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好黨史 資政育人——中共黨史研究新進展

圖為毛澤東關於史學研究為現實服務問題致范文瀾信。此外，毛澤東對如何研究黨史也談了自己的理解：我們是用整個黨的發展過程做我們研究的對象，進行客觀的研究，不是隻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個別細節，而是研究路線和政策。我們要用這樣的研究來使我們對今天的路線和政策有更好的認識，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進步。（季禮）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年—1978年)由中央黨史出版社出版。該書編寫歷時16年，凝聚了幾代黨史工作者的心血和智慧。

《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金沖及著，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這本書詳細記錄了一部黨史誕生的過程。大到重要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如何評價和定性，小到一字一詞如何使用的斟酌，整個過程都收錄其中。

《處在十字路口的選擇：1956-1957年的中國》，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以1956年至1957年中國社會所面臨的轉折和選擇為主線，從世界視野的廣度指出，中共對社會主義社會及其主要任務的認識，以及對社會主義同盟尤其是中蘇關系的估計，是其制定對內對外政策的理論基礎，並最終主導了中共對中國道路的選擇。該書最大特點是以原始檔案為基本素材，以第一手資料見長。

毛澤東說過：“如果不把黨的歷史搞清楚，不把黨在歷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辦得更好。”近年來，圍繞中共黨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歷史人物的周年紀念等，中共黨史學界展開了相應研究，形成了黨史研究的諸多熱點。

用“歷史還原法”來認識毛澤東對於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

近年來對毛澤東的研究有一個突出的特點，是研究的重點由新中國成立前轉到新中國成立后。有學者認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對社會主義建設進行了全面的艱辛探索，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驗、理論准備和物質基礎。新的歷史時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繼承、完善、創新和發展了毛澤東思想。關於“毛澤東精神”的研究，學界一致同意“毛澤東精神”的提法。關於毛澤東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研究，有學者提出用“歷史還原法”，來認識與理解毛澤東對於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

《鄧小平年譜（1904-1974）》糾正了以往諸多不准確的認識

關於鄧小平生平的研究依然是學界關注的重點。其中，《鄧小平年譜（1904-1974）》糾正了以往諸多不准確的認識。《鄧小平傳(1904-1974)》一書依據大量豐富翔實的檔案文獻，全面記述鄧小平從少年時代到“文革”中被打倒后復出工作70年間的主要經歷，揭示鄧小平參加中國革命、新中國建設並成長為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重要成員的人生軌跡和風雨歷程，是鄧小平研究領域的具有裡程碑意義的作品。《轉折年代：鄧小平在1975-1982》運用多種未曾披露的檔案史料，從鄧小平領導全面整頓、第三次被打倒與再次復出、開展撥亂反正和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方面，深入解析了其在1975年至1982年中國歷史轉折中扮演的角色。此外，學界還重點探討了鄧小平與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關系、鄧小平的歷史地位和理論貢獻等。

學界關注陳雲對外開放思想的精髓

近年來，關於陳雲的研究在多個方面繼續深化、推進。關於陳雲的經濟思想，有學者認為，陳雲十分注重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並主張運用行政手段和市場調控手段應對通貨膨脹。關於陳雲的對外開放思想，有學者認為，陳雲對外開放思想的核心和精髓體現在辯証處理四個關系：既要大膽開放，又要循序漸進﹔既要微觀搞活，又要宏觀管理﹔既要使對方有利可圖，又要堅持以我為主﹔既要充分利用開放的積極成果，又要重視開放帶來的消極后果。關於陳雲的黨建思想，有學者認為，陳雲是黨內重視學習、善於學習的光輝典范：陳雲把學習作為共產黨員的責任﹔陳雲提出學習最要緊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對頭﹔陳雲強調努力學習新的東西，不斷探索解決新的問題。

學界對習仲勛的研究主要圍繞兩個維度展開

近年來，學界對習仲勛展開了全方位的研究，以《習仲勛傳》的出版為標志性成果。學界的研究主要圍繞兩個維度展開，一是習仲勛的生平活動，二是習仲勛的思想。有學者論述了習仲勛對抗日戰爭的重要貢獻，認為習仲勛在創建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陝甘革命根據地、陝甘寧邊區方面，在建立和鞏固抗日民主政權方面，在領導經濟建設方面，在發展文化教育事業方面，在反摩擦斗爭、保衛陝甘寧邊區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貢獻。有學者論述了習仲勛的經濟特區思想，認為習仲勛不僅是經濟特區的探索者、實踐者和倡導者，對特區路徑有全面而深刻的思想認識，他還系統闡述了經濟特區的必要性、內涵、優越性和激勵機制，倡導改革者精神。

黨的創建史引發廣泛討論

石川禎浩所著《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一書在中國翻譯出版后，引起了國內學界的廣泛關注和討論。該書出版后不久，國內即有學者就該書有關“淵泉”的考証提出了批評。對此，國內也有學者給予了否定。國內還有學者圍繞該書存在的忽視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起始的歷史條件與夸大日本的作用、模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革命實質與所謂的“知識”傳播、主觀的“揚陳抑李”傾向與夸大陳溥賢的先驅作用等問題，探討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的相關問題。

長期以來，學界注重研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情況，但專門研究其在中國翻譯出版傳播情況的文章較少，有學者著力從傳播史與發展史的角度出發，認為馬克思恩格斯東方社會理論主要文本在中國的翻譯出版和傳播，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有學者指出，廣東東莞人袁振英盡管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不久就退出了黨組織，但在黨成立前后，他還是做出了許多獨特而重要的貢獻：翻譯列寧闡述民族問題的重要文獻《民族自決》，為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在中國的早期傳播做出了努力﹔主編《新青年》“俄羅斯研究”專欄，介紹了十月革命及其后的俄國國情﹔為《共產黨》等刊物撰寫相關文章，介紹世界范圍內共產黨的情況。

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導政策有四個方面的轉變

近年來，從比較研究的角度對這一問題進行研究成為學界的一大亮點。有學者探討了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共五大、六大的關系認為：從中共五大到六大，聯共(布)、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導方針發生了從右傾到“左”傾的轉變﹔聯共(布)、共產國際在中共五大、六大決議和文件起草過程中所起的作用顯著不同﹔由於聯共(布)、共產國際的指導，使中共五大、六大對一些基本問題的認識整體上有所發展。

有學者對20世紀20年代與30年代前期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不同影響進行了比較研究，認為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導政策發生了四個方面的轉變：在指導中國革命的態度上，由調查研究到主觀主義﹔在對中國革命性質的判斷上，由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到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在指導制定中國革命的策略上，由“有步驟地過渡”到“左”傾盲動激進﹔在與中共的關系上，由“東方支部”到“老子黨”。

長征研究多集中於長征精神的研究

近年來，關於長征的研究，黨史學界較多地集中於長征精神。其中，學者們較多探討的是長征精神的時代價值。有學者認為，長征精神的德育價值在於：弘揚長征精神，對於引導全國人民樹立崇高理想信念、培育艱苦奮斗傳統美德、踐行集體主義價值觀、培養團結互助品質及加強官員道德建設等都具有重要的德育價值，進而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提供精神動力和道德支撐。有學者認為，長征精神的歷史意義與現實啟示在於：發揚愛國主義精神，把全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於一切﹔樹立堅定的革命理想信念，堅信正義的事業必然勝利﹔堅持獨立自主、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救國救民，不怕任何艱難險阻，不惜付出一切犧牲﹔緊密團結，艱苦奮斗，依靠人民群眾。

遵義會議應該分為“狹義遵義會議”和“廣義遵義會議”

在遵義會議召開80周年之際，黨史學界從多個方面對遵義會議展開了研究。關於遵義會議的界定，多數學者認為，遵義會議應該分為“狹義遵義會議”和“廣義遵義會議”。“狹義遵義會議”指紅一方面軍長征途經遵義時召開的為期三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廣義遵義會議”則是紅一方面軍長征中中共中央一系列會議的組合，包括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遵義會議、扎西會議、苟壩會議、會理會議等。

關於遵義會議歷史地位的認識，有學者提出：不應局限於當時所主要解決的軍事戰略和組織問題，還應該在更廣泛的領域和深度上去揭示其重要價值和意義。它是中國革命擺脫嚴重危機、從失敗走向勝利的新起點﹔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從遭受挫折到取得重大突破的新起點﹔是中華民族從群體意識覺醒到精神重塑的新起點。紀念遵義會議，最重要的就是要繼承和發揚遵義會議精神。

還有學者論述了遵義會議精神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系，認為遵義會議歷史地鍛造了民族復興的堅強領導力量，遵義會議精神極大地豐富了民族復興的精神力量，遵義會議精神需要在強化現實使命中推動民族復興。

首次公布了一大批抗戰檔案

在去年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時，國內黨史學界興起了抗戰研究的熱潮。首先，學界公布和發現了一大批重要史料。其中，國家檔案局、中央檔案館相繼出版的《中央檔案館藏日本侵華戰犯筆供選編》、《中央檔案館藏美軍觀察組檔案匯編》、《八路軍新四軍抗戰檔案精選》，大部分都是首次公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組織的“抗戰時期中國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調研工程發布了第二批調研成果。

其次，黨史學界圍繞中共與抗戰展開了較為集中的研究。其中，學界關注的問題主要有：中共在抗戰中的地位與作用。對此，絕大多數學者認定中共是抗戰的中流砥柱，有學者指出，這主要體現在：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奮起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最早宣傳者、動員者和最堅決的抗擊者﹔中國共產黨積極倡導、促成、維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團結凝聚全民族抗戰力量的杰出組織者、鼓舞者和堅強的政治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制定實施了全面抗戰路線和持久戰戰略總方針，是中國抗日戰爭正確戰略的提出者、指導者和引領者﹔中國共產黨領導開辟了廣大敵后戰場和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據地，黨領導的人民武裝逐步成為整個抗戰的有生力量、中堅力量和主力。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同仇敵愾、共赴國難，弘揚和鑄就了偉大的抗戰精神，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付出了巨大犧牲、作出了重大貢獻。

對八大決議被否定有新看法

幾十年來，學術界對八大決議輕易被否定的原委一直沒有搞清楚。對此，學者們進行了較多的探討。有學者認為八大雖然對社會主要矛盾作了結論,但大會主題報告沒有涉及這個問題,大會議程中沒有就此問題進行討論，因此,該結論在形成之初就未達成共識。黨的主要領導人對八大路線的認識存在分歧,毛澤東雖然批准了八大的政治報告,但是對八大政治報告的決議中關於社會主要矛盾的結論並不贊成。有學者認為八大政治決議中關於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實質的表述，是胡喬木在決議最后修改時加上去的，並未征得毛澤東的同意，而正是這句話，為毛澤東后來所一再反對。有學者認為毛澤東否定八大決議，除了理論上和邏輯上的原因外，還有兩個背景性因素要考慮，一是社會主義制度基本確立后，還存在很多遺留問題。二是1956年下半年，黨內和社會上對合作化、對社會主義改造、對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不斷有“疑問”。

學界研究了美國中央情報局對新中國的認識及其影響

近年來，有關美國中央情報局對新中國的分析和認識，成為黨史學界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有學者分析了中情局對中國西藏所進行的情報搜集工作，認為西藏和平解放前后，美國中央情報局多方收集有關信息，對人民解放軍進藏和西藏局勢進行評估﹔西藏叛亂及平叛后，美國中央情報局動用了各種偵察手段獲取情報﹔美國中央情報局收集的情報為美國政府制定其西藏政策提供了重要決策依據。

有學者分析了中情局對新中國出兵朝鮮問題上的判斷與決策，認為中情局的情報評估並不是美國決策的決定性因素。還有學者認為中情局對中國應對越南戰爭升級基本舉措的分析和判斷還是比較客觀的，總體上把握了中國直接參戰的“底線”，為約翰遜政府選擇逐步升級戰略提供了有力的支撐。

兩年徘徊時期的黨史研究不再被忽略

兩年徘徊時期的黨史研究過去一直比較薄弱，甚至被忽略。近年來，這一時期的黨史研究非常活躍，漸成熱點，呈現出新的氣象。學者們對兩年徘徊時期的黨史研究重新審視，逐漸作出了較多肯定的評價。

有學者認為，這兩年是“前進”的，但“前進”並不順當，有曲折，有斗爭。應理直氣壯地如實肯定這兩年。有學者認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之所以能實現偉大轉折，與黨在徘徊中前進時期的理論准備密不可分。這兩年的理論准備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出發，對“四人幫”的反動言行進行了駁斥，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二是結合中國的國情確立了新的歷史任務，探尋了歷史前進新的方向、出發點和具體道路。有學者認為這兩年處於基礎地位的經濟領域，已經開始解放思想，撥亂反正，邁開了改革開放的步子，是為三中全會做准備的一個十分重要的領域。

學者們充分肯定兩年徘徊時期的對外開放。有學者認為這兩年中共逐漸恢復了從資本主義國家引進技術和設備的政策，並發展到利用外資，突破了對外引進的禁區，實現了對外引進政策的重大轉折。有學者認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中國的對外貿易開始啟動，中外貿易團體往來頻繁，進出口貿易發展迅速，同世界上許多國家簽訂了一系列貿易協定。

學者們研究了經濟特區改革的新使命

在經濟特區成立30周年之際，學者們圍繞特區的相關問題展開了研究。有學者認為，特區取得的成就是：思想上大解放，經濟上大發展，面貌上大變化﹔有學者指出，經濟特區發展面臨的主要挑戰有：定位不明、政策不“特”、二元經濟明顯、體制不“特”。

關於經濟特區改革的新使命，有學者認為有：改革特區發展模式﹔制度與體制創新﹔實體經濟和制度創新的雙重輻射和擴散﹔探索對外開放的新形式﹔建立自由貿易區，向世界級轉型﹔開辟與世界經濟接軌的新途徑。還有學者分析了特區建設的經驗：在思想解放中發揮區位優勢、在改革創新中求得快速發展、建立人才高地以吸引全國人才來開發特區、充分發揮我國人力資源的優勢。

（王相坤 作者為北京市委黨校黨史黨建教研部副教授）

黨史研究創新的八個突破口

以“准確記載”為突破口。准確記載和反映黨的歷史是黨史研究的任務。歷史發展波瀾壯闊，做不到也沒有必要“有聞必錄”，所以，要通過研究把“殘缺”還原為“完整”，保証我們書寫的歷史是准確的。

以填補研究空白為突破口。每一個時期的黨史研究都有空白點。有的屬於沒有來得及研究的，有的屬於過去沒有發現或其價值被低估的，有的屬於新近出現的。

以糾正歷史誤讀為突破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不斷修正錯誤、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中不少提法在《決議》的基礎上又有發展，就是對糾正歷史誤讀的創新之舉。

以再現歷史原貌為突破口。如，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就沒有留下會議的記錄，后來發現陳雲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手稿成為考察這次會議的重要証據。

以總結歷史經驗為突破口。在黨的歷史中找到能夠為今天的實踐提供借鑒的史料，進而上升為歷史經驗乃至歷史規律，是一個創新實踐過程。

以回應社會關切為突破口。凡是能夠有力回答黨史焦點和熱點問題的研究成果，就是黨史研究的一個創新。

以研究解讀黨的理論創新觀點為突破口。找到黨史與現實密切聯系的史証的過程，通過歷史智慧加深對現實理論觀點理解的過程，運用黨史解讀、評價創新理論的過程，從歷史經驗中得到啟示、提出借鑒意見和建議的過程，就是黨史研究創新的過程。

以提高運用新媒體、自媒體的能力為突破口。如果能夠辯証地學習借鑒其中的學術觀點，核准來自自媒體的新史料，識別個人發布的黨史文字和音像資料的真偽，就會不斷拓展黨史研究的領域和途徑。（王相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