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方平:堅守根植深處的紅色基因

——寫在中國共產黨誕辰95周年之際

2016年06月30日14:20    來源:解放日報    手機看新聞

上海,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一段偉大歷史的起點。

95年前的7月,法租界望志路106號,昏暗的煤油燈光照亮了中國。

那是一個狂飆突進的年代。在13名正當年的理想主義者跨入這座石庫門同時,中國政治舞台上涌現了300多個政黨。但隻有中國共產黨最終改變了中國的未來。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無數機緣巧合,構成了歷史必然﹔誕生在上海,同樣是歷史必然。這是一片得風氣之先的土壤,思想文化最活躍的窗口,又擁有恰到好處的政治“縫隙”。從這裡出發,中國共產黨始終擔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庄嚴使命。

95年前的黨的誕生地,65年前的工業母機,25年前的改革開放弄潮兒,時至今日“改革開放排頭兵、創新發展先行者”的角色定位,紅色基因在這片土地生長,重塑了這片土地的命運。昔日列強狂歡的“冒險家樂園”,正一步步邁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

從革命黨走向執政黨,從攻打江山轉向治國理政——這95年,無時不刻不富含著抉擇、考驗和挑戰。而終於開辟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共產黨,始終詮釋著那句格言:“作始也簡,將畢也鉅。”

這95年,上海是起點,是見証,也是踐行者。開始的是歷史的篇章,見証的是信仰的力量,踐行的是道路的選擇。

1921年春天,已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專家的李漢俊提問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如何改造現在的中國?

未等回復,他自答:“要解決此問題,不在共和,亦不在復辟。這般政治革命不能改造中國,過去既已証之,現狀亦証之。故吾人之努力,唯有社會革命之一途。”

那是中華民族危難當頭的時刻,革命需要一條出路。社會革命似有先例可循,俄國十月革命是一個路徑,德國社會黨革命也是一個路徑。7月的中共一大上,31歲的李漢俊和18歲的劉仁靜為此展開了激烈的爭辯。

直到中共成立,這場爭辯也沒有得出明確的結果。在當年各路思潮薈萃的上海,類似的爭論不計其數。開放而多元,充滿活力,這是上海得天獨厚的優勢。

同時,這裡又像是一片灘涂。大浪淘沙之后,隻有經得起檢驗的思想,才會真正留下來,傳出去。

1921年的上海,中國共產黨人並不知道出路何在。日后的出路,來自實踐中一點一滴的艱苦摸索。從上海出發,這支當年的小團隊、后來的大政黨,經歷過無數考驗、無數試探。其中有過挫折、有過困頓、甚至有過九死一生。

所幸,始終堅定的是方向。

毛澤東曾經對斯諾說,有三本書對他的一生影響至關重大,其中一本就是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1920年夏天,陳望道將花了兩個月完成的譯稿帶到上海。在辣斐德路(今復興中路)成裕裡,維經斯基動用共產國際開設的秘密印刷所印出了第一批中文版《共產黨宣言》。那時的空氣中,還布滿白色恐怖的陰雲。

剛剛三十而立的陳望道並不曾想到,僅僅6年過后,《共產黨宣言》再版了17次。當大革命如火如荼,紅色的“共產主義幽靈”從上海遍布中國。奇跡就這麼出現了,它沖破了種種困頓、危險和阻撓。

而到90多年后的黨的十八大報告裡,有這樣一句耐人尋味的話: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是共產黨人經受住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

這是思想的力量,也是信仰的力量。

一個世紀之后,沒有血雨腥風,也少有生死考驗。但挑戰依然在接踵而至——從怎樣的路徑去尋得新發展?用怎樣的改革去破除陳弊?敢不敢動掉既得利益的“奶酪”?又能不能改變常年已慣的積習?

考驗從未停止,甚至甚於生死。這座城市最為需要的,還是思想的力量,信仰的力量。

1978年,改革開放浪潮滾滾而來。上海並非一開始就走在潮頭。1991年大年初四,鄧小平站在新錦江大酒店頂層旋轉廳裡,望著一張嶄新的浦東地圖語重心長:“上海開發晚了,要努力干啊!”

老人的后半句話是,“抓緊浦東開發,不要動搖,一直到建成。”

前一年的4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宣布開發開放浦東。在很多人眼裡,那並不是一個好時候——浦東開發開放比深圳晚了整整10年﹔開發時,中國經濟遭遇國際制裁,國際輿論對它投懷疑票。何況還有“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間房”的民諺,這裡與繁榮的外灘一江之隔,基礎之差卻令人咋舌。

1991年的這個春節,“姓社”還是“姓資”的紛爭還在影響著中國。思想的搖擺干擾著改革的行進。這不啻為又一個需要“出路”的關口。

開發開放浦東,像是一個奇跡。而上海相信奇跡。因為上海明白,要重振輝煌,改革開放是唯一的出路。

人們記住了那句寄語:“不要動搖。”浦東開發開放意味著全方位的觀念更新、制度更新、手勢更新,意味著破除積習、破除陳規、破除既有格局。從某種意義上,這就是一場冒險。就像當年13名青年悄悄走進望志路的石庫門,又悄悄走出來一樣,誰都不知道接下去會發生什麼。但認准了這條道路,思想在,信念在,定力就在。

還是鄧小平說:“什麼事情總要有人試第一個,才能開拓新路。試第一個就要准備失敗,失敗也不要緊。”他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點,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

25年后的今天,浦東已經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象征。奇跡來自膽識、來自智慧、來自遠見、來自堅持。而人們不斷地追問:今天的上海,還能葆有那份膽識、智慧、遠見和堅持嗎?

道路的堅持成就了上海,而信念的力量成就未來。時下,改革重任不亞於前,難度甚至遠甚當年。在改革“深水區”,剩下的已然都是硬骨頭,不啃掉就不能過關﹔在改革“試驗田”,需要創造、復制、推廣的新制度和新方法,亦考驗著改革者的擔當和智慧。

身為“改革開放排頭兵”,率先啃掉硬骨頭,率先打造試驗田,率先提供可復制可推廣的改革路徑,就是上海的使命。改革已向縱深行,值得重提的還是小平的寄語——“思想更解放一點,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

也是因此,上海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一切不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思想觀念都要堅決摒棄,一切制約發展的體制機制弊端都要大膽革除,一切束縛創新創業創造手腳的政府管理方式都要徹底改變”。解放了思想,方才有改革動力。

改革動力,本身就是一種生產力。

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中國共產黨執政后的核心課題。

1949年,百廢待興。上海全境解放的第一個黎明,已經幾夜沒有合眼的27軍軍長聶鳳智說:“真想痛痛快快睡上三天!”陳毅聽到了,說:“不能睡喲,一天也不能。”

社會主義建設的高潮就這樣開始了。而身為中國第一大都市,上海責無旁貸成為共和國飛速運轉的“工業母機”。上世紀50年代的上海,共產黨人屢創第一:第一台國產磨床在上海問世﹔第一輛國產轎車在上海出廠﹔第一艘萬噸輪在上海起航﹔ 第一組雙水內冷發電機組在上海發電﹔第一台萬噸水壓機在上海誕生……

有統計顯示,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上海人民取得的工業成就,就超過舊中國100年。

這是上海的能力,也是上海的擔當,更是上海的共識——服務國家戰略,發展是第一要務,這同樣不能動搖。

而時至今日,始終立足國家戰略服務國家大局,也依然是上海做事的基本方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韓正曾說,上海要多算“三本賬”——國家賬、戰略賬、長遠賬。這既是服務國家戰略的自覺意識,其實也是未來發展的筑基之舉。

當好“排頭兵、先行者”,這正是題中之義。所謂排頭兵,改革攻堅時當立潮頭﹔所謂先行者,轉型發展時引領風氣。

這些年,上海的發展並不喧鬧,卻如靜水深流。2006年,中央把“四個率先”的任務交給上海,殷切希望這座城市率先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率先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率先推進改革開放,率先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2009年,上海加快建設“四個中心”任務明晰﹔2011年,上海市委明確下決心減少對重化工業增長的依賴、減少對房地產業發展的依賴、減少對加工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依賴、減少對投資拉動的依賴﹔這一年,上海用幾乎零增長的固定資產投資額,推動了8.2%的GDP增長……

到2014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上海考察時,要求上海努力在推進科技創新、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方面走在全國前頭、走在世界前列,加快向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進軍。

舉國都需要向創新要動力。毫無疑問地,作為“先行者”的上海,應當率先牽住科技創新的“牛鼻子”。那之后,上海用近1年時間,以市委“一號課題”的名義,開展了一次全市層面的大調研。2015年5月25日,十屆市委八次全會通過了《關於加快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的意見》“22條”﹔隨后半年多時間,關於人才、金融、科技成果轉化、財政投入和分配、知識產權保護等多個配套文件悉數到位。

所有這些的目的,是為上海找尋到新時期引領發展的動力源。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抓創新就是抓發展,謀創新就是謀未來。”

“惟改革者進,惟創新者強,惟改革創新者勝”——這是習近平總書記給上海的寄語。

這是一項全新的使命。要為全國的創新發展開辟新路,考驗的是信念,也是擔當。

共產黨人的信念,更是對人民的信念﹔共產黨人的擔當,也是對群眾的擔當。

1925年1月,上海川公路東寶興路之間的一棟石庫門房二樓,中共召開了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據當事人的回溯,四大“平靜得好像進行一次典禮”,但“典禮”留下的印記卻絕不尋常——通過四大,中共從一個小團體真正向群眾性政黨轉變。大會提出,對各種產業工人尤其要力求其完全組織在黨的指導之下,並盡力發展黨的組織,力求深入群眾。

“深入群眾”,由此成為共產黨人的宗旨信條。

群眾路線是黨的生命線,宗旨意識是共產黨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習近平總書記曾說,“人心向背關系黨的生死存亡。黨隻有始終與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始終依靠人民推動歷史前進,才能做到堅如磐石。”而宗旨意識的本質,“說到底還是為人民服務這句話”——“我們黨是為人民服務的。中央的考慮,是要為人民做事”。

2010年的一次市委全會,曾對“群眾觀點須臾不能忘記”作過闡釋:“發展不能以擴大社會矛盾為代價,不能以犧牲環境和浪費資源為代價,必須以共同富裕為目標,必須以逐步縮小城鄉差別、地區差別、貧富差別為目標,必須以提高人民群眾的福祉和幸福感為目標……”這是新時期的“群眾觀”。簡而言之,還是一以貫之的宗旨意識:相信群眾、為了群眾、依靠群眾。

對中國共產黨來說,這個宗旨意識,是一個法寶。對上海來說,肇始於此地的宗旨意識,始終引領著這座城市的發展與變革。

1996年,上海有過一次名為“加強社區管理和基層政權建設”的調研。以之為鋪墊,1996年,上海推出力度空前的基層社會體制改革。而在近20年后的2014年,上海市委將“創新社會治理 加強基層建設”作為“一號課題”,再度推出力度空前的基層大改革。

基層治理改革,旨在夯基壘石。而其間的具體方略,都是對群眾觀點的回望。關於2014年底推出的這一輪改革,有過明確的導向:“對群眾負責”,“對基層負責”,具體而言,“(基層)沒人的給他人,沒錢的給他錢,沒權的給他權,沒法律地位的就依法給他地位。”

在此之外,近年的諸多首創制度,譬如針對重大事項的社會風險分析評估,譬如舊區改造中的“二次征詢”,譬如重大決策前的公開意見征詢,都令黨員干部們反復思考“從哪裡來,到哪裡去”的元問題。

一次次實踐,讓他們不斷加深認識:對群眾的感情,就意味著自己的價值取向、信仰追求。

這在另一個層面,也印証了半世紀前兩個美國記者的預言。看過中國之后,白修德和賈安娜寫了一本《中國的驚雷》,其中有這樣的感慨:“共產黨並不曾使用什麼魔術,他們隻不過知道人民所渴望的改變,並用他們的意志喚起了難以想象的力量。”

如果要問,95年來的上海,根植最深處的紅色基因是什麼?說千道萬,最終還是信仰的力量。

信仰是無價的,卻也是易碎的,甚至容易被嘲弄的。但唯有堅定信仰,方可謂真正的共產黨人﹔唯有堅定信仰,方才有剛毅過硬的黨員形象﹔唯有堅定信仰,方能夠令黨永葆先進和純潔。

2012年11月,新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的習近平,向世人說了7個字:“打鐵還須自身硬。”

一個成熟的政黨,需要制度治黨。歷史愈是行進,愈是需要一個成熟的制度環境來守衛信仰。這是全面從嚴治黨的深意。

也正因此,一系列從嚴治黨、從嚴執紀的制度規范應運而生,為黨員套上一個時刻存在的“緊箍咒”。

一個成熟的政黨,需要思想建黨。時間愈是推移,愈是需要不斷補充以“理想信念之鈣”。這也是全面從嚴治黨的深意。

也正因此,全黨正在開展的“兩學一做”專題教育,成為8800多萬名黨員對信仰與思想的一次集中回望。你是否記得為何出發?你願否葆有原點的初心?你能否理解“合格黨員”的真諦?這是時代出給共產黨人的考題。

95年來的共產黨人,其實始終在回答這樣的問題。信仰來自切身踐行。這95年,上海的土地上見証了太多的故事——

烈士殷夫在就義前寫道:“死在等候著我,和它一起的還有光明!”烈士穆漢祥在犧牲前寫道:“我願做地上的泥土,讓人們踐踏著走向光明!”——這是黎明前誓死的憧憬﹔1977年離世的陳望道,生前將幾千冊珍貴藏書全數捐給復旦大學。而他留給子女的遺言,是這樣的囑托:相信黨,加入黨,為黨工作。

——這是沉澱后人生的寄托﹔

2014年猝逝的法官鄒碧華,當一些話“可說可不說”的時候,他選擇了“說”﹔當一些事“可做可不做”的時候,他選擇了“做”。他知道,現實看起來還有回旋余地,但要通達真正的理想,改革隻能一往無前。為了“說”和“做”,他可以犧牲時間,犧牲精力,犧牲個人生活,甚至在某些需要得罪人的時刻,不惜犧牲某種“清譽”。

——這是“燃燈者”堅定的信仰。

真正的信仰可以穿越堅石。而有信仰者,才能有擔當。

95年。激勵這座城市前行的,永遠是信仰的力量。

(責編:楊麗娜、程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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