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創新蘊藏著成功密碼

圖為1956年8月15日鄧小平同志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召開黨的八大的通知。八大的勝利召開，標志著探索適合我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取得初步成果，拉開了全面的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的大幕。（陸琴）

半個多世紀前的1963年5月，毛澤東在《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一文中指出：“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裡固有的嗎？不是。人的正確思想，隻能從社會實踐中來……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也指出：“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這種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必將給理論創造……提供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我們不能辜負了這個時代。”這些論斷也一再被中國共產黨誕生95年來的歷史所証實。

今天，我們講要堅定理論自信，這種理論自信是從哪裡來的呢？就是來源於實踐，來源於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一般地說，這是對的。但是，僅僅止於此還遠遠不夠。我們必須進一步深入思考，這種理論自信到底來源於什麼樣的實踐？

“師夷長技以制夷”隻能淪為滿腔熱情的空談甚至幻想，要徹底改變淒苦命運，必須進一步尋求先進科學理論

在世界歷史的長河中，中國曾在大部分時間裡遙遙領先西方，從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一直到清康雍乾。然而，1840年鴉片戰爭的爆發，使東方的古老中國進入歷史的岔路口，且處於“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從此之后，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就有了百余年刻骨銘心的慘痛歷史。

那是中華民族風雨如晦的悲劇性年代，也是中國人民救亡圖存的覺悟性時代。出路何在？無數仁人志士進行了千辛萬苦的求索和不屈不撓的抗爭。魏源認為“中國智慧無所不有”，並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一些人提出過工業救國、教育救國、科學救國等主張，也有不少人希望通過改良的途徑如維新變法運動以及立憲運動等挽救中國的危亡，孫中山更是領導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但是，不觸動封建根基的自強運動和改良主義，舊式的農民戰爭，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照搬西方資本主義的其他種種方案，都沒有最終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亡國滅種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依然高懸於中國人民的頭頂之上。

1949年6月30日，在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8周年所撰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毛澤東曾把西方與中國的關系形象地比喻為“老師與學生”的關系。他指出：“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麼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就是這樣，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一切別的東西都試過了，都失敗了。曾經留戀過別的東西的人們，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覺悟過來了，有些人正在換腦筋。”一句話，以西為師，步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后塵，穿別人的鞋，走別人的路，是一概行不通的，都不能為中國找到真正的出路。“師夷長技以制夷”隻能淪為滿腔熱情的空談甚至幻想。而要徹底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和中國人民的淒苦命運，就必須進一步尋求一個能夠指導中國人民進行反帝、反封建斗爭的先進科學理論，必須找到一支能夠領導中國社會變革的先進階級力量，必須探索出一條能夠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途和正道。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科學命題，所謂化者，乃徹頭徹尾、徹裡徹外之謂也

理論源於實踐。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的1920年7月，毛澤東就曾說過，一個革命團體，不應該徒然成為“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結合”，而應該成為“主義的結合”。“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來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附”。但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到中國，也有一個落地、扎根、發芽、開花、結果的問題。同樣，走俄國人的路，也有一個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共產黨人在認識上經歷了長期的思考過程，在實踐中經歷了長期的探索過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總結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實行工農武裝割據的經驗，提出了“先佔鄉村、后取城市”即農村包圍城市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終使過去那種囫圇吞棗式的革命失敗后所留存下來的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勢。與十月革命相比，暴力革命呈現的形式相同，但我們黨痛定思痛之后推進的暴力革命所展開的路徑則是迥異的。

歷史進程從哪裡開始，思想進程也從哪裡開始。86年前，即1930年5月，毛澤東撰寫了《反對本本主義》。該文有兩個著名的小標題，即“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和“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前者講的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后者則使用了3個“中國”的字眼。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人深知，馬克思主義誕生於19世紀，但它並沒有停留於19世紀。馬克思主義誕生於西歐，但它卻在全世界范圍內得到傳播和實踐。

1938年，毛澤東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命題。所謂化者，乃徹頭徹尾、徹裡徹外之謂也。1942年，毛澤東又指出：“我們要把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國來，在中國創造出一些新的東西。隻有一般的理論，不用於中國的實際，打不得敵人。但如果把理論用到實際上去，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來解決中國問題，創造些新的東西，這樣就用得了。”“解決中國問題”和“創造些新的東西”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內容。歷史的邏輯和實踐的邏輯是，中國共產黨人走出了一條革命的勝利之路，創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並在1945年黨的七大上把它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譜寫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第一次結合”的大文章，這既是來自中國革命實踐的中國智慧，更是來自中國革命實踐的理論自信。

在實踐中探索，在探索中前進，恰如在臨帖后獨立，在獨立后創新

在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指導下，中國共產黨人繼續推進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實踐，並取得了歷史性的勝利。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但是，掌握了政權的中國共產黨和掌握了自己命運的中國人民，從國民黨手中接過來的卻是一個千孔百瘡的破爛攤子。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之后如何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我們沒有經驗，同樣隻能在實踐中探索，在探索中前進。

社會主義改造是前人沒有走過的路，我們創造了許多新的東西。但是，毛澤東清醒地認為，我們學習和借鑒的內容更多一些。1960年4月30日，毛澤東總結說：“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七年，基本上可以說是抄的，就是抄蘇聯。這個抄是必要的，你不懂嘛。等於寫字一樣，歷來寫字講究臨帖，你不臨帖怎麼行呢？所以，不能講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七年那個臨帖是錯了。臨帖之后，你就要脫離那個帖，自己獨立寫字嘛。而且，寫草字的人先要寫正楷，然后才能寫草書，不可以一下子就寫草書。看來，要有個時期學習外國。現在還要學習外國，不能說現在連一點書都不抄了。人家書上是正確的東西，而我們沒有書，這一部分還得抄。取經是一萬年都要取的，你取我的經，我取你的經。不能搞絕對化。全部抄和完全不抄都是形而上學。”我們可以把這一深刻的反思概括為“寫字論”。

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程，就是不斷解放思想、不斷突破教條主義的過程

1956年蘇共“二十大”之后，毛澤東曾指出：“照抄別國的經驗是要吃虧的，照抄是一定會上當的。這是一條重要的國際經驗。”因此，他又提出要“以蘇為鑒”，探索自己的建設道路。從以俄為師到以蘇為鑒，實際上拉開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第二次結合”的帷幕。這一時期，黨領導人民在探索中不斷推進社會主義建設，鞏固和發展了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准備和物質基礎，進一步豐富了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但是，提出“第二次結合”的任務，並不等於就能夠順利、完美地實現這一“結合”。這一“結合”，依然是一個充滿艱辛的實踐過程。我們也同樣不可避免地走了很多、很大的彎路，留下了像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性遺憾。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歷史行程。早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幾個月，鄧小平就曾指出：“從總的狀況來說，我們國家的機構體制基本上是從蘇聯來的，是一種落后的東西……有好多體制問題要重新考慮。”這就是說，鄧小平進行改革思考和路徑設計時，從一開始就是基於蘇聯模式屬於“僵化了”的、“落后的東西”的認識，從中國和蘇聯的模式、體制和制度的層面著眼、著手進行改革的。就此而論，改革開放的過程，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就是不斷解放思想、不斷突破斯大林教條主義和蘇聯模式的過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自信，來源於歷史的比較，來源於實踐的驗証，來源於真理的力量

在三十八年的偉大實踐中，善於披荊斬棘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當代中國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並不斷豐富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特色、理論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和人民特色，愈益彰顯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時代創新價值和世界適用價值。習近平總書記以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人特有的胸襟一再表示，中國願意為包括周邊國家在內的世界所有國家提供共同發展的機遇和空間，歡迎大家搭乘中國發展的列車，搭快車也好，搭便車也好，我們都歡迎。發展中的中國期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願景。這是一種善意的釋放，更是一種自信的表達，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自信。這種自信，來源於歷史的比較，來源於實踐的驗証，來源於真理的力量。這既是實踐發展的邏輯和理論發展的邏輯，也是實踐發展的真實和理論發展的真實。

在今天和可以預見的未來，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也不會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也不會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也不會變。因此，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強調，“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所謂“根本性問題”，就是至關重要的道路問題。“‘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了才知道’。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合不合適，隻有這個國家的人民才最有發言權。”同樣，也不能“左腳穿著右腳的鞋——錯打錯處來”。我們可以把這一充滿哲理的論述概括為“鞋子論”。“鞋子論”與“寫字論”同工同曲，用來說明一個國家走什麼樣的發展道路，極其生動而貼切。相比較而言，“鞋子論”則體現出一種更加深邃的歷史視野、更加寬闊的世界視野和更加清醒的中國視野以及中國共產黨人特有的政治悟性、政治定力、政治自覺和政治自信。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任重而道遠、道寬、道已明

離開實踐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而不以理論為指導的實踐是盲目的實踐。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第二次結合”的任務遠未結束。黨的十八大以來，黨的實踐創新與理論創新的步伐一刻也沒有停止過，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經驗進行系統總結的基礎上，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以及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等領域提出了一系列治國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諸如“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五大發展理念等，並逐漸趨向於構成一個科學的理論體系。

理論的作用在於指導實踐，在於破解問題特別是難題。在治國理政新思想新理念新戰略的正確指引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治理現代化取得了新的重大進展，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國際影響力又上了一個新台階，這同一些發達國家受困於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一些新興經濟體陷入發展困境以及一些國家發生社會動蕩形成了鮮明對比。這既証偽了“中國崩潰論”，有效地抑制了在中國發展問題上的噪音、雜音，同時也再次証實了照抄西方理論、照搬西方模式根本行不通，更解決不了21世紀中國面對的所有現實問題。

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真經”，但馬克思主義是隨著時代、實踐、科學的發展而不斷發展的開放的理論體系。馬克思主義並沒有結束真理，而是開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因此，我們必須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繼續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和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絕不能僅僅像黑格爾所比喻的“黃昏才起飛的貓頭鷹”那樣對歷史作事后的總結，而是更要像毛澤東所形容的“報曉的雄雞”那樣對未來作出科學的預測。

中國共產黨95年偉大實踐的歷史行程告訴我們，削足適履不行，會犯教條主義錯誤，會化掉中國自己的特色﹔削履適足不行，會犯經驗主義錯誤，會化掉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真理﹔赤腳走路不行，精神可嘉，但行之不遠。正確的做法是：按足制履，制履適足，“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而是堅定不移走改革開放的新途，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道。惟有如此，才能行穩致遠，早達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進而實現中國共產黨人念茲在茲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還是那句話，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任重而道遠、道寬、道已明！

當前，我們正在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21世紀馬克思主義、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理應是中國共產黨人在21世紀用中國智慧提出的解決當代中國問題特別是中國難題的中國方案，並體現出自己的理論價值和理論意義。實踐出真知。偉大的實踐孕育光輝的思想。聚焦人民實踐創造，結合新的實踐不斷作出新的理論創造、理論創新，這是馬克思主義永葆生機活力的奧妙之所在。因此，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經驗進行系統總結，繼續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既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理論探索，更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理論自信，也必將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理論貢獻和時代貢獻。

（如沐 作者為北京外國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北京高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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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黨初期在交鋒中式微的主要思潮

五四運動后，社會主義學說開始成為新思潮的主流。然而，當時被中國人當做新思潮傳播的社會主義學說十分龐雜，流派繁多，泥沙俱下。在當中，馬克思主義曾與別的思潮進行了交鋒，這些思潮就逐漸式微了。

●無政府主義

一種小資產階級政治思潮，在20世紀初就開始傳入中國，五四運動時期達到高潮。其主要代表人物為劉師復、黃凌霜、區聲白等。大致可分為三個流派：一是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共產主義，認為互助是一種天賦的本質，社會改革者應該將其從強權的束縛下解救出來，從而讓人們能遵循合作的原則進行新社會的建設。二是施蒂納和蒲魯東主張的無政府個人主義，鼓吹“自我即是一切，一切都有自我”﹔三是巴枯寧的無政府工團主義，反對政治斗爭，反對工人階級政黨的領導作用，認為工團是工人階級的最高組織形式。

對無政府主義思潮，馬克思主義者與之開展了一場大論戰。這場論戰，解決了中國要不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要不要建立無產階級政黨和國家的問題，使大批先進知識分子分清了科學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界限，擺脫了無政府主義的影響。

●新村主義

一種社會改良思潮，是日本學者小路實篤將克魯泡特金的互助主義、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北美的工讀主義燴於一鍋的小資產階級空想社會主義。1919年經由周作人的撰文介紹正式傳入中國，在知識界廣為傳播並形成一股思潮。新村主義的基本理念是建立一種新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協力與自由、互助與獨立的社會組織，即“新村”，通過共同協作和勞動實現人的生活，進而實現對社會的和平漸進的改造。

新村主義脫離國家急切救亡圖存的現實，幻想走由個人而社會的改良方式，在中國歷經了一段時間的流行和討論。李大釗、蔡和森、惲代英、林育南等一些知識分子都曾短暫地受其吸引，甚至還有過一些短暫的實驗，但終究無法實踐下去，自然歸於沉寂。

●工讀互助主義

將互助主義與工讀主義等各種新思潮與五四時期中國社會性質、時代特征相結合的產物，是極具中國色彩的空想社會主義。主要代表人物是王光祈。它主張財產公有，勞動所得的一部分財物也應當歸公﹔人人工作，人人讀書﹔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倡導勞心與勞力相結合，教育與職業合一，學問與生計合一，通過半工半讀的互助生活試驗，達到改造全體社會的目的。工讀互助主義同新村主義等思潮一樣，逃避階級斗爭和社會革命而主張改良，因此最終被科學社會主義取代。

●基爾特社會主義

基爾特社會主義又稱行會社會主義，是20世紀初英國工人運動中的一種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潮。在國內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梁啟超、張東蓀等。主要觀點是反對十月革命和階級斗爭，認為中國實業不發達，還沒有形成工業勞動者階級，沒有實行社會主義的經濟條件和階級基礎，因而不可能創建真正的工人政黨，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社會主義運動，中國的出路在於發展實業、興辦教育，主張走資本主義和改良主義道路。

對此，陳獨秀、李達、李大釗、蔡和森等紛紛進行反擊，形成了五四時期的一場著名論戰。在這場論戰中，馬克思主義者系統回答了中國究竟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國有沒有勞動階級和階級斗爭，是進行階級斗爭、社會革命還是進行社會改良等問題。基爾特社會主義在論戰中暴露的缺陷和不合理，使之失去了國人的關注，在中國的傳播逐漸式微。

●實証主義

產生於19世紀下半葉的美國，其在中國的最積極宣傳者和實踐者是胡適。1919年7月，胡適在《每周評論》上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文章。該文宣傳實用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其思想核心有二：一是認為馬克思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反對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二是主張社會改良，反對階級斗爭和社會革命。

由此引發了“問題和主義”的爭論，以李大釗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者對胡適提出的一系列觀點進行反駁，使更多的人逐漸認識到，中國人民應當接受馬克思主義並把它作為觀察中國命運的指導思想，應當用革命的手段根本解決中國問題，有力地擴大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