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訪中央監委誕生地武漢——黨內監督從此夯下組織基礎

初夏的江城武漢，樹木蔥蘢、百花飄香。

離武昌江灘不遠處，都府堤路20號——一座融合中西建筑風格的院落，在綠樹掩映下顯得古朴庄嚴。這裡就是1927年黨的五大會議舊址，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根脈”所在，黨內監督組織制度建設的起點。

89載時光荏苒，如今的五大會址，已開辟為《中國共產黨黨風廉政建設歷程展》，往來參觀的干部群眾絡繹不絕，一幅幅圖片、一件件文物，反映了我們黨黨風廉政建設的鏗鏘足跡。會址前草坪上矗立的十尊第一屆監委候補監委紀念銅雕，在陽光下熠熠生輝，一張張堅毅的面孔，透視出執紀監督的剛強力量。

建立專門機構——

開創黨內監督組織制度建設先河

1927年4月27日，這是一個星期三，遠在華東的上海已經陷入“白色恐怖”，地處華中的武漢國民政府還沒有“撕破臉皮”，與共產黨若即若離。就在這種雲譎波詭、陰晴未定的背景下，黨的五大這一天在武漢召開。會議開幕當天，武漢國民政府還發來賀電，並派員到會出席。隨即，形勢急轉直下，“寧漢合流”風聲鶴唳，大會被迫轉入秘密狀態。

風雲變幻的斗爭形勢，增強了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加強自身建設的緊迫感。就在這次大會上，我們黨決定成立中央和省一級監察委員會，並選舉產生了第一屆中央監委。這是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成立中央紀律檢查機構，監督執紀的旗幟從此高高舉起，規范開展黨內監督的大幕由此拉開。

出席過黨的五大的陸定一同志曾經回憶說：“在革命受挫的情況下，首先必須純潔黨的隊伍，嚴格黨的紀律，加強黨的團結，增強黨的戰斗力。為此，迫切要求成立黨的監察機構，用嚴明的黨紀維護黨的集中與統一。”

“應運而生”，中國監察學會反腐倡廉歷史研究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王守憲認為，作為嚴格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建黨理論創立的無產階級政黨，從一大到五大，接近6年時間過去了，健全黨的組織架構，單獨設立專司監督的部門應該說是水到渠成。

從黨的建設實際來看，經過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和風起雲涌的工農運動，到黨的五大時，黨員從兩年多前還不到千人猛增到5萬7千多人，其中難免出現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的問題。黨員隊伍的迅速擴大，健全組織機構、加強對黨員紀律約束，亟需提上黨建議事日程。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后，四川、江蘇、廣東等7省也發生以‘清黨’為名、對共產黨員和革命人士進行大屠殺的事件。就在五大開幕的第二天，黨的主要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李大釗因叛徒告密，在北京英勇就義。在殘酷的斗爭面前，一些投機分子、動搖分子甚至包括一些意志薄弱分子，經不起考驗而脫離組織、蛻化變質甚至叛變投敵。面對急劇變化的革命形勢，強化黨員教育管理和紀律監督，堅定黨員理想信念，清除不堅定分子，鞏固黨的組織，顯得尤為重要和緊迫。”武漢市委黨史研究室宋健這樣告訴記者。

黨的五大上，一群平均年齡在30出頭的年輕人當選為中央監委委員、候補委員，王荷波、楊匏安、許白昊……10名同志當年就犧牲了5位，隨后幾年裡又有4名同志犧牲或失蹤，隻有1名同志目睹了新中國的誕生，10人中無一變節，無一叛變，他們以自己的行動，履行了對黨組織的錚錚誓言，書寫了第一代紀檢人的無悔忠誠。

武漢革命博物館館長高萬娥、研究員王謙等認為，黨的五大選舉產生專門的紀律檢查機構，並首次明確提出“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制”原則以及“政治紀律”等概念，這些對后來黨內監督機構建設、黨內監督工作的開展都產生了積極影響，在黨史上留下光輝的一頁。

不懈探索實踐——

黨內監督薪火相傳持續發展

我們黨自成立之日起，就非常重視黨的紀律建設和黨內監督工作。1921年，在復雜環境下剛剛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就在第一個黨綱裡作出規定：黨的領導原則是“蘇維埃管理制度”，“地方執行委員會的財政活動和政策，必須受中央委員會的監督”。這些條款，凸顯了組織的嚴密性和紀律的嚴格性。

在黨的幼年時期，為有效利用有限的人才資源，確保中央對各級組織的有效管理，逐步形成了黨群組織特派員制度。1922年7月，黨的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第一次明確規定:“中央執行委員會得隨時派員到各處召集各種形式的臨時會議,此項會議應以中央特派員為主席。”這是黨的文件中最早規定設立中央分派各地指導工作的特派員，開始創立特派、巡視的工作方式。

上世紀80年代，一部名為《山重水復》的電影反映了這種制度的實際情況。1937年，陳毅同志代表黨中央隻身前往臥虎嶺，向孤軍作戰的游擊隊司令員韓山河傳達黨的統一戰線政策，一開始不被理解，差點被當作叛徒槍斃，后來經游擊隊派人到延安了解到真實情況，誤會最終解除，游擊隊執行了黨中央的決策。

“由於我們黨早期比較弱小，根據地分散，交通、通訊不便，這時候要想使黨的決定和政策得到有效執行、維護全黨的集中統一，可以說這種特派員制度發揮了重要作用。”宋健在接受採訪時說。

黨內監督機構也是因時因事而設。黨的歷史上，先后出現過監察委員會、審查委員會、黨務委員會的名稱，新中國成立以后才出現紀律檢查委員會。雖然時代在變，名稱更迭，紀律檢查機關具體職責不盡一致，但維護黨的紀律這個根本任務沒有變，始終是管黨治黨、加強黨內監督的重要力量，為黨的事業發展提供了堅強政治保障。

“各個時期，黨內監督機構的職能都是圍繞黨在各個時期的中心任務開展。比如大革命時期，主要是嚴明紀律、懲治叛徒﹔土地革命時期，主要是解決根據地之間政令統一的問題﹔抗日戰爭時期，黨在部分地方實現局部執政，黨員干部開始擁有一定權力，這時黨內監督機構的工作可能更多地體現在打擊貪污、公權謀私等問題。”王守憲在接受採訪時表示。

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們黨成為執政黨，按照毛澤東同志與黃炎培先生“窯洞對”提出的監督理念，嚴明紀律、整頓黨風、健全黨內政治生活制度、強化權力行使監督、懲治腐敗，等等，逐漸成為執紀監督的主線，建立推進請示報告制度，加強黨務公開、健全黨員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制度、發展並創新黨內巡視制度、探索並改進派駐監督……清晰的路徑，見証著黨內監督的沉穩步伐。

“從來沒有一個政黨有這樣的胸襟和氣度，歡迎和開放對自身的監督，大力提倡批評與自我批評等，嚴格內部政治生活，架起各項紀律的‘高壓線’，以眼裡揉不得沙子的決心和態度保持自身純潔。”“我們黨能夠取得一個個勝利實為必然，這一點確實無可爭辯。”接受採訪的黨史專家如是說。

堅持改革創新——

推動黨內監督邁入新境界

以黨的十八大為標志，黨內監督進入鞏固深化、總結提高、創新發展的新境界。

“十八大以后，可以說是黨內監督從理論到實踐都突飛猛進的時期，落實‘兩個責任’，推進‘兩個全覆蓋’，加強問責追責，密織黨內監督制度籠子，一樁樁，一件件，都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也是贏得國際社會尊重的重要方面。”湖北省紀委辦公廳副主任吳賢舟同志說。

特別是巡視，發揮了前所未有的威力。“四個著力”、“三個不固定”、“專項巡視”、“巡視全覆蓋”、“全國一盤棋”、“政治巡視”，巡視工作在創新中不斷深化和聚焦，發現和推動解決了一大批管黨治黨方面的突出問題，形成有力震懾，充分發揮了遏制和治本作用。

“近年來，湖北省委巡視機構按照中央和省委要求，創新方式方法，精准發現問題，巡視全覆蓋，省委巡視組已完成對市州、縣市區（開發區）、省屬國企的巡視，省委今年5月召開了全省黨委巡察工作動員會，巡察也即將實現全覆蓋，省紀委紀律審查的問題線索超過60%是巡視發現的。” 省委巡視辦副處級巡視專員胡光懷同志介紹。

說起派駐紀檢監察機構改革，湖北省紀委組織部副部長熊長俊同志滔滔不絕：“加強派駐紀檢機構改革，是黨中央深化黨內監督的重要舉措，同全國絕大多數省區市一樣，湖北已經實現了派駐監督全覆蓋的改革目標，僅今年1-3月，已完成改革任務的39家省紀委派駐紀檢組共接受信訪舉報564件，談話函詢72人﹔立案57件。駐省委辦公廳、宣傳部、總工會紀檢組均實現立案審查零突破。”“省委明確，派駐紀檢組組長在駐在部門黨組（黨委）領導班子中排序在副書記之后、其他成員之前，不設副書記的，排在黨政正職之后，足見對派駐監督工作的重視。”“紀檢組組長任職，省委隻明確其為省紀委派駐省直單位紀檢組組長，不直接明確具體單位，由省紀委根據工作需要統一調配，真正體現‘派’的屬性。”

“派駐機構改革后，辦案工作明顯加強，省市縣三級派駐機構去年辦案數分別同比增長82.6%、131.9%、104.6%。” 省紀委案管室干部吳小峰同志補充說。

“還有一點值得總結的，那就是隨著黨內監督實踐的發展，黨內監督的制度‘籠子’越扎越緊。去年修訂頒布了《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准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六次全會報告提出今年還將制定、修訂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黨內監督條例、行政監察法，這些頂層設計的工作與全國各省區市的實踐探索應該說很有關系。”省紀委宣傳部副部長劉亞鋒同志談了自己的感受。

“艱難困苦，玉汝於成。”89年前，我們黨在中南重鎮所描繪的黨內監督藍圖正在開創性發展，王荷波等第一代紀檢人所開創的監督執紀事業，如今已經在深入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站在新時代的星空下，我們有理由緬懷、繼承先烈的遺志，奮然前行，不斷開拓黨內監督的新境界，確保我們黨始終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使命的堅強領導核心。（中國紀檢監察雜志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