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文獻》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摘要]抗日戰爭中，毛澤東以其深厚的理論造詣和對中國國情的了解，對這場關系到中華民族前途命運的戰爭作出了許多科學的分析和預見。其中主要的四大預見，即游擊戰在抗日戰爭中是一種戰略而不是戰術、在敵后能建立大批抗日根據地、抗日戰爭是持久戰並要經歷三個階段、中國將在抗日戰爭中實現民族解放，都被實踐証明是正確的。實事求是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是毛澤東科學預見的基礎和根據。這一認識論和方法論要求分析問題從實際出發、從矛盾或問題出發，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此外，在多要素多變量動態的分析中預見事物發展的多種可能性，把握事物發展的趨勢，也是毛澤東科學預見的一個重要內容。
[關鍵詞 ]毛澤東﹔抗日戰爭﹔科學預見﹔方法論﹔實事求是
在抗日戰爭中，毛澤東依靠其深厚的理論造詣和對中國國情的了解，對這場關系到中華民族前途命運的戰爭作出了許多科學的分析和預見。
一、毛澤東的四大預見都被實踐証明是正確的
毛澤東對抗日戰爭作出了四大預見，而這四大預見已在復雜多變的戰爭實踐中被証明是正確的。
預見之一：游擊戰在抗日戰爭中是一種戰略而不是戰術。
全國抗戰一開始，毛澤東就在考慮用什麼樣的作戰方式戰勝日寇。1937 年8 月1 日，他和張聞天致電正在廬山和國民黨談判抗戰方針的周恩來、秦邦憲、林伯渠，認為依當時敵我情況，紅軍作戰必須堅持“在整個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游擊戰爭，而不是陣地戰，也不是集中作戰，因此不能在戰役戰術上受束縛”。（《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 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年版，第20 頁。）8 月4 日，他和張聞天致電在南京參加國防會議的周恩來等，提出：“正規戰與游擊戰相配合，游擊戰以紅軍與其他適宜部隊及人民武裝擔任之，在整個戰略部署下給與獨立自主的指揮權。”（《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 卷，第22 頁。） 8 月5 日，他和張聞天再次致電參加國防會議的朱德、周恩來等，強調：“紅軍擔負以獨立自主的游擊運動戰，鉗制敵人大部分，消滅敵人一部的任務。”（《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 卷，第25 頁。）當時毛澤東主要是從紅軍的特長出發提出這個問題的，認為游擊戰是我們的“拿手好戲”。（《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 卷，第53 頁。）后來隨著戰爭的發展特別是國民黨正面戰場出現的問題，他明確提出，在一般戰爭中處於輔助地位的游擊戰，在中國的抗日戰爭中已經成為一種克敵制勝的戰略。這一戰略，是他在充分考慮到中國的國情和這場戰爭特點的基礎上提出的。在1938 年5 月發表的《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毛澤東對於游擊戰為什麼在中國的抗日戰爭中會“從戰術范圍跑了出來向戰略敲門”這一問題，作了深刻的有說服力的分析。（參見《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 卷，第230—231 頁。）
毛澤東的這一分析和預見能否實現？這是當時許多人關心和擔心的。抗日戰爭的進程証明了毛澤東的預見是正確的。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在八年抗戰中堅持獨立自主的敵后游擊戰戰略，為贏得抗戰的最后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預見之二：在敵后能夠建立大批抗日根據地。
與游擊戰相聯系的，是開辟和建立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問題。毛澤東認為：“在敵人后方創設許多抗日根據地是完全可能的，是十分必要的。”（《毛澤東軍事文集》第 2卷，第 197頁。）
抗日戰爭一開始，毛澤東就在考慮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后深入敵后開展游擊戰時建立自己根據地的問題。這是因為，根據地“是游擊戰爭賴以執行自己的戰略任務，達到保存和發展自己、消滅和驅逐敵人之目的的戰略基地”。（《毛澤東軍事文集》第 2卷，第 244頁。）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中，他把建立根據地作為抗日游擊戰爭六個具體戰略問題中的第三個問題提了出來，並作了充分的論証。他在指導各地游擊戰領導人的工作時，總是強調部隊進入敵人后方后要以最快速度創造鞏固的根據地。這樣的根據地，不僅有游擊隊，還要建立抗日民主政權，組織召開群眾團體會議，以充分發動人民群眾，還要大力發展黨組織。他強調，這是我們和歷史上許多流寇主義的農民戰爭的區別。
特別是，他多次預見我們不僅可以在陝甘寧建立鞏固的抗日根據地，而且預言我們可以在晉察冀等地建立抗日根據地。1938年 2月 21日，毛澤東在給朱德、彭德懷和八路軍第 115師、120師、129師及中共中央長江局的電報中分析說：“長期抗戰的重要戰略支點有山西區、鄂豫皖區、蘇浙皖贛邊區、陝甘區、鄂豫陝邊區、湘鄂贛邊區等六處。這是設想在西安武漢長沙南昌四點被敵進攻及萬一不守時，必須力爭建立抗戰根據地的主要戰略支點。”（《毛澤東軍事文集》第 2卷，第 160頁。）在這之前的 2月 15日，他還給項英、陳毅發電，指出新四軍應該“力爭集中蘇浙皖邊發展游擊戰。但在目前最有利於發展地區，還在江蘇境內的茅山山脈”，認為在那裡“必能建立根據地，擴大四軍基礎”。（《毛澤東軍事文集》第 2卷，第 155頁。）毛澤東關於八路軍、新四軍進入敵后建立根據地的分析和預見，后來基本上都為實踐証明是正確的。
預見之三：抗日戰爭是持久戰並要經歷三個階段。
毛澤東的持久戰戰略及其對抗日戰爭發展進程的預見，可以說是最了不起的。1935年 12月，瓦窯堡會議提出，要為同敵人持久戰而做准備自己的艱苦工作。在會后召開的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毛澤東深刻指出，日本帝國主義是一個嚴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狀態是一個嚴重的缺點，要打倒敵人必須准備作持久戰。國民黨在全國抗戰開始后，也認為抗日戰爭是持久戰。但這是兩種不同的持久戰。國民黨把持久消耗為其最高戰略，實行內線固守、分兵把口的作戰方針。共產黨的持久戰有三個要點：一是認為兵民是勝利之本，抗日戰爭是廣大人民群眾參加的全民族的全面抗戰﹔二是認為抗日戰爭是消耗戰，同時又是殲滅戰，在敵強我弱態勢下要把一般戰爭中起輔助作用的游擊戰上升到戰略地位上來，廣泛開展敵后山地游擊戰，並採取防御中的進攻、持久中的速決、內線中的外線等作戰方針，主動靈活有計劃地消滅敵人﹔三是認為抗日戰爭要有長期持久作戰的正確戰略，才能贏得中國的最后勝利。
1938年 5月，毛澤東發表了《論持久戰》這篇著名演講，針對當時的“速勝論”和“亡國論”，通過對中日戰爭雙方各個因素進行全面分析，回答了中國抗戰為什麼是持久戰、怎樣進行持久戰、最后勝利為什麼屬於中國等重大問題。在這之前，1938年 4月 26日，漢口的《大公報》針對當時的徐州會戰發表社評說：“這一戰，當然不是最后決戰，但不失為准決戰。 ”毛澤東見到后即給長江局的王明、周恩來等發電，指出：“《大公報》否認持久戰，提倡准決戰的論調，我們認為是不對的。”（《毛澤東軍事文集》第 2卷，第 222頁。）因此，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一發表就轟動全國，給困惑中的抗戰軍民指明了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方向，連國民黨許多高級將領都十分佩服。特別是，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科學地預見了整個抗日戰爭將經過“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御”、“敵之戰略保守我之准備反攻”、“我之戰略反攻敵之戰略退卻”三個階段。同年 5月 28日，毛澤東在主持編寫《抗日戰爭叢書》時，給秘書處的同志復信指出：“抗日戰爭當然沒有什麼戰略進攻，隻有戰役反攻及戰略反攻，是整個戰略防御中積極的部分，靠此部分戰勝日本，通俗地說，謂之進攻當然也是可以的。”（《毛澤東軍事文集》第 2卷，第 229頁。）后來的戰爭進程証明，毛澤東的預見是正確的。同時，這也說明看誰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首先應看誰為抗日戰爭指明了正確的方向。
預見之四：中國將在抗日戰爭中實現民族解放。
歷史已經証明，抗日戰爭是 1840年以來中華民族在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中獲得的第一場全民族的勝利，是中華民族苦苦追求的民族復興大業的一個歷史轉折點。
毛澤東在抗日戰爭開始不久，就已經預見到了這一結果。他在《論持久戰》中論述抗日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關系時，深刻地指出：“佔著五萬萬以上人口的中日兩國之間的戰爭，在這個戰爭中將佔著重要的地位，中華民族的解放將從這個戰爭中得來。將來的被解放了的新中國，是和將來被解放了的新世界不能分離的。”（《毛澤東軍事文集》第 2卷，第 303頁。）不僅如此，他還滿懷激情地指出：“四億五千萬的中國人佔了全人類的四分之一，如果能夠一齊努力，打倒了日本帝國主義，創造了自由平等的新中國，對於爭取全世界永久和平的貢獻，無疑地是非常偉大的。”（《毛澤東軍事文集》第 2卷，第 304頁。）
在這些論斷中，毛澤東預見到抗日戰爭將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個歷史轉折點，並將對世界永久和平作出巨大的貢獻。事實上，八年抗戰的歷史和戰后中國政治的發展，直到新中國誕生的歷史，都已經証明：抗日戰爭改變了中國被列強宰割奴役、瀕臨亡國的歷史，終結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武裝入侵和殖民佔領，在中華民族的救亡史上是一個重大的標志性事件。與此同時，抗日戰爭改變了中國一盤散沙的歷史。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國民黨的正面戰場和共產黨的敵后游擊戰爭相互配合，聯合抗戰，中華民族第一次實現了全民族抗戰。最重要的是，抗日戰爭振奮了民族精神。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一首《義勇軍進行曲》反映了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為耀目的精神風貌。同時，抗日戰爭也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中國成為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后重建國際秩序的參與者及聯合國的創始國。這些重大的歷史貢獻，都表明抗日戰爭的勝利是中華民族解放與復興的歷史性標志和歷史轉折點。
當然，毛澤東在抗日戰爭中作出的預見不止這四個，比如他早就預見到抗日戰爭中會發生反共逆流，又比如他在抗戰勝利前夜就預見到國民黨會走向人民期望的反面打內戰，等等。這些預見，最終同樣都被實踐証明是正確的。毛澤東的偉大之處，就在於他能夠敏銳、准確地把握歷史事物的發展規律和趨勢，作出科學的預見。
二、毛澤東科學預見的方法論
共產黨人不是“算命先生”。毛澤東的預見，是建立在實事求是的觀察和分析基礎上的科學預見。
毛澤東說過，預見是為了領導。什麼叫領導？領導和預見有什麼關系？他的回答是：“坐在指揮台上，如果什麼也看不見，就不能叫領導。坐在指揮台上，隻看見地平線上已經出現的大量的普遍的東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領導。隻有當著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杆頂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並能掌握住它，這才叫領導。”因此，“預見就是預先看到前途趨向。如果沒有預見，叫不叫領導？
我說不叫領導”。（《毛澤東文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 394—395頁。）總之，預見就是能夠在事物剛露出頭，還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時候，就能看見，並看到它在將來的普遍意義。在領導革命的時候，缺乏預見，看不到那些在將來具有普遍意義的發展趨勢，就會犯大錯誤。
毛澤東還說過，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才能進行科學的預見。他明確指出：“資產階級在自然科學方面有很多好的預見，但在社會科學方面還是盲目的。隻有產生了馬克思主義，才對社會發展有了預見，使人類對社會發展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階段。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思想基礎的，它對於將來和前途看得清楚，對於社會各個階級向什麼方向發展也看得清楚。”（《毛澤東文集》第 3卷，第 394頁。）也就是說，科學的預見來自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中國共產黨人的科學預見來自於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那麼，毛澤東是怎樣進行科學預見的呢？毛澤東進行科學預見依靠怎樣的方法論呢？
按照毛澤東關於預見的論述，預見就是在事物剛露出頭的時候，就能看到它在將來的普遍意義。這種具有普遍意義的東西，就是具有規律性的東西。因此，預見就是在揭示事物發展客觀規律的基礎上分析其發展趨勢。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堅持毛澤東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毛澤東所說的“實事求是”，強調認識和改造世界，一要從實際出發，二要在“實事”中“求是”，揭示事物發展的內在規律，三要按照我們對於規律的認識去指導實踐，改造世界。這種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也就是實事求是的認識論和方法論。
實事求是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強調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要從實際出發。從實際出發，在辯証法中，往往就是從矛盾或問題出發。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中說過：“什麼叫問題？問題就是事物的矛盾。哪裡有沒有解決的矛盾，哪裡就有問題。既有問題，你總得贊成一方面，反對另一方面，你就得把問題提出來。提出問題，首先就要對於問題即矛盾的兩個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調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質是什麼，這就是發現問題的過程。大略的調查和研究可以發現問題，提出問題，但是還不能解決問題。要解決問題，還須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工作和研究工作，這就是分析的過程。”（《毛澤東選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839頁。）這裡，毛澤東指出了唯物辯証法從矛盾或問題出發的方法論的三個環節：發現問題或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毛澤東進行科學預見的方法論，就是這樣一個以實事求是為核心，以問題或矛盾的發現、分析、解決為路徑的方法論。
研究毛澤東科學預見的方法論，最好的范本是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因為這部著作雖然是在抗日戰爭剛開始 10個月的時候寫的，但由於它正確地預見了抗日戰爭的全過程及各個階段的特點，制定了相應的戰略戰術，因此具有不可多得的范本意義。那麼，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是怎樣進行科學預見的呢？其預見的邏輯是如何展開的呢？
首先一個環節，是提出問題。這就是從實際出發，既認真對待社會上各種各樣的輿論，又客觀地正視所研究事物的全部要素及其相互關系。在《論持久戰》中，開頭的五部分標題分別是：“問題的提起”“問題的根據”“駁亡國論”“妥協還是抗戰？腐敗還是進步？”“亡國論是不對的，速勝論也是不對的”。毛澤東在這裡根據中日戰爭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義的日本之間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進行的一個決死的戰爭”這一定性，分析了戰爭雙方的全部特點。（《毛澤東軍事文集》第 2卷，第 274頁。）這就是：日本是強國，但又是一個小國，它發動的戰爭是退步的野蠻的，在世界上失道寡助﹔中國是個弱國，但是一個大國，抗日戰爭是進步的正義的，在世界上得道多助。這些互相矛盾著的特點，決定了這場戰爭的最后勝利屬於中國，但中國不會亡國也不可能速勝，因此抗日戰爭必定是持久戰。這五個部分在《論持久戰》整部著作中，是毛澤東進行科學預見時邏輯運演的第一個環節，即提出問題環節，這是后面分析抗日戰爭為什麼是持久戰的基礎。
第二環節，是分析問題。這就是對所分析的全部要素及其相互關系的變動趨勢，進行合理的設想。《論持久戰》的第六部分討論了“為什麼是持久戰”，分析了中日戰爭的全部要素及其相互關系變動情況。后面三部分依次是“持久戰的三個階段”“犬牙交錯的戰爭”“為永久和平而戰”，合理地設想了戰爭中各種要素的變動趨勢。這裡，“合理地設想”是毛澤東的原話。這四個部分，是《論持久戰》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分析問題並對問題的發展趨勢進行科學預見的環節。在這個邏輯運演環節，毛澤東在對抗日戰爭中“全部敵我對比的基本因素”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指出抗日戰爭必定是持久戰，並且合理地設想了抗日戰爭將經過三個發展階段。毛澤東說，這是“戰爭的自然邏輯”。（《毛澤東軍事文集》第 2卷，第 294頁。) 當然，毛澤東在分析抗日戰爭的三階段時，客觀地說過：“三個階段的具體情況不能預斷，但依目前條件來看，戰爭趨勢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觀現實的行程將是異常豐富和曲折變化的，誰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戰爭的‘流年’來﹔然而給戰爭趨勢描畫一個輪廓，卻為戰略指導所必需。”(《毛澤東軍事文集》第 2卷，第 290頁。）這是一種科學的態度。
第三環節，是解決問題。在《論持久戰》中，第十部分講“能動性在戰爭中”。毛澤東在這部分一開頭就說：“以上說的，都是說明為什麼是持久戰和為什麼最后勝利是中國的，大體上都是說的‘是什麼’和‘不是什麼’。以下，將轉到研究‘怎樣做’和‘不怎樣做’的問題上。”（《毛澤東軍事文集》第 2卷，第 305頁。）從“能動性在戰爭中”到最后部分“兵民是勝利之本”，毛澤東根據抗日戰爭是持久戰的結論和持久戰將經過三個階段的設想，提出了抗日戰爭在政治上軍事上的各種應對之策。這裡講的就是怎麼解決問題。
完全可以這樣說，毛澤東不僅給我們留下了《實踐論》《矛盾論》這樣的“大邏輯”，而且給我們留下《論持久戰》這樣中的“活邏輯”。
這個“活邏輯”，就是以實事求是為核心、以問題或矛盾的發現、分析、解決為路徑的科學預見方法論。毛澤東關於游擊戰在抗日戰爭中是一種戰略而不是戰術的預見、關於在敵后能夠建立大批抗日根據地的預見、關於中國將在抗日戰爭中實現民族解放的預見，都是這一“活邏輯”和方法論的產物。
三、可能性分析在預見中的運用
盡管我們講科學的預見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但要真正做到這一點是非常不容易的。因為事物是由各種要素構成的，各種要素又是不斷變動而非簡單恆定的。因此，在毛澤東科學預見方法論中，他經常採用的一個方法，是在對事物的發展進行多要素多變量動態分析后，得出多種可能性結論，以防止出現戰略上的偏差。在毛澤東的科學預見方法論中，這是最值得我們重視和學習的。
抗日戰爭即將取得勝利前夕，在中國人民面前擺著兩條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這是兩個中國之命運。毛澤東在黨的七大開幕詞中尖銳地提出了這個問題。什麼是光明的路、光明的中國之命運？毛澤東在七大向大會提交了一份書面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這個報告指出，在抗日戰爭取得勝利之后，毫無疑問，中國急需把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的代表人物團結在一起，成立民主的臨時的聯合政府，以便實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機，動員和統一全中國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國配合作戰，打敗日本侵略者，把中國人民從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來。然后，在廣泛的民主基礎之上，召開國民代表大會，成立包括更廣大范圍的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代表人物在內的同樣是聯合性質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領導解放后的全國人民，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國家。
毛澤東代表中國共產黨提出的“聯合政府”的政治主張會不會實現呢？毛澤東在七大曾經對此作過分析。他根據當時的國際國內變動著的形勢估計了三種可能性：
第一種可能性，是壞的我們不希望的可能性，即要我們交出軍隊去做官。毛澤東說：“軍隊我們當然是不交的，但政府還是獨裁的，我們做官不做呢？我們不要宣傳去做，也不要拒絕，要准備這種可能性。其壞處是在獨裁政府做官，不過這是可以向群眾解釋的（為了委曲求全，而這個政府我們是不贊成的），但也有好處，可以做宣傳工作。”
第二種可能性，是以蔣介石為首的聯合政府。毛澤東說，這種政府形式是民主，也承認解放區，實質仍是蔣介石的獨裁政府。也就是說，這樣的以蔣介石為首的聯合政府，我們是要參與進去的。
第三種可能性，是以我們為中心的聯合政府。毛澤東說：“在我們有一百五十萬軍隊、一億五千萬人民時，在蔣介石的力量更加縮小、削弱，無聯合可能時，就要如此做，這是中國政治發展的基本趨勢和規律，我們要建設的國家就是這樣一個國家。”（《毛澤東文集》第 3卷，第 277頁。）
這樣的分析，既有最好的追求，又有最壞的打算，保持了務實清醒的頭腦。后來的實踐証明，這三種可能性都出現過。在重慶談判一開始，國民黨政府代表根據蔣介石確定的方針，借口“政令軍令統一”，要共產黨“放棄其地盤，交出其軍隊”。在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的艱苦斗爭下，國共雙方簽訂的“雙十協定”承認了中共的地位，確定雙方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中共代表在后來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前又和國民黨政府代表簽訂了停戰協定，政協會議也通過了有利於民主的協議。但是，國民黨政府很快就撕毀了這些協定協議，發動了不得人心的內戰，共產黨在解放戰爭戰場掌握主動權后決定和民主黨派一起召開新政協，討論召集人民
代表會議，建立民主聯合政府，最后就是通過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選舉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宣告了新中國的成立。
一個聯合政府主張，三種可能性，最后是第一種可能性為第二種可能性取代，第二種可能性又為第三種可能性取代。這就是毛澤東預見的科學性、精確性。
在毛澤東哲學思想中，可能性是一個重要的認識論和方法論范疇。毛澤東不贊成將可能性取代客觀實際作為認識和改造世界的出發點，也不贊成把將來有現實可能性的理想勉強地放到現時來做，但是他始終認為從變動著的實際出發，分析事物發展的趨向及其可能性，才能在科學的預見中指導和爭取事物發生革命的轉化。因此，學習和研究毛澤東的科學預見方法論，就是學習和懂得預見與可能性的關系，在多要素多變量動態的分析中預見事物發展的多種可能性，把握事物發展的趨勢。
今天，我們學習和研究毛澤東的這種科學預見的方法論，對於提升我們理論研究特別是對策研究的質量，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型智庫建設，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我們的理論研究，在取得較大進步的同時，也存在一些影響我們取得更大進步的問題。其中之一，就是缺少對復雜事物發展變動的科學預見和經實踐証明具有科學預見的成果，而時代恰恰需要這樣的研究和這樣的成果，我們應該為此而努力。
〔作者李君如，中共中央黨校原副校長、研究員，北京 100091〕
來源：《黨的文獻》2015年第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