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訪中國共產黨誕生地上海、嘉興——引領苦難中國開啟歷史新篇章

1921年7月23日傍晚，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一座舊式石庫門住宅小院，13位懷揣救國理想的熱血青年，聚集在一樓昏暗的客堂間，圍坐在長方形條桌前，壓低聲音，興奮而熱烈地討論著什麼——開天辟地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就這樣秘密召開了。

要不是會議期間巡捕突然闖進，距離上海100多公裡的浙江嘉興，也許不會在建黨史上留下什麼。南湖上那艘普通畫舫船，因其承載大會閉幕、通過中國共產黨綱領的光榮使命，成為庄嚴宣告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地方。誰也沒有想到，我們黨引領的革命“紅船”駛出南湖后，從此劈波斬浪，歷經苦難，走向輝煌，奔向美好未來……

信仰建黨——

凝聚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

“主義”譬如一面旗幟，是穿透迷霧的指路明燈。

1919年底，南方冬天的一個寒夜，浙江省義烏縣河裡鄉分水塘村一間農家小屋裡，透出昏暗的燈光，一位農家青年正在埋頭圈圈點點，很少有人知道他在干什麼。直到1920年8月，《共產黨宣言》的中文全譯本在上海面世，引起強烈反響，幾個月時間竟重印了十幾次，青年的名字以及他所做的工作才逐漸為人們所熟知。

這個青年就是陳望道。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喚醒了沉睡的中華大地，一大批知識分子主動肩負救亡圖存的歷史責任，探求改造中國的新方案。在包括無政府主義、實用主義、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等在內的各種社會思潮中，一種嶄新的“主義”，在一批先進分子的傳播下，開始成為新思潮的主流。這些知識分子包括李大釗、陳獨秀、陳望道、毛澤東、董必武等在內，這個新的“主義”就是在歐洲被稱為“共產主義幽靈”的馬克思主義。

“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社會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淵。民族存亡危在旦夕，無數仁人志士為了挽救國家命運進行了不懈探索，但均以失敗告終。五四運動之后，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傳播，從此一發不可收，在中國生根開花、枝繁葉茂。”曾在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研究黨的早期歷史的李三星說。

在這種歷史背景下，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從建黨時50多名黨員發展到如今已成為擁有8800多萬黨員的世界大黨，其間，馬克思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其根本指針。

時間回到1920年2月。陳獨秀秘密從北京啟程南下，在密友李大釗護送下，坐著騾車到達天津，之后再轉乘海輪前往上海。到天津的路上，為躲避北洋政府警廳的監視，李大釗假扮賬房先生，陳獨秀裝成老板，假裝收賬的樣子。在騾車上，兩人談話的內容旁人無從知曉，但這次分手后，陳獨秀和李大釗相繼在上海和北京建立了共產黨的早期組織，據此成就了“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佳話。

到1921年7月，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前，各地黨的早期組織紛紛成立，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漢，毛澤東、何叔衡等在長沙，王盡美、鄧恩銘等在濟南，譚平山、譚植棠、陳公博等在廣州，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星星之火”逐成燎原之勢。

“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歷史起點很高，是近代中國社會變革深入到思想文化層面的產物。”在一大會址紀念館副館長徐雲根看來，是共同的信仰把一批進步分子凝聚在一起。他們懷揣著用馬克思主義來改造中國和世界、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創立了中國共產黨。而選擇馬克思主義政黨，則是早期的共產黨員將馬克思主義與各種思潮比較的結果。

“正是因為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這個立黨之本，使中國共產黨從當時的300多個政黨中脫穎而出。”嘉興市委黨校副校長徐連林認為，“崇高的信仰、堅定的理想信念，這實際上是我們最基本的建黨精神。”

從嚴治黨——

確保全黨步調一致

建立黨只是萬裡長征第一步，如何更好地管黨治黨，確保全黨在紛繁復雜的革命斗爭環境下保持步調一致，是擺在年輕的中國共產黨面前的重要課題。

翻開黨的一大通過的綱領，全文15條、900余字，涉及黨的性質、組織原則、紀律、黨內監督等方面。這些建黨之初的基本理念、思路，奠定了管黨治黨的最早基礎，經過從黨的二大直到十八大的不斷發展完善，黨的建設理論體系逐漸成熟。

“我們黨早期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在建黨指導思想、原則方面理所應當貫徹馬列主義經典作家黨建思想，借鑒國際上一些國家共產黨組織的黨建原則。黨的七大開始獨立自主建黨以后，我們黨在加強黨的作風、紀律、組織、制度等建設方面進行了許多卓有成效的探索，積累了許多寶貴經驗。” 嘉興市委黨校副校長徐連林說。

“比如，在延安召開的七大首次完整表述黨的三大作風，新中國成立后，黨的八大突出強調加強執政黨建設，十一屆五中全會明確黨內政治生活若干准則，十二大直到十八大，就強化黨內政治生活、加強黨內監督、嚴明黨的紀律等，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規定，保証了黨的團結統一和肌體健康。”接受採訪的黨史專家認為，無論形勢任務如何發展變化，一以貫之毫不放鬆管黨治黨建設黨，是我們黨從苦難走向輝煌的有力保証。

張國燾，這位曾經的五四學生運動領袖、中共一大的主持人、紅四方面軍的主要領導人，早期對革命不可謂沒有功勞。但后來在長征途中，他不能正確對待個人功績與黨的利益之間的關系，伸手向黨要權。擔任紅軍總政委后，拒不執行中央北上的指示，直至分裂黨，給黨和紅軍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到延安后，拒不接受黨的批評幫助，直至叛黨投敵。1938年4月，中共中央作出關於開除張國燾黨紀的決定，以嚴明的紀律維護了黨的自身純潔。

“黨的歷史上，像張國燾這樣的人還有不少。建黨初期，由於黨的力量薄弱，急需擴大隊伍，一批投機分子趁機混入黨內，再加之革命斗爭環境險惡，一些意志不堅者經受不住敵人的威逼利誘，變節叛黨。在這種情況下，從嚴管黨治黨，及時清除異己分子，成為我們黨建設的必然要求。” 徐雲根如是說。

從嚴管黨治黨，可以說是貫穿95年黨的建設史的一條主線。黨的十八大以后，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鮮明地將管黨治黨引向全面從嚴，體現了強烈的使命擔當和深沉的歷史責任，短短3年就取得了令黨心民心為之一振的明顯成效。“上海和全國一樣，在從嚴管黨治黨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比如，上海市在全國率先規范領導干部配偶子女經商辦企業行為，實行該規定一年期間，對165名有相關問題的市管干部進行規范，其中，10人被調整現任職務，10人受到免職處理。”上海市紀委常委王永偉介紹說。

忠誠為黨——

推動黨的事業生生不息發展

忠誠、干淨、擔當，是習近平總書記對黨員干部提出的明確要求。三者之中，忠誠為首，惟其忠誠才能干淨擔當。

方志敏，1924年入黨，1928年領導弋橫起義，創建了贛東北蘇區，組建了工農紅軍第十軍。1934年11月，他奉命率紅軍先遣隊北上抗日，遭七倍於己的國民黨軍圍追堵截，經過兩個多月的艱苦奮戰，終因寡不敵眾不幸被捕。蔣介石密令國民黨駐江西綏靖公署主任顧祝同盡力勸降，並許以高官厚祿，隻需他發表退黨聲明即可。方志敏嚴詞拒絕，最終於1935年8月被殘酷殺害，用生命詮釋了對黨的忠誠。

“在革命時期，對黨忠誠往往意味著生命的代價。”南湖革命紀念館副館長李允說，“要知道黨的組織在初期都是屢經建立，屢遭破壞，黨員隨時面臨著犧牲的危險，敵人對共產黨員用得最多的就是‘槍決’、‘立斬’等血腥的殺戮，忠誠與背叛時時考驗著每一個黨員。一大的13名代表中，有的為革命獻出自己的生命，如鄧恩銘、何叔衡、陳潭秋，有的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如毛澤東、董必武，他們的名字光照千秋，他們的忠誠永載史冊﹔有的脫黨，如包惠僧、劉仁靜﹔而有的甚至叛變投敵，如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這些人被永遠地釘上了歷史的恥辱柱。”

新中國成立以后，盡管時代條件在變，忠誠的本色基因始終流淌在共產黨人的血液裡。社會主義建設、改革時期，同樣涌現出一大批忠於黨的事業的優秀共產黨員。

錢學森、李四光、焦裕祿、谷文昌、沈浩、王瑛、李保國……這個群星閃爍的英雄譜，伴隨著黨的事業發展，為黨的先進性增色。正是由於共產黨員對黨的忠誠，黨的事業才生生不息，不斷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

“黨的十八大以來，嘉興市秉持 ‘紅船’精神，加強補‘鈣’、強基、固本的工作，同時從嚴管黨治黨，開展多層次、有針對性的正風肅紀專項行動，今年以來，查處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25起，問責38人，對16起典型問題進行點名道姓通報曝光，營造了有利於干淨擔當的良好政治生態。”嘉興市紀委宣傳部部長金鐘最后介紹說。

“作始也簡，將畢也鉅”。我們黨95年的奮斗史、共和國67年的發展史已經証明並且將繼續証明，堅定的理想信念，鋼鐵一般的紀律，無怨無悔的忠誠擔當，歷來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政黨最可寶貴的精神財富。站立在960萬平方公裡的廣袤土地上，吸吮著中華民族漫長奮斗積累的文化養分，擁有13億中國人民聚合的磅礡之力，我們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定具有無比強大的前進動力和無比廣闊的光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