針鋒相對的斗爭。

孤本檔案《人聲報》見証王右木傳播革命思想

《人聲報》1922年創刊號的頭版，歷經90余年已經泛黃，邊緣已開始朽脆脫落。這是王右木創辦的《人聲報》全國孤本。在“本社宣言”一欄裡，可以清楚看到王右木開宗明義提出的口號：“直接以馬克思的基本要義、解釋社會上一切問題。”《人聲報》是四川第一份全新的、公開系統宣傳馬克思主義、宣傳社會主義運動的革命刊物，並因此在成都培養了一批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的實踐者，喚醒了民眾的覺醒。

楊瓊介紹，成都青年知識分子經過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洗禮，從批判封建習俗、倡導民主與科學，逐步轉向宣傳和傳播馬克思主義。1920年冬天，早年留學日本、曾投身五四運動的四川江油人王右木在成都開設了“馬克思主義讀書會”，是四川第一個學習、研究、宣傳、實踐馬克思主義的組織。當時學習資料缺乏，王右木自費訂購《新青年》等多份進步刊物，並手抄、油印《共產黨宣言》供會員學習，團結了大批進步青年參與革命，為成都黨組織的建立在思想和組織上打下了堅實基礎。

為了擴大宣傳馬克思主義，1922年2月7日，王右木在成都創辦了四川第一份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刊物《人聲報》。此次《銘記》展上，不僅可以看到《人聲報》創刊號原件，還有王右木將此前《新四川旬刊》更名為《人聲報》給四川省會軍事警察廳的呈文。檔案上還可以看到，王右木是在今日的成都錦江區新集場巷推出了《人聲報》。而1923年10月，王右木在成都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在四川最早的組織——中共成都獨立小組。

最年輕十二橋烈士她曾有機會跟父親一起回家

此次《銘記》展，還首度披露了十二橋烈士中最年輕、也是唯一的女烈士毛英才被捕和營救經過的檔案，一展成都青年追尋共產主義道路的堅定信仰。

這份1950年由華西協合大學發表、長達4頁的檔案顯示，毛英才是哲史系畢業生，四川夾江人。就在她畢業典禮后第二天，卻突然被當局逮捕。雖經過多方營救，終被殺害於十二橋。

楊瓊說，毛英才是一位追求進步思想的女學生，並沒有成為真正的共產黨員。1949年的一天，毛英才遺失手包，被小天竺街某成衣店老板撿到，在其中發現了共產黨的宣傳品，遂舉報至警察局。當毛英才到成衣店索回手包時，被警察逮捕，關在將軍衙門。

為了營救學生，當年華西校長方叔軒還專門致信警察局，力証毛英才在學校一向沒有違反政府法令之行，毛英才的父親也從夾江趕到成都，希望保釋女兒。后來，毛父找到一位川軍將領向敵特頭子疏通，對方要求，隻要毛英才發表反共文字，就可放她出來與父親一起回家。然而，年僅24歲的毛英才表面上答應父親的請求，但最終“竟不真心反共”。1949年12月7日，成都解放前夕，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局長毛人鳳等下達了“洗監令”，毛英才等被秘密槍殺於成都十二橋舊防空壕的荒草叢中。

此次《銘記》展上，不僅展出了“十二橋烈士”的照片，還有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政府組織清理慘案現場、烈士封柩儀式，以及烈士在監獄中制作的“川西解放組”布標等檔案圖片。這些圖片，無聲見証著白色恐怖下，信仰的偉大力量。

本版撰稿：本報記者 吳曉鈴 郝勇

成都現紅軍最早的招聘廣告

1932年，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略轉移到川陝邊界地區，建立了川陝革命根據地。在打土豪、分田地之外，紅軍還赴成都發布招聘廣告，招聘醫生、護士，甚至銀行家。在成都市國家檔案館保存的一份紅軍招聘廣告，是目前成都可查的最早的紅軍招聘啟事。而在邛崍，當地文物局以及紅軍長征紀念館等處都保存著紅軍蘇維埃政府發行的布幣、銅幣、紙幣等文物。

到成都招聘專門技術人才

從紅軍招聘廣告上可以看到，廣告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駐蓉辦事處”張貼的，為川陝蘇區和紅四方面軍軍部招聘專門的技術人才，包括醫生及看護、無線電及電話技術員、銀行家及會計家、機械化學工程師、軍事人才、文藝家、科學家和熟練工人。應聘者可向各革命團體接洽，提出要求條件，並寫明履歷。最后，廣告還特別注明了雙方會簽訂勞動合同。“這份廣告說明，當時紅軍還是很注重人才的引進。”成都市國家檔案館研究員姬勇說，只是是否招到了人，招到了哪些人，就無從知曉了。

進入成都地區后，相關的紅軍組織和成都地下黨組織，還在成都市區張貼了大量揭露軍閥、喚醒民眾等的標語和傳單。在成都市檔案館，仍能查到“反對四川軍閥進攻湘鄂西紅軍”“兵士不打兵士，將槍向后打你的反動長官”等標語。

而有的標語還能看出張貼地點，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工農紅軍優待條例》、“紅軍募捐購買飛機的啟事”就貼在伴仙街，“川西紅軍第一路募兵啟事”等則貼在爵版街。成都市國家檔案館副館長楊瓊介紹，這是當年的警察部門為了証明工作成績，專門標注了收繳傳單和標語的地點，結果留下了更詳細的共產黨的活動痕跡。

成都唯一的蘇維埃政府建在邛崍

當年，紅軍不僅在成都發過招聘廣告，還在邛崍建立過2個區蘇維埃政權和7個鄉蘇維埃政權。迄今，邛崍仍留有多處蘇維埃政府遺址以及紅軍石刻標語。近年，百姓捐出的紅軍布幣、銅幣等也已成為珍貴文物。

紅軍長征紀念館館長高建平介紹，紅四方面軍兵分三路進入邛崍是在1935年11月，在邛崍停留了112天。建立各級蘇維埃政權以后，便開展了擴軍、備戰、籌糧等工作，播下了革命的火種。紀念館裡，可以看到“實行土地革命”的石刻標語，通俗易懂的階級劃分五言歌：“空著兩隻手，啥子都沒有。專替人做工，才能糊糊口……”在紀念館的紅軍亭，還留有“赤化全川”的石刻碑文。

在邛崍發現的紅軍紙幣，有“壹串”和“三串”兩種。“壹串”的紙幣下面印有列寧頭像，上方有弧形排列的“川陝蘇維埃政府”字樣﹔“三串”正面除了列寧頭像，還有“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堅決保衛赤區”等字樣，而背面則印有“土地歸農民、政權歸蘇維埃、八小時工作制”等口號。

記者了解到，保存在邛崍市文物局的那批蘇區布幣，由邛崍農民劉代春捐獻。上世紀30年代，劉代春是一位豬肉販子，紅軍的司處長在1935年、1936年間總會去他的肉攤買豬肉。紅軍離開邛崍后，劉代春把部分布幣小心保存，1981年捐給了當地政府，並兌換了300元人民幣。

珍貴土地使用証見証“分田分地真忙”

通江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舊址紀念館裡，泛黃的川陝蘇區土地使用証復印件總能吸引參觀者目光。這是目前存世不多的紅軍“土地革命”的直接物証。1932年，紅四方面軍進入四川通江，建立了川陝革命根據地，帶領蘇區群眾進行土地革命。這張小小的土地使用証，成為川陝蘇區革命斗爭史的縮影。

打土豪分田地

“分田分地真忙”，1932年，紅四方面軍進入通江以后，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紀念館館長劉惠介紹，紅軍入川以后，1933年1月開始，就組織工作隊分赴各地調查階級成分，宣傳土地法令，查封地主豪紳的田產和房屋，同年3月開始土地分配。蘇區政府劃分了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和雇農等5種成分，留足紅軍的公田以后，就抽簽進行分田，獲得土地者就頒發土地使用証。

能夠分得土地的，主要是貧苦農民。分田的時候，哪怕人在外，也可以分。到1933年4月中旬，約有5萬名貧苦農民、手工業者等分到土地。而有意思的是，如果豪紳地主在當地百姓中口碑很好，也可以分一份地。劉惠說，通江苦草壩曾有一位豪紳地主羅映書，家有水田，每年產谷子200多背。不過羅映書為人“不惡”，當地窮人如果過不起年，求到他門下，就可以量一兩升米回家，所以窮人並不厭惡他。土地分配時，羅映書出門躲風頭，收留他的就是當地窮人。幾天后他回來了，蘇區政府雖然把他的房子沒收做了鉛印局廠房，並且分了他的地，卻也給他和家人留了一份土地。

兼顧宣傳功能

紀念館陳列的“土地使用証”復印件上，可以看到“今沒收豪紳地主土地×石×斗×升，坐落×處地方，特分給×縣×區×鄉×村會員××耕種，此証”的字樣。土地使用証注明了該土地的地理位置、用地面積、使用者等相關信息。

不過，在面臨國民黨圍剿以及還鄉團掃蕩的川陝蘇區，土地使用証也被賦予了宣傳鼓動的功能，因此其上也印了“推翻國民黨軍閥統治，建立全國蘇維埃政府”“沒收豪紳地主的土地，分給貧苦農民群眾耕種”的宣傳口號。這些宣傳口號對川陝革命根據地黨組織的發展壯大，工農武裝的建立與擴大，土地革命的開展與深入，蘇維埃政權的鞏固與發展，都起到相當大的促進作用。

只是，這個土地使用証當年並沒發到每個分田者手上。劉惠說，紅軍當年在通江、巴中一帶幾進幾出，很多地方根本來不及頒發，有的就在田間地頭立塊牌子，有的干脆在群眾大會上直接宣布。從目前發現的實物來看，這種土地使用証當年僅在通江、巴中一帶使用過，並且因為發行量少、使用時間太短，存世的很少。而作為見証川陝蘇區土地革命的物証，土地使用証的價值不可低估。（吳曉鈴 郝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