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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開放以來，關於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學界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體現出積極的深化與拓展。其具體表現是：對黨的中流砥柱作用梳理得更為具體、深入﹔在抗日戰爭的領導權問題上，認為國共兩黨都為戰爭的最后勝利作出了貢獻，而中國共產黨始終發揮了政治引領作用﹔在統一戰線問題上，對國共關系的一些重要問題作了新的探討﹔在抗日戰爭的路線和戰略問題上，對國共兩黨的抗戰路線、軍事戰略方針進行比較研究，提出了新觀點、新認識﹔在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關系問題上，更為強調兩個戰場的相互配合、相互協調。但是，也出現了有些研究成果創新性、科學性不夠等問題。今后，應當在唯物史觀的科學指導下，處理好政治性與學術性的關系，進一步深化相關探討，更好地服務大局。
[關鍵詞 ]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中流砥柱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是中華民族由近代以來陷入深重危機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轉折點。在推動、形成這個歷史轉折過程中，中國共產黨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毛澤東曾明確指出：“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努力，沒有中國共產黨人做中國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國的獨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毛澤東選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098 頁。）
科學理解、充分闡述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這一作用，是中共黨史、抗日戰爭史研究的重要課題。改革開放以來，關於這一課題的研究不斷深入，體現出一些新的特點：一是提出新的研究視角與方法﹔二是對以往一些重要理論認識作出新的解釋﹔三是對個別有時代局限性的提法作出修正。這些特點，既反映了學術研究的進展，也折射出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從推動認識深化的角度看，對相關研究情況作一梳理，無疑是有意義的。
一、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中流砥柱”一詞是對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歷史作用客觀、形象的定位。那麼，在抗日戰爭史研究中，怎樣理解它的科學內涵？對此，學界有明確共識，即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抗日軍民，對戰爭勝利發揮了決定性作用。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勝利，也就沒有新中國，進而就沒有中華民族的復興與崛起。（參見岳思平：《關於抗日戰爭研究的幾個問題》，《黨史文匯》2010 年第9 期。）
對於中國共產黨中流砥柱作用的具體表現，黨史學界有一個逐步深入的認識過程。改革開放以來，學者們的普遍性看法是：第一，黨最早高舉全民族抗戰旗幟，最早組織東北抗日游擊戰爭，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第二，黨積極倡導、促成與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凝聚了中華民族的抗日力量，堅持和發展了全國團結抗戰的局面，是全民族團結抗戰的核心﹔第三，黨提出全面抗戰路線、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是指導全國抗戰的偉大綱領，是奪取抗戰徹底勝利的指南﹔第四，黨領導抗日軍民開辟了廣闊的敵后戰場，並使其逐步成為全國抗戰的主要戰場，在全民族抗戰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參見曾方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抗戰勝利的關鍵》，《社會科學》1985年第 9期﹔劉大年：《抗日戰爭與中國歷史》，《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 5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是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人民日報》2014年 9月 3日。）﹔第五，黨組織和推動了國民黨統治區的抗日民主運動，實現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路線（ 參見沙健孫：《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中共黨史研究》2005年 5期。）﹔第六，黨完整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為抗戰勝利發揮了重要指導作用（參見翁有為：《紀念中國抗日戰爭勝利 5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綜述》，《史學月刊》1995年第 6期。）﹔第七，黨加強自身建設，為抗戰最后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 參見廖心文、庹平、王雙梅：《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求是》2005年第 18期。）﹔第八，黨成功領導抗日根據地各項工作，為長期抗戰提供了重要基礎和保障（參見劉學禮：《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黨建》2014年第 9期。）。
也有論者將上述諸點簡要地提煉為理論與實踐兩大方面，指出要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至少需要兩個條件：一是要把廣大民眾充分發動起來，武裝起來﹔二是要在復雜多變的局勢下，始終能清醒地指明奪取勝利的正確方針和辦法。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隻有中國共產黨才能真正擔當起這兩個歷史任務。在整個抗戰過程中，黨始終牢牢地掌握著政治上的主動權，並且把原來處於中間狀態的人越來越多地吸引過來，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張，這是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堅持到底並取得最后勝利的決定性保証。同時，黨領導抗日軍民創建並鞏固敵后抗日根據地，造成了人民戰爭的真正基礎。（參見金沖及：《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人民日報》1995年 7月 6日。）
針對一個時期以來片面夸大國民黨在抗戰中的作用與地位的情況，不少學者從國共對比的角度，提出了對“中流砥柱”問題的思考。第一，是中國共產黨以及國民黨內的進步力量和社會上其他各派愛國力量的共同推動，才迫使國民黨蔣介石集團走上了合作道路。推動建立、始終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產黨是主動積極的，國民黨是被動接受的。（參見鐘康模：《抗日戰爭勝利 60周年若干問題的研究與思索》，《廣東教育學院學報》2005年第 4期。）第二，全國抗戰爆發后，國共兩黨在抗戰根本方針上有分歧，有斗爭。歷史証明，全面抗戰路線才是抗戰勝利的根本保証。第三，戰略相持階段，國民黨蔣介石集團開始消極抗戰、積極反共、堅持獨裁，中國共產黨高舉抗戰、團結、進步旗幟，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迫使國民黨蔣介石集團抗戰到底。第四，敵后戰場拖住了侵華日軍半數以上，分散了正面戰場的壓力。第五，抗戰勝利前夕，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積極准備新的內戰，中國共產黨聯合各民主黨派為建立聯合政府、實現戰后和平而斗爭，並取得最終勝利。（參見張長江：《“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60周年”學術座談會綜述》，《黨的文獻》2005年第 5期﹔張海鵬：《正確看待抗戰兩個領導中心，中共是中流砥柱》，《環球時報》2015年 3月 23日。）
還有學者從研究方法角度指出，歷史是豐富的、復雜的、變化的，不能簡單化。肯定中共在抗戰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並不是要否認和排斥其他政黨的貢獻。中國抗戰是全民族、各方面的總體性抗戰。不光要有軍事上的抗戰，也不光是正面戰場的抗戰，還要有抗戰理論、思想的武裝，抗戰文化的宣傳鼓舞，敵后戰場的配合和支持等等。對此，不能採取歷史虛無主義的態度，抹殺和否認全民族團結抗日、中共在其中發揮了特別重大作用這一歷史事實。（ 參見李蓉：《中國共產黨不愧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紅旗文稿》2015年第 8期。）
二、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領導權問題
抗日戰爭領導權問題至關重要。國共兩黨在抗戰中分別處於什麼樣的地位，起了什麼樣的歷史作用，與對這個問題的理解直接相關。
關於這一問題，多數學者認為，抗日戰爭能夠取得勝利，“最根本的一條，就是有中國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肖一平、楊聖清：《抗日戰爭的歷史地位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作用》，《理論月刊》1985年第 8期。）也有研究者對這一認識提出疑問，一是認為它不夠准確，“過於簡單”，“總不能說共產黨領導了國民黨，領導了國民黨的反共政策，領導了湘桂大撤退，等等”。（胡繩：《談黨史學習中的幾個問題》，《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 1期。） 二是認為它不夠客觀，沒有科學反映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所做歷史貢獻。由這兩點出發，自上世紀 80年代中期以來，圍繞抗日戰爭領導權問題，學者們爭論很多。概括地說，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一是國共兩黨的領導權有轉移、消長的變化過程。學者們認為，抗日戰爭的領導權是由國民黨向共產黨方面逐漸轉移的。要說明這個問題，就必須說明在團結抗日中存在爭奪領導權的斗爭，說明無產階級同大資產階級、共產黨同國民黨爭奪領導權的過程。（參見胡繩：《談黨史學習中的幾個問題》，《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 1期。）這個過程可簡單表述為：先是國民黨權責一致地主理著抗戰領導責任，接著是國共兩黨轉承領導責任，最后共產黨擔負起領導責任。（參見郭德宏：《抗日戰爭領導權問題研究述評》，《中共黨史研究》1995年第 1期。） 抗戰初期，國民黨領導的正面戰場對抵抗日寇入侵起了主導作用﹔抗戰后期，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對奪取抗戰勝利起了決定性作用。（參見夏以溶：《試論抗日戰爭中領導權的歸屬與轉移》，《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86年第 2期。）還有人認為，抗戰期間國共兩黨並未完成領導權的轉移。（參見李茂盛：《論抗日戰爭的領導權問題》，《晉陽學刊》1993年第 5期。）
二是國共兩黨各自領導抗戰。其理由是，國共兩黨的合作沒有共同的政治綱領和組織形式，中國的抗日戰爭是在兩個政權、兩個領導中心的指導下，由兩個武裝集團在兩個戰場上進行的。從全國抗戰全局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的領導者，對於抗日戰爭的勝利起著決定性
作用，國民黨及其政府也領導了抗日戰爭。（參見趙省三：《國共兩黨團結抗日的幾個問題》，《西藏民族學院學報》1985年第 3期﹔邸繼廣：《也談抗日戰爭的領導權問題》，《天津師大學報》1989年第 2期。）胡繩認為，這個觀點“沒有全面地說明事實”，“把國民黨和共產黨，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國統區和解放區看成各不相干”，不符合事實。 （胡繩：《談黨史學習中的幾個問題》，《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 1期。）
三是國共兩黨共同領導了抗日戰爭。其主要論點是，國共雙方共同進行抗戰，協商解決與共同抗日有關的問題﹔兩黨在抗日綱領、軍事、組織、政治上都有交叉與共同之處。（參見汪新、王河：《試論抗日民族戰爭領導權》，《黨史研究與教學》1993年第 1期。） 胡繩認為，這種認識也站不住腳：“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要消滅共產黨，它有一套方針﹔我們也有一套方針，與國民黨根本不同。不可能也沒有形成共同領導的局面。”（胡繩：《談黨史學習中的幾個問題》，《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 1期。）
四是國民黨是抗日戰爭的領導者。持此論者認為，南京國民黨政府是中國當時唯一“合法”的政府，國民黨是當時唯一的“執政黨”﹔我黨我軍當時一系列方針、作戰方針、作戰計劃等須交國民政府批准同意后才能實施﹔從我黨領導人的言論中也可以看出抗戰是國民黨領導的。（參見周文琪：《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四十周年學術討論會簡介》，《黨史通訊》1985年第 10期﹔陳文淵：《對抗日戰爭史研究中幾個問題的探討》，《軍事史林》1987年第 3期。）﹝11﹞中國共產黨對抗日戰爭的作用不是領導作用，而是導向作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在抗戰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參見劉會軍：《全民族抗戰新論——兼談國共兩黨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史學集刊》2007年第 4期。）
這一提法拘泥於形式上的領導權，脫離了抗日戰爭的實際情況。
五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提領導權問題，具體闡述國共兩黨在抗戰中的情況和作用。（ 參見王秀鑫：《關於抗日戰爭領導權的問題》，《黨史通訊》1985年第 8期﹔喬志學、胥佩蘭：《淺談抗日戰爭領導權的問題》，《軍事史林》1986年第 1期。）有學者認為，解決領導權問題的關鍵，在於應把抗日戰爭真正作為一場全民族的反侵略戰爭來看待。概括地說，抗日戰爭是在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全國各民族、各階級、各政黨、各團體以及工、農、商、學、兵、海外華僑和愛國人士，共同進行的一次全民族抗戰。這樣的表述更能反映抗戰歷史的真實情況，也有利於中華民族的團結、兩岸人民的團結、海內外華人的團結。（參見張憲文：《關於抗日戰爭研究幾個問題的思考》，《南京大學學報》2005年第 4期。）有人認為，“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能通過闡明抗日戰爭全局和局部的關系而提出明確的結論，隻停留在就事論事上，是很不夠的。（參見黃建權：《也談抗日戰爭領導權問題》，《廣西民族學院學報》1987年第 4期。）
針對上述觀點，尤其是第四種觀點，學界展開了熱烈討論。
很多學者提出，領導權問題不能隻從形式上看，不能單從一個政黨所轄地域大小，所統帥軍隊眾寡，和一開始抵抗日軍數量的多少上看。政治領導是抗日戰爭領導權的關鍵所在。（參見張勝瑞：《抗日戰爭領導權問題之我見》，《錦州師院學報》1987年第 2期。）無產階級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權，主要表現在“根據歷史發展進程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領導人民去實行這些主張，影響和推動國民黨接受這些主張，而自己則是實行這些主張的模范”。（ 逄先知、馮蕙：《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幾個問題》，《紅旗》1985年第 17期。）抗日戰爭時期的政治領導始終是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始終掌握著政治的主動權。（參見胡喬木：《八年抗戰的偉大歷史意義》，《紅旗》1987年第 14期。）
有學者認為，在領導權問題上出現分歧的重要原因，在於概念認識不統一。劉大年提出，黨的領導不是指權力結構形式、組織指揮系統、國際上承認與否，而是指黨在政治上起了作用，居於領導地位。抗日戰爭中誰領導誰的問題，一是指共產黨獨立自主，不被國民黨拖著走﹔二是指把抗日主力軍廣大農民群眾、資產階級民主派和其他同盟者動員、團結起來，跟著自己走，或者贊成自己的主張、行動。（參見劉大年：《抗日戰爭與中國歷史》，《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 5期。）有學者把共產黨的領導權概括為：其一是指無產階級政黨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其二是指共產黨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倡導者、組織者和領導者。（參見何理：《關於抗日戰爭時期》，《近十年來抗日戰爭史研究述評選編》，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5年版，第 588頁。）
還有學者指出，抗日戰爭取勝的關鍵在於真正實行全民族的總動員，發動持久的全面的人民戰爭。國共兩黨誰能夠做到這一點，誰就實際上是反侵略戰爭的領導者。（參見梁柱：《中國共產黨是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05年第 8期。）從這個角度看，共產黨無疑是抗日戰爭的領導者與組織者。
近年來，國共兩黨都“領導”了抗日戰爭，都為戰爭最后勝利作出了貢獻的觀點，逐步為越來越多的學者所接受。但在論述的具體思路上，有以下三種不同情況：
一是從不同角度出發分析領導權問題，認為從形式上看，抗日戰爭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國民政府領導的。從實際領導作用來看，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則共同起重要的領導作用，分別領導了中國的抗日戰爭。但從中國戰場是一個統一的戰場來說，抗日戰爭毫無疑問是共產黨和國民黨共同領導的。（參見郭德宏：《論抗日戰爭史研究中的若干重大問題》，《歷史教學》2005年第 11期。）
二是在“領導權轉移”的基礎上，提出了“兩個領導中心”的認識：在抗日戰爭中，國民黨、共產黨都起著全局性領導作用。雙方的領導作用是在又統一、又矛盾的斗爭中實現的，不能相互取代。但是，兩個領導中心的力量發生著消長變化，總的歷史趨勢是國民黨政權的力量由盛轉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力量由弱轉強，歷史性地改變了國內政治力量的對比。（參見張海鵬：《中國抗日戰爭領導權問題的思考》，《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 9月 2日﹔《為什麼說共產黨是抗戰中流砥柱》，《北京日報》2015年 6月 8日。）
三是強調共產黨的政治引領作用，認為在整個抗戰問題上，共產黨始終發揮了政治引領作用，國民黨則始終處於被批評、被推動、被鞭策的地位。站在全民族抗戰的高度評價兩黨的歷史貢獻，可以不區分首從主次，但不能不明辨是非。（參見《如何正確認識抗日戰爭研究中的幾個熱點問題——專訪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張宏志》，《黨的文獻》2015年第 4期。）
科學探討抗日戰爭的領導權問題，一要有全局的眼光，二要有實事求是的辯証態度。我們在肯定國民黨對抗戰所作貢獻的同時，也要看到它對外妥協退讓，對內積極反共、限制人民力量壯大的客觀事實，而不能將領導權的理解，局限於客觀條件的優劣與名義上的“正統”所在。綜觀全民族抗戰的全局，誰代表了歷史前進的方向，誰代表了中國未來的希望，誰是抗擊侵略軍的主要力量，誰就是這段歷史的領導者、帶頭人。從這個角度出發，說共產黨掌握著抗日戰爭的領導權，是符合歷史實際的。
三、中國共產黨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 建立、鞏固與發展
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發揮中流砥柱作用的一個主要方面。對於這一問題，改革開放以來的研究不斷深入，對國共關系的一些重要問題作了新的探討。
關於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鞏固與發展中所起作用，學術界的認識基本一致，即中國共產黨實際上是統一戰線這個克敵制勝的法寶的核心和領導力量。（參見梁柱：《中國共產黨是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05年第 8期。）其表現是：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積極倡導者、有力推動者、模范實踐者和堅定維護者。 （參見廖心文：《中國共產黨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四大貢獻》，《黨的文獻》2005年第 5期。）在極為艱難復雜的條件下，黨科學處理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的關系，使統一戰線在艱難曲折中得到鞏固和發展，維持了國共合作抗日的大局。（ 參見沙健孫主編《中國共產黨與抗日戰爭》，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5年版，第 13—15頁。）
關於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學者們普遍認為，這一原則的核心就是領導權問題。它與又聯合又斗爭原則是辯証統一的，都是統一戰線的根本原則。后者是對統一戰線中的資產階級所應採取的根本原則，前者則是實行這一原則的中心環節與基礎。（參見胡華：《關於“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原則”的幾個問題》，《教學與研究》1963年第 3期﹔王安平：《試析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西華師范大學學報》2005年第 5期。）堅持這一原則，對於避免把合作變為合流，把統一變為混一，起到了重要歷史作用。（參見季鴻生、姚惠明：《試論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歷史經驗——學習毛澤東同志關於第二次國共合作的論述》，《上海師范大學學報》1983年第 4期。） 黨在這一原則下採取的靈活巧妙的斗爭策略，是合作得以鞏固與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參見朱仁鵬：《中國共產黨為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所採取的基本策略》，《廣西大學學報》1985年第 2期。）
在相關重要問題上的新認識主要有：
關於統一戰線中國共兩黨的“摩擦”問題。對這個問題，黨史學界曾產生過兩種偏向。一種是突出國共兩黨的矛盾和斗爭，把“摩擦”和“反摩擦”作為抗戰史研究的主線﹔另一種則缺乏正確的階級分析，從所謂“客觀”“中立”立場出發，認為國共兩黨都對“摩擦”負有責任。近年來，這兩種傾向都得到了糾正。學者們認為，抗日戰爭期間，國共兩黨之間既合作、又斗爭。從整個抗戰的歷史進程看，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兩黨合作抗日是主線，兩黨的斗爭和摩擦則是輔線。但由於國民黨頑固派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階級本性不會改變，因而第二次國共合作又是矛盾的、不平衡的。兩黨的摩擦有其深刻的階級根源和歷史根源，有發生、發展的必然性﹔從摩擦產生的直接原因和斗爭目的看，都與國民黨頑固派對共產黨的限制、瓦解直接相關﹔從斗爭的焦點看，則集中於“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上。（參見王淇：《砥柱中流——抗戰中的解放區戰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1995年版，第 242—246頁。）
關於國民黨“積極反共，消極抗日”的方針。進入相持階段以后，國民黨積極反共，消極抗日，妥協動搖，是長期以來被人們廣為接受的觀點。改革開放以來，大多學者仍堅持這一認識，認為蔣介石的妥協投降活動，都不同程度地造成中國抗戰危機，而且大都與當時國內的反共高潮緊密相連。但有不少學者對此持否定態度，認為抗日與反共並非絕對排斥，反共未必不抗戰。（參見曾景忠：《抗日戰爭正面戰場述評》，《抗日戰爭研究》1999年第 3期。） 在整個抗戰時期，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始終沒有破裂，說明國民黨積極反共並不意味著放棄抗日。（參見黃愛軍：《抗日戰爭研究若干新觀點述評》，《北京黨史》2009年第 4期。）從國共兩黨所代表的不同階級利益出發，我們不難看出，在“反共”這一點上，國民黨頑固派與日本侵略者有共同的立場。正因為如此，“積極反共”與“消極抗日”才有了內在的必然聯系。在分析這一問題時，如果不運用階級分析的科學方法，就會陷入一時一事的具體評價，隻見樹木不見森林，得出偏離事物本質的結論，進而影響對國共關系的總體看法。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兩岸學術交流不斷增多，台灣學者的一些思想觀點引起黨史學界的關注與討論。
對於中國共產黨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所作的努力和讓步，不少台灣學者認為這是對國民黨的“乞降”“歸順”，是為了“挽救其滅亡的厄運”。對此，大陸學者旗幟鮮明地進行了反駁，提出中國共產黨確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政策，並為此作出真心誠意的讓步和努力，是為了抗戰，是為了團結一切愛國力量，實現全民族抗戰，使中華民族免遭滅亡的命運。中共始終堅持國共合作必須是有原則的合作。
對統一戰線中的階級斗爭，黨從未回避，也從未屈服，而是把實現民族解放和階級解放巧妙地結合起來，保証了它的鞏固與發展。（參見陳流章：《民族解放的光輝旗幟指引了抗日戰爭的勝利征程——兼評我國台灣一些學者的一些錯誤觀點》，《暨南學報》1985年第 4期。）
說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時期“游而不擊”“趁機坐大”，是國民黨長期以來的宣傳論調。近年來，這種論調在大陸也產生了相當影響。對此，大陸史家們作了回應：首先，共產黨在抗戰中的發展，是打敗敵人、消滅敵人的客觀需要。（參見王廷興：《度盡劫波兄弟在——第二次國共合作形成的台前幕后》，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8年版，第213—215頁。）共產黨在敵后的“大”，對戰爭全局十分有利，應該加以肯定而不是否定。（參見榮維木：《對抗日戰爭史研究中幾個問題的看法》，《百年潮》2007年第 8期。）其次，中國共產黨在反侵略戰爭中迅速成長壯大的根本原因，是把民族利益放在首位，貫徹了全面抗戰路線和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原則，為民族解放而英勇奮戰，因而獲得了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參見陳流章：《民族解放的光輝旗幟指引了抗日戰爭的勝利征程——兼評我國台灣一些學者的一些錯誤觀點》，《暨南學報》1985年第 4期。）抗日戰爭期間，國共兩黨的游擊戰爭結果大相徑庭，顯然不是用簡單的作戰積極與否能解釋的。（參見楊奎鬆：《抗戰期間國共兩黨的敵后游擊戰》，《抗日戰爭研究》2006年第 2期。） 再次，共產黨的武裝力量日益壯大，不是“游”和“坐”的結果，而是靠抗戰堅決，是靠打出來的。（參見《如何正確認識抗日戰爭研究中的幾個熱點問題——專訪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張宏志》，《黨的文獻》2015年第 4期。）
四、中國共產黨的全面抗戰路線和持久戰戰略總方針
中國共產黨提出和實施的全面抗戰路線、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是黨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中流砥柱作用的核心內容。總體上看，研究者們在這個問題上的基本認識多年來較為一致。
研究的進展，主要體現在對國共兩黨抗戰路線、戰略方針的比較等方面。
關於全面抗戰路線。抗日戰爭從一開始就存在著兩條抗戰路線、兩種抗戰主張的斗爭。對於這兩條路線、兩種主張的階級實質、基本特征及實踐結果，黨史學界已有充分的研究與論說。近年來，在研究視角上有所變化。比如，有論者從中日民族矛盾成為主要矛盾的事實出發，指出全面抗戰路線體現了民族斗爭與階級斗爭的一致性，認為它不僅代表著無產階級與勞苦大眾的階級利益，而且更集中深刻地代表著全民族的利益。（參見劉明鋼：《中國共產黨的全面抗戰路線》，《武漢教育學院學報》1991年第 2期。）還有論者提出，國民黨也說過要發動“全面的全民族的人民戰爭”，但事實上在很多時候採取了違反人民利益的政策與行動，奉行了打擊、限制人民力量的片面抗戰路線。（參見榮維木：《中國共產黨抗日持久戰的戰略與實踐》，《求是》2015年第 15期。）
關於持久戰戰略總方針。持久戰是中國抗戰唯一正確的戰略方針。中國共產黨是這個戰略總方針的制定者和真正實踐者。在國共兩黨持久戰略研究上，學界的主要進展是：
對持久抗戰戰略的歷史地位和作用作系統闡述。學者們提出：持久抗戰戰略是指導全國軍民抗戰的銳利思想武器，為爭取戰爭勝利指明了方向和道路﹔它堅持人民戰爭的軍事思想，反映了中國抗日戰爭的特殊規律，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及一切受壓迫的弱國打敗帝國主義提供了理論指導﹔（ 參見曹屯裕、陳炳水：《試論我黨持久抗戰的戰略思想》，《寧波師院學報》1985年第 3期。）它科學分析了中日戰爭的發展趨勢，表明了通過持久抵抗戰勝日本侵略的堅定信心（參見黃道炫：《國共兩黨持久戰略思想之比較研究》，《抗日戰爭研究》1996年第 3期﹔陸衛明：《國共兩黨關於抗日持久戰思想之比較》，《西安交通大學學報》2005年第 3期。）﹔它是運用辯証唯物論和軍事辯証法實事求是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光輝典范（參見肖武男、侯荔江：《論中共抗日持久戰制勝戰略》，《毛澤東思想研究》1997年第 2期。）。
國民黨持久抗戰戰略研究逐步深入。有學者提出，持久消耗戰是國民政府抗戰的總戰略方針，主要由“持久戰略、消耗戰略、單純防御戰略、以陣地戰為主運動戰游擊戰為輔的戰略”等組成，其具體口號是“以空間換時間”，實施方針是“積小勝為大勝”。（參見余子道：《中國正面戰場對日戰略的演變》，《歷史研究》1988年第 5期。） 關於國民黨的這一戰略，有學者指出，它只是極不成熟的想法，缺乏對戰爭的統觀考慮，更沒有對戰爭全局的預測﹔其實質是要在英美幫助下取得速勝﹔在作戰實踐中，它更多體現為呆板地和敵人拼消耗，而沒有把弱勢轉為優勢的戰略方針﹔到相持階段，它就成為一種消極的拖延戰術了。（參見余子道：《國共兩黨抗日持久戰略比較》，《復旦學報》1999年第 5期。）
對國共兩黨持久抗戰理論的比較研究比較客觀。大多數研究者認為，中共的持久戰略比國民黨的持久消耗戰略更為科學、完備，代表了中華民族對這場戰爭的最高認識水平。國民黨的持久消耗戰略則一般解釋多於系統論述，缺乏理論上的完整性、嚴密性和政策上的穩定性。（參見余子道：《國共兩黨抗日持久戰略比較》，《復旦學報》1999年第 5期。） 具體說來，共產黨是以全面抗戰路線實施持久戰略，國民黨則以片面抗戰路線實施其持久抗戰﹔中共的作戰原則是積極防御，國民黨的作戰原則是消極防御﹔中共始終堅持持久戰的戰略方針，國民黨的持久抗戰是動搖的﹔中共持久戰建立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基礎上，國民黨的持久消耗戰建立在依靠外援基礎上﹔中國共產黨的持久戰理論包括完整的三個階段劃分，國民黨的持久消耗戰略沒有戰略相持階段，因而是完全抽象的、片面的、消極的。（參見王樹蔭：《抗日戰爭初期國共兩黨軍事戰略比較研究》，《北京師范學院學報》1990年第 6期﹔榮維木：《中國共產黨抗日持久戰的戰略與實踐》，《求是》2015年第 15期。）
關於游擊戰戰略方針。敵后游擊戰是抗日戰爭中具有中國特色的戰爭形式，對於保証中國抗戰和促進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具有重大戰略作用。過去，黨史學界對於中共敵后抗日游擊戰的地位和作用，曾有比較廣泛的研究，但近年來也出現了對其忽略甚至低估的現象。為此，自上世紀 80年代以來，學者們對此問題作了不少探討。
第一，對敵后游擊戰的戰略地位與作用作多角度、多層次闡發。
由科學解決“如何抗戰”的時代課題角度看。從國內正規戰爭到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轉變，找到了弱國戰勝強國的有效武器﹔解決了半殖民地大國在反侵略戰爭中實行人民戰爭的途徑問題，提出了實現人民戰爭最好的組織形式和作戰形式﹔極大地發展了人民抗日力量，加速了中國革命的進程﹔變日軍后方為前方，破壞了日軍“以戰養戰”政策﹔對東方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和太平洋戰爭進程產生了決定性影響。（參見何理：《論抗日游擊戰爭及其歷史地位》，《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 3期﹔翁有為：《紀念中國抗日戰爭勝利 5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綜述》，《史學月刊》1995年第 6期。）
從抗日戰爭的不同階段看。抗日游擊戰爭在戰略防御階段，牽制、消耗了龐大的日軍，破壞了它的戰略計劃﹔在戰略防御階段，對於停止敵人進攻，使戰爭轉入相持階段，起了關鍵作用﹔在戰略相持階段，成為抗日戰爭的主要作戰形式，逐步改變敵強我弱的態勢，為轉入戰略反攻准備了條件﹔在戰略反攻階段，上升為人民軍隊進行的正規戰爭。（ 參見沙健孫主編《中國共產黨與抗日戰爭》，第 8—9頁。）
從軍事戰略角度看。抗日游擊戰符合持久戰略總方針的要求（ 參見岳思平：《關於抗日戰爭研究中的幾個學術和熱點問題》，《軍事歷史》2002年第 5期。）﹔它是更高階段的游擊戰爭，戰略地位空前提高﹔它是以主力兵團為骨干的游擊戰爭﹔它在更加廣泛的社會階級基礎上進行，動員了一切抗日愛國群眾﹔它造成了廣闊的解放區戰場，是戰略防御和戰略相持階段中特殊的戰略進攻。（參見全國中共黨史研究會編《抗日民主根據地與敵后游擊戰爭》，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 1987年版，第 107頁﹔岳思平：《論抗日戰爭初期我軍的軍事戰略轉變》，《軍事歷史》1991年第 2期。）
第二，對國共兩黨敵后游擊戰的思想和實踐進行比較研究。
近年來，有研究者探討了國共兩黨在理論與實踐上的根本不同，認為：（一）國共兩黨對游擊戰的重要性認識不同。共產黨認為敵后游擊戰是重要的戰略問題，而國民黨始終把它作為正規戰的輔助手段。（二）對人民戰爭的重要性認識不同。共產黨主張全民抗戰，國民黨隻把抗戰當成是政府和軍隊的事。其軍隊和群眾是對應的，運用游擊戰是沒有根基的。（三）中國共產黨的敵后游擊戰思想具有嚴密的科學性，國民黨的敵后游擊戰思想是不全面的、不深刻的。（四）共產黨是敵后游擊戰的堅決執行者，國民黨則往往動搖不定，其敵后部隊往往成為反共摩擦的急先鋒，且投敵叛變現象嚴重。（五）國共敵后游擊戰的結果大不一樣。共產黨的游擊戰由小到大，成為戰勝日寇最重要的武器。而國民黨的敵后游擊戰卻是由大變小，所起的作用與日俱減。（參見趙萬鈞：《抗戰時期國共敵后游擊戰之比較研究》，《河北學刊》1995年第 2期﹔莫岳雲、郭鐵：《試論國共兩黨敵后抗日游擊戰的關系》，《抗日戰爭研究》1997年第 1期﹔孫澤學：《國民黨敵后游擊戰述論》，《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97年第 4期。）因此，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游擊戰爭動員了億萬人民群眾，點燃了人民戰爭的燎原之火，逐步實現了收復國土、解救人民的目的。這種對敵人后方的深入持續打擊，本身就是一種戰略上的攻勢作戰。到抗戰勝利前夕，正面戰場棄守的淪陷區已大部分成為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一億多人口的領土得以光復，敵佔區被壓縮成了點線孤島，為抗戰勝利奠定了基礎。（參見《如何正確認識抗日戰爭研究中的幾個熱點問題——專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張宏志》，《黨的文獻》2015年第 4期。）反之，國民黨在敵后雖有游擊隊，但絕大多數沒能堅持下來，沒有形成戰略意義上的游擊戰場，其規模、效果都無法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游擊戰相比，對抗日戰爭全局的積極影響十分有限。（參見肖一平：《略論中國抗日戰爭的特點》，《科學社會主義》1997年第 4期。）
五、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的歷史貢獻
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武裝力量，是堅持抗戰到底、奪取抗戰勝利的決定性力量，是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的重要體現。中國共產黨所開辟的敵后戰場的歷史地位和作用，是學者們持續關注的課題。改革開放以來，敵后戰場的研究進一步深化，在研究主題、范圍、深度上都體現出新的拓展。
第一，從更為廣闊的視野出發研究敵后戰場的歷史作用。
從全民族抗戰、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角度研究敵后戰場，是近年來的重要趨勢。學者們普遍認為，敵后戰場是中國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中國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從中國近代革命史角度看，解放區戰場的開辟和發展，是民族戰爭條件下的農村包圍城市，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奠定了基礎。 （參見王淇主編《砥柱中流——抗日戰爭中的解放區戰場》，第 537頁。）
第二，強調全民族抗戰路線對抗日戰爭勝利所起根本性作用。
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深入敵后發動游擊戰爭，陷敵於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為逆轉敵我軍力優劣之勢，發揮了正面戰場無法替代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這條路線使得敵后抗日根據地不斷鞏固壯大，為后來建立一個新國家和新社會准備了條件。（參見齊德學：《中國抗日戰爭與民眾》，《軍事歷史》2008年第 5期﹔辛融：《人民戰爭的勝利》，《光明日報》2005年 9月 13日。）
第三，從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深入研究敵后戰場的歷史地位。從政治前途、軍事戰略、社會建設等角度綜合看。敵后戰場是使日本帝國主義走向失敗的主要因素﹔粉碎了日軍鞏固佔領區的企圖，牽制和消耗大量日軍兵力﹔沉重打擊了日本“以戰養戰”戰略﹔在戰略上有力配合了正面戰場的作戰，維持了全國團結抗戰的局面﹔（參見李東朗：《中國共產黨抗日游擊戰研究》，《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學報》2014年第 2期。）改變了敵我力量對比，為戰略反攻創造了條件﹔在精神上成為中華民族不可戰勝的象征，是捍衛國土支撐抗戰的堡壘﹔敵后戰場還是改造國家制度的試驗田，是共產黨精心設計和塑造的“民主中國的模型”。（參見史天經：《“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關於抗日戰爭的研究與宣傳》，《青年記者》2005年第 10期。）
從抗日戰爭的不同階段看。學界認為，全國抗戰初期，敵后戰場的開辟與擴大，改變了中國戰場的戰略格局和態勢，對迎接相持階段的到來發揮了重大作用﹔相持階段，敵后戰場逐步上升為中國抗戰主戰場，成為戰略大反攻的出發地和爭取抗戰勝利的戰略基地﹔（參見劉庭華：《論敵后戰場的歷史地位》，《北京中國抗日戰爭史研究會建會 20周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出版社 2012年版，第 271—280頁。）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后，敵后戰場成為支撐危局的中流砥柱﹔抗戰后期，解放區戰場開始了局部反攻，加速了戰爭的最后勝利。（參見胡德坤：《中日戰爭史研究》，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 300—318頁。）
從殲敵數量和比例上看。當前，學界普遍採納的敵后戰場八年抗戰的殲敵數字是，作戰12.5萬次，殲滅日偽軍 171.4萬人，其中日軍52.7萬人，偽軍 118.7萬人。有論者提出，從殲滅日軍絕對數字看，國民黨多於我軍，但按軍隊人數比例計算，中共軍隊殲滅日偽數則多於國民黨兩倍。（參見張廷貴：《從若干材料看我軍在抗戰中的主力軍作用》，《軍事歷史》1985年第 4期。）因此，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武裝力量及其所開辟的敵后戰場，是抗擊侵華日軍的主力。對於這個結論所據以計算的國共兩黨公布的數字，有學者提出質疑，認為其准確性值得推敲。事實上，對於這一問題，已有學者關注並作出了客觀分析：“兩個戰場抗敵的比例，經常有些變化。數字的計算，因學者們各自的計算方法不同，自然略有出入。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敵后游擊戰爭已奠定了基礎，成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魏宏運：《抗日游擊戰爭推動了抗日戰爭的歷史進程》，《光明日報》1991年 10月 23日。）也有學者在對日本的戰報和我方統計數字作逐年對比之后得出結論說，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武裝力量（不含東北抗聯，有的年份不含新四軍和華南抗日游擊縱隊的抗敵偽數），從 1938年 10月到 1945年 8月中旬的七年間，平均抗擊了侵華日軍的50%。因而，說八年抗戰，中共抗擊了侵華日軍的半數左右，是可以成立的。這與抗戰后中共文獻的統計是一致的。（ 參見胡哲峰：《中共文獻統計的敵后抗擊日偽軍比例數初探》，《抗日戰爭研究》1995年第 2期。）
第四，對敵后戰場相關熱點問題作出及時回應。
近年來，在肯定國民黨正面戰場歷史功績的同時，學界出現了某種極端化傾向，即對敵后戰場的歷史地位刻意貶損，甚至歪曲史實。這些認識雖然大多出現在網絡上，但其消極影響不容忽視。其中較流行的一種說法是，在抗日戰爭期間，中共軍隊隻犧牲了 1位將領，而國民黨軍隊卻犧牲了 100多位將領，這怎麼能說明中共是在堅決抗日？怎麼說明中共是抗日的中流砥柱？
對此，黨史工作者作了系統反駁。有學者提出，以犧牲的將領多少為標准來評價國共兩黨在抗戰中的作用，是個偽命題。敵后戰場的游擊戰的成績，說明黨領導的人民軍隊雖然數量不及國民黨軍隊，但事實上已成為抗日戰爭的主力軍。（ 參見石仲泉：《對歷史少一點誤讀，多一份尊重——關於抗戰史幾個熱點問題的辯正》，《北京日報》2015年8月3日。） 還有論者具體分析了抗戰期間犧牲的中共將領群體，認為以下原因造成了人們認識上的缺失：其一，由於國共合作后八路軍的編制減少，許多中共軍隊的將領實際上是降格任職。新四軍更是在反共高潮中被撤銷了番號。抗戰中犧牲的許多中共部隊高級軍官，並沒有被授予同等軍銜。其二，國民黨為了限共、防共，沒有給共產黨將領以同等待遇。據統計，在抗日戰爭中，共產黨軍隊犧牲的旅以上指揮官不少於國民黨方面。僅東北抗聯就有 70位以上的中共將領在抗戰中獻出了生命。其三，抗戰期間，中共部隊在軍銜制上沒有形成系統的制度和管理體系。其四，中共部隊一直沒有按照國際慣例，追加在抗戰中犧牲的將領軍銜。其五，新中國成立后首次授予軍銜時，對抗日戰爭中犧牲的中共將領僅僅追認為烈士，沒有進行軍銜追加。（參見朱成山：《抗戰期間犧牲了多少共產黨將領？》，《北京日報》2015年 6月 1日。）
六、關於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的關系
由於歷史原因，長期以來，海峽兩岸研究者在兩個戰場的歷史作用問題上各執一端，得不到統一的或接近的認識。改革開放以來，這個問題的討論取得了很大進展，出現了不少有影響的學術成果。同時，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
第一，重新認識兩個戰場的劃分。
學界在這個問題上的共識是，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是中國抗日戰場的兩個組成部分。從本質上說，它們是由敵我力量對比決定的，是統一的持久戰戰略方針下合理的分工﹔從作戰范圍看，它們是根據國共兩黨在不同戰線、不同區域作戰而界定的，統一於中國的抗戰大局，少了任何一個都不是完整的抗日戰爭。抗日戰爭是全中華民族共同抵抗日軍侵略的戰爭，而不是兩國三方的軍事較量。（參見阮家新：《統一的完整的抗日戰爭之芻議》，《中共黨史研究》1993年第 5期。）
有學者認為，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的劃分是不科學的，因為中共所統轄的部隊也曾在正面戰場作戰，而國民政府軍事機構也曾有相當一批軍隊在敵后作戰。(參見張憲文：《關於抗日戰爭研究幾個問題的思考》，《南京大學學報》2005年第 4期。）中國抗日戰爭在空間上出現了錯綜復雜、犬牙交錯的局面，正面戰場與敵后戰場只是軍隊在空間布局的一種態勢，因此將兩個戰場截然歸屬某一個黨是不符合史實的。（ 參見邱錦、戚厚杰：《八路軍在太原失守前的抗日應為正面戰場作戰——兼與劉庭華先生等商榷》，《民國檔案》2007年第 3期。）事實上，抗日戰爭兩個戰場的劃分，從國共兩黨所承擔的作戰任務、作戰范圍來看，其界限是比較清楚的。在一些具體戰役上，兩個戰場雖存在交叉情況，但並不足以改變或模糊這種界限。
第二，從抗戰全局角度看待兩個戰場關系。
在兩個戰場關系問題上，學界趨向一致的觀點是，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是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配合斗爭的結果。正是有了兩個戰場的互相配合，共同御敵，構成中國抗戰的統一體，才保証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始終不致破裂，保証了抗日戰爭成為一場持久戰，使日軍陷入了兩個戰場的牽制中不能自拔，最終使抗戰能夠全面開展，取得最后勝利。（參見阮家新：《試論中國戰場和中國戰區》，《黨史通訊》1985年第 9期。）
我國史學界在評價正面戰場的歷史地位時，曾經有過基本否定和不加分析地全盤肯定兩種傾向。針對這種簡單化和形而上學的研究方法，有研究者提出了明確的批評，認為無論片面肯定或否定哪一個戰場，實際上都只是承認抗日戰爭的一半，而不承認另一半。（參見阮家新：《統一的完整的抗日戰爭之芻議》，《中共黨史研究》1993年第 5期。）如果沒有敵后戰場的努力斗爭，中國抗戰無法堅持到最后勝利。沒有國民黨領導的正面戰場的長期堅持，中國抗戰也無法堅持到最后勝利。（ 參見劉大年：《抗日戰爭與中國歷史》，《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 5期。）
學者們指出，研究兩個戰場的地位與作用，應該從抗日戰爭的全局和全過程著眼。國民黨軍擔任正面戰場作戰，以打正規戰為主﹔八路軍擔任側面及敵后作戰，以打游擊戰為主，並且在總的戰略下進行獨立自主的敵后抗戰。這一分工和部署，本身就是統一的戰略方針的一部分。兩個戰場的形成，也是這一方針合乎邏 輯的發展。兩個戰場都很重要，在戰略上互相協同，構成中國抗日戰爭的整體。（參見郭汝瑰、黃玉章主編《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 40—48頁。）
關於兩個戰場相互配合的具體形式，研究者們認為，兩個戰場的相互配合，主要是對日作戰中的戰略協同。在抗戰初期，兩個戰場在戰略、戰役和戰斗中都進行過許多配合。在相持階段，雙方斗爭日益尖銳，軍隊在戰役和戰斗中的配合日益減少乃至停止，但兩個戰場還保持著互為需要的戰略配合關系﹔第三階段，兩個戰場的對立和各自的獨立性更為突出，但是戰略上的相互配合仍維持到抗戰結束，基本上是一種戰略策應、掩護的關系。（參見徐焰：《抗日戰爭中兩個戰場的形成及其相互關系》，《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 4期。）
第三，具體分析抗日戰爭的主戰場問題。
關於這個問題，分歧比較多，爭論也比較多。多數研究者強調敵后戰場的主要地位，認為從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的殲敵人數、抗擊敵軍的比例、解放的國土面積來看，敵后戰場在戰略上起了主要作用，成為戰勝敵人的“決定性戰場”。（參見卜力：《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和作用》，《黨史資料與研究》1985年第 4期﹔傅吉慶：《論中國抗日戰爭的兩個戰場》，《中共黨史研究》1995年第 5期。）另一些研究者則強調正面戰場的作用，指出中國抗戰的主要戰場始終是正面戰場，對日作戰的主要戰線就是抗戰正面戰場。中國共產黨開辟的敵后根據地，在抗戰后期成為敵后戰場的主要部分。（參見馬振犢：《血染輝煌——抗戰正面戰場寫實》，第 10頁。）還有學者提出，從戰略角度來看，敵后戰場和正面戰場一樣，都是中國抗日戰爭的主戰場。（參見榮維木：《中國共產黨抗日持久戰的戰略與實踐》，《求是》2015年第 15期。）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著重從抗日戰爭進程的動態發展中，分階段研究兩個戰場的作用。他們認為，兩個戰場的主次有發展變化的過程，特別是國民黨的抗戰，經歷了由不抵抗到積極抵抗，進而消極抵抗的變化。共產黨在抗戰中的作用，也是逐步得到發揮的。（參見張憲文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1931—1945）》，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1年版，第 4頁。）總的趨勢是，國民黨正面戰場的地位和作用不斷下降，敵后戰場的地位和作用不斷上升，逐漸成為抗戰的重心，敵后軍民逐漸成為堅持抗戰的主要力量。（參見劉庭華：《略論抗日戰爭中兩個戰場的不同歷史地位》，《黨史資料與研究》1985年第 5期。）
戰略防御階段的主戰場是正面戰場，戰略相持階段的主戰場逐步由正面戰場向敵后戰場轉移，這是學界的基本認識。但在主戰場轉移發生的具體時間上，則有較大分歧。
大多數學者認為，相持階段到來后，敵后戰場的戰略地位逐漸突出，開始獨立承擔抗擊日軍的重任，成為中國抗日的主戰場，正面戰場下降到次要位置。對此，有論者提出，在相持階段，國民黨軍隊也曾進行過好幾次大的戰役，不宜籠統地說相持階段敵后戰場就是抗日戰爭的主戰場。（參見吳明：《中國現代史學會“七七”抗戰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綜述》，《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 6期。）
有學者從實力變化角度出發，對兩個戰場地位發生根本轉變的時間作了探討，指出敵后解放區戰場成為抗日的主要戰場，開始於 1938年 10月武漢淪陷之后，完成於 1940年 8月至12月的百團大戰。（參見胡德坤：《中日戰爭史研究》，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 318—330頁。） 也有論者認為，1944年前后，敵后戰場成為抗日戰爭的主戰場。（ 參見葉智美：《中國抗日戰場宏觀問題研究綜述》，《黨史文苑》2005年 10期。）還有的學者則根據國民黨抗戰的具體情況判斷抗戰主戰場的變化：1937年至 1939年中國抗戰的主戰場是國民黨戰場﹔1939年到 1940年，主戰場向解放區戰場轉移﹔1941年后，國民黨基本消極抗戰，解放區戰場為主戰場﹔1944年后，國民黨戰場又成為主戰場﹔1945年戰略反攻時，解放區戰場又成為主戰場。（參見子規：《第二次世界大戰史暨中國抗日戰爭史學術討論會綜述》，《文史雜志》1989年第 1期。）
在認識不統一的情況下，學者們在研究中採取了不同的處理方法。有的著作避開主戰場問題，代之以“敵后戰場在決定整個戰場運動和戰爭結局中的地位越往后越顯著”或“國民黨與共產黨兩個重心並存”的提法。（參見劉大年、白介夫主編《中國復興樞紐》，北京出版社 1997年版，第 4頁。）
七、結 語
由上述梳理可見，改革開放以來，關於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這一議題，學界已經取得了不少成果，體現出積極的深化與拓展。但勿庸諱言，也出現了有些研究成果的創新性、科學性不夠等問題，留下了繼續探討的空間。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25次集體學習時明確指出：“我們的抗戰研究還遠遠不夠，要繼續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深入開展抗戰研究，“必須堅持正確歷史觀、加強規劃和力量整合、加強史料收集和整理、加強輿論宣傳工作，讓歷史說話，用史實發言，著力研究和深入闡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意義、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重要地位、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關鍵等重大問題”。（《人民日報》2015年 8月 1日。）這些論述，為我們進一步推動研究，更好地服務大局指明了方向。
第一，處理好政治性與學術性的關系。黨史研究的特殊性，很大程度上體現在它是政治性與學術性的高度統一。“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關鍵。”（《人民日報》2014年 9月 4日。）這個重要論斷，是以黨領導抗日軍民艱苦奮斗、取得勝利的客觀歷史為依據的，是整體的抗日戰爭史研究的基本結論。對這個論斷做學術探討，一是要遵循史學研究的科學原則，史論結合，論從史出，把歷史結論建立在翔實准確的史料支撐和深入細致的研究分析基礎上，為說明、闡釋它提供扎實的學理支撐﹔二是要堅持研究的正確方向，把握正確導向，善於從紛繁復雜的歷史表象中看到本質、看到主流，不輕易隨波逐流。當前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都與對這兩點認識不足有密切關聯。將政治性與學術性有機結合起來，是做好黨史研究工作的必要前提，也是中共抗戰史研究必須處理好的理論問題。
第二，進一步深化相關重大問題的研究。當前，中共抗戰史的一些重要理論觀點、重要史實，都不同程度地遇到了挑戰，影響到對黨的中流砥柱作用的研究與宣傳，這就為今后的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具體說來，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加強宏觀理論研究。結合新的歷史條件和學術背景，對相關基本提法、基本結論作更加深入全面的理論闡發，避免用碎片化的歷史描述，消解對宏大敘事的關注與探討﹔二是著力進行熱點、難點問題研究。比如，從總體上把握國共兩黨對抗戰所作貢獻，把握局部抗戰和全國性抗戰、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中國人民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大關系等，都需要黨史工作者在全面掌握新材料、新觀點的基礎上，作出更為客觀的、有說服力的回答﹔三是深化對重大歷史關節點的研究。比如，對平型關戰役、百團大戰等重要歷史事件作更為詳盡深入的探討，進一步厘清事實，深化認識，推動中共抗戰史研究邁上新台階，更好地說明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歷史地位。
第三，堅持唯物史觀的科學指導，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當前，許多問題爭論的關鍵，都在於能否用科學的方法、客觀的態度來開展研究。比如，針對以往抗日戰爭史與黨史研究不加區分的問題，新時期以來，學界提出要研究完整的抗日戰爭史，客觀評價國民黨在抗戰中的歷史作用。這當然是對的。但在學術實踐中，不少研究者又把黨史研究與抗戰史研究割裂開來，對立起來，著重講國民黨的抗戰功績，少講甚至從總體上貶損共產黨的抗戰功績，在學術界產生了消極影響。對此，我們除了對具體問題作出及時回應外，更應當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一般方法，全面地、辯証地研究抗日戰爭歷史，對國共兩黨的歷史貢獻作實事求是的分析，把全民族抗戰的研究視角與維護黨的歷史地位有機統一起來，把抗戰史研究與黨史研究有機統一起來，而不是就事論事，囿於表象，形而上學地看待相關問題，得出極端的、片面的結論。用唯物史觀認識和記述歷史，是堅持正確方向、把握正確導向的基礎與根本。堅持這個研究方法，我們才能獲得經得起歷史考驗的研究成果，真正做到把黨的歷史和理論研究好、闡釋好。
〔作者李珍，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研究員，北京 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15年第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