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歷史，總在閃光——延安時期黨代會的故事

任弼時介紹新當選的中央委員 延安革命紀念館供圖

“七大”代表証

在中國共產黨黨史中，楊家嶺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名字。

位於延安市區西北約3公裡處的楊家嶺，是延安時期中共中央所在地。在這裡，黨中央領導、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和著名的延安整風運動。

不過，真正讓楊家嶺永載史冊的，是1945年在這裡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敲定會期：間隔十七年的黨代會

1928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黨的全國大會是黨的最高機關，按通常規例，每年開會一次。”

然而，1929年，七大並未能如期舉行。之后，七大召開時間一延再延，直至1945年才在楊家嶺成功召開，中間相隔17年之久。

為何兩次大會之間相隔如此長的時間？七大秘書長任弼時在七大預備會上這樣說：“七大應早舉行，但因戰爭關系，交通分割，遲至今天才開。”

事實上，關於召開七大的動議早已有之。1930年12月制定的《中共四中全會決議案》就把召開七大、總結蘇維埃運動經驗、通過黨綱和其他文件作為“最不可延遲”的任務，1931年1月的六屆四中全會重申要召開七大。但隨后革命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召開七大的任務被迫延遲。

中共中央到達陝北后，日漸安定，召開七大又被提上議事日程。在1937年、1938年、1939年、1941年、1943年，中共中央曾多次作出召開七大的決定，但最終都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被一再推遲。在此期間，中共中央領導、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和著名的延安整風運動。

經過整風，全黨思想空前統一，其他各方面條件也已具備，於是，中共中央書記處在1944年5月10日召開的會議上決定：立即著手籌備工作，准備召開七大，在7個月內開預備會，8個月內開大會﹔5月寫出大會報告及指定發言的提綱，6月上半月成文﹔預備會開1個月，正式大會一部分公開舉行，並可邀請黨外人士參加。會議還決定，在七大前召開六屆七中全會。

1944年5月21日，中共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在楊家嶺召開。這次全會前后持續11個月，直到1945年4月20日才結束。全會主要討論和修改七大的文件，並在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最后原則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通過六屆七中全會長達11個月的准備，最終完成了七大的各項預備工作，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條件已經成熟。

選定會址：多方選址后確定楊家嶺

雖然七大是在1945年舉行，但七大大會會址的選擇、禮堂的籌建工作早在1939年就已開始。

當時，日軍的飛機多次飛臨延安上空轟炸，軍民傷亡比較大，所以為了保証會議的順利召開和代表們的安全，黨中央在七大會址選擇上是慎之又慎。

中央最初曾考慮在安塞修建開會的禮堂。1940年5月，負責這一工作的任弼時和李富春親自到安塞縣真武洞實地考察。后來覺得盡管那裡環境隱蔽，便於防空，但離延安較遠，交通不便，隻好作罷。

接著，又考慮將會址放在棗園后溝，因為那裡樹木密集、高大，便於隱蔽，離領導人和代表們住處也不太遠，便於往來。同時，離市區近，便於應急物資的採購供應。於是便在后溝西邊山坡上比較平坦的山坳地上蓋了禮堂，在附近打了窯洞。建成后才發覺，這裡地方太窄太小，容不下那麼多代表，而且隻有一口水井，水質又不好，隻得放棄。

最后，經多方考察，綜合考慮，會址被定在了中央所在地楊家嶺。確定會址第三天，時任中央副秘書長的李富春就請來建筑專家楊作材，要他設計一個修建方案。很快楊作材就拿出了兩個方案，第一個規模比較大，可容納所有中央機關人員在裡面工作，李富春看后笑著說：“你怎麼了，是要在這裡建都嗎？”這個方案被否決掉，採用了比較適用又有特色的第二個方案。

1941年，楊家嶺中央大禮堂開始動工，1942年建成。禮堂大廳長36米、寬34米、高11米，可容近千人，採用四個大石拱為主梁。建筑主要用材是延安遍地皆是的石料，同時又利用了陝北石匠高超的砌拱技術。這是延安當時唯一沒有使用木梁或木柱的大型建筑物。

修建禮堂時對其用途嚴格保密，許多人不明白為何在邊區經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大興土木，修建工程浩大的禮堂，到七大召開，大家才明白了原委。

代表審查：正式及候補代表755人

1938年1月20日，中共七大准備委員會秘書處發出通知，要求各地“選拔培養與訓練黨的優秀干部准備為出席大會代表的候選人。”3月，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了關於七大代表的問題，規定了代表的數目、不同成分、男女、各種工作、各個地區的比例。關於大會代表的名額，任弼時4月間向共產國際報告是500人。

為使中共七大能夠集全黨最優秀的代表於一堂，中共中央成立了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

事實上，從六大到七大，其間相隔17年之久，要對情況不一、幾經變動的各地代表進行審查，本身就是一件難度很大的事情，加上根據地分散，且受日軍和國民黨的包圍封鎖，各地選出的代表又有來自抗日根據地和敵佔區、國民黨統治區的區別，有的同志還曾遭受過國民黨的逮捕關押，這就使得審查工作更加困難。

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成立后，抱著對黨和對當事人負責的態度，從1940年5月29日召開第一次審查工作會議起，每隔一兩周就召開一次會議，到1941年2月，共召開19次會議。委員會成員認真分析每一份材料，遇到政治上不清楚的問題，總是千方百計地找旁証，向熟悉情況的同志調查核實。他們也找本人談話，十分耐心地聽取本人的意見，心平氣和地向對方闡明道理，弄清事實，再決定取舍，決不允許任何無根據的懷疑。

1945年3月，各地代表團組成。中央再次對代表資格逐個進行審查。這次審查很順利，審查結果是：合格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補代表208人，合計755人，其中新增補246人，被停止或撤銷代表資格的，或被原來的選舉單位撤銷代表資格的49人。代表資格審查為七大的順利召開和七大報告的順利通過，以及黨的最高領導層的選舉，提供了重要的組織保障。

大會召開：代表們坐的是長條靠背椅

1945年4月21日，中共七大預備會在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召開。七大秘書長任弼時首先報告大會籌備經過。毛澤東在會上作了《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方針》的講話，指出七大的方針是“團結一致，爭取勝利。”預備會議表決通過了七大的議程：一、政治報告（毛澤東）﹔二、軍事報告（朱德）﹔三、修改黨章報告（劉少奇）﹔四、選舉中央委員會。

經過兩天的預備會后，4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隆重開幕。出席大會的755名代表中，年齡最大的近70歲，最小的才20歲左右。他們分為中直（包括軍直）、西北、晉綏、晉察冀、晉冀魯豫、山東、華中和大后方8個代表團，代表全黨121萬名黨員。大會還安排了15名人員出席旁聽，他們是從事華僑和海外工作的中共黨員，以及在延安的日本、朝鮮、蘇聯、越南、泰國等外國共產黨員。

“七大會場布置得庄嚴朴素。主席台上，懸挂著毛主席、朱總司令的巨幅畫像，鮮紅的黨旗挂在兩邊。會場后面的牆上是‘同心同德’四個醒目的大字，兩側牆上的標語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特別引人矚目的是主席台上方懸挂的一橫聯：‘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會場的擺設也非常簡陋。主席台上隻有幾張鋪著台布的條桌和十來把木椅，我們代表們坐的是長條靠背椅。”七大代表莫文驊中將回憶說。

下午3時，在庄嚴的《國際歌》聲中，任弼時宣布中共七大開幕。隨后，毛澤東致《兩個中國之命運》的開幕詞。

4月24日，毛澤東向大會提交了《論聯合政府》的書面政治報告。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沒有全篇照稿來念，而是在這個報告的基礎上，就報告中的一些問題以及其他問題作了長篇口頭報告。黨的最高領導人作口頭報告，這也是迄今為止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唯一的一次。

毛澤東作完報告后，朱德作《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劉少奇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

七大原定會期較短，大會開始后，代表們紛紛要求延長，大會主席團作了專門討論，決定延長會期。另外，大會發言人數也突破了原定人數。經過深入討論，大會一致通過了關於政治、軍事、組織方面的報告，通過了政治決議案、軍事決議案和新的黨章。

選舉中央委員會，產生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是七大的一項重要議程。在選舉中先是小組提名，經過充分討論后，進行預選，再正式提名，最后進行無記名投票。以這樣的民主方式進行選舉，在我黨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經過反復醞釀和預選，6月9日進行了正式中央委員會的選舉，10日公布選舉結果，共選出正式中央委員44人，其中包括毛澤東在此之前非常關心能否當選的王明。當他得知王明最終選上中央委員時，十分高興地說：“這就好了，七大真正成為一個團結的大會。”

1945年6月11日，中共七大舉行隆重的閉幕式。毛澤東情緒飽滿地致閉幕詞。他說：“我們開了一個很好的大會”，“我們開了一個勝利的大會，一個團結的大會”。他向全黨發出鼓舞人心的號召：“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修改黨章：是“七大”的一項重要內容

修改黨章是七大的一項重要內容。

1945年5月14日至15日，劉少奇在七大作了《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報告對毛澤東思想形成的歷史必然性、毛澤東思想的實踐基礎、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創造過程、毛澤東所具有的獨特的主觀條件等，作了全面的闡述。在此基礎上，報告還對“毛澤東思想”作了進一步的概括與論述，強調了毛澤東思想對中國革命的偉大指導作用。

胡喬木后來在回憶文章中評價說：“整個報告都很好，特別是對作為黨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的闡述，這在我們黨的黨章上是第一次，講得非常精辟，是七中全會通過的‘歷史決議’思想的進一步發展，也是七大的一個重要理論成果。”

七大黨章共11章70條。同六大黨章相比，七大黨章第一次在條文前增寫了總綱部分﹔第一次確立了毛澤東思想是黨的指導思想﹔特別強調了黨的群眾路線﹔更加完善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和制度﹔第一次規定了黨員的權利和義務。七大黨章還對原內容進行了一些合並，新增了三章，即“獎勵與處分”、“黨的地下組織”、“黨的監察機關”。

七大黨章是根據黨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黨的隊伍狀況等，制定的一個較為完備的黨章，對於規范全黨行動，完成黨所肩負的光榮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尤其是因為共產國際的解散，七大黨章也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制定的一部反映中國共產黨建設經驗和毛澤東建黨理論的新黨章。

一個縣出了十七位“七大”代表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共有755名代表，其中清澗縣就有17名。他們是：白治民、白棟材、白如冰、白茜、白國英、王俊、高峰、白向銀、唐洪澄、惠中權、李景林、李合邦、白成銘、康步雲、白炳炘、劉英勇、惠楓林，其中白治民等5人還是同村，這在全國都不多見。

這些人有幾個突出特點。首先，大都知識分子出身。他們在讀書期間接觸馬列主義，受到黨的教育，參加學生運動，有一定文化。其次，參加革命和入黨時間早。他們參加黨團組織的時間大都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經受過較長時間的革命斗爭考驗。第三，革命斗爭經驗比較豐富。他們中許多人積極參加革命工作，並在工作中得到鍛煉和提高，逐漸成長為革命骨干和領導干部。最后，大多出身農民家庭，和農民有著天然的聯系。

由此可見，一批七大代表來自一個縣並不奇怪，這和陝甘寧地區是革命老區，黨的工作開展較早，革命影響較大有直接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