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文獻》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摘要]山西抗戰特殊局面的開創與形成與毛澤東的謀劃、決策、指導是分不開的。1935年 12月，他起草的《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中明確提出，將紅軍的發展方向放在東邊的山西和北邊的綏遠等省，其中關鍵的一步是在山西開辟新的根據地。1936年 2月，紅軍東征戰略第一步完成之后，毛澤東開始謀劃並實施在山西全省創建根據地的戰略。東征戰役中期，毛澤東明確系統提出“經營山西”，在山西全方位建立發展抗日根據地。在發展山西根據地的同時，毛澤東不失時機地通過多種渠道對閻錫山進行爭取工作，促使閻錫山作出聯共抗日的決定。毛澤東及時與閻錫山商定八路軍入晉抗日和國共兩黨兩軍密切合作協同作戰有關事宜，精心部署八路軍在山西的戰略展開，真誠與友軍同舟共濟，協同作戰，推進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戰略，真正實現了山西抗戰特殊局面的開創。
[關鍵詞 ]經營山西﹔抗日戰爭﹔統一戰線﹔毛澤東﹔閻錫山
抗日戰爭初期，山西成為華北敵后抗戰的中心和主要戰略支點，山西蓬勃興起和發展的國共兩軍團結抗戰的局面，成為整個華北乃至全國的特殊局面。這個局面的形成，對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華北以及全國其他敵后抗日戰場的開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對於中國人民堅持抗戰並取得最后的勝利，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這一局面的形成與開創，與毛澤東的謀劃、決策、指導是分不開的。
一、決策“經營山西”戰略
毛澤東明確提出“山西將成為華北的特殊局面”這一戰略預期的時間，是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的 1937年 9月。事實上，隨著八路軍在山西的逐步戰略展開，共產黨和八路軍此間與山西閻錫山當局在抗日問題上多方面日漸密切的合作，其中尤為典型的是在忻口戰役中的協調配合作戰，這一預期很快就成為了現實。而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此戰略布局的謀劃則早在 1936年 2月紅軍東征前后就已開始了。
1935年發生的華北事變，由於國民黨政府執行不抵抗政策，日本輕而易舉地控制了包括河北、察哈爾、北平、天津在內的華北大片地區。
中華民族由此陷入了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
面對寇深禍亟的華北形勢和國家長期積貧積弱、內戰不已的局面，中國共產黨一直都在思考著如何才能挽救民族危亡、遏制和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新的策略方針。1935年 12月召開的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瓦窯堡會議，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決議》確定 1936年黨的軍事戰略總方針是“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准備對日作戰力量，擴大紅軍”。為貫徹這一方針，“第一方面軍行動部署之基礎，應確定地放在‘打通蘇聯’與‘鞏固擴大現有蘇區’這兩個任務之上”﹔“具體步驟即把紅軍行動與蘇區發展的主要方向放在東邊的山西和北邊的綏遠等省去”，而其中最關鍵的一步是在山西西部（靠黃河一帶）首先開辟一塊具有五縣以上規模的新的根據地。（參見《毛澤東軍事文集》第 1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3年版，第414、419頁。）
山西地理位置重要，歷來是進可攻、退可守的戰略要沖，且物產豐富，人口眾多，進入20世紀 30年代后經濟建設尤其是軍事工業發展較快。如果在這裡建立根據地，不僅能夠使紅軍得到急需的物力、財力、兵力和武器裝備等各方面的補充，而且將使黨和紅軍在未來的抗日戰爭中立足於戰略上的主動地位，西抵黃河可屏障陝北，東出冀魯、南下豫皖鄂，可俯控整個華北、中原，有利於開辟更廣闊的抗日戰場。
早在瓦窯堡會議之前，黨內和軍內領導層就曾在紅軍行動與蘇區發展的主要方向這個重大問題上有過較大爭論。面對黨內、軍內的不同意見，毛澤東明確強調根據地要得到鞏固和發展，必須採取在發展中求鞏固的戰略方針﹔力主蘇區發展與紅軍行動最有利、最可行的方向是首先東出山西，開創與陝北相連的呂梁山抗日根據地，奠定根據地和紅軍發展的基礎，然后再伺機北上綏遠，東進河北，打通與國際的聯系和對日直接作戰的路線。正是由於毛澤東把握全局、有理有據的分析和說服，才有了瓦窯堡會議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和紅軍東征這一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戰役行動。
毛澤東“經營山西”、全方位在山西全省創建抗日根據地的戰略思想有一個形成的過程。東征戰役初期，他的戰略指導思想和對紅軍行動、地方工作的部署，主要還是立足於在山西西部的呂梁山區建立一塊與陝北相連的根據地，以“取得在山西發展抗日根據地之有利條件”。（《毛澤東軍事文集》第 1卷，第 453頁。）所以，當紅軍一舉突破閻錫山的黃河防線，佔領黃河以東數百裡地區，完成東征戰略的第一步任務之后，立即於 1936年 2月 23日致電彭德懷並各軍團首長，明確提出紅軍“目前基本的方針是用極大努力在中陽、石樓、永和、隰縣等縱橫二百裡地帶建立作戰根據地，為赤化山西全省之起點”。（《毛澤東軍事文集》第 1卷，第 451頁。）這表明毛澤東早在渡過黃河之初，就已開始謀劃並實施在山西全省創建抗日根據地的戰略。
東征戰役中期，紅軍主力第一軍團和第十五軍團分頭向晉南和晉西北乘勝擴展，並准備相伺向晉東南發展，擴大根據地。期間，中央政治局在東征前線召開晉西會議，重點研究討論軍事戰略方針問題。會上，毛澤東根據東征以來對山西政治、軍事、經濟、社會等情況，特別是其重要戰略地位的更加深入的了解，代表軍委作報告並多次發言，正式明確地向中央提出他的關於“經營山西”、在山西全省建立抗日根據地的戰略構想。他指出，華北形勢是世界最大的噴火口之一，向華北發展，“爭取迅速對日作戰為黨與紅軍的重要任務”。“在爭取迅速對日作戰方針下，第一時期以經營山西為基本戰略方針。”（《毛澤東軍事文集》第 1卷，第 500頁。）強調經營山西，是對日作戰的重要步驟。向河北開進是戰役問題，經營山西是戰略問題，紅軍將來主要做山西的文章。（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版，第 525頁。）會議批准了毛澤東代表軍委提出的有關“經營山西”等軍事戰略方針的提議。其后，為貫徹晉西會議的精神，毛澤東和彭德懷在 4月 2日發給紅一軍團的電示中，進一步闡明了“經營山西”、創建山西抗日根據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目前階段戰略基本方針，是在山西戰勝敵人，造成抗日根據地，把山西與陝北聯系起來，在山西作戰與赤化，不但包括晉東南，還包括晉西南、晉西與晉東北。不管晉東南以外之三區怎樣，人民經濟條件較差，亦不能看輕其重要性。”“山西的經營是必不可少的，因為沒有山西即不能設想同日帝進行大規模作戰。”“在戰役方針上，不規則無定向（這一仗在東打那一仗在西打，沒固定戰線，全依情況決定）可以而且應該成為現實的指導原則。在戰略方針上，不規則無定向是不許可的，應有明確的方向與地區。”（《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第 529—530頁。）毛澤東此間明確系統地提出“經營山西”，在山西的晉東南、晉西南、晉西北、晉東北四面全方位地建立發展抗日根據地的構想，不僅標志著他的這一重要戰略思想的基本形成，而且通過在晉西會議上的深刻闡述，使之在政治局形成了共識，並最終成為黨中央的決策。
東征戰役后期，由於國民黨中央軍進駐山西，“進剿”紅軍。此時，在山西作戰已無有利條件，紅軍被迫西渡黃河，回師陝甘，並決定在此之后實施西征戰役。在此情況下，毛澤東與彭德懷於 4月 28日致電周恩來等，堅定地指出：“向西執行上述任務，仍然是為著爭取迅速直接對日作戰之基本的政治任務。華北各省仍然是戰略進攻方向的主要方向。在把蔣介石部隊調出山西以后，在積極地進行山西干部的創造，山西士兵運動的加強，神府蘇區的擴大等條件下，再一次進入山西作戰的機會是會有的。堅持以陝甘蘇區為中心向各方面作戰，而以東方各省為長時期內的主要方向，這是明確的方針。”（《毛澤東軍事文集》第 1卷，第 523—524頁。）可以看出，毛澤東關於“經營山西”、向華北發展的戰略不但是堅定不移的，而且是深思熟慮的。一年多之后，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再一次進入山西作戰”，並將山西開創為華北抗戰的特殊局面的事實，進一步証明了毛澤東提出的“經營山西”戰略的正確性。
二、指導對閻錫山的多方爭取工作
紅軍東征和毛澤東關於“經營山西”的戰略雖然暫時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但這次軍事行動廣泛宣傳了黨的新方針、新政策，擴大了黨和紅軍的政治影響，推動了山西和華北的抗日救亡運動，黨和紅軍對山西的政治、軍事、經濟、民情等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時，也在政治上、軍事上震撼了山西的當權者，引起了其統治集團內部思想上、政治上某種程度的分化和動搖。這些都為此后爭取閻錫山政治態度的轉變，促成共產黨與山西當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關系的建立，最終實現在山西形成抗戰特殊局面的戰略目標，創造了條件。
中國共產黨要實現“經營山西”的戰略目標，把山西建成華北抗戰的戰略支點，就必須爭取盤踞山西多年的軍閥閻錫山轉變政治態度，使他接受共產黨的新政策，進而得到他的積極支持、合作和配合。
華北事變和紅軍長征到達陝北之后，特別是 1936年發生在晉綏地區的一系列政治、軍事的重大事件，使閻錫山進退維谷。一是紅軍東征不僅重創了其晉綏軍，而且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和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愛國主張，深深地影響和動搖了其軍心、民心，甚至觸動到了其統治集團的領導核心，給閻錫山造成了一種強大的政治壓力。二是蔣介石以增援晉綏軍剿滅東征紅軍為借口，速調湯恩伯的十三軍、關麟征之二十五師，商震之三十二軍入晉，由此賴在晉南不走，並利用山西內部派系矛盾，暗中收買閻錫山部下的軍政要員，策動河東道獨立，以期達到消滅異己、“統一”山西的企圖。對此，閻錫山曾說：“我不亡於共，也要亡於蔣。”（山西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山西文史資料》第 15輯，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 101頁。）由此閻錫山、蔣介石矛盾再度激化。三是從 1936年 5月開始，日偽軍發動對綏東晉綏軍的進攻，拉開了綏東抗戰的序幕。閻錫山深知，“日人對綏遠晉北，在所必取”。“若綏遠不守”，則“山西要有絕大的危難”。
日本侵略軍、國民黨軍隊、共產黨紅軍三方面力量，使閻錫山自感如同“在三顆雞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顆都不行”。（《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 196頁。）迫使他必須在“降日”還是“抗日”、“迎蔣”還是“拒蔣”、“反共”還是“聯共”這三個關乎他政治統治的重大問題上作出抉擇。
這一時期，無論是在東征中，還是在回師陝北后，毛澤東一直在思考如何推動和擴大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政策的貫徹，如何能爭取閻錫山與共產黨合作抗日等問題。他首先分析了閻錫山當時面臨的處境及其政治態度有可能發生某種變化的現實性，不失時機地加緊開展了對閻錫山的統戰工作。
對閻錫山的爭取工作始終是由毛澤東籌劃、指導並通過多種渠道展開的。
一是由毛澤東親筆致函並直接派人前往山西做閻錫山的工作。實際上，早在 1936年春紅軍東征期間，毛澤東就曾數次致信閻錫山，但可能因正值兩軍交戰之時，故均“久未得復”。（參見《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 83頁。)5月 25日，剛剛回師陝北 20天，他即再次親筆寫信表示願與晉軍立於共同戰線，並托在東征中被俘的閻錫山部第六十六師第二九二團團長郭登瀛返回山西時將信轉交給閻錫山。信中明確表示：“敝軍西渡，表示停止內戰，促致貴部及蔣氏的覺悟，達到共同抗日之目的。”“先生如能與敝方聯合一致，抗日反蔣，則敝方同志甚願與晉軍立於共同戰線”，“成立諒解，對付共同之公敵”。(《毛澤東書信選集》，第 34—35頁。）同日，毛澤東還分別致信晉綏軍第七十二師師長李生達、第六十六師師長楊效歐及趙戴文，申明願與晉軍、與閻錫山停戰議和，籌商大計。毛澤東致閻錫山及晉軍將領的信言真意切，處處體現民族大義，閻錫山雖仍未回復，但深有觸動。
10月 22日，毛澤東致信傅作義並派彭雪楓作為中共代表攜信前往綏遠面見傅本人，一方面爭取傅聯合抗日，一方面請他介紹彭雪楓赴晉與閻錫山一晤。11月中旬，彭雪楓在山西省城與閻錫山首次秘密會見，雙方達成建立中共和紅軍駐晉秘密聯絡機構、交通與通訊聯絡渠道和秘密電台等三項協議。西安事變爆發后，寧、陝之間戰事一觸即發。為求得和平解決，逼蔣抗日，事變發生后的第 5天，毛澤東致電閻錫山，請他出面“周旋寧、陝之間”，從中調停。同時指出：“當前急務抗日第一，抗日所急在於援綏”，並誠懇表示：紅軍“願附驥尾與國仇相見，於綏、察之間共組抗日聯軍，推先生為統帥，各軍指揮調遣惟先生之命是從。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第 624頁。）12月 22日，為落實 11月間彭雪楓、閻錫山達成的協議，並爭取閻切實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出力，毛澤東再次致函閻錫山，並於次日請山西吉縣縣長璩象咸回太原代向閻錫山面陳中共之主張。1937年 2月 19日，經過爭取，中共方面提出的建立電台和地面通信站，實現晉陝通商諸事，閻錫山終於“均已應允，並望能迅速辦理”。（《彭雪楓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 1997年版，第 36頁。）中共中央在太原的聯絡站以“彭公館”之名正式建立。自此，中國共產黨與山西當局之間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
二是具體指導北方局做閻錫山的工作。1936年下半年，毛澤東一方面代表中共中央親自通過各種渠道與山西當局溝通，另一方面多次指示中共中央北方局加緊開展對山西上層的統戰工作。8月 14日，他致信中共中央北方局聯絡部部長王世英並轉黨中央駐北方局代表劉少奇，要求其對閻錫山等華北六省、市地方實力派“一有機會，即須接洽”，強調“統一戰線以各派軍隊為第一位，千萬注意”。（《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第 571頁。）10月22日，在致劉少奇的信中，更加強調山西統戰工作的重要地位，指出：“北方統一戰線非常要緊，特別著重於軍隊方面，加緊二十九軍工作之外，晉綏應放在第一位。”（《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第 601頁。）12月2日，考慮到將來紅軍在山西創建抗日根據地的緊迫任務，他又兩次致電劉少奇，指出：“急須同晉綏當局成立友好關系，以便利紅軍行動。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第 618頁。）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北方局抓住各種機會，不失時機地開展了對閻錫山的統戰工作。
三是通過中華民族革命同盟等關系做閻錫山的工作。除請傅作義、郭登瀛、璩象咸幫助溝通與閻錫山的關系外，毛澤東還指示北方局積極聯絡或親筆致信中華民族革命同盟等民主黨派的朋友幫助做爭取閻錫山的工作。10月22日，他在致劉少奇的信中，提出“民族革命同盟如有些力量，須好好聯絡，首先推動他們贊助晉綏與我們的關系”。（《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第 601頁。）12月2日他致電劉少奇，再次要求北方局“速從民族解放同盟或其他關系與晉閻、綏傅接洽，其條件為：‘（一）晉綏容許紅軍參加抗日戰線，劃定一定防地，幫助解決給養，彈藥。（二）紅軍願意服從閻氏之統一指揮，並不干涉晉綏行政。（三）紅軍派出代表駐在晉閻、綏傅處，以資聯絡。’”（《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第 618頁。）12月 22日，他親筆復信中華民族革命同盟：“希望雙方結成堅固的陣線，為驅逐日本帝國主義而斗爭到底，並望你們推動各方首先是晉綏當局迅速執行抗戰並成立各派的聯合陣線。”（《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第 629頁。） 早在 1936年 2月，北方局就曾經請中華民族革命同盟華北辦事處主任朱蘊山，通過其與曾任閻錫山參謀長的台壽民同鄉、老同盟會員的關系赴晉見閻錫山疏通。之后，朱蘊山又兩赴山西做閻錫山的工作，並切實促使閻錫山加快了與中共代表就有關建立電台、聯絡站、通訊、通商等事項的談判和達成協議的步伐。
在毛澤東的謀劃、指導下，通過多方、多渠道力量的卓有成效的爭取工作，最終促使閻錫山在國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時刻，經過反復權衡，做出了聯共抗日的決定，從而也為抗戰全面爆發后雙方更為密切的合作拓開了道路。
三、開創山西抗戰在華北的特殊局面
全面抗戰爆發后，八路軍入晉抗日和國共兩軍協同作戰等問題提上議事日程。毛澤東積極實踐早前提出的“經營山西”戰略，全力開創山西抗戰的特殊局面，使山西真正成為華北抗戰的戰略支點。
（一）及時與閻錫山商定八路軍入晉抗日和國共兩黨兩軍密切合作協同作戰有關事宜。1937年 7月 7日，日本侵略軍發動盧溝橋事變。之后，其左路和中路軍沿平綏路迅速西犯，逼近山西。面對近在眼前的危機局面，閻錫山對抗日和對與共產黨合作的態度也日漸堅定、積極和迫切。為了盡早部署紅軍及改編后的八路軍開赴山西抗日前線，使八路軍在山西實行戰略展開以及創建抗日根據地、開展敵后游擊戰爭的過程中得到閻錫山的密切合作和有效支持，從而取得戰略上的主動地位，毛澤東先后主動與閻錫山進行了一系列的函電商討，並派中共中央和八路軍代表與閻錫山進行了一系列交涉和協商。
1937年 7月 15日，毛澤東致信閻錫山，並派秘書周小舟攜信前往太原，與閻錫山商討“關於堅決抗戰之方針及達到任務之方法問題，紅軍開赴前線協同作戰問題”。（《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版，第 4頁。） 7月17日，毛澤東再次致信閻錫山，並令中共中央與山西當局聯絡代表彭雪楓速返太原，就紅軍與晉綏軍協同作戰及北方局進駐太原等問題與閻協商。28日，閻錫山復函毛澤東，表示：“先生抗日至為欽佩，國事危急，非集合全國財力人力不足以渡此難關，願與先生同赴國難。”（《中國共產黨山西歷史大事記述》，中共黨史出版社 1994年版，第 171頁。)8月10日，毛澤東致電彭雪楓，指示他與閻錫山交涉紅軍出動路線和公開設立紅軍辦事處等事宜。8月 25日，紅軍正式改編為八路軍。同時，上述問題經與閻錫山商定后，由彭雪楓任主任的八路軍駐晉辦事處正式成立。
8月底，八路軍開始東渡黃河，出師山西。為商定八路軍赴晉參戰后之活動地區、作戰原則、指揮關系、兵員補充和后勤保障諸事，毛澤東於 30日和 31日連電即將赴南京與國民黨中央政府談判的周恩來即時轉赴山西，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和閻錫山就以上事宜進行協商。9月 7日，根據毛澤東 9月 3日及當天的電示，周恩來在雁門關以西之太和嶺行營與閻錫山達成八路軍以太行山脈及太行山北端為根據地，進行獨立自主的游擊運動戰等四項協議。進入 9月中旬，天鎮、陽高、大同相繼失守，山西戰局急轉直下，晉綏軍中彌漫著失敗情緒。9月16日，彭雪楓奉命趕往太和嶺，向閻錫山通報八路軍一一五師由原平向平型關開進情況。閻錫山表示，有八路軍幫助，他決心團結一致抗戰到底。根據山西及整個華北戰局的急劇變化，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電示，周恩來於 21日陪同剛剛到達太原的朱德連夜奔赴前線再見閻錫山，商談八路軍游擊地區、軍隊駐扎和兵力使用變更等問題。經協商，閻錫山同意八路軍在其轄區進行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允許駐區的群眾工作由八路軍獨立負責，並可實行減租減息，不好之縣長可更換，所組游擊隊可發槍。
上述一系列協議的達成，閻錫山對共產黨、八路軍所提要求表現出的這種積極支持、配合的友好態度，雖然有其在晉綏軍一路潰敗、山西戰局十分不利的形勢下迫不得已的原因，但無疑為雙方此后更加密切的合作奠定了基礎，為共產黨、八路軍在山西實行戰略展開、開展廣泛的敵后游擊戰爭、創建抗日根據地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在 9月 29日發給周恩來和朱德、彭德懷、任弼時的電報中堅信：“山西將成為華北的特殊局面，這根本的是因為有紅軍，其次則是閻錫山與我們結合起來。由於這兩個力量的結合，將造成數百萬人民的游擊戰爭。”(《毛澤東文集》第 2卷，第 28頁。)
（二）精心部署八路軍在山西的戰略展開。為了開創山西團結抗戰的特殊局面，使八路軍在山西和整個華北的敵后游擊戰爭中立足於戰略上的主動地位，從而充分發揮其優勢、特長和最大的戰略作用，最終實現“經營山西”的戰略，將山西建成鞏固的抗日堡壘，持久堅持華北抗戰，毛澤東高瞻遠矚，不僅及早謀劃、決策，而且隨著戰爭形勢的變化，及時調整、變更八路軍的作戰區域和兵力配置，部署各部的戰略展開。他強調八路軍在山西的“部署應遠看一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 2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3年版，第 50頁。)，“如部署得當，能起在華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擊戰爭的決定作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 2卷，第 47頁。）。
根據與國民政府及閻錫山商定的方案，八路軍主力開赴山西前線后，將全部集中部署於以恆山山脈為中心的冀、察、晉、綏四省交界地區，配合友軍，創建抗日根據地。但是當八路軍按照既定部署向山西開進時，華北戰局發生了重大變化。企圖迅速拿下山西的侵華日軍，在關東軍察哈爾派遣兵團主力於 9月 13日佔領大同后，另一路協助察哈爾兵團迂回夾攻山西的華北方面軍直屬第五師團，於 9月 11日至 20日先后侵陷蔚縣、渾源、廣靈和靈丘，直驅平型關，圖謀兩路會合直取太原。這樣，“過去決定紅軍全部在恆山山脈創造游擊根據地的計劃，在上述敵我情況下，已根本上不適用了。此時如依原計劃執行，將全部處於敵之戰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脈，亦在其大迂回中（設想敵佔太原之情況下），將完全陷入被動地位”。（《毛澤東軍事文集》第 2卷，第 47頁。）因此，毛澤東迅速作出了調整原定部署的決定。9月 16日，他致電正在率八路軍總部准備東渡黃河的朱德、任弼時，要求將八路軍 3個師暫時分別部署於以五台山、管涔山、呂梁山、太岳山為中心的晉東北、晉西北和晉南地區活動，以擺脫日軍的迂回包圍，再圖發展，第一次提出八路軍在山西分區部署，分片開辟根據地的計劃。9月 19日、21日、23日、24日、25日和 29日，毛澤東接連致電周恩來和八路軍總部領導人及北方局負責人，根據瞬息變化的戰局，對在山西普遍開展游擊戰爭進行部署，指出：“游擊戰爭主要應處於敵之翼側及后方，在山西應分為晉西北、晉東北、晉東南、晉西南四區，向著進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敵人，取四面包圍襲擊之姿勢，不宜集中於五台山脈一區，集中一區是難以立足的。 ”（《毛澤東文集》第 2卷，第 29頁。）毛澤東特別強調，發展游擊戰的“根本方針是爭取群眾，組織群眾的游擊隊，在這個總方針下實行有條件的集中作戰”。（《毛澤東文集》第 2卷，第 21頁。）
按照毛澤東的部署，八路軍總部和各師派出若干地方工作團，在地方黨組織的配合下，開始深入五台山、管涔山、呂梁山和正太路南側地區分頭發動、組織群眾外，主力則主要是在北同蒲路和正太路兩側地區配合正面戰場側擊日軍。太原失守后，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正規戰爭基本結束，以共產黨為主體的游擊戰爭進入主要地位。毛澤東立即部署八路軍三師主力以山西四面山地為依托，實行第一次大規模的戰略展開。正是由於毛澤東及時堅決、正確得當、具有戰略遠見的部署，才使八路軍抗戰初期在山西開展游擊戰爭、創建根據地的過程中始終處於戰略上的主動地位，這也是當時山西抗戰特殊局面得以成功開創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三）真誠與友軍同舟共濟，協同作戰。毛澤東在抗戰全面爆發后的 1937年 8月到 10月間，一方面集中精力專心部署八路軍在山西的戰略展開和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力爭使之發揮最大、最佳、最適當作用，同時高度重視協同配合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上的作戰，竭力促成和發展國共兩軍在山西團結抗戰的局面。
一是主動積極地向閻錫山軍事當局建言獻策，幫助其制定作戰計劃，促其改變戰略戰術，鼓舞其堅持抗戰勝利的信心。日軍發起全面侵華戰爭后，特別是將戰火燒到山西后，晉綏軍一敗再敗，一退再退，退至內長城防線時，“閻錫山現在處於不打一仗則不能答復山西民眾，要打一仗則毫無把握的矛盾中”。（《毛澤東軍事文集》第 2卷，第 53頁。）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通過周恩來、朱德、彭德懷及八路軍駐晉辦事處，多次向蔣介石、閻錫山建議國民黨軍隊不應全部部署於正面，專重於被動的正面防御，而應以主力或部分主力主動迂回於敵之側后，進行大規模的側后襲擊戰，發動和依靠群眾，在敵后建立鞏固的抗日根據地。如此或可造成華北抗戰的新局面，支持相當時期的持久戰，變被動為主動，否則絕難持久。在忻口戰役中，為使國民黨軍在忻口和太原保衛戰中力爭主動，毛澤東於 10月 6日和 13日先后致電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請他們轉告閻錫山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程潛：“華北戰局重點並不在太原，而在娘子關、龍泉關一帶之太行山脈。”“華北大局之樞紐，現乃在恆山山脈及正太路。該地區如失，則華北戰局立即轉為局部戰，敵已達到控制全華北樞紐之目的。”（《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第 31頁。）因此必須集結重兵確保兩關的堅守，以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勝利。同時，此役的關鍵還在於忻口的守備和出擊（出擊是主要的），以及對敵之后方的破壞。他建議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速派主力三四個師增援娘子關，並加強統一指揮。（參見《毛澤東文集》第 2卷，第 33—34頁。）毛澤東的這些建議雖然至關重要，但國民黨當局和閻錫山多數並未採納。
二是集中主力全力配合正面戰場作戰。八路軍開赴山西后，毛澤東反復強調八路軍奪取游擊戰爭勝利的根本保証，除軍事部署的正確外，最主要的是緊密依靠鄉村的廣大人民群眾。然而毛澤東並沒有立即部署主力向廣大鄉村實行大規模的戰略展開，創建抗日根據地，而是命令三個師的主力主要集中配合正面戰場的作戰。首先是初上抗日戰場，即取得平型關大捷，有力地配合了閻錫山的內長城防線戰役計劃。忻口戰役展開時，他更是要求八路軍“要准備付出相當之代價”，全力配合正面戰場作戰，雖然可能大量減員，“但在支持山西作戰，即用以支持華北作戰較為長久之戰略目的上，卻有很大意義”。（《毛澤東軍事文集》第 2卷，第 77頁。）在忻口戰役和太原保衛戰中，八路軍三師主力在北同蒲路、正太路側翼和晉西北、晉東北、察南、冀西地區斷敵交通，襲奪敵縣城、據點、兵站、機場，先后取得雁門關、陽明堡、長生口、七亙村、黃崖底、廣陽等一系列游擊戰的勝利，殲滅了敵人的大量有生力量，有力地遲滯日軍的進攻，減輕了友軍的壓力，給以正面戰場以極大的配合。
三是重視加強與友軍的團結相處。國共兩軍在內戰時期曾經激烈敵對，但在民族危亡時刻，隻有團結一致，密切合作，才能戰勝外敵強寇。毛澤東曾專門致電前方總部和各師首長，強調“對於國民黨交給我們指揮之部隊，應採取愛護協助態度，不使他們擔任最危險的任務”﹔“對動員民眾應詳告以政策方法，對他們多取商量，表示殷勤愛護之意，力戒輕視、忽視、譏笑、漠不關心及把他們置於危險地位等錯誤態度。經過上述方針，爭取他們與紅軍團結一致，使他們真心願意圍繞於紅軍周圍”。他要求將這一方針昭告全軍，“向全軍指戰員進行教育，使此方針能全體徹底執行之”。（《毛澤東軍事文集》第 2卷，第 70頁。）
從八路軍出師山西，到太原失守，這一時期是共產黨與閻錫山、國民黨軍與八路軍合作最為密切的一個時期，也是國共兩軍在山西團結抗戰特殊局面形成的標志。
（四）推動黨的軍事戰略向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轉變。中國共產黨要在華北貫徹執行全面抗戰路線的戰略任務，開創山西抗戰在華北的特殊局面，最基本的軍事力量是八路軍。要使這支力量承擔起黨在抗戰時期的政治任務，關鍵是要能夠充分發揮其優勢和特長，實行黨的軍事戰略的轉變，即由國內正規戰爭向抗日游擊戰爭的轉變，將正規軍變為游擊軍，分兵發動群眾，開展獨立自主的抗日游擊戰爭，創建敵后根據地，堅持長期抗戰。八路軍開赴山西后，毛澤東向全黨和全軍反復闡釋和強調游擊戰爭的重要地位、作用和八路軍的主要任務，著力統一全黨、全軍的認識，力促黨的軍事戰略轉變的實現。他指出：“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自己的一種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不是運動戰）。”（《毛澤東軍事文集》第 2卷，第 53頁。）“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運、統一戰線等等，應環繞於游擊戰爭。華北正規戰爭如失敗，我們不負責任。但游擊戰爭如失敗，我們要負嚴重的責任。”“要告訴全黨，今后沒有別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擊戰爭。”（《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1年版，第353、354頁。）
11月 9日，太原失守之后，毛澤東預見到日軍不久即將移其主力向山西內地各縣之戰略要點發動進攻，強調八路軍各師須“重新部署”，即迅速轉向並著手山西四大區根據地的創建工作。11月 13日，毛澤東明確提出八路軍在山西的任務。他指出：“紅軍任務在於發揮進一步的獨立自主原則，堅持華北游擊戰爭，同日寇力爭山西全省的大多數鄉村，使之化為游擊根據地。”（《毛澤東軍事文集》第 2卷，第 116頁。）
根據黨中央、毛澤東的指示和具體部署，八路軍三師主力隨之迅速分兵挺進晉東北、晉西北敵后和日軍尚未佔領的晉東南、晉西南，全面實行由正規軍向游擊軍，由正規戰爭向游擊戰爭的軍事戰略轉變，並以五台山、恆山、管涔山、太行山、太岳山、呂梁山、中條山為依托，漸次向晉察冀、晉察綏、晉冀豫邊區展開，亦即以山西為中心的第一次大規模戰略展開。從此，山西抗戰進入以八路軍正規部隊為支柱，山西各地黨組織和人民武裝全力協同，分區創建敵后根據地，獨立自主地開展山地游擊戰爭的新階段。
自太原失守到 1938年春夏，八路軍各部堅決貫徹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戰略決策，深入敵人側后，分兵發動群眾，如火如荼地開展更為廣泛的游擊戰爭，相繼開辟和基本形成了以山西四面山地為依托的晉察冀、晉冀豫、晉西北、晉西南抗日根據地，從而將毛澤東提出的“經營山西”、將山西全省的大多數鄉村“化為游擊根據地”的戰略由構想變為現實，真正實現了山西抗戰特殊局面的開創。
〔作者王雷平，中共山西省委黨史辦公室研究員，山西太原 030071〕
來源：《黨的文獻》2015年第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