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來路 不忘初心——親歷者回憶建黨細節

1920年8月，陳獨秀組建了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取名為“中國共產黨”。圖為該組織的《中國共產黨宣言》。（供圖：吳為）

1924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的執委會擴大會議上通過了《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工作問題決議案》，這次會議對糾正黨的工作中的右傾偏差，鞏固和發展國共合作起了積極作用。圖為發表於《中國共產黨黨報》上的《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工作問題決議案》（局部）。

(供圖：劉志）

中國共產黨的孕育、誕生，是中國歷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件。當年的先行者究竟有怎樣的際遇、怎樣的心態？回望來路，不忘初心。讓我們通過親歷者的一些文字或回憶，回到那個偉大起點，感受先行者們追求真理、為國為民、敢為天下先的情懷。崢嶸歲月打磨了回憶，片言隻語難免疏漏與錯訛，但這依然無損我們對於先行者的敬仰與懷念。

陳獨秀就黨的名稱問題寫信與李大釗等商議

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首推陳獨秀和李大釗。陳獨秀是1915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的揭竿者。作為近代中國最敏銳最有沖擊力的思想家，在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前夕，他便指出：“俄羅斯之革命，非徒革俄國皇族之命，乃以革世界君主主義、侵略主義之命也”。他大力鼓吹“德先生”（指“民主”）和“賽先生”（指“科學”），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奔走呼號，毛澤東稱他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

而另一位中國共產主義的先驅者李大釗，則有更多介紹十月革命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他指出：“1917年的俄國革命，是二十世紀中世界革命的先聲”﹔“這個新紀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紀元，是人類覺醒的新紀元。我們在這黑暗的中國，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線，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個小小的明星，照見新人生的道路。我們應該趁著這一線的光明，努力前去為人類活動，作出一點有益人類工作。” 陳獨秀和李大釗被稱為首倡建黨的“南陳北李”，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做出決定性的不可磨滅的貢獻，但他們由於各種原因沒有出席正式建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也沒有留下回憶建黨的文字，我們隻能從他們在建黨時期的文章或言論以及其他親歷者回憶中，了解他們當時的思想理念，特別是建黨動機。

關於陳獨秀的一些情況，據張申府回憶，1920年4月，俄共遠東局的代表維經斯基來華，考察中國革命運動的實際狀況，幫助中國建立共產黨。經過李大釗的介紹，他到上海去見了陳獨秀。“記得這一年的8月，我收到陳獨秀的一封信，內容主要是講建黨的事。信中說：建黨的事在北京隻有李大釗和你兩個人可以談。……陳獨秀在信中還就黨的名稱與我們商議：是叫共產黨，還是叫社會黨，希望聽聽我們的意見。當時我們還很幼稚，雖然認為名以‘共產黨’為最好，但又不敢作最后決定。后來維經斯基說：還是叫共產黨。我們都同意了。對於建黨一事，我們有了統一的認識，便開始分頭活動。陳獨秀熱情極高，他說干就干，在上海首先找了一些從日本留學回來的人，其中有周佛海、田漢、李達等，還發展了當時在滬的施存統、沈雁冰、沈玄廬等……由於陳的多方推動和組織，終於成立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

毛澤東：在這個大會的組織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陳獨秀和李大釗

1936年,毛澤東對斯諾回憶了他參加黨的一大的經過：“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產黨成立大會。在這個大會的組織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陳獨秀和李大釗，這兩人是當時中國知識界領導人。我在李大釗手下擔任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曾經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陳獨秀對我在這方面的興趣，也起過作用。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時候，曾經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在我一生中的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陳獨秀關於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這次具有歷史意義的會議上，除了我以外，隻有一個湖南人。其他出席會議的人有董必武、張國燾、包惠僧和周佛海等。我們總共是十二個人。當年10月，共產黨的第一個省委在湖南組織起來了。我是書記之一。接著其他省市也建立了黨組織。在上海的黨中央機構工作過的有：陳獨秀、張國燾、陳公博、施存統、沈玄廬、李漢俊（1927年在武漢被殺）、李達和李啟漢。在湖北的黨員有董必武（現任保安黨校校長）、許白吳、施洋。在陝西的黨員有高崗和一些著名的學生領袖。在北京是李大釗、鄧中夏、張國燾、羅章龍、劉仁靜（現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在廣州是林伯渠（現任蘇維埃政府財政部長）和彭湃（1929年被害）。山東省委的創始人中有王盡美和鄧恩銘。”

董必武：我記得辯論一個觀點，是黨員可以不可以當官和做技術工作

董必武是參加了黨的一大、又與毛澤東同時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參加開國大典的中共領導人。1937年他向斯諾當時的夫人尼姆·韋爾斯回憶了他參加中共創立的過程：“……1920年5月，那時陳獨秀為此目的同李大釗到了上海。我沒出席這次會議，但是我參加了1921年7月在上海召開的第一次代表會議。每個省派兩名代表出席，日本留學生派一名代表——周佛海，他后來叛變，參加了國民黨。湖北省派陳潭秋和我。湖南派何叔衡(大約於1935年在紅軍中工作時與瞿秋白同時被殺)和毛澤東。北京派張國燾和劉仁靜。……上海派李漢俊和李達，李漢俊1927年在漢口被殺，李達現在是一個自由職業者，他成了一個大學教授。廣東派陳公博和包惠僧，陳公博后來叛變成為南京政府的工業部長，包惠僧后來也成為國民黨內政部官員。山東派鄧恩銘和王盡美——后來兩個人都被殺了。來自共產國際的兩個代表也出席了這次會議。一個是荷蘭人，在中國我們都叫他馬林。另一個是俄國人，他的名字我已經忘記了。原來陳獨秀要參加會議並確定為這次會議的主席。但是，那時他必須在廣東，於是張國燾代替他。關於這次會議的所有記載都丟失了。我們決定制定一個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的宣言。但是，黨的這個最早的文件，我們一份也沒有了。我記得辯論一個觀點，是黨員可以不可以當官和做技術工作，一些人反對這樣做……”

李達：維經斯基來中國的主要任務是聯系，他不懂得什麼理論

李達在建黨前后做了大量實際工作。他較早接觸了馬克思主義學說，1920年與陳獨秀、李漢俊等人共同成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李達在1955年對訪問者回憶說：“1920年4月，第三國際東方局，派了維經斯基(他的夫人同行)來到了北京。據他說：‘東方局曾接到海參崴方面的電報，知道中國曾發生過幾百萬人的罷工、罷課、罷市的大革命運動，所以派他到中國來看看。’他曾在美國做工多年，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他到了北京以后，首先訪問了以李大釗同志為首的許多進步人士，舉行過幾次座談會……由於李大釗同志的介紹，維經斯基到了上海，訪問了《新青年》、《星期評論》、‘共學社’等雜志、社團的許多負責人，如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及其他各方面在當時還算進步的人們，也舉行過幾次座談，其經過也和在北京的一樣，最初參加座談的人還多，以后就隻有在當時還相信馬列主義的人和維經斯基交談了。由於多次的交談，一些當時的馬列主義者，更加明白了蘇俄和蘇共的情況，得到了一致的結論：‘走俄國人的路’。在這時候，中國共產黨發起的事被列入了日程。維經斯基來中國的主要任務是聯系，他不懂得什麼理論，在中國看了看以后，說中國可以組織中國共產黨，於是陳獨秀、李漢俊、陳望道、沈玄廬、戴季陶等人就准備組織中國共產黨。孫中山知道了這件事，就罵了戴季陶一頓，戴季陶就沒有參加組織了。當時在上海參加發起的人有陳獨秀、李漢俊（黨成立大會以后退出）、陳望道(黨成立大會以后退出)、俞秀鬆、施存統（參加后去日本留學，現屬民建)、沈玄廬 (大地主，第二年退出）、李達等。當時還曾起草一個黨章草案，由李漢俊用兩張八行信紙寫成，約在六、七條，其中最主要的一條是：‘中國共產黨用下列的手段達到社會革命的目的：一、勞工專政，二、生產合作。’我對於生產合作一項表示異議，陳獨秀說:‘等起草黨綱時再改’。”

李達還回憶了毛澤東出席一大時的情況：“毛澤東同志在代表住所的一個房子裡，經常走走想想，搔首尋思，他苦心思索竟到這樣的地步，同志們經過窗前向他打招呼的時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體諒，反而說他是個‘書呆子’、‘神經質’，殊不知他是正在計劃著回到長沙后如何推動工作，要想出推動中國革命事業發展的辦法。毛澤東同志后來做全黨領袖，在這時已顯露了端倪。”

陳潭秋：會議討論的問題是當時的政治形勢，黨的基本任務，黨的章程等

陳潭秋曾任瑞金中華蘇維埃工農政府糧食部長。他犧牲前於1936年發表在《共產國際》第七卷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是最早回憶一大的文章，細節真切：“1921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樓上，在7月下半月，忽然新來了九個臨時寓客。樓下女學校，因為暑期休假，學生教員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靜得很，隻有廚役一人，弄飯兼看門。他受熟人的委托，每天做飯給樓上的客人吃，並照管門戶。不許閑人到房裡去，如果沒有他那位熟人介紹的話。他也不知道樓上住的客人是什麼人，言語也不十分聽得懂，因為他們都不會說上海話，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還有的說北方話。這些人原來就是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為了正式組織共產黨，約定到上海來開會的……”“7月底大會開幕了，大會組織非常簡單，隻推選張國燾同志為大會主席，毛澤東同志與周佛海任記錄。就在博文女校樓上舉行開幕式，正式會議是在李漢俊家中開的，大會進行了四天，討論的問題是：當時政治形勢，黨的基本任務，黨的章程，以及發展組織問題。” “大會決定第四天的夜晚，最后通過黨章……我們原定會議期間是七天，被偵探發現后，決定縮短為五天……這一天的會議，除通過黨章外，並討論了對孫中山的態度與關系問題，最后討論成立臨時中央局與選舉中央局委員。”

蔡和森：我們絕對不會把一個政黨的產生當做是腦筋中幻想出來的或者是幾個學者創造出來的

1931年壯烈犧牲的蔡和森，是黨的早期組織者和領導人之一。他在1926年以《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為題，闡明黨的成立是歷史使命的呼喚：“我們都是馬克思主義者，所以我們絕對不會把一個政黨的產生當做是腦筋中幻想出來的或者是幾個學者創造出來的。一個政黨的發生，必有其階級的、政治的、經濟的、背景的。近年來反對中國共產黨的人們漸漸注意到中國共產黨的行動了，並圖謀反共產黨的舉動了。他們以為中國共產黨不過是陳獨秀幾個野心家的意志所創造的，或者以為被俄國收買的幾個學生所鼓動的，這些軍閥的走狗及帝國主義者所造的謠言和污蔑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我們每一個同志每一個黨員對於黨的產生的背景統統是應該有一個正確的觀念，深刻地了解的。”“現在奸狡的敵人——帝國主義者與軍閥——壓迫的方法手段恐一天天地進步，我們如何能用舊的方法以應付他們呢？（迫）切要求有一明白歷史的發展客觀的環境和今后的傾向的黨了——即中國共產黨。”

瞿秋白：啟程了，啟程了！向著紅光裡去！

1935年犧牲的烈士瞿秋白，是中國共產黨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1920年初，他參加李大釗組織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同年10月以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特派記者的身份，去莫斯科採訪。他在隨后寫的《餓鄉紀程——新俄國游記》中，寫出自己偷渡國境赴蘇俄的興奮心情：“啟程了，啟程了！向著紅光裡去！蘇維埃俄國，是二十世紀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究竟如何情形，雖有許多傳說，許多宣傳，又聽見他們國內經四年歐戰三年內亂，總不知詳細，只是向著自由門去，不免起種種想象。此去且要先經新造的民主主義的遠東共和國，——為蘇維埃俄國之緩沖地，行民主主義制度而執政黨是共產黨——布爾塞維克﹔亦是研究的興趣盎然。快走了！快走了！快到目的地了！蘇維埃制度，——無產階級獨裁機關，——共產主義——馬克思經濟學的社會主義，可以有研究的機會了！”

張太雷：中國的工人在無產階級革命掀起之后也已開始覺醒

廣州起義的領導人並在起義中壯烈犧牲的張太雷，是中共最早見到列寧的人，他在1921年6月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三大第23次會議上發言指出：“……我請共產國際和西方各國的共產黨比先前更加關注遠東的運動，並給予更大的支援。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便意味著世界資本主義三大柱石之一的毀滅。隻有到那時，我們才能打倒世界資本主義，世界革命也隻有到那時才可以說解決了自己的任務……在這一偉大的事業中，隻要你們能予中國以一定的關注，這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和各派革命力量定會給我們以相當援助。現今正是我們在中國開展共產主義工作的大好時機。那裡青年學生已奮起反抗舊的社會制度，其中許多人眼下正彷徨於十字路口，因而我們應當前去幫助他們，將他們引向共產主義……中國的工人在無產階級革命掀起之后也已開始覺醒。目前在中國各地罷工浪潮此起彼伏。我們應當用鮮紅的旗幟保護這些幼芽，而不應使它們變成黃色的。”

鄧中夏：這個學校當然只是我們黨在此地工作的入手方法，借此以接近群眾，目的在於組織工會

1933年犧牲的烈士鄧中夏在生前所著《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中，回述了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發動工人運動的情況：“1921年1月1日，北京黨部開始在長辛店開辦勞動補習學校。長辛店是京漢路北段的一個總站，距北京四十裡，這裡有一大工廠，工人三千余人。張特立（張國燾）和鄧中夏同志在上年底到此地與工人接頭，籌劃此地開辦學校，那時還是以‘提倡平民教育’為名。”“這個學校當然只是我們黨在此地工作的入手方法，借此以接近群眾，目的在於組織工會。果然不到半年，五月一日勞動節，長辛店公然發生了一個中國空前未有的真正的工人群眾的示威游行。”“長辛店工人俱樂部成立以后，影響所及，自北而南，蔓延到各站，有好幾處也成立了工人俱樂部，特別是南段總站江岸的工人俱樂部組織最強。”“共產黨上海黨部在一九二一年亦開始做組織工作，首先在滬西小沙渡。著手也是開辦勞動補習學校，主持者為李啟漢同志（犧牲）。”“長辛店和小沙渡兩地都是中國共產黨最初做職工運動的起點。此外共產黨的武漢黨部、湖南黨部、濟南黨部、廣東黨部也開始了職工運動的工作……”

周恩來：《共產黨宣言》《階級斗爭》《共產主義原理》等著作對我影響很大

1946年9月周恩來和美國記者李勃曼談話時，回憶他在建黨前后的情況：“我開始的社會主義思想是烏托邦的。不過因為我自小吃過苦，懂得生活之艱難，所以很短時間內，即轉變到馬克思的唯物主義了。這一時期，在國內曾看到《共產黨宣言》，在法國又開始讀到《階級斗爭》（考茨基）與《共產主義原理》，這些著作對我影響很大。中國共產黨的產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的社會基礎和歷史根源的。……當時的急進的知識分子和工人，就發動了五四運動。‘五四’是一個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民主的革命運動，而且是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主要領導人物都是傾向社會主義的。當時的知識分子從世界大戰中認識到資本主義制度的毛病，並認識到首先要打倒封建主義，民族主義思想未能解決中國問題，因此，就趨向社會主義。在激進的民主主義的思潮下產生了中國共產黨。也因為我們這批知識分子在國外接受了歐洲的革命思想，加上看透了民族主義不能解決中國問題，要社會主義來擔當這個責任。中國共產黨的產生，是百年來中國革命運動發展的結果。”

（吳殿堯 作者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

閱讀延伸

黨員標准是與時俱進的

中國共產黨員的標准，在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的具體要求，是與時俱進的。這可以從黨的領導人的有關論述中來認識。

民主革命時期的黨員標准

1929年12月，毛澤東提出：“ （1）政治觀念沒有錯誤的（包括階級覺悟）﹔（2）忠實﹔（3）有犧牲精神，能積極工作﹔ （4）沒有發洋財的觀念﹔（5）不吃鴉片、不賭博。以上五個條件完備的人，才能夠介紹他進黨。”1937年5月，毛澤東又進一步提出：“共產黨員應該作到最有遠見，最富於犧牲精神，最堅定，而又最能虛心體會情況，依靠群眾的多數，得到群眾的擁護。”“我們黨的組織要向全國發展，要自覺地造就成萬數的干部，要有幾百個最好的群眾領袖。這些干部和領袖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於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黨依靠這些人而聯系黨員和群眾，依靠著這些人對於群眾的堅強領導而達到打倒敵人之目的。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個人英雄主義和風頭主義，不要懶惰和消極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義，他們是大公無私的民族的階級的英雄，這就是共產黨員、黨的干部、黨的領袖應該有的性格和作風。”

1939年5月，陳雲提出了共產黨員的六條標准：第一，終身為共產主義奮斗。第二，革命的利益高於一切。第三，遵守黨的紀律，嚴守黨的秘密。第四，百折不撓地執行決議。第五，群眾模范。第六，學習。（仲泉 輯）

新中國成立后的黨員標准

1951年3月，劉少奇提出了“共產黨員標准的八項條件”，即：一、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進部分。二、中國共產黨的最終目的，是要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制度。三、因此，現在的人做一個共產黨員，必須是一輩子都要堅持革命斗爭。四、一切共產黨員進行革命斗爭，必須在黨的統一領導之下去進行。五、一切黨員必須把人民群眾的公共的利益，即黨的利益，擺在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黨員的私人利益必須服從人民的即黨的公共利益。六、一切黨員在革命斗爭中，必須勇敢堅決，不能在嚴重的艱苦的環境中退縮，不能向敵人投降，不能叛變共產黨與共產主義。七、一切黨員都必須為人民群眾服務，使黨與人民群眾建立很好的關系，認真地了解人民群眾的要求和意見並及時地向黨反映，把黨的政策向人民群眾作宣傳解釋。八、一切黨員為了能夠並且更好地履行以上各項，都必須努力地學習，使自己的覺悟更加提高。（徐萊 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