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海外中共學：國際社會了解中國的一個重要窗口

1944年,毛澤東在延安與來訪的外國記者合影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日益崛起，中國共產黨也令世界刮目相看，海外學者對中國共產黨的研究日益增多，在國際學界逐步興起了一門新興學科——海外中共學，或稱為國際中共學。海外學界本來已有側重古代中國研究的漢學和近當代中國研究的中國學。中共學是中國學的一部分。海外中共學起初是有關中國的區域研究、政治學研究、國際關系研究的一個方向，現在已經發展成為一個綜合交叉學科，是國際社會了解當代中國的一個重要窗口。

“紅星照耀中國”：新民主主義時期國外學者眼中的中國共產黨形象

海外對中國共產黨的研究由來已久。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不久，就逐漸引起海外關注。1924年，曾參加中共一大的陳公博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用英文寫就了碩士論文《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此文論述了中國共產黨的建立，該文附錄中保存了中共一大黨綱，是極為難得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早期歷史文獻。早在1926年，蘇聯人葛薩廖夫就撰寫了《中國共產黨簡史》，介紹了中共早期情況，強調了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關系。1932年，美國外交官柯樂博給美國國務院報送了《共產主義在中國——1932年來自漢口的報告》，向美國政府介紹中共領導的紅色政權的發展情況。

■《西行漫記》給西方民眾奉獻了中國革命的史詩

海外學者對中國共產黨研究的第一個有重大影響力的成果出自曾任燕京大學講師的美國學者、記者埃德加·斯諾之手。1936年6月至10月斯諾對中國西北革命根據地進行了實地考察，多次採訪了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深入了解了長征、土地革命等中共早期重大事件的情況，根據考察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完成了《西行漫記》的寫作。斯諾作為一個美國新聞記者，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作了客觀評價，寫就了中國革命的一部史詩。1937年10月，斯諾著《紅星照耀中國》（即《西行漫記》）首先在英國出版，一問世便轟動西方，頭幾個星期就連續再版七次，銷量達10萬冊以上。西方學界普遍認為這是一部杰作，標志著西方民眾開始認識中國共產黨。這本書向西方人展示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理想主義情懷和大無畏的革命奮斗精神。西方民眾開始通過這本書了解中國共產黨人的真實生活。從某種意義上說，一代西方人關於中國共產黨人的知識都是從斯諾那裡得來的。

■費正清、馬克·塞爾登等人將“延安道路”與中國革命的勝利聯系起來

費正清教授向西方描述了中國共產黨締造的“世外桃源——延安”。美國中國學和中共學的開創者哈佛大學費正清教授20世紀30-40年代曾長期在中國學習工作，曾擔任過美國駐華使館官員，與國共兩黨都有較多接觸。他的標志性著作《中國新史》中，這樣高度評價延安時期：“延安，少數曾親臨考察的外國人眼裡，就是一個世外桃源，那裡陽光燦爛，歡聲笑語，革命的熱情感染著人們，正如斯諾和其他記者報道給世界的一樣。中共領導人中間展現的延安的朴素民主與重慶的專制壓抑形成了鮮明對比。” 20世紀50年代，費正清在寫給福特基金會的項目申請書中認為“中國革命是世界上最偉大的革命，推動人類最大群體進入新的秩序”。此外，美國學者馬克·塞爾登提出了“延安道路”概念。他1971年出版專著《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將“延安道路”與中國革命的勝利聯系起來。受到國外學術界廣泛關注的“延安道路”也稱為“延安模式”，用以解釋中國共產黨何以最后戰勝了國民黨政權。

■施拉姆賦予中國革命國際視角

西方學者認定“國共是抗戰的主要力量”。以研究毛澤東聞名的美國學者施拉姆在其主編的哈佛版《毛澤東文集》中認為，“國民黨和共產黨是抗戰的主要力量”，肯定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戰地位。在談到抗戰時期的延安政權建設時，他認為，“‘三三制’原則非常成功，體現了毛澤東特色的政治辯証法”，也肯定抗戰統一戰線的成功。作者很注重聯系當時的國際關系因素來解釋中國發生的事情，不管是在中共的創立時期，還是在以后的大革命時期和抗戰時期，都傾向於把中國的革命與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指導，還有美國勢力的介入相結合來分析。施拉姆站在國際社會的高度來分析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革命，從而使宏觀和微觀得到了很好的結合，賦予中國革命國際視角的偉大意義。

■白修德、賈安娜通過國共情況對比，回答了何以“國民黨必敗，共產黨必勝”

西方學者、記者對比研究了國共兩黨。1947年，美國記者白修德、賈安娜撰寫出版《中國的驚雷》一書，對比介紹了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情況。白修德、賈安娜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政策隻有一點是確定不移的：他們的利益是和那些為窮困所迫、深受苦難的農民群眾的利益結合在一起的，從那裡他們得到最大的支持。”由此，“農民都把共產黨人看作他們自己的領導人，看作他們自己意志的代言人”。作者根據多年在中國的調查，揭露了國民黨的腐敗無能，介紹了中國共產黨的頑強斗爭。費正清在給這本書的書評中認為“國民黨必敗，共產黨必勝”。

“（中共）滾雪球式的迅猛發展，是一個巨大的組織奇跡”：新中國成立以來海外學者關注的幾個熱點問題

費正清曾經說過，“（中共）滾雪球式的迅猛發展，是一個巨大的組織奇跡”。他當時評價的是中國共產黨創造的具有世界影響力的革命奇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又帶領中國人民再次創造了發展的世界奇跡，GDP總量全球領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一枝獨秀，已經成為世界社會主義先進代表，中國共產黨也早已成為世界共產黨行列的先進代表。海外中共學這一新興學科具有相對明確的研究對象，包括對中國共產黨黨的性質、黨的地位、黨的歷史、黨的建設、黨的思想理論、黨的國際形象、黨際交往等有關問題的研究，以費正清、麥克法夸爾等著名學者為主要代表，形成了比較獨立的研究和教學群體。海外中共學涉及內容比較廣泛，其關注的焦點主要在以下八個方面。

■關於黨的性質的研究

20世紀50年代，史華慈和魏特夫就對中國共產黨的性質是否是列寧主義政黨論爭過。新世紀以來，狄忠蒲、貝淡寧等探討了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和民族性，強調中國共產黨的中國性﹔約瑟夫·奈認為中國共產黨正在從領導人民致富轉為更加注重發展民主。

■關於黨的歷史的研究

上個世紀，費正清就在美國出版了名著《美國與中國》、《偉大的中國革命》，這些著作對中共革命史作了較為客觀的描述。上世紀末，《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劍橋中國史》第14、15卷）成為海外中共黨史研究的名著。總的看，很多西方學者肯定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形象。近年來，麥克法夸爾等撰著的《毛澤東最后的革命》等著作在國際學界產生較大影響。

■關於黨的建設的研究

2013年12月，約瑟夫·奈在中國人民大學演講，提出“反腐就是增加中共的軟實力”，認為黨的一些干部腐敗嚴重損害黨的軟實力，反腐深得人心，就是在增加黨的軟實力。近年來，狄忠蒲等對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共黨的建設進行了研究，認為中共是更具適應性和堅韌性的黨。沈大偉在其專著《中國共產黨：調整與適應》（2008）中指出，中共在理論武裝方面具有調整和適應能力，經常發動“意識形態運動”，提出新的意識形態概念，因而其理論武裝能力很強。

■關於黨的執政方式與執政能力的研究

一些學者對中共的執政方式、中共執政能力的構成要素等進行了研究，認為中共已經具有強大的韌性，能夠長期執政。賽奇撰著的《中國政治與治理》、李侃如撰著的《治理中國：從革命到改革》等，都認為中共具有強大的國家治理能力。

■關於黨的主要人物的研究

國際學界對毛澤東的研究很多，已經形成了毛澤東學和毛主義學。一些國際著名哲學家如齊澤克還發表了研究毛澤東《實踐論》和《矛盾論》的專著，認為毛澤東是“哲學王”。史華慈在1957年就提出過，“毛澤東居於列寧的位置，成為哲學王”。認為“毛澤東是一位偉大哲學家”。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以國外學者視角敘述鄧小平的豐功偉績，肯定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產生了較大社會影響。

■關於黨的軟實力的研究

約瑟夫·奈認為中共在國內外都已經有了強大的軟實力。中共的軟實力是這個政黨本身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是吸引黨員和群眾自願跟隨的能力。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共帶領數以億計的中國人擺脫了貧困，在經濟管理上取得巨大成功，這是中共軟實力的重要來源。他還提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是中國共產黨最強大的軟實力。

■關於毛澤東思想的研究

國外學界往往把“毛澤東思想”稱為“毛主義”。“毛主義”一詞本身並無貶義。六十多年來，眾多學者、政治家、社會活動家、作家等參與到國際毛主義研究中來。國際學界已經展開了對毛主義的百科全書式研究。1949年，史華慈在《遠東觀察》雜志撰文《馬克思和列寧在中國》，定義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概念，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使馬克思主義適用於中國的實際和文化”。這篇文章中已經提出了他的博士論文《毛澤東崛起之前的中國共產主義》的基本思想。他還認為，“毛澤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化身”。左翼文化批判學者、美國著名學者詹姆遜（Fredric Jameson）是毛主義的崇拜者，他高度評價毛主義的文化實踐意義，認為毛主義是“第三世界的政治文化符號”。

■關於黨的社會關系的研究

在這方面比較有代表性的有裴宜理對中共與工農群眾關系的研究、喬治·華盛頓大學的狄忠蒲對中共與私營企業家關系的研究等。裴宜理從感情紐帶視角分析了中國的思想政治工作。她認為，毛澤東在共產主義革命中注入了情感活力，他“非常懂得人性心理學的重要性，並且在很多著作中考察了人性和心理在革命中的作用。在毛對於馬克思主義一個重要詞匯‘階級’的富於個人氣質的理解中，他對於可改變的情感身份認同，比對客觀經濟形勢賦予了分量更重的砝碼”。

中國會在新的世界秩序形成中發揮更大作用：十八大以來海外學者高度評價中國共產黨

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的國際影響力全面提升。很多海外學者高度評價新一屆中共領導人的執政理念。“中國夢”、“四個全面”等成為國際學界新的熱門話題。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召開過多次研討會討論中共新的執政理念。一些學者認為中共具有很強的理論創新能力。

近年來，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斯坦福大學著名政治學者福山、哈佛大學政治學者麥克法夸爾等人，就中國模式和中國共產黨研究問題談了他們的看法。

■基辛格等人認為，在習近平領導下，中國的目標一定能夠實現

基辛格高度評價習近平，贊揚他的外交戰略和高超政治智慧，對習近平將潛在對手變成合作伙伴的戰略很欣賞，認為他表現得更自信，是一位強有力的領導人，對腐敗問題的認識非常深刻。他認為在習近平領導下，中國的目標能夠實現，中國會在新的世界秩序形成中發揮更大作用。

■福山等人認為，中共具有強大政黨能力和國家能力

福山近幾年把學術重點轉向中國政治和中國共產黨研究，他的基本理論框架認為國家、法治、民主責任三者的平衡是善治的基本要求。他比較了中美兩國政黨政治，認為中共具有強大政黨能力和國家能力，而美國在這方面則欠缺，政黨能力弱，國家能力弱。中國在法治和民主責任制方面仍有很大發展空間。美國現在法律太多了，民主異化成了否決主義，國家能力較差，政府效率較低。他還認為，如果中國法治和民主有更好的發展，那麼中國模式可能就是美國自由民主模式的替代。

■麥克法夸爾等人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和愛國主義是當代中國意識形態的重要內容

麥克法夸爾認為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具有高度紀律性的嚴密組織，其中傳統精神紐帶發揮著維系組織團結的重要作用，比如他認為中國共產黨能夠奪取國家政權是因為中共高層形成了像兄弟一樣的親密關系。中國傳統文化和愛國主義是當代中國意識形態的重要內容，傳統文化比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老百姓中的影響更大，是真正大眾化的文化。中國和中共應該把意識形態的重點放到繼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上面。他贊同美國學者約瑟夫·奈的觀點，認為中國的最大軟實力是優秀傳統文化。

結語：中國共產黨已經享有前所未有的國際話語權

上述學者對中共的評價和看法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國際形象和國際話語權的提升。福山在1989年曾發表《歷史的終結》一文，該文認為，共產主義體制要崩潰了，世界歷史定格於自由民主制，該文還認為，毛澤東思想也“終結了”。20多年過去了，看到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功，他已經承認中國和中共在創造自由民主的替代模式。上個世紀80年代，麥克法夸爾也在國際學界提出過“中共崩潰論”，他曾認為，中國共產主義體制崩潰了，中國共產黨喪失了在群眾中的威信，他還提出了一個“脆弱三角形”理論來說明中共政治體制的脆弱。近來，他也認為今天的中國已經強大了，國家已經實現了富強，人民已經實現了富裕，這是歷史性的成就。中國的成功已經使一些學者，包括亞洲人和非洲人開始懷疑“華盛頓共識”，而更加青睞“北京共識”，肯定“政黨政治的中國模式”。他們開始思考，中國模式是否能移植到其他地方。

習近平同志在全國宣傳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中，提出了“擴大中國話語權”這一重要觀點。國內學界應當積極回應國際學界對中國共產黨的關切，提升有關中國共產黨研究的國際話語權。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理論認為，話語權是“人們物質關系的直接產物”，這是“話語權的唯物論”。話語權與物質實踐對立統一是“話語權辯証法”。這些理論啟示我們要全面深化改革，為提升話語權打造強大的物質基礎，與此同時，我們要在國際上講好中國共產黨的故事，提升中國共產黨的國際話語權，為中國和平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路克利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共產黨歷史與理論研究院）

主題延伸

國外政要學者

看中共成功的原因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等人認為：源於有一批卓越領導人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認為，中國取得的巨大成就歸功於富有遠見卓識的中國領導人和樂於奉獻的中國人民，是他們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讓中國實現了如此迅速的發展。原蘇聯駐中國外交官顧達壽在接受中國記者採訪時指出，從他自己與中共領導人的接觸和交往的親身體驗中可以看出，中國革命的勝利、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能夠取得巨大成績，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在長期革命和建設事業中，將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一大批擁有豐富革命斗爭經驗、受到人民廣泛擁戴的領導人推上了黨和國家的領導崗位。

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馬馬耶娃等人認為：從實際出發選擇適合自身發展的道路

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馬馬耶娃在接受《參考消息》記者的採訪時認為，在新中國的發展進程中，中國共產黨十分注意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制定自己的政策。比如，在上世紀50年代，中國共產黨沒有消滅資本家，而是對資本家和民族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政策。這與世界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推行的政策完全不一樣。還有，中國共產黨對清朝末代皇帝溥儀沒有採取暴力，而是和平對待，這是很好的正面經驗。阿富汗《曼德加》日報總編輯納扎裡·帕裡亞尼在接受採訪時說，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領導人把社會主義理念與中國國情相結合，實行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使國家取得巨大成就。

埃及外交部副助理部長哈尼·薩利姆等人認為：堅持以人為本

埃及外交部副助理部長哈尼·薩利姆說，中國共產黨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在於同人民群眾聯系緊密，能夠以寬廣靈活而實際的視角看待問題，並且在任何時候都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坦桑尼亞革命黨總書記威爾遜·姆卡馬表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目標明確，思想堅定，致力於為人民群眾建設美好社會，努力實現經濟發展目標，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孟加拉國駐華大使艾哈麥德相信，中國共產黨成功最大的原因是對人民負責任，真正去為老百姓服務。他們能夠真正了解中國存在的問題，積極想辦法迅速去解決它，並且能讓廣大人民看到這種急迫的不懈努力。

歐洲左翼黨主席洛塔爾·比斯基等人認為：不斷學習，與時俱進

歐洲左翼黨主席洛塔爾·比斯基說，中國共產黨執政取得巨大成就的一大原因在於善於學習。隻要中國共產黨繼續學習，繼續做出正確的發展決策，繼續鼓勵各行各業的創造性，它就將一直是中國發展的發動機。中國共產黨的未來在於繼續保持經濟良好發展，繼續以人民福利為准則進行體制改革，繼續從過去的錯誤中吸取教訓。德國政治學家托馬斯·邁爾認為，中國共產黨內部在實行改革創新，這些創新因素將進一步提高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政治能力。

越南駐華公使阮榮光等人認為：以理論創新推動實踐發展

越南駐華公使阮榮光說，中國共產黨能夠那麼好地領導這個國家，一個重要原因是理論上的創新。中國共產黨構建了比較完善的理論體系，很不簡單。俄中友協主席季塔連科在接受人民網記者採訪時說，中共敢於突破多年理論模式的束縛，善於從新事實、新情況中概括出新的理論。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有很多突破，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列主義中國化。

羅馬尼亞資深外交官、著名漢學家揚·布扎圖等人認為：得益於不斷調整發展模式

羅馬尼亞資深外交官、著名漢學家揚·布扎圖在接受《參考消息》記者的採訪時認為，中國領導人善於根據國內外形勢的發展，在確保改革開放大方向不變的前提下，不斷調整和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從改革開放之初的追求速度和數量發展到當今的注重效益和質量，從而確保了中國的經濟發展不斷邁上新的台階。

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馬馬耶娃等人認為：善於從失敗中總結經驗教訓

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馬馬耶娃在接受《參考消息》記者的採訪時強調，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非常善於從失敗和錯誤中總結經驗教訓的政黨。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能夠對自己的成敗做出科學的分析和總結，並得出有益的結論指導新的革命。這也是中國共產黨贏得革命勝利的一個重要原因。（新華 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