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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39年 9月下旬，斯諾再次採訪毛澤東和紅色邊區政府。相對於斯諾對陝北第一次採訪的轟動，這一次的造訪少見提及。斯諾是 1939年 9月 23日到達延安開始採訪的，他離開延安的時間，應不超過 9月 30日。通過斯諾的這次造訪，我們可以知道毛澤東在延安的生活狀態以及他對抗戰形勢和發展趨勢的判斷，發現全民抗戰元素給延安帶來的新氣象和新變化，了解在嚴峻艱苦的環境中頑強不屈反擊敵人的中共武裝力量的情況，以及抗戰中的延安其他珍貴的生活細節。
[關鍵詞 ]《斯諾文集》﹔斯諾﹔毛澤東﹔延安﹔抗日戰爭
1939年 9月下旬，美國記者斯諾再次奔赴陝北，採訪毛澤東和紅色邊區政府。
然而，令人驚訝的是，斯諾的這次再訪陝北卻少見提及。或許是因為 1936年 6月至 10月斯諾首次採訪陝北而大獲成功的光芒過於奪目，影響過於轟動，幾乎完全掩蓋了“再訪”，以至於隻要一談到斯諾的陝北採訪，人們總會情不自禁地說起 1936年的那次採訪及根據那次採訪的內容而整理出版的《紅星照耀中國》這本鼎鼎名作。
可能還有一個因素影響了“再訪”的知名度，即斯諾 1939年 9月下旬的延安之行，似乎是悄悄而來，又悄悄而去。作為一位已經成名的記者，採訪了一個重要地區，並會見了一些重要人物，卻幾乎沒有在當時報刊上留下音響，也就難怪人們不知曉他的“再訪”行為了。
20世紀 80年代中期，新華出版社翻譯出版了四卷本《斯諾文集》。其中第三卷“為亞洲而戰”，最早於 1941年由美國蘭多姆出版公司出版。該卷忠實記錄了作為記者的斯諾在中國的抗戰採訪活動，理所當然地也就必然涉及他的再訪陝北之行。隨后出版的個別專著和發表的少許論文，也開始投以關注的目光。從這些論著的研究成果看，雖然斯諾的再訪陝北行程被大體勾畫了出來，但一些細節、尤其是個別重要時間節點、主要內容等等，仍然語焉不詳。
本文擬根據有關史料，對斯諾 1939年 9月再訪陝北的過程作進一步厘清。
再訪陝北的起止時間
對斯諾 1939年 9月下旬再訪陝北這件事情，研究者們都不持異議。可是，斯諾在延安究竟採訪了幾天？是從幾號到幾號？對這兩個關鍵問題，卻存在著不同的說法。有的說：斯諾“在這裡呆了十余天，幾乎每天都和毛澤東見面”。（李靈玲：《毛澤東與斯諾軼事》，《解放軍報》2003年 8月 25日。）美國記者約翰·漢密爾頓著《埃德加·斯諾傳》一書中是這樣寫的：“在延安逗留的十天裡，斯諾在吃飯時，在打扑克和橋牌時，曾多次非正式地見到已學會打牌的毛澤東。”（〔美〕約翰·漢密爾頓：《埃德加·斯諾傳》，遼寧大學出版社 1990年版，第 120頁。）陝西省原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石峰曾在 1939年 9月下旬受當時邊區政府委托，專門從延安赴西安，陪同斯諾坐汽車從西安到延安。后來，石峰回憶說：他們到達延安后的“第二天，毛主席接見了斯諾。七天后，斯諾就返回國統區，轉赴德蘇戰場”。（石峰：《憶 1939年陪埃德加 ·斯諾二訪延安》，《中共黨史資料》2008年第 2期。）按石峰的說法，斯諾再訪陝北時，在延安逗留了大約是八天半或九天。
本來斯諾自己的記憶應當是比較牢靠的，可惜他在回憶文章裡沒有說清自己在延安究竟停留了多少天。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毛澤東年譜》是這樣寫的：“（1939年）9月 24日，會見再次訪問延安的美國記者斯諾，回答他提出的問題。”然后在“9月 28日”以后，又記載毛澤東的活動，道：“9月下旬，設宴歡迎國民黨騎兵第二軍軍長何柱國、美國記者斯諾和蘇聯朋友等。宴會后，陪同他們出席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禮堂舉行的歡迎晚會。”（《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版，第 142頁。）20世紀90年代初期出版的《毛澤東文集》第二卷首次公布了毛澤東同斯諾談話的部分內容，時間標明是“1939年 9月 24日”。（《毛澤東文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238頁。）丁曉平所著《埃德加·斯諾》人物傳記一書，雖然也寫了斯諾的再訪陝北之事，但在時間問題上也是含糊不清。他寫道：“1939年 9月下旬，斯諾以‘工合’國際委員會代表和記者的身份到延安參觀訪問。”（丁曉平：《埃德加·斯諾》，中國青年出版社 2013年版，第 279頁。）
綜合以上各方面記錄分析：其一，毛澤東在 1939年 9月 24日這天接見了斯諾，並回答了斯諾提出的問題。這個史實有案可查，是沒有問題的。其二，把 9月 24日作為時間節點梳理，可以大體推算出，斯諾應是 9月 23日到達延安，依他與毛澤東的深厚關系，第二天即 9月 24日見面，應是合情合理的。其三，與毛澤東正式談話后，斯諾還會在延安進行一些採訪活動，從 9月 25日至 30日共有六天。如果加上 23、24日兩天，斯諾在延安最多可以停留八天。《毛澤東年譜》對斯諾再訪陝北活動隻記錄到“9月下旬”，沒有具體說明斯諾何時離開延安。這很可能是沒有找到准確記載的緣故，這反倒說明《毛澤東年譜》對史料的態度是嚴肅、也是嚴謹的。
歸納起來講，對於斯諾 1939年的再訪陝北時間，我們可以確認為 9月下旬：到達的時間基本可以鎖定為 9月 23日，而離開的時間雖無法核准，但也不可能逸出 9月 30日之后﹔斯諾再訪陝北的時間最多可在八天之內，至於那些“十天”說、“十余天”說，則不准確了。
筆者也注意到，斯諾自己曾經說過：“我到延安時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中旬”。（《斯諾文集》第 3卷，新華出版社 1984年版，第237頁。）
可后來的研究者都不認可當事人的說法。因為如果假定斯諾說法是准確的，那就是說，斯諾到達延安幾天后或者至少五天后才與毛澤東見面。拖至這麼長時間見面，這對毛澤東與斯諾的深厚交情而言，恐怕是不太可能發生的。隻有斯諾到達延安的第二天即與毛澤東見面，才能鮮明地體現毛澤東與斯諾的非同一般的深情厚誼。事實也果真如此，石峰在回憶文章中寫道：“我們第二天一早出發，急速趕路，中午到達延安邊區交際處。聽到山下汽車聲鳴，交際處長金城以及斯諾舊友馬海德、詩人蕭三、英文翻譯等人都跑下山來，和斯諾擁抱、握手，以各種方式表達舊友重逢的喜悅，並告知斯諾，毛澤東確定第二天就接見他，使他異常興奮。”（石峰：《憶 1939年陪埃德加 ·斯諾二訪延安》，《中共黨史資料》2008年第 2期。）第二天，毛澤東如期接見了斯諾。這一天，正是《毛澤東文集》和《毛澤東年譜》明確記錄的“9月 24日”。所以，斯諾自己的說法是不可靠的，很可能是記憶失誤所致。
我們還可以找到一個有力佐証。《毛澤東年譜》記載：1939年 9月 22日，毛澤東“出席延安文化界、青年團體、各報紙雜志社同北路慰勞團等舉行的座談會，並講話”。（《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第 140頁。）這裡所說的慰勞團，是指當時國民政府組織的全國慰勞總會北路慰勞團，該團由國民黨元老張繼和高級將領賀衷寒將軍率領，遍訪各地前線，此刻剛到延安。斯諾當時說過：我一到延安之后，“就去那裡參加歡迎中國作家和學生慰勞團的茶會。”（《斯諾文集》第 3卷，第 222頁。）斯諾這裡說的慰勞團，同毛澤東會見的北路慰勞團，實際上是一回事。但 9月 22日那天，毛澤東和斯諾肯定沒有見面，如果見了面、談了話，斯諾會說、會記錄下來﹔《毛澤東年譜》按理也會有記載。這一天的座談會，毛澤東在場，斯諾不在場，因為斯諾尚在赴延安路上，無法在場。9月 23日中午，斯諾到達延安后，很可能馬上就被馬海德、蕭三、黃華一幫朋友拉去參加了北路慰勞團茶會，斯諾還用較長篇幅記錄了張繼的熱烈講話，他寫道：“張繼一向是紅色分子的死敵，現在卻竭力主張黨派合作。我看他是一個魁偉的灰色長發的人，有些象哲學家，當他作一次懇切的演說，盛贊八路軍的努力和愛國時，賀衷寒很感到局促不安。”（《斯諾文集》第 3卷，第 223頁。）這一天的茶會，斯諾在場，毛澤東不在場，毛澤東等待著第二天即 9月 24日見他。斯諾記錄的他同毛澤東談話中，其中提到毛澤東的一句話：“最近我碰到一個老國民黨黨員張繼（他作為赴各戰線慰問團的團員訪問了延安）。他並不否認存在統一戰線，也不否認存在共產黨。” （《斯諾文集》第 3卷，第 385頁。）這裡所說的“最近”，應該就是指 9月 22日這一天。毛澤東專門告訴斯諾這件事，恰好証明了斯諾沒有出席過延安方面同北路慰勞團舉行的座談會。
總之，盡管斯諾本人也沒有說清楚，但是，我們可以綜合各方線索和各種文獻，有邏輯地推理和有把握地判斷出來：斯諾是 1939年 9月23日到達延安，開始了第二次陝北紅區採訪的。不過，令人遺憾的是，斯諾離開延安的時間隻能確定為 9月 30日前，但是具體哪一天則不能確定。
毛澤東的抗戰判斷與延安的抗戰生態
雖然是同訪陝北，1936年那次是在保安，1939年這次卻是在延安。1936年 6月，紅軍剛剛到達陝北不久，正在休整﹔1939年 9月，距離“七七事變”已有兩年，中華民族正在全民奮起抗戰，同時隨著德國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就是在這樣的國際國內大背景下，斯諾興沖沖地再訪陝北。他肯定急不可待地想聽毛澤東對時局的看法，想看延安的戰時生態。
由於 1939年 9月下旬的再訪隻有一個多星期時間，遠不如 1936年 6月的首訪耗時達四個月之久，故再訪在廣度和深度上均不及首訪的效果優、影響大。雖然再訪的成果遠遠趕不上首訪的《紅星照耀中國》厚厚一本書，但根據再訪而寫出的《為亞洲而戰》中的延安章節，仍然有著不可小視的重要價值和出彩亮點。斯諾以記者特有的細致眼光和客觀立場，精准地描寫了 1939年 9月延安的生動情景和鮮活的人物，它在當時向全中國乃至全世界傳播了毛澤東及中共的真實聲音，宣傳了中共抗戰的正確主張﹔獨特視角下的敘述，在不經意間轉化成了十分難得的歷史文獻。讓我們穿越歲月的烽火，挑選幾組精彩鏡頭，回放當年的情形吧——
歷史場景之一：毛澤東與斯諾的見面談話。毫無疑問，再訪毛澤東，是斯諾再赴陝北的首要目的。如前所述，毛澤東曾於 9月 24日與斯諾見面談話。依據斯諾的記錄，毛澤東與斯諾還有一次見面談話。按照《毛澤東年譜》提供的線索，估計應是於 9月下旬，毛澤東設宴歡迎國民革命軍騎兵第二軍軍長何柱國、斯諾和蘇聯朋友那次。斯諾也有類似記載，他寫道：到達延安見過毛澤東的“幾天以后，當那在山西前線駐防兩年的何柱國將軍的軍隊通過邊區時，又舉行了一次盛大的宴會，以歡迎這個紅軍的死敵和他的官員，以及兩位蘇聯顧問”。（《斯諾文集》第 3卷，第 224頁。）宴會完后，毛澤東又陪同斯諾等人出席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禮堂舉行的歡迎晚會，面對兩千人聽眾，何柱國、蘇聯人和斯諾都依次發表了熱烈的抗日演說。接著，晚會又演奏了著名作曲家冼星海的大型音樂史詩作品《黃河頌》。演出完后，毛澤東問斯諾：“你覺得怎麼樣？”斯諾說：“好極了，這是燕京大學合唱《救世主》之后，我在中國聽到的最好的合唱。”毛澤東道：“是的，這是我們保安戲院之后的一個大變革。”（《斯諾文集》第 3卷，第 227頁。）很有可能的是，正是在這天的宴會和晚會期間，斯諾再次採訪了毛澤東，或者說是對上次採訪作了進一步的補充採訪。
毛澤東與斯諾的談話內容，《斯諾文集》與《毛澤東文集》基本相同，大概是語言障礙的緣故，毛澤東引用的孟子、孔子的話，斯諾沒有記錄下來，但大致意思都有。毛澤東對斯諾有針對性地介紹了中共的統一戰線、政黨地位、階級基礎、革命目標等諸方面的立場、原則和方向問題以及國內政治形勢。毛澤東堅定的態度、清晰的闡述和鮮明的雄辯，給斯諾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斯諾寫道：“他是博覽的，在辯論中是一個成功的辯証學者，他有著一種趣味的技術。他很少對反駁者作正面的進攻。他在這裡駁擊一下，在那裡駁擊一下，他側面抄襲反駁者，他一個一個駁倒對方的論點，直到慢慢地把它全部包圍起來，然后用最后的滑稽語調或動人的邏輯說服了對方。”（《斯諾文集》第 3卷，第 239—240頁。）
很有意思的是，在國內問題上，斯諾是基本贊同毛澤東看法的﹔但在國際問題上，斯諾的判斷與毛澤東有異。對剛剛發生的納粹德國入侵並佔領波蘭大部分領土之后，蘇聯進兵波蘭東部這一重大事件，斯諾與毛澤東展開了深入討論，毛澤東支持斯大林進軍波蘭，斯諾則持異議，覺得斯大林的做法不僅加強了希特勒的力量，而且還得罪了那些支持過蘇聯的政黨和人民。（參見〔美〕約翰 ·漢密爾頓：《埃德加 ·斯諾傳》，第 121頁。）
作為英美價值觀訓練出來的記者，斯諾更容易站在英美立場上看待國際局勢變化。毛澤東批評英國政府正在實施遠東慕尼黑陰謀，延安報紙馬上刊登了採訪毛澤東的談話要點。消息報道傳到重慶，立即引起巨大反響，蔣介石趕緊發表聲明，說英國將繼續支持中國。斯諾寫道：毛澤東的見解在重慶引起了反響。那是恰恰跟蔣介石的意見相反的，他在演說中曾宣稱歐戰不會影響英國的遠東政策，它將繼續維護《九國公約》和門戶開放的原則。（ 參見《斯諾文集》第 3卷，第 238頁。）
據悉，斯諾后來將對毛澤東的採訪，發表在英文版的《密勒氏評論報》上，而國內報紙卻沒有任何一家據此翻譯轉載，這恐怕也是斯諾再訪陝北鮮為人知的原因之一吧。
歷史場景之二：毛澤東的延安生活狀態。斯諾 1936年描寫的毛澤東延安生活狀態，實際已成為后來許多中外作家、編劇的主要摹本：“我看到毛澤東仍住在一個窯洞中﹔但卻改裝得現代化了，一共包括了書房、臥室和會客廳三個房間。牆壁粉刷著白石灰，地上鋪著磚塊，還有一些毛太太所添置的女性裝飾。如此而已。我發現毛自己仍隻有兩套制服和唯一綴補過的大衣。他壓根兒沒有個人的財富。”（《斯諾文集》第 3卷，第 235頁。）斯諾三年之后再次見到毛澤東，他仔細端詳，比較新舊變化：“幾年來的戰爭不曾使他什麼改變。因為不再挨餓，他的體重增加了﹔他的頭發已經剪短﹔他常是穿著一套普通士兵的制服。他仍是人民中的平常人，有農民和知識分子素質的奇異的攙雜，也有偉大政治目光和普通常識的非常的混合。他革命的樂觀主義始終不動搖﹔他永遠自信共產黨最后必在中國勝利。他還是徹夜工作到天明。”（〔美〕約翰·漢密爾頓：《埃德加·斯諾傳》，第121頁。）斯諾的觀察力，應該說是驚人的准確。毛澤東的儉朴、自信、樂觀、氣質和工作狂熱，不僅當時如此，以后也如此，一生亦是如此。四年之后，斯諾在一篇文章《1943年從重慶看中國之命運》中，又提到了再訪陝北的毛澤東，他寫道：擔任紅軍領袖十余年，“毛仍然身無分文”，“他一個月領的工資還不到三塊美金。十八集團軍裡的人誰也不通過戰爭賺錢。軍官和士兵每月隻領幾塊錢餉，以解決個人的需要。他們吃、穿、住全都一樣，而且和農民共甘苦”。（《斯諾文集》第 3卷，第 410—411頁。）毛澤東不要厚祿，朱德也拋棄錢財，整個中共領導層都在無私無利地奮斗著，斯諾寫道：“朱德是孫逸仙早年信徒之一，曾經很有錢。但他把全部錢財捐給了軍隊，今天已經六十多了，除了自己背上扛得動的行李以外別無長物。”（《斯諾文集》第 3卷，第 410頁。）
作為美國記者的便利，斯諾可以近距離地長時間觀察蔣介石和毛澤東，這是當時中國恐怕絕大多數記者都很難做到的事情。斯諾記下了他的深刻印象：“蔣和毛之間有著顯著的相同點和不同點。兩個人都有堅強的意志力。毛在他自己的范圍內也許跟蔣一樣的堅忍﹔他是一個有力的進取的和有決斷的人，他而且是一個能干的政治和軍事的戰略家。……毛主要是一個社會革命家，蔣主要是一個社會保守家。蔣是一個自是的人，他的脫離群眾的性質，常在有意地強調保持中國舊有的權威人物的傳統。毛卻不大神秘。他決不說沒有錯誤。我曾聽到他承認錯誤，他是不以改變他的意見為恥的。”（《斯諾文集》第 3卷，第 239頁。）看了斯諾的比較評論，你不能不欽佩斯諾的眼光確有獨到的歷史穿透力和超前判斷力。蔣介石的脫離群眾和共產黨的密切聯系群眾，不正是國共兩黨此消彼長、此伏彼起的根本原因之一嗎？
斯諾對毛澤東的觀察極其細膩，有時到了洞察入微的程度。1936年保安採訪時，他注意到毛澤東與賀子珍一邊與他談話，一邊挑捉衣服上的虱子。這個經典細節，后被人們廣泛稱道。1939年延安採訪毛澤東時，斯諾不僅“曾聽到他承認錯誤”，而且“有一次曾見他笑得哭起來”。（《斯諾文集》第 3卷，第 240頁。）斯諾的這些精細描寫，無疑地進一步豐富了我們對毛澤東的鮮明性格和坦蕩磊落胸懷的認識。
歷史場景之三：延安抗戰狀況展示。斯諾是 20世紀 30年代第一位、也是影響最大的一位訪問陝北紅區的西方記者。由於有著 1936年的採訪墊底，斯諾敏銳地注意到全民抗戰元素已給延安帶來了新氣象和新變化。
他寫下了他的整體感受：“延安地區原來是世界上最窮、最落后的地區之一，但邊區政府經過幾年切實的努力，在這裡建設了有文化和繁榮的社會生活。實行了免費義務的小學教育，建立了中學、中專和高等院校，包括一所女子大學。成千上萬的青年經過敵佔區徒步幾百英裡來到延安求學。建立了公共衛生系統和幾家醫院。那裡有許多工業合作社，也有一些國營工業，但是私營工商業也很興旺。陝甘寧邊區的農民開墾了六十萬英畝的生荒地﹔在政府的幫助下，有幾萬名敵佔區的難民在那裡安了家。鴉片根絕了。在我參觀過的地區，有效地禁止了賣淫和對兒童的奴役，而且也沒有乞丐。閑散的人都組織起來勞動。每一個村子和縣都有選舉成立的行政委員會。邊區政府是由普選出來的代表選舉產生的，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第一次。”（《斯諾文集》第 3卷，第 408頁。）
他寫下了延安的工商業面貌：“在保安的時期，隻有最冒險的商人才肯在當時蘇區和‘白’區之間做生意。現在，幾家私營的大規模貿易公司，借著他們自己車輛的運輸，都很發達，因為延安為了鼓勵商業，業已取消了一切商人的捐稅。陝北的棉花、羊毛、皮革、植物油和谷類是出超的。工業生產——大部是手工業——大大地增加著。工業和生產者的合作社適應了市民和軍隊的許多要求。消費合作社擁有堆積農村人口必需品的貯藏庫。政府的管制把物價抑低了，在那裡，物價通常要比任何地方低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斯諾文集》第 3卷，第 221頁。）
他寫下了延安的新聞出版面貌：“許多新的公共機關都位置在山麓間或在那隱蔽於小徑中的新的政府建筑中。教育竭力推進著，新的印刷所替前線和后方出版著各種書籍、雜志和報紙。許多外國的著作被譯了過來，刊行標准本，並且用中國文編著自己的歷史和革命理論的教本，我有幾個保安朋友現在成了作家，都拿他們著作的原稿給我看。毛澤東、朱德、洛甫以及其他軍政領袖的選集都印成了普及本。有小說，報告文學，論文和關於戰爭的軍政書籍，也有自然科學，藝術和文學的譯文。我很惋惜那當我一九三六年離保安時正在編纂中的集體創作的《長征》史，竟已放棄出版了。據說是為了‘對聯合陣線不適應’。”（《斯諾文集》第 3卷，第 221—222頁。）
他寫下了延安的音樂藝術面貌：延安的魯迅藝術學院“有著五百個作家、藝術家、戲劇家、作曲家和他們的學生，他們都是來自各省和海外的天才者，他們在附近的村庄中建立了一個他們自己的藝術家居留地，位置於——任何一切的地方！——教堂和寺院中。因了這個學校的創立，現在延安在藝術上也像在政治上一樣成了進步分子的‘麥加’。因為在這裡，群眾藝術不致犯叛國之罪，他們盡可隨自己意思來‘提高群眾的文化水准’”。（《斯諾文集》第 3卷，第 226頁。）
他寫了他特別看好的延安女子大學：“在延安教育機關中完全新創，而我認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卻是女子大學，一個真正女英雄的大學。”“大部分學生是工人或農民的女兒。其余都是中等階級家庭出身，隻有一打光景是‘資本家’。資本家中最著名的有新加坡華僑胡文虎的女兒，胡是以販賣療治百病的‘虎標’萬金油發財的。四十一個學生是大學程度，一百二十九個是中學程度，有二百個以上還不到高級小學程度。”“畢業生多數從事鄉村教育工作，次多數是回到他們游擊區的老家去領導群眾組織。也有進抗大繼續受軍事訓練。許多學生已參加了游擊戰。戰區中婦女干部的任務，包括了動員工作，農民的教育和組織，以協助戰斗的部隊。”（《斯諾文集》第 3卷，第 228—232頁。）
斯諾還寫了延安的農業生產、醫療衛生和鄉村選舉等等事業現狀。
歷史場景之四：中共武裝力量的抗戰顯象。從美國來的斯諾當然清楚地知道當時中國的積貧積弱以及國力衰敗，但他很佩服中華民族的堅韌不拔的性格。他真誠地寫道：我們“必須記住一個最重要和最驚人的事實。這事實很簡單：這個被愚弄的、落后的、貧窮的中國，這個被東京稱為‘不是一個國家，只是一個地理名詞’的中國，這個被歐洲人蔑視地指出，在日本機械化部隊進攻下，至多隻能支持六個月的中國，畢竟仍然站著身子迎擊它的敵人。遠在奧地利人、捷克人、波蘭人、丹麥人、挪威人、荷蘭人、比利時人、法國人和羅馬尼亞人迅速潰敗淪亡之后”。（《斯諾文集》第 3卷，第 141頁。）當“文明、富有的歐洲人”被納粹德國坦克碾壓而無奈投降時，“愚昧、落后的中國人”面對強大而凶惡的日本法西斯，卻已經不屈不撓地堅持了好幾年的抗敵，並且從未倒下﹔盡管多次遭受沉重打擊，但他們依然頑強不屈地反擊敵人。
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關系，他不認可中共“不是真正共產黨”的看法，但他很清楚中共與蘇共、歐洲國家的共產黨是有區別的。他寫道：“在毛澤東和他的信徒中，民族的感情，似乎要比進步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共產黨來得顯著。”“在蘇聯以外的一切共產黨說來，無產階級也許是沒有祖國的﹔但中國共產黨在他們自己革命的勝利中卻有一個祖國。”“中國紅軍領袖不得不從戰場上來解決他們的理論問題，而戰場上的決勝，常是拿同志的生命去換取的。”（《斯諾文集》第 3卷，第 241頁。）盡管斯諾並非共產黨員，但他支持毛澤東和理解中共的做法，因為這些適合國情的做法是中共用鮮血和生命作為代價換來的。
斯諾十分欽佩中共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的英勇精神。他寫道：“倘使日軍真會消滅了八路軍，那麼無數中國人就要失卻對於最后勝利的希望。八路軍已經成為一種英勇的傳說，這傳說在它萬次戰斗的記錄中，象征著每一個作戰的人都必須相信它具有的那些戰斗的品質：忍耐、敏捷、勇敢、指揮的天才、不屈不撓以及——也許最重要的——精神的不能戰勝性。”“它的最重要的事情，比它的軍事技術或它老於戰斗的領袖們的手腕更有意義的事情，無疑地在於它極高度的革命意識。”“我們已經從新四軍方面看到政治訓練在共產黨軍隊的訓練中的任務，以及它在加強士氣紀律上面的價值。領袖們說：八路軍所受的一切訓練，十分之四是政治性質，隻有十分之六是軍事性質。”（《斯諾文集》第 3卷，第 270頁。） 強調政治意識、革命意識、紀律意識等，的確是中共軍隊有別於國民黨軍隊和其他軍隊的特征。
八路軍的戰斗力從何而來的呢？斯諾分析道：“首先，共產黨軍隊完全是由志願兵組成的﹔新四軍呢，據我所知，是國內唯一沒有征兵和被強制服役者的軍隊。第二，它幾乎完全靠老百姓的擁護而生存，這種擁護是以它所給與老百姓的待遇為條件的。第三，八路軍是國內軍餉最少的軍隊。當人們為了每月分文全無的收入而死時，他們一定堅信著一個極偉大的使命，對於他們的領袖一定有絕對的信任。”（《斯諾文集》第 3卷，第 272頁。）彭德懷曾經對斯諾說過：“我們是魚，人民是水，我們在人民之中如魚得水。”（《斯諾文集》第 3卷，第 412頁。）依賴千百萬人民作為后盾，就可以大大提高軍隊的機動性，從而產生無窮的力量。
斯諾進一步剖析了中共軍民的這種“魚水關系”：“邊區最顯著的一種成就，便是人民與戰斗部隊密切的聯系。人民常常表示他們對於保衛者的感激，有兒子或女兒在前線的家庭往往收到許多小小的禮物，這在鄉村生活中是十分珍重的。除了突擊隊幫助耕種之外，兵士的家庭還可以免除一切谷物的捐輸，並且向合作社買物隻要出最低的價格。在戲院和會場裡，他們坐在最優越的位置，在別地方，這種位置總是替紳士們保留的。殘廢的軍人由執行委員會給他一筆小額的恤金和一塊田地。”如年輕姑娘組成的編織隊，曾“送了十萬副手套和襪子給八路軍”。“邊區沒有淒慘的難民營，隻有田地和工作。”斯諾繼續寫道：邊區人民特別支持八路軍的另一理由，“似乎是由於一種公眾的信任心，相信他們的金錢一定可以忠實地用於目的。當然，他們可以不必擔憂這會受貪官污吏的中飽私囊，或作買賣外匯的投機，或購買婢妾。那裡跟別的各處地方不同，沒有從軍火買賣舞弊的百萬富翁，也沒有剝削難民和傷兵勞動力的豪紳。這些有組織的農民知道，他們付給地方政府多少錢，他們的代表可以向參議會核對賬目。自然，舞弊也並非沒有﹔不過誰要是榨取忠實人民血汗的金錢，是並不光榮的。一旦揭穿之后，他們將因人民的要求，像叛國者一樣喪失他們的腦袋。”（《斯諾文集》第 3卷，第 258—260頁。）一支有著堅定政治信仰和嚴格組織紀律的軍隊，一支與人民群眾有著密切聯系的軍隊，將是不可戰勝的﹔即使暫處劣勢和弱小，最終必定居於優勢和強大。張學良在西安事變前接觸紅軍和中共一些高層領導人后，通過比較國民黨及其精英高層，他就斷定：擅長爭權奪利的國民黨必將敗於胸懷遠大理想的共產黨之手。張學良與斯諾的看法，不謀而合，異曲同工。
斯諾非常欣賞中共軍隊的游擊戰略與戰術，認為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抗強敵的有效辦法。他寫道：“經過戰場上許多年的代價昂貴的經驗（包括三十萬以上共產黨員的犧牲），紅軍和后來的八路軍把游擊戰發展而為稱作全民持久抗戰的一種主要的戰略觀念。到現在為止，它是唯一的達到了使一個全能主義的侵略者無法收獲他全部勝利成果的方法，誰能說它不會是歐亞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人民（他們現在差不多佔了地球上男女的一半）獲得他們的自由所要經歷的道路？”（《斯諾文集》第 3卷，第 276頁。）全民持久抗戰是以中國人數和空間的最廣大的利用為根據的，它力圖把每一個鄉村變成抗戰根據地，使日軍不敢輕舉妄動，把日本戰略的內線改變為防御的外線。斯諾對游擊戰的理解是：擊則殲滅敵人，游以避免殲滅﹔既須不時出擊，又須不時移動。斯諾認為國民黨軍隊學不會、也打不了游擊戰：“舊式軍隊嘗試游擊戰的大多數失敗，都是因為缺乏嚴格的教育和革命的領導。沒有革命教育，游擊隊在防御中成為負債性質多於資產性質。”（《斯諾文集》第 3卷，第 278頁。）
斯諾以國際視野的開闊眼光，使人們更加深刻地看到了中國游擊戰的偉大氣勢，他說：雖然與南斯拉夫游擊隊有些相似，但中國的游擊隊是世界上最大的游擊組織，比在旁的國家裡大得多。從長江流域到蒙古草原，到南滿的白山黑水之間，成千上萬的村庄是這個“人民戰爭”的活動場所。戰爭的組織者都是有為的青年，主要是八路軍和新四軍所鼓舞和訓練出來的，而領導這些軍隊的正是中國的老紅軍將士。斯諾寫道：“中國的游擊區開展了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群眾動員和群眾教育。領導這種運動的游擊區政權之所以能夠存在和壯大，是因為它們贏得了農民，特別是青年農民的衷心擁護，成萬的青年農民已經為這個很少為外界所知的斗爭獻出了生命。這個戰斗地區具有中國前所未有的政治上、經濟上和社會上最民主的制度。它的政府很廉潔，可以說有效地駁斥了‘老中國通’中間一種普遍的說法，即認為中國人做了官是一定要貪污腐化的。”（《斯諾文集》第 3卷，第 404頁。）斯諾認為，中共領導的敵后游擊力量，在抗戰中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因為他們的存在，“才防止了重慶政府向法西斯主義投降”。（《斯諾文集》第 3卷，第 401頁。）國民黨政府明白，倘若一旦他們對日妥協和投降，整個民心將倒向延安和中共，中國將成為中共的天下，所以，雖然中共是在野黨和弱小的參政黨，且軍力單薄，然而，中共力量的存在和堅決態度，是國民黨企圖妥協投降的最大障礙，好比是毛澤東用手槍頂住了蔣介石的腰間，逼使國民黨不敢、不會投降日本。
斯諾以很大的篇幅，描寫了游擊戰爭的殘酷和八路軍的作戰效力。他寫道：“一九三八年以來，日軍已作了多次的消滅進攻，對著所有主要的游擊根據地，首要目標是八路軍和新四軍，這兩支軍隊的各種組織現在的作戰次數約佔淪陷區全部交戰的五分之四。”連日軍將領也稱中共軍隊是“日本敵人中最頑強最危險者”。由於無法在軍事上消滅中共軍隊，日軍“愈益憑借對於平民的恐怖主義和懲罰步驟。一個新近旅行過河北和山西的教士說，在他所看見的區域裡，日軍在其懲罰行動中，每隔兩三村就燒掉一個，並且屠殺了幾千個平民。日軍每次大規模的反游擊戰爭，總隨帶著幾百輛的空車，他們退回城裡去的時候，把每一樣想得到的值錢東西都裝在車上運走。一群一群的水牛被驅去殺掉。據說河北和山西的農家牲畜，大約一半已被毀滅。在許多村子裡，你再也買不到雞蛋了，因為沒有一隻雞保牢了性命。 ”（《斯諾文集》第 3卷，第 283—284頁。）然而，八路軍依然在艱苦卓絕地抗擊著極其凶惡、極其殘暴的敵人。國民黨政府軍委會曾發表過一個統計，表明戰爭最初兩年八路軍新四軍在中國全部軍隊所使敵軍損失的全部配備中，佔據了一個非常大的百分率。“單是這兩支軍隊就截獲和破壞敵方損失的全部大炮的百分之六，全部機關槍的百分之十五，全部貨車的百分之二十八和全部步槍的百分之三十四。全中國俘獲的敵軍中，三分之一以上是八路軍和新四軍俘獲的。一邊軍隊擴大，一邊作戰效力也增加﹔一九三九年內，他們差不多參加了全部作戰次數的百分之二十五，地方游擊隊的戰斗不在其內。”（《斯諾文集》第 3卷，第 281頁。）
當時八路軍新四軍完全談不上兵強馬壯，武器簡陋，裝備低劣，但仍不屈不撓地打擊敵人。時日軍在華四十個師團中，有“十七個專與八路軍新四軍交戰”。中共軍方提醒國民政府說：“故吾人牽制全部敵軍五分之二兵力”而“經費隻大約等於其他軍隊的五分之一，以致每個官佐或士兵每月平均隻領到二元七角二分”。（《斯諾文集》第 3卷，第 282頁。）斯諾憤恨地揭露了蔣介石政府對同為抗日的中共軍隊的嚴重不公平：“在它最初三年的戰斗中，八路軍每月隻拿軍事委員會六十萬元，或者說，三個師的標准經費。別的軍隊都發給新的武器和新的配備作他們的補充﹔八路軍隻得到極少的彈藥補貼。到一九三九年，每月的經費甚至不夠養活戰地的軍隊。”“重慶對於這些戰士，不供給毯子、不供給冬季軍服、不供給鞋襪、不供給醫生、護士或藥品。在嚴寒的零度以下的氣候中，許多次的襲擊都是由這些人進行的，他們赤了腳踏過凍結的山川，在他們背后，在那些雪道上，留下了深紅的點子﹔受傷的青年在薄薄的凝結著血的棉布短衣中發抖﹔許多人都因為凍傷而掉了腳趾、手指和耳朵。”（《斯諾文集》第 3卷，第 275頁。）難以想象，國民黨對本是同根生的中共軍隊竟然封鎖到了近乎殘忍的地步！
國民黨污蔑中共軍隊“游而不擊”，直到現在還有人在網上鸚鵡學舌，跟著胡說亂叫。讓我們看看當年斯諾以一個客觀中立記者的視角，怎樣來評價這種說法的吧！斯諾寫道：“有人貶低游擊隊的領導人，說他們為什麼不更頻繁地攻擊敵人的大據點。這種批評往往是由於對情況不了解。缺乏軍火工業是一個根本的弱點，即使想出巧妙的辦法也無法完全克服。八路軍和新四軍的主力軍大概有二十個師，他們有機槍、步槍和一些迫擊炮，裝備還不錯，然而一向缺乏大炮、彈藥、高級炸藥和運輸工具。因此，他們不得不選擇打速決的、得過於失的戰斗。”斯諾繼而反詰：“鑒於他們動員了幾百萬人，似乎他們的戰斗效率很低﹔但是同中國政府那些接受盟國重要援助而卻躲在安全的基地裡無所作為的軍隊對比起來，他們的戰績是很可觀的。游擊隊的領導人這樣反問批評者：要是盟國對蔣介石封鎖五年，像他封鎖解放區不給一點援助一樣，蔣介石能夠維持抗日多久？”（《斯諾文集》第 3卷，第 412頁。）斯諾的駁斥，可謂有根有據，在情在理，有很強的說服力。
斯諾可能終於明白過來了，中共軍隊作了那麼多的抗日斗爭卻為何國外無人知曉的緣由。他寫道：“如果全世界最近很少聽到關於這些成就的消息，這不能全怪外國報界。除了軍事和經濟上的封鎖以外，在重慶還有嚴格和高效率的新聞封鎖。一九三九年以來，壟斷中國對外宣傳的國民黨宣傳部禁止了幾乎一切關於十八集團軍的活動的消息。”（《斯諾文集》第 3卷，第 403頁。） 也是由於斯諾客觀上為中共說了好話，斯諾於 1941年被迫離開中國。從 1939年到 1941年的幾年間，再也沒有任何一個外國記者進入陝北紅區採訪。重慶政府徹底隔絕了邊區政府。
有趣的是，斯諾后來一直在他的故人舊友那裡做解釋工作，說明事實真相，讓他們減少反感，真正讀懂和看清中國與中共。他寫道：“中共黨員和游擊區領導人對所有這些團體的牢固的領導權，以及部隊的十分高昂的士氣，主要產生於這些人的紀律性和民主作風”，“如果我這個話使持懷疑態度的‘老中國通’，特別是新來到中國西部的美國陸軍軍官感到驚奇，我不責備他們。因為他們從沒有看到過我談到的這些人”。（《斯諾文集》第 3卷，第 410頁。） 斯諾堅持認為，中共有強烈的獨立性，中國革命有鮮明的民族性。“十年內戰期間俄國和共產國際給他的物質援助是微不足道的。實際上，中共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帶有中國特色的產物，牢牢地扎根於中國‘半殖民地’革命的民族問題之中。”（《斯諾文集》第 3卷，第 406頁。）斯諾以為這樣說明情況，就可以為中共帶來更多的美國朋友，爭取到更多的美國援助。應當承認，斯諾的說服工作還是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無需再敘。斯諾筆下的精彩歷史場景還有許多，我們不可能、也做不到在這裡全部展現。然而，有一句話不得不說，在當時的外國駐華記者中，還沒有任何記者對中共領導的抗戰報道和記敘的內容，是超過斯諾的﹔無論是認識的廣度和深度，斯諾是無人能及的，他的感性是豐富的，他的理性是深刻的，他的感性和理性達到了有機統一。
再訪陝北的幾個細節問題
對於從西安到延安這條路上的回憶，筆者發現斯諾同石峰的差異還是比較大的。
第一，關於路上時間。斯諾說：他們坐的是巨型道奇汽車，共有 14個旅客，其中 3個女人。石峰沒有這樣具體的記錄。斯諾說：到達三原，我們在八路軍的交通站過夜。石峰則說得更明白：是八路軍一一五師辦事處。
由於雨大，道路泥濘，不能行車，隻能等待，斯諾不免悲嘆。他寫道：“陝西的雨一開始就落個不停，有時一落便是四十天。這一次落了五天才停，但等我們可以上路已是一星期了。三原的一星期是可想而知的寂寞之極的情景，但我似乎是唯一怨恨耽擱的人。”（《斯諾文集》第 3卷，第 216頁。）而石峰的回憶文章卻說：他們在三原等了二天，然后繼續前行，趕往延安。（石峰：《憶 1939年陪埃德加 ·斯諾二訪延安》，《中共黨史資料》2008年第 2期。）對路上走的時間，二人的表述差距較大。
第二，關於同行旅伴。石峰說，同行的還有一位國民黨合作社的負責人孟用潛。這與斯諾的記錄是一致的：中國工業合作社游擊隊檢查員孟雲卿（音譯），他是到延安本部去參加會議的。斯諾同時還記敘了一位有價值的同行者，他寫道：旅伴中“還有共產黨領袖陳昌浩的小腳太太，帶了她的兒子去看他那著名的曾被巨金懸購首級的父親。她在路上表現了絕好的精神。當司機者清除路上難走的障礙，或當我們聽了警報散避時，她一次又一次的痛苦地撐著小腳攀下車來。然而她從不訴苦和表示一生中未有的顛簸的勞頓。年少的陳在精神、行為乃至容貌方面使我想起了舊時的一個同學，因此我在三原便給他起個名字叫做‘伯特’，並且教他裝著奇怪的樣子。‘伯特’直到最近才發覺他的父親還活著以及他的父親是誰，因為在內戰幾年中，他的母親是絕對保守秘密的。”（《斯諾文集》第 3卷，第 216頁。）看得出，陳昌浩的“小腳太太”雖是舊式鄉下農婦，但她意志堅強，內心強大。然而，對這樣一位特別的旅客，石峰的回憶文章則一字未提。
第三，關於西餐廚子。因為斯諾是西方記者，要吃西餐，石峰通過三原的學生，拐彎找到一位曾在基督教堂當過廚師的兒子，並成功說服廚師之子隨行一塊去延安。石峰甚至說：“延安的烤面包就是從他開始的。”（石峰：《憶 1939年陪埃德加 ·斯諾二訪延安》，《中共黨史資料》2008年第 2期。）而斯諾卻說：這位西餐廚子是他和孟用潛二人在三原閑蕩尋找面包店時，無意之中碰到和發現的。（ 參見《斯諾文集》第 3卷，第 218頁。）
末了，還要說一件事：最近有人在網上說，延安未曾遭受日軍飛機轟炸。其言外之意是共產黨躲在山溝裡，不去抗日。真實情況是，斯諾到達延安當天，就撞上了日機的又一次轟炸。石峰寫道：“當天下午，警報響起，日軍的飛機來轟炸延安。斯諾找我，要我陪他去拍幾張日軍轟炸延安的照片。我領他到寶塔山下，他一看，說：‘這裡目標太大，不安全。 ’我說：‘這裡是最安全的地方，比防空洞還安全，延安幾千孔窯洞，就憑這寶塔山尋找目標，如果炸毀目標飛機就成了瞎子，還有什麼炸頭？’”（石峰：《憶 1939年陪埃德加 ·斯諾二訪延安》，《中共黨史資料》2008年第 2期。）這個說法表明，石峰是有軍事經驗的。斯諾也聲討了日機空襲的罪行，他寫道：“事實上，延安已成了完全受空襲破壞的大市鎮的唯一例子。日本顯然沒有完成他們的任務，因為他們幾乎每天在繼續轟炸那地方。單是這一處，日本一定已經消耗了幾百萬元了。”（《斯諾文集》第 3卷，第 220頁。）斯諾的幽默式譏諷，難道還不能夠說明問題嗎？
（本文獲得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項目支持）〔作者尹韻公，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北京 100732〕
來源：《黨的文獻》2015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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