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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就很重視華南地區及香港革命力量的發展。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共中央派遣薛尚實、張文彬等優秀干部到華南地區建立健全黨的組織系統，領導當地的抗日游擊戰爭。香港黨組織在毛澤東游擊戰和持久戰理論的指導下，建立了敵后游擊根據地，並通過團結社會各階層、成立民主政權、宣傳動員民眾、開展學習和整風等一系列行動進行了堅決的斗爭，不斷鞏固成果，擴大抗日力量。香港的抗日游擊戰有其自己的特色：一是海上游擊戰成為主要戰斗形式﹔二是採取突襲或偷襲等靈活迅速的戰術方式，避免過多暴露自己，連累群眾﹔三是利用區位優勢，積極與盟軍聯合作戰。香港的抗日游擊戰場既在團結國內抗日力量和進步人士、建立國內抗日統一戰線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又是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共產黨的支持和領導下，保衛中國同盟等民間團體和組織為抗戰積極尋求國際援助，為抗戰募集資金、財物，有力地支援了中國人民的抗日斗爭。
[關鍵詞 ]香港﹔游擊戰﹔抗日戰爭﹔統一戰線﹔保衛中國同盟
太平洋戰爭爆發時，香港已經被英國殖民統治了99 年，國民黨在香港的力量也根深蒂固。日軍侵佔香港后，駐港英軍全被囚禁，港英政府管治權崩潰，國民黨亦放棄抗日、雞飛狗走。這時，隻有勢單力薄、少錢少槍的中國共產黨領導香港群眾繼續抗日，開辟敵后游擊戰場。研究和描述中共游擊隊在敵后抗戰歷史的成果很多，但具體到香港抗戰的則較為少見。
一、中共中央開辟的華南革命根據地
華南地區是革命的發源地之一。1922 年的香港海員大罷工和1925 年廣州群眾為聲援五卅運動的大游行展示了工人階級的力量。與轟轟烈烈的工人運動相呼應，這一時期的農民運動亦在華南地區蓬勃發展。1923 年，由彭湃領導的海豐總農會在海豐縣城正式成立。1924 年10月，彭湃等領導成立了廣寧農民協會，建立了縣農民自衛軍。
1925 年9 月，國民政府第二次東征陳炯明，周恩來任東征軍總政治部總主任。11 月3 日，周恩來率第一師第一、第三團進駐揭陽，指示揭陽中共黨組織要全面開展革命群眾運動，強調工農運動是國民革命的基石。21 日，國民政府任命周恩來為廣東東江各屬行政委員，管轄惠（州）、潮（州）、梅（縣）和海陸豐下屬25 縣行政工作。在任期間，周恩來積極支持工農運動，關心農民武裝建設，舉辦各種工農運動人員講習所，為東江的工農運動培養骨干。於是，海陸豐、潮汕各地的農民運動蓬勃發展，有組織的農民達到40 萬人，並建立了農民自衛軍、農軍等武裝組織。周恩來為東江地區的工農運動和武裝力量奠定了扎實的基礎。
1927 年8 月1 日，南昌起義爆發。周恩來、朱德、聶榮臻率領起義部隊南下，向東江地區進軍。起義部隊根據當地的實情，總結經驗教訓，與國民黨軍隊進行了頑強的斗爭，並作好了進行“長期的革命斗爭”的准備。11 月13 和18 日，陸豐縣和海豐縣相繼成立蘇維埃政府，這是中國成立的首個蘇維埃政權。中共南方局派顏昌頤、王備、黃雍等到東江，組織東江特委，擴編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團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二師。廣州起義失敗后，起義部隊約500 多人到達東江地區，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師。這些革命的火種，經歷住了國民黨的殘酷鎮壓，為抗戰時期建立東江縱隊提供了條件。周恩來、聶榮臻等多位中共領導人親自領導東江地區的革命斗爭，為華南和東江地區黨的組織和軍隊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
1936年 9月，北方局派薛尚實到香港成立中共南方臨時工作委員會（簡稱南臨委），負責健全廣東和香港的各級黨組織。12月，南臨委組建首屆中共香港市工委和香港海員工委，直接領導海員黨組織。1937年 4月，南臨委在香港開辦黨員干部訓練班，加強各地黨組織和抗日救亡運動的領導力量。
1938年 10月 12日凌晨，日軍登陸大亞灣。翌日，中共中央電示中共廣東省委和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組織抗日武裝，建立根據地，開展游擊戰。10月中旬，廖承志召集中共香港市委成員開會，決定派曾生、周伯明、謝鶴籌到惠陽縣坪山組織人民抗日武裝。12月 2日，惠寶人民抗日游擊總隊在惠陽淡水周田村正式成立，曾生任隊長。在此之前，東莞縣委已在 10月 15日成立了東莞模范壯丁團，隊長王作堯。兩支部隊經過多次襲擊日偽軍之后，聲勢漸盛，人數增加到 800多人。1940年 6月 10日至 12日，曾、王部隊在大嶺山百花洞擊斃日軍大隊長長瀨和日敵五六十人，聲威大振。9月，曾、王兩部按照省委決定改稱“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分別開辟了大嶺山和陽台山兩個抗日根據地，部隊人數發展到 1000多人。
為了開辟和鞏固華南地區的革命根據地，中共中央派遣了一些優秀干部到華南地區開展工作。1937年 9月，中共中央從延安派張文彬到廣東，正式組成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1938年 4月，中共廣東省委正式成立，張文彬任省委書記，梁廣任常委兼職工部長，薛尚實任組織部長。省委之下設軍事委員會，尹林平任軍委書記。此外，派到香港八路軍辦事處工作的廖承志、潘漢年和劉少文，不僅是經歷長征考驗的老紅軍，更具備流利的外語能力、豐富的統一戰線工作經驗。這些精選干部都是一時俊杰，都是中央針對華南和香港工作需要派遣的能夠獨當一面的大將。
二、香港敵后游擊戰場的開辟
香港雖然是國際通商口岸，但其敵后游擊戰仍然參照中共在敵后其他地區開展游擊戰的做法進行。如按照毛澤東游擊戰理論和實戰經驗開辟敵后游擊根據地﹔部隊架構由縱隊、大隊、中隊以至小隊，每隊除指戰員外，都設有政治委員或政治指導員﹔部隊除負責戰斗的武工隊之外，也有一支負責宣傳工作、人數龐大的民運隊伍﹔部隊也出版了一份報章，作為宣傳刊物，讓群眾知道游擊隊和淪陷區並不孤立。香港亦像全國游擊區一樣有民主政權，通過選舉產生政府，經濟政策亦依照內地政策，保護和照顧各階層利益。
（一）按照毛澤東游擊戰理論建立敵后游擊根據地
英軍和國民黨軍隊都不懂如何進行游擊戰，沒有打游擊戰的能力。香港能夠成功展開敵后游擊戰，是因為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游擊隊的政委尹林平就具備豐富的游擊戰實戰經驗和開辟革命根據地的經驗。他知道處於敵后的游擊戰爭，先要建立根據地。根據地是游擊戰爭賴以執行自己的戰略任務，達到保存和發展自己、消滅和驅逐敵人之目的的戰略基地，沒有這種戰略基地，一切戰略任務的執行和戰爭目的的實現就失掉了依托。
毛澤東指出，建立根據地的基本條件有三個：一個抗日的武裝部隊﹔使用武裝部隊並配合民眾去戰勝敵人﹔用一切力量，包括武裝部隊的力量在內，去發動民眾的抗日斗爭。（ 參見《毛澤東選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423頁。）華南和香港的抗日根據地就是根據毛澤東的游擊戰理論逐步建立起來的。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隨時關注著日軍的行動，日軍進攻香港的當日，游擊隊即進入香港新界地區，為建立游擊根據地完成了第一個基本條件。接著，游擊隊打擊土匪、漢奸、特務和日軍，不斷獲勝，打出了游擊隊的軍威，在人民群眾中樹立了威信。老百姓認識到游擊隊不是一般欺壓他們的兵痞土匪，而是一支有政治信仰能保護他們的人民子弟兵。第二個建立根據地的基本條件也已經具備。尹林平有開辟閩南游擊根據地的實踐經驗，知道部隊沒有人民群眾的支持，便像一條離開水的魚，是不可能生存和發展的。游擊隊派民運工作隊深入群眾宣傳，隊員三個月之內便學會了客家話，很快便融入群眾之中。他們與群眾同食、同住、同勞動，成為了人民群眾的一分子，成為了香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群眾視游擊隊員為至親，有的民眾為保守游擊隊的秘密而犧牲了生命。這樣，三個條件都已具備，香港抗日根據地便在毛澤東戰略理論的指導下成功建立起來了。
（二）執行中共中央政策
第一，團結社會各階層。1937年 8月 1日，《中央關於南方各游擊區域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停止沒收地主土地財產，注意改善群眾的日常生活……盡可能利用一切合法的斗爭方式，求得群眾生活的改善（如增加工人雇農的工資，改良待遇，減租、減息、減稅）。”（《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0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85年版，第 298頁。）1943年香港大飢荒，人民生活非常困難，游擊隊發動群眾生產自救，組織互助合作社，積極幫助群眾解決溫飽問題。1938年，劉少奇提出，游擊戰爭的經濟政策是保護各人的私有財產，保護商人的營業自由，保護工廠的開工和地主土地的私有。奸商應該取締，但需慎重執行。他強調：“為了共同抗日，應該設法減少中國人民內部的磨擦與相互的斗爭，以免被日寇所利用﹔應該號召人民團結起來共同抗日，應該去調解人民之間的斗爭與磨擦。”（《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0冊，第 435頁。）因此，東江縱隊（1944年廣東人民游擊隊更改番號為東江縱隊）和港九大隊都是執行中共中央指示來處理奸商和群眾的關系，主要採取較為寬容的批評、勸導手段來維持秩序，沒有一些書籍所說的盲目採取“大鋤奸”“鎮壓”手段的情況。
第二，成立民主政權。香港抗日根據地建立和鞏固之后，1944年又建立了元朗、大嶼山、沙頭角、西貢、市區、海上等六個中隊。游擊隊為了進一步團結群眾，決定成立政權組織。為避免日軍掃蕩，組織沒有採用政府名稱，只是稱為“聯防會”。聯防會按照團結各階層人士共同抗日原則，由鄉村士紳、基層群眾代表、游擊隊成員聯合組成。正副會長由群眾大會民主投票產生，每區聯防會設一主任，區之下有村，村長亦經民主選舉產生。聯防會的主要任務是保衛家鄉，設有軍事委員會、經濟小組等。
第三，宣傳動員。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參照解放區的經驗，出版了《新百姓》《大家團結》和《東江民報》等報刊，其后集中資源出版游擊隊的機關報──《前進報》，報道全國的消息，刊登解放區的重要新聞，讓民眾知道全國的革命形勢。經過社長楊奇的艱苦經營，《前進報》通過交通站發行到東莞、惠陽、寶安各個墟場，影響很大。1945年，《前進報》發行范圍已不限於游擊區，而是擴大到廣州郊區甚至廣州市淪陷區。《前進報》報社還出版東江縱隊政治部的《政工導報》雜志以及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和朱德的《論解放區戰場》兩本書籍，並發行到淪陷區去。尹林平還在部隊專門成立了民運部，調原東江華僑服務團團長葉鋒當部長，從地方黨組織和部隊中抽調一批有獨立工作能力、能掌握黨的政策、作風艱苦朴素的男女干部組成一支民運隊，去做細致的群眾工作。游擊隊十分重視香港特有的漁民和海員群眾，派專門干部向他們宣傳共產黨和抗日游擊隊的政策主張，使其成為海上游擊戰的重要支柱。游擊隊有效的宣傳和動員工作，為鞏固游擊根據地和進行敵后游擊戰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四，學習和整風。香港游擊隊干部除執行戰斗和非軍事任務外，亦會定期參加訓練班，學習政治理論和戰斗技巧。如西貢聯防隊主任鄧振南曾到西貢赤徑高塘村參加軍政學習班，學習戰斗技巧、游擊戰戰術等軍事知識以及馬克思主義理論。1943年延安指示根據地開辦整風學習班，整頓學風、黨風和文風。東江縱隊嚴格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開辦了整風學習班，學習和討論相關文件、著作。
三、香港游擊戰場的特色
敵后游擊戰是整個中華民族反擊日本侵略者的神聖抗戰，北起白山黑水，南至椰林海嶼，所有淪陷區都是游擊隊馳騁的戰場。因地理條件不同，各抗日根據地的戰爭有不同的模式，
如平原游擊戰、鐵道游擊戰、海上游擊戰等，香港游擊戰有以下幾個特色：
（一）海上游擊戰。1938年 5月，毛澤東在談到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時指出：游擊根據地大體不外三種，山地、平地和河湖港汊地。但各個抗日黨派和抗日人民，至今尚少注意利用河湖港汊地組織游擊戰爭和建立游擊根據地。毛澤東認為：“缺少了這一方面，無異供給敵人以水上交通的便利，是抗日戰爭戰略計劃的一個缺陷，應該及時地補足之。”（《毛澤東選集》第 2卷，第 421頁。）同年 10月 12日，周恩來起草致國民黨軍事當局意見書，這份題為《對日寇進攻華南的初步分析及建議》的意見書中指出：“加緊動員廣大民眾，特別是沿海人民及漁民，發揚廣東革命精神，配合軍隊，實行自衛。”（《周恩來年譜（1898 ─1949）》（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年版，第 432頁。）領導海員運動的廖承志和曾生認識到海洋戰略的重要性，1941年冬籌組了武裝船隊，從海上打擊敵人，開辟了海上游擊戰場，使香港及其鄰近海域成為海上游擊戰的其中一個主戰場。（參見《曾生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 1992年版，第 350—359頁。）這個戰場不僅配合了陸上游擊戰，在抗戰期間屢挫日偽海軍的運輸船隻，而且為新中國海軍培養了一批優秀干部。
海上游擊戰是香港游擊戰場的主要戰斗形式，有力打擊了香港鄰近海域的敵人。香港海上游擊戰的開展，一定程度上填補了毛澤東所說的敵后游擊戰的“缺陷”。
（二）城市游擊戰。城市游擊戰的戰斗模式與山地游擊戰、平原游擊戰、鐵路游擊戰和海上游擊戰有很大差別。在人煙稠密的市區與敵人發生軍事沖突，一方面容易誤傷同胞的生命和財產，另一方面更可能導致敵人的瘋狂報復。因此，中共中央指示港九大隊在香港市區的軍事行動應有所節制。（參見《東江縱隊志》，解放軍出版社 2003年版，第 512頁。）游擊隊在市郊農村活動時，一般白天在村，晚上便到山上住宿。如非必要，游擊隊避免在村內與日偽漢奸發生軍事沖突，以免村民遭受報復。游擊隊在市區和鄉郊的活動，一般都行動迅速，用突襲或偷襲戰術，打了就跑，不留痕跡。為方便活動，市區游擊隊棄長槍不用，改用便於收藏在口袋中或油紙傘包裹的短槍。因此香港市區游擊戰的武裝隊伍被稱為短槍隊。
（三）與盟軍聯合作戰。1944年 2月 11日，美國飛行員克爾中尉率機隊空襲啟德機場，座機中彈著火，跳傘降落，九龍地面的日軍正仰望天空等待捉俘時，一陣大風，把克爾中尉從九龍獅子山的南面吹過了山脊，飄落到北面的沙田，后被游擊隊員救起，隱藏於山洞之中。日軍出動上千人在沙田大舉掃蕩，游擊隊採取圍魏救趙戰略，先后在九龍塘槍殺漢奸陸通譯，炸毀啟德機場日軍戰機和汽油庫，爆破九龍市區窩打老道火車鐵橋，並在香港市區散發大量宣傳品，讓日軍以為游擊隊將要進攻市區要地，被迫調回在沙田進行掃蕩的軍隊，游擊隊遂趁機將克爾中尉救離香港送回桂林。此事后，美軍十四航空隊陳納德將軍便考慮與東江縱隊合作，請游擊隊幫助拯救被擊落的美機飛行員，提供日軍情報。1944年，經中共中央復電同意，東江縱隊設置了一個由袁庚主持的聯絡處，作為特別情報部門，專門負責與美軍航空隊聯絡，交換日軍情報。1944年 5月 26日，游擊隊與美軍十四航空隊合作，在大亞灣擊沉一艘日軍艦艇。
四、香港游擊戰場的中國抗日統一戰線 和國際抗日統一戰線
（一）統一戰線是戰勝日本的必要條件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澤東在延安發表了《論持久戰》的講演，指出中國在三個條件之下能戰勝並消滅日本帝國主義的實力：“第一是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二是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內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運動的興起。”（《毛澤東選集》第 2卷，第 443頁。）因此，抗日統一戰線由兩部分組成：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與其他政治力量、軍隊、工農群眾、青年、婦女、華僑等群眾團體團結合作組成的“中國抗日統一戰線”﹔與蘇、英、美等所有反法西斯侵略國家和人士團結合作組成的“國際抗日統一戰線”。毛澤東指出，如果我們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陣線，形成了一個太平洋的外線作戰，便可以圍剿法西斯日本了。（ 參見《毛澤東選集》第 2卷，第 427頁。）
1940年 9月 27日，德、意、日在柏林簽訂《德意日三國同盟條約》。29日，周恩來警告說：“日寇在其解決中國問題的迷夢幻滅以后，日寇不得不更積極南進，以求解決國內矛盾和國防上的資源供給。”（《周恩來軍事文選》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7版，第 271頁。）他判斷日本新任首相近衛文麿將會不顧一切地發動太平洋戰爭。1941年 6月 22日，德國發動侵蘇戰爭。翌日，毛澤東發出指示：組織國際統一戰線，同英美及其他國家一切反對德意日法西斯統治者的人們聯合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 (參見《毛澤東選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806頁。） 周恩來亦提議：“運用我們站在東方反日本法西斯強盜的前線地位，聯合東方一切反法西斯的人民、民族和國家，結成更廣大的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周恩來軍事文選》第 2卷，第 342頁。）
香港游擊戰場位於兩條統一戰線的交匯點，是中國抗日統一戰線和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的重要戰場。八路軍香港辦事處遂成為中共中央建立中國抗日統一戰線和國際抗日統一戰線並指揮華南地區的抗日軍事斗爭的重要機構。
（二）中國抗日統一戰線
香港的“中國抗日統一戰線”主要表現在文化領域。抗戰時期，蔣介石殺戮和迫害進步人士，中共中央則強調知識分子的重要性，極力爭取知識分子，強調“文化人與知識分子是非常重要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86年版，第 225頁。）1939年 12月 1日，毛澤東說：“在長期的和殘酷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在建立新中國的偉大斗爭中，共產黨必須善於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戰力量，組織千百萬農民群眾，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展革命的統一戰線。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毛澤東選集》第 2卷，第 618頁。）1940年 3月 11日，毛澤東又指出：“爭取一切進步的知識分子於我們黨的影響之下，是一個必要的重大的政策。”（《毛澤東選集》第 2卷，第 751頁。）根據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以周恩來為首的南方局和所轄機構，通過各種關系，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與廣大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系。
皖南事變后，周恩來親自主持保護文化友人的工作，將文化友人分類分批撤離和疏散。其中茅盾、葉以群、金山、杜國庠、柳亞子、夏衍、鄒韜奮、張友漁、范長江、戈寶權等人，在周恩來和南方局的安排下撤到香港。（參見王福琨、鄧群主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統一戰線工作》，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9年版，第 181頁。）1941年 5月，中共香港文化工作委員會成立，由廖承志、夏衍、潘漢年、胡繩、張友漁五人組成，下設文藝、學術、新聞三個小組。周恩來經常對文化工作的方針和政策作出指示。香港的中共黨員和文化藝術界人士迅速團結起來，積極開展各項抗日愛國運動，為挽救中華民族貢獻力量。
這時，香港新的文化、藝術、教育團體不斷涌現，報紙刊物更是有如雨后春筍，《華商報》《新聞通訊》《光明報》《救國月刊》《時代批評》《筆談》《耕耘》等報刊紛紛出版發行。鄒韜奮主編的《大眾生活》也在香港復刊了。戲劇、歌詠表演和電影制作都十分活躍。它們對於推動香港的文化進步，促進全國抗日民主的發展起了很好的作用。
抗日文化人士的這些進步活動引起了日軍的注意，日軍佔領香港后，立即封鎖各交通要道，意圖圍捕殺戮。廖承志得知日軍准備進攻香港后，要求游擊隊作好應變准備，一旦日軍侵港，立即派部隊進港開展敵后游擊戰，接應在港人員轉移。1941年 12月 7日，中共中央和周恩來分別自延安和重慶同時發電報，指示廖承志：要不惜任何代價，將聚居香港的大批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搶救出來。日軍攻港翌日（12月 9日），周恩來再度急電廖承志，詳細指示轉移在港各界朋友的方法和路線，並特別指示幫助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梁漱溟等離港。（參見《周恩來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 1988年版，第 210 ─ 211頁。） 東江縱隊政委尹林平說：“黨中央、南方局周恩來同志很重視這次搶救工作，我們是在執行中央的指示。”（王曼、楊永：《鐵骨凌霜──尹林平傳》，花城出版社 1998年版，第 116頁。）胡繩也回憶說，東江游擊隊的營救工作，是完全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進行。部隊建立與中央的電報聯系后，把游擊區的情況和營救出來的文化界人士的名單告知中央，中央隨即電報指示下一步如何繼續進行營救，如何安排已到游擊區的人。（參見《勝利大營救》，解放軍出版社 1999年版，第 286頁。）香港大營救全部過程均由周恩來致電前線直接指揮，廖承志的八路軍香港辦事處和沿途的中共地下組織及東江游擊隊，全都參與營救工作。這次行動的第一階段自 1942年 1月 1日起到 6月底結束，在日軍崗哨林立、日本特務遍布的環境下進行，結果不損一員，不被截獲一人，成功地營救了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等文化人士及其家屬共 800多人脫離虎口。第二階段在面積狹小的游擊區進行。如何有效防范國民黨頑軍的掃蕩，保障數百名難友的安全和起居生活成為最大難題，這對人少、槍少、經費少的游擊隊是一個嚴峻的挑戰，但所有文化名流與愛國民主人士都按照周恩來的指示，團結一致，統一行動，最終都安全到達目的地。
“香港大營救”是一次重要的統一戰線行動，充分體現了抗戰時期中共同進步知識分子患難與共、血肉相連、肝膽相照的親密關系。這次營救也增進了游擊隊員與這些文化界人士的相互了解。鄒韜奮到達游擊區時說，游擊隊有的是槍，可以打日本，保衛國家，知識分子有的是筆，可以宣傳抗日，“筆杆子要同槍杆子結合起來”。游擊區群眾對抗日的信心和熱情讓文化人士看到了中國的光明前途。茅盾在《脫險雜記》一文中說：“五六天的時間雖不算多，可是已經足夠使我們親眼看到游擊隊干部們的生活如何艱苦。他們經常吃的是雜糧，病了簡直沒有醫藥﹔國民黨軍隊對游擊隊的封鎖之嚴密和他們對敵人走私之包庇，正好是一個強烈的對照，使得最糊涂的人也認清了誰是人民之友，而誰是借了抗戰的招牌在無惡不作的！”（《勝利大營救》，第 250頁。）
（三）國際抗日統一戰線
淞滬會戰爆發后，周恩來安排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人員部分撤到香港。1938年 1月，周恩來與英國駐華大使商討在香港建立八路軍辦事處的問題，以便接受、轉運華僑及外國友人對八路軍、新四軍的捐贈。隨后，八路軍辦事處在香港皇后大道中 18號 2樓成立。為照顧英國和港英政府的“中立地位”，辦事處不公開挂出招牌，用“粵華公司”名義經營茶葉生意作掩護，老板是連貫，實際由廖承志負責。廖承志與潘漢年兩人一起工作，八路軍辦事處真正辦公的地方在銅鑼灣耀華街一幢兩層的樓房，內設有劉少文負責的同中共中央聯絡的秘密電台。（參見楊奇：《見証兩大歷史壯舉》，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 17 ─ 19頁。）
廖承志一方面領導中共香港文化工作委員會，團結愛國文化人士，進行抗日救亡運動，另一方面積極開展國際抗日統一戰線工作，指示游擊隊與盟軍合作，共同打擊日本侵略者。早在八路軍香港辦事處成立的時候，中共中央就已經擬定了通過香港的國際抗日統一戰線來發動國際力量支持中國抗戰的戰略。毛澤東、周恩來分別發電報給宋慶齡，建議她離開上海前往香港，一方面是考慮她的安全，另一方面是希望她能發揮影響力，呼吁國際和國人救助受戰禍影響的軍民。到港后，宋慶齡很快與廖承志取得聯系，一起研究如何支持抗戰。宋慶齡根據周恩來的建議，把香港變成了一條同外界聯系的通道，以便取得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參見伊斯雷爾·愛潑斯坦：《歷史不應忘記》，五洲傳播出版社 2005年版，第 78頁。）1938年 6月 14日，宋慶齡與宋子文、孫科、馮玉祥、顏惠慶等在香港發起成立“保衛中國同盟”。“保盟”雖然名義上是宋子文主持的國民黨機構，但因為廖承志和廖夢醒的實際工作，最終把“保盟”變成了支持中共抗日根據地的籌募機構和中共中央在香港進行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的重要機構。“保盟”的工作大體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對外宣傳，向國際介紹中國抗戰的形勢和需要，呼吁國際社會援助中國。宋慶齡為此曾多次著文、發表演說。1939年 4月 1日出版的《保衛中國同盟新聞通訊》英文半月刊也多次發出呼吁：第 1期呼吁援助新四軍﹔第 2期呼吁向華北抗日根據地募集 5000條毛毯﹔第3期呼吁為新四軍募集 20000條毛毯，為華東作戰的川軍募集醫藥品﹔第 4期發表《請援助西北》的通訊，呼吁援助陝甘寧邊區的醫院、醫藥工廠、孤兒院、抗日軍政大學，等等。
二是發起募捐、義賣、義演活動，募集抗戰所需的物資。1939年初，“保盟”在全國婦女救援會、中國婦女士兵救濟會等團體的幫助下，募集了 4500多件中國藝術珍品，在紐約、倫敦和巴黎義賣，所得收入全部用於中國的醫療救濟事業。1939年和 1941年，“保盟”在香港發起“一碗飯運動”，籌集到了大量資金。“保盟”將募集到的物資錢財大都用在了為敵后抗日根據地建立完善醫療機構、救助難民、支持國內工業生產上。1941年 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保盟”中央委員先后自香港轉移到重慶。1942年 8月，“保盟”在重慶恢復工作，繼續為中國抗戰募集物資、款項。
三是引介國際友人來華支援抗戰。許多國際友人，如白求恩、柯棣華、米勒、巴蘇、布朗、哈裡森、馬海德、邱茉莉等都是通過“保盟”先后來到中國的。這些國際友人為中國抗戰作出了很大貢獻，有的甚至犧牲了生命。
保衛中國同盟為抗日根據地爭取了大量醫療物資援助和醫護人員服務，是抗戰時期爭取國際援助的重要組織，是中國共產黨國際統一戰線的重要組成部分。
五、小 結
中共中央領導的香港游擊戰，與其他游擊區的創立和發展過程是相同的，執行的政策和制度也是相同的。只是由於地理條件和其他客觀因素，香港游擊戰又有其獨特的形式。中共中央根據香港的具體情況，實事求是地制定相關戰略和政策，一方面爭取和團結文化人士，組成中國抗日統一戰線﹔另一方面又著眼於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全局，突出香港在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中的重要作用，同時以香港為支點，爭取盟軍和國際和平力量對中國抗戰的支持，建立國際抗日統一戰線，間接打破了蔣介石的外交封鎖和軍事進攻。中國共產黨支持成立的民間組織保衛中國同盟，向國際社會爭取了大量捐款、藥物、醫療器材及御寒衣物，動員了很多國際醫護人員和專業人士赴華服務，有力地支援了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抗日斗爭。
大革命時期，周恩來、賀龍、聶榮臻等中共領導人，先后在東江和香港地區領導工農運動，培養革命干部，把南昌起義的槍交給東江地區的革命群眾，播下了革命的種子。抗日戰爭時期，中共中央領導的香港游擊戰，繼承了這一革命火種並使之發展壯大，在抗戰歷史和游擊戰史中寫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
〔作者陳敬堂，香港東江縱隊歷史研究會顧問，香港新界〕
來源：《黨的文獻》2015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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