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進步思想傳播革命觀念——20世紀20年代初天津愛國組織活動

1919年5月4日，規模宏大的“五四”反帝愛國運動爆發了。天津愛國學生、工人和其他各界群眾積極投入到這場偉大的斗爭中，並相繼成立了天津學生聯合會、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救國十人團、公教救國團等愛國團體，推動了全市反帝愛國斗爭進一步發展，促進了全市各愛國階層的聯合。天津一代先進分子迅速成長起來，他們通過建立覺悟社、新生社等進步社團組織，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探求救國救民之路。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早期組織，也在天津積極開展了革命活動。覺悟社等進步團體和黨團組織的活動，在海河兩岸散播了革命的火種。

覺悟社是由天津學生聯合會和女界愛國同志會的骨干組成的革命青年團體。愛國反帝斗爭中復雜激烈的政治斗爭，使周恩來等先進分子進一步認識到堅強有力的團體的重要性。1919年9月16日，覺悟社正式成立了。覺悟社最初的成員共20人，男女青年各10人。男青年中，有學生聯合會副會長馬駿和干事李震瀛，還有《天津學生聯合會報》主編周恩來、編輯潘世綸，以及天津學生聯合會會長諶志篤等。女青年有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的會長劉清揚、副會長李毅韜，以及鄧穎超等。在成立會上，覺悟社提出了自己的工作方案，即通過出版名為《覺悟》的小冊子開展革命宣傳。《覺悟》第一期發表了周恩來執筆寫成的《覺悟的宣言》和《覺悟》兩篇文章，表明了覺悟社本著“持久”“奮斗”“犧牲”“創造”“批評”“互助”等精神，探求適於“人”的生活的宗旨和鏟除軍國主義、黨閥、官僚、舊道德、舊倫常的主張。同其他社團相比，覺悟社的組織更嚴密，對發展新社員有嚴格的要求，社員之間經常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社內實行委員會制，集體討論決定重大問題。

覺悟社成立后，積極開展活動，很快成為天津學生愛國運動的中堅力量。1919年9月21日，李大釗應邀來津講學，與覺悟社社員會面，鼓勵他們學習馬克思主義，研究世界革命新思潮，不斷提高自己的政治認識。李大釗對覺悟社的關懷和支持，使社員們在思想上獲得了重大飛躍。他們設立了圖書室，認真閱讀《共產黨宣言》，以及《新青年》等刊物上有關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不久，周恩來等覺悟社社員參加了全國學聯組織的抗議山東軍閥馬良的請願斗爭。部分請願代表被捕后，周恩來返回天津，組織了全市各界群眾舉行環城示威大游行。各地愛國斗爭相互呼應，迫使北洋政府釋放了被捕的請願代表。1920年1月，天津各界聯合會和學生聯合會被查封，馬駿等被捕。周恩來等領導天津各學校學生赴省公署進行請願，營救被捕人員。周恩來、郭隆真等也被捕入獄。劉清揚、鄧穎超等覺悟社社員發動社會各界展開了廣泛的救援活動。在獄中，周恩來和馬駿領導大家開展了絕食斗爭，還組織學習哲學、外語、數學等知識。周恩來連續５個晚上向大家宣講了馬克思主義演說，還把獄中斗爭情況撰寫成《警廳拘留記》和《檢廳日錄》兩部書稿。7月17日，在全國各地強烈抗議和積極營救下，被捕代表全部獲釋。8月16日，在李大釗主持下，覺悟社邀集北京少年中國學會、青年工讀互助團、曙光社、人道社四團體代表20余人在北京陶然亭舉行座談會，倡議與會各進步團體聯合起來，共同進行挽救中國、改造社會的斗爭。會后，決定成立一個名為“改造聯合”的組織，並提出“到民間去”的口號。11月，覺悟社停止了集體活動。覺悟社僅存在了一年多的時間，但在天津革命史及中國現代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1919年9月，繼“覺悟社”成立之后不久，在李大釗的幫助下，於方舟等人創辦了新生社。其主要成員有於方舟、韓麟符、陳鏡湖、安幸生、王天麟、李培良、王隸華、王桐華等１０余人，他們大都是直隸省一中和直隸第一女子師范學校的學生。新生社成立后，社員們經常在一起閱讀和學習李大釗推薦給他們的有關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為了更加廣泛深入地宣傳馬克思主義，1920年4月1日，新生社創辦了《新生》雜志。社員們將學習后的心得體會、研究討論的成果，撰寫成文章發表，傳播到社會，使更多的人能夠了解和接受新思想。此外，《新生》雜志還首次提出了關於在天津建立共產黨組織的問題，在當時被譽為是一份“全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革命刊物。10月，新生社改組為天津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並創辦會刊，專門介紹十月革命后蘇俄的情況，宣傳革命主張。

覺悟社、新生社和其他愛國團體共同戰斗，在反帝愛國斗爭和傳播馬克思主義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思想上、組織上為天津地方黨團組織的建立作了准備。他們當中的很多成員走上了革命道路，先后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為革命的骨干。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在天津的黨、團員按照黨的指示，逐步發展革命力量，籌建天津地方黨團組織。

天津的社會主義青年團，是在黨的領導下建立並開展活動的。1920年9月，李大釗在北京建立了共產主義小組。這是中國北方第一個共產黨的地方組織，天津的張太雷等也加入了這個小組。10月，按李大釗的指示，張太雷、諶小岑等召開天津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會，建立了天津第一個團小組。天津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后，一面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一面積極著手開展宣傳教育和調查了解工人群眾的工作。不久，即出版了宣傳工人運動的《勞報》，改編選登天津、北京、上海等地報紙上有關工人運動的新聞，同時摘譯刊登報道十月革命后俄國政治經濟的改革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性的文章。報紙雖小，政治色彩卻十分鮮明，成為天津第一份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國情況以及國內工人運動的報紙。他們還深入學生和工人中開展宣傳和發動工作。到天津官立中學、南開學校等處發售《共產黨宣言》和《共產黨》(月刊)，並把李大釗在《新青年》上發表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印成小冊子，在進步知識分子中發行。同時，他們積極與工人領袖取得了聯系，聽取和探討了有關工人運動的情況，並深入工人中進行調查和宣傳發動工作。1921年初，天津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活動隨著張太雷的離開暫停。此后，李大釗指導於方舟在天津繼續開展建團活動。

1921年3月，根據黨中央關於建立和發展團組織的公告，北京黨組織委派鄧中夏到天津著手重建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天津執行委員會。天津社會主義青年團執行委員會成立以后，以天津工余補習學校為陣地，廣泛聯系工人群眾，積極開展宣傳和組織工作。通過“政治講話”課的形式向工人闡明受剝削受壓迫的原因，啟發他們的階級覺悟。創辦了“天津五五書報代賣社”，專門代售全國各地出版的先進文化科學書籍和報刊，並以收入的一部分作為開展天津工人運動的經費。

1922年6月，天津社會主義青年團進行改組，進一步統一了思想，增強了凝聚力，團的活動在天津進一步活躍起來。團組織在各學校、工廠中發展團員、建立團小組、發動工人組織工會等各項工作也得到進一步開展。為了加強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宣傳，天津社會主義青年團於1922年年底成立了公開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1923年年初又創辦了“馬氏通信圖書館”，廣泛征集“與馬氏學說有關的書籍”。在該館公布的第一批書目中有《共產黨宣言》《雇佣勞動與資本》《偉大的創舉》等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和《馬克思資本論入門》《唯物史觀解說》《共產黨》《新青年》等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刊。為推動天津工人運動的發展，按李大釗的指示，安幸生、李培良建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天津支部。配合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勞動立法運動，天津支部致電國會參、眾兩院，敦促國會通過《勞動法大綱》，保護工人權益。天津支部還通過《新民意報》揭露“二七慘案”的真相，聲討軍閥吳佩孚的罪行，組織工人開展罷工斗爭。在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天津支部的推動下，天津工人運動走上了開展政治斗爭的新階段。1923年下半年，天津團組織活動再次暫時停頓下來。

天津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和團員在斗爭中經受了鍛煉和考驗，提高了思想政治素質，進一步深入開展了宣傳和組織工作，並且取得了一定成效，為此后黨團組織的建設和革命活動的開展打下了基礎。

隨著斗爭的發展，天津早期共產主義者逐步地成長為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江浩、李錫九、於方舟、於樹德、安體誠、安幸生、李培良、陳鏡湖、張隱韜、李震瀛、韓麟符等人相繼加入中國共產黨。在組建國民黨地方組織的掩護下，中國共產黨天津地方組織的籌建工作開始秘密進行。1924年春，於樹德等5名黨員和候補黨員成立了直接隸屬於中共北京區執行委員會的天津黨小組。天津社會主義青年團也在天津高等工業專門學校召開天津地方執行委員會成立大會。中共天津地方小組的建立和天津團組織的迅速發展，為中共天津地委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1924年9月，天津全體共產黨員舉行中共天津地方執行委員會成立大會，正式成立中共天津地方執行委員會。於方舟當選為中共天津地方執行委員會委員長，江浩為組織部主任，李錫九為宣傳部主任。天津人民的革命斗爭從此有了更加有力的領導核心。在黨的領導下，天津工人和各界群眾迅速投入日益興起的國民革命運動，迎接了即將到來的革命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