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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蕭向榮《西行》以日記形式記錄了 1936年紅軍西征的過程，以及西征戰役結束后，西方野戰軍鞏固新區，紅軍三大主力轉戰西北和西安事變的有關內容。從《西行》可以看出，紅軍各級指戰員始終高度重視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注意把這一任務“提在政治上更加高的地位”。《西行》還詳細記錄了曲子戰斗和山城堡戰斗的情況，這兩次戰斗在紅軍統戰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關於如何爭取東北軍、如何團結廣大回民群眾、如何爭取哥老會，《西行》中都有生動記錄。《西行》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共產黨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作的種種努力。
[關鍵詞 ]蕭向榮﹔《西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東北軍﹔西安事變
紅軍結束東征回師陝北后，蔣介石不顧中國共產黨《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的倡議，不顧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繼續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調集 16個師另加 3個旅的兵力，准備對陝甘根據地發動新的“進剿”。
在這種形勢下，1936年5月8日和9日，中共中央在延長縣交口鎮大相寺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目前形勢與今后戰略方針》的報告。他提出，在反日反法西斯運動如暴風雨般地發展、工農商學兵各界都要抗日救亡的形勢下，中國共產黨總的任務就是建立全國人民的統一戰線，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關於下一步的行動方向，毛澤東從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對陝南、甘肅、陝北和寧夏四個方向作了比較，認為“甘肅是上述幾條路的必由之路。地方雖不好，但有極重要的意義”。（《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版，第 540頁。）這次會議同意了毛澤東的報告，並作出紅軍西征的決定。5月 18日，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發布西征戰役命令，紅軍西征開始。命令指出：“為著極力擴大西北抗日根據地並使之鞏固，為著擴大抗日紅軍，為著更加接近外蒙和蘇聯，為著一切抗日力量有核心的團聚”（《鞏固和發展陝甘蘇區軍事斗爭》（1），解放軍出版社 1999年版，第 406頁。），軍委決定：以紅一方面軍的紅一軍團、紅十五軍團和紅八十一師、騎兵團組成西方野戰軍，彭德懷為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進行西征戰役，向陝、甘、寧三省邊界地區發動進攻。其余部隊在南線和東線牽制和吸引國民黨軍隊，鞏固陝甘根據地，策應主力西征。西征部隊於5月下旬至 6月上旬相繼出發。至 7月底，西征紅軍給馬鴻逵、馬鴻賓等國民黨軍隊以沉重打擊，開辟了縱橫 800余裡的新根據地，並與陝甘老根據地連成一片。從 8月開始，西方野戰軍在鞏固新區的同時，繼續發展勝利，並為迎接紅二、四方面軍北上作積極准備。三大主力會師后，中國工農紅軍轉戰西北，取得了一系列勝利，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奠定了基礎。
蕭向榮的《西行》以日記形式記錄了紅軍西征的過程，以及西征戰役結束后，西方野戰軍鞏固新區，紅軍三大主力轉戰西北和西安事變的有關內容。通讀《西行》全文，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像一根紅線貫穿始終。本文擬在《西行》所載內容的基礎上，結合其他有關文獻資料，對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所作的種種努力，進行一些梳理和歸納。
一、“把統一戰線的任務，提在政治上更加高的地位”
蕭向榮在《西行》中詳細記錄了《軍委關於八月份任務的指示》（《毛澤東軍事文集》第 1卷收錄了這一指示，題目為《我軍應繼續執行三大戰略任務》。參見《毛澤東軍事文集》第 1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 560—562頁。）。《指示》提出，雖然打破進攻是野戰軍目前的中心任務，但依然要“把統一戰線的任務，提在政治上更加高的地位”。（本文引文凡未注明出處者，均引自蕭向榮《西行》。）在紅軍西征以及隨后轉戰西北的過程中，紅軍各級指戰員始終高度重視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
根據蕭向榮的記載，作為西方野戰軍的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彭德懷在 1936年 6月底的講話中，認為在兩廣事變發生后，統一戰線的策略，就“更加嚴重的擺在我們面前”。紅軍的任務，就是要在西北更推進一步，以便響應兩廣的發難，援助兩廣的行動，推進“一致團結抗日”。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的方式，彭德懷也時常提出指導意見。例如，在 7月 30日，彭德懷就明確提出兩條意見：一條是“給白軍官長的信，一般的均沒有問題，不過給 118D周光烈信，提出要他不幫助 35D事，不大妥當，會給他以不十分好的影響”﹔一條是“應出一政治簡報性質的小刊物，經常散到白軍中去，信可以不必多寫”。這兩條意見，對紅軍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的失誤，婉轉提出批評，同時又對如何創新工作方式，提出明確建議。
蕭向榮在紅軍西征及轉戰西北的過程中具體從事統戰工作。9月 19日，結合中央精神，他記錄了自己對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的理解，主要有這樣幾個方面：一是“團結西北力量，抵御日寇邁進，防蔣軍的壓迫和破壞，以保衛西北，打通國際，仍為我們目前急務”。蕭向榮認為，這些任務都是從建立和促進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任務出發的，都不是相對的。二是在日寇指使偽軍向綏東邁進的形勢下，蔣介石有派遣湯恩伯前往抵御的可能性。蕭向榮認為，如果真能如此，這將有助於爭取湯恩伯縱隊，求得統一戰線更廣泛的發展﹔如果蔣介石不這樣做，紅軍將聯合“二馬”及其他實力，以一部到綏東抵御。三是對南京方面，加緊促其內部分化，使 CC派、法西左派、歐美派、元老派等與政訓處對抗，從而推動蔣介石走向抗日，即所謂“迫蔣抗日”。對於蔣介石個人，蕭向榮認為：“歷史也有偶然性，也許蔣軍大部參加抗日，而蔣個人跌到歷史車輪以外，隨著漢奸垃圾投降日本，或消極逃走。”不過，蕭向榮也表示，“目前尚不能如此估計”。
西安事變之后，形勢發生重大變化，國共合作抗日被提上議程。從《西行》的記錄來看，1937年 3月 6日，紅一軍團第二次黨代表大會舉行。在這次會議上，時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副主任的楊尚昆作關於黨中央給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電的報告。這一年 2月 10日，中共中央致電即將舉行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就國共兩黨合作抗日問題提出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証。在電文中，為建立“全民族御侮救亡之統一戰線”，中共中央明確保証：“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1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1年版，第39、38頁。）為使紅一軍團的黨代表理解中共中央電文精神，3月 6日下午，會議安排了討論，晚飯后又安排了分組討論。會議的內容和議程，充分體現出紅一軍團對貫徹黨中央建立“全民族御侮救亡之統一戰線”精神的重視。
二、消滅敵人“關系於開展統一戰線之局面很大”
《西行》詳細記錄了曲子戰斗和山城堡戰斗的情形。這兩次戰斗，在紅軍開展統戰工作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曲子戰斗：“要特別優待冶成章旅長”
寧夏是馬鴻逵、馬鴻賓的老巢，“二馬”對紅軍西征拼命抵抗。因此，“二馬”部隊是紅軍打擊的主要對象。但是，馬鴻逵、馬鴻賓屬於西北地區的地方軍閥，受到蔣介石排擠。鑒於這一情況，西征紅軍在堅決打擊“二馬”部隊的同時，又採取對策，積極爭取。
1936年 5月底，紅一軍團所在的左路軍從陝北延川縣出發，6月 1日到達曲子鎮。曲子鎮是通往寧夏的要隘，也是西征要奪取的第一個重地。從《西行》的記錄來看，曲子鎮的守敵為馬鴻賓第三十五師騎兵團的團部和民團五六十人。湊巧的是，第三十五師一〇五旅的旅長冶成章率一特務連，也於這一天來到曲子鎮。守敵和經過之敵“事前未得我軍消息”，因此，以襲佔曲子鎮為目的，紅一軍團隨即進行了部署，以第二師為先頭部隊，攻佔曲子鎮。6月 1日中午，戰斗打響。直到 6月 2日拂曉，“在我火力的壓迫威嚇下，及經過宣傳鼓動”，敵人全部投誠繳械，曲子戰斗勝利結束。曲子戰斗戰果頗豐，除了繳獲大量槍支彈藥、俘虜100余名士兵外，還捉獲了一〇五旅旅長冶成章、副旅長楊子福。可惜的是，楊子福在“放俘虜傷兵時放走了”。
毛澤東對俘虜冶成章非常重視。6月 2日，他和周恩來等人專門致電紅一軍團領導人，明確提出：“要特別優待冶成章旅長”，治好傷口后，送后方一行，談后即送其回寧夏﹔俘獲官兵可分配送走二三十人，要有回民，給以優待﹔其余大多數則訓練數天，妥送吳起鎮，交蕭勁光派隊護送后方，沿途布置歡迎。（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第 547頁。）
按照毛澤東等人電報的要求，西征紅軍認真貫徹黨的俘虜政策，通過集中訓練和個別談話，對俘虜進行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曉之以抗日救國的道理。然后發放路費，允許其回老家或返回原部隊。對於冶成章，紅軍將其送往醫院治療，傷愈后又派人將其和夫人護送回去。這樣，被俘官兵實際上成為中國共產黨聯合抗日政策的義務宣傳員，在對“二馬”部隊開展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的過程中，發揮了一定作用。
（二）山城堡戰斗：打破敵人進攻，“才有利統一戰線”
1936年 10月，紅一、二、四方面軍勝利會師。紅軍三大主力的會師，對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產生了極大震動。蔣介石不顧民族危亡日益加深的嚴峻形勢和中國共產黨正確的抗日救國主張，調集 260個團的優勢兵力，妄圖乘紅軍立足未穩之機，從東、南、西三個方向夾擊，消滅紅軍主力。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紅軍的作戰方針是：逐次轉移，誘敵深入，在有利的地區，集中優勢兵力，給敵人主力胡宗南部以殲滅性的打擊﹔對毛炳文部、王均部予以牽制﹔對東北軍繼續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
為了給胡宗南部以殲滅性打擊，11月 15日，軍委致電各方面軍，明確提出：“敵既繼續向我進攻，目前中心是打破敵之進攻，然后才能開展局面，才有利統一戰線。否則敵以我為可欺，不但局面不能開展，與南京之統一戰線也是不可能的。”（《鞏固和發展陝甘蘇區軍事斗爭》（1），第 853頁。）這一電文，充分闡釋了殲滅敵人與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關系。蕭向榮 11月18日的日記較好地體現了這一電文精神。日記這樣寫道：“胡敵尾我后追擊，企圖進擾蘇區，我三個方面軍有消滅該敵之任務。消滅胡敵，關系於開展統一戰線之局面很大，必須堅決的克服一切疲勞和困難，執行這一戰斗任務。”軍委發出上述電文的次日，紅軍各部便開始向山城堡南北地區集中。按照蕭向榮的記錄，胡宗南部第七十八師似乎已經發覺紅軍主力集中在其附近，所以前進之敵在 11月 21日又退回山城堡，以致於戰斗直至下午才打響。到晚上12時許，將敵人全部擊潰，大部消滅。《西行》詳細記錄了這場戰斗的戰果，此處不再贅述。
關於這場戰斗，蕭向榮有如下評價：“這次勝利，關系於整個戰局很大，在三個方面軍的配合之后，給了二、四方面軍及蘇區群眾一極大之興奮，給蔣之企圖以嚴重的打擊，及使其洋洋得意之‘剿匪’計劃，瀕於破產，給我們友軍一個極好的印象，而使其中尚與我軍敵對之分子，予以良好的教訓。”之所以“關系於整個戰局很大”，是由於這次勝利是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后取得的第一個勝利，顯示了紅軍團結戰斗的威力，挫敗了國民黨軍隊的進攻計劃，對於鞏固陝甘寧抗日根據地，改變紅軍被動局面，促進逼蔣抗日方針的實現，起了積極作用。這裡的“友軍”，指的是張學良的東北軍。山城堡戰斗進一步使友軍在中國共產黨身上看到了抗日的希望，堅定了其與中國共產黨聯合抗日的決心。東北軍中與紅軍“敵對之分子”，首當其沖的是何柱國的騎兵軍。山城堡戰斗的勝利給予何柱國“良好的教訓”，由此紅軍與東北軍之間統一戰線工作的開展，也便更加順利起來。
三、“團結西北力量，抵御日寇邁進”
在民族危亡日益加深的嚴峻形勢下，如何“團結西北力量，抵御日寇邁進”，中共中央率領中國工農紅軍，力爭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進行了不懈努力。
（一）爭取東北軍
早在 1935年底，中共中央就對在西北“剿匪”前線的國民黨各地方實力派的處境和現狀進行了分析，認為張學良及其所在的東北軍是首先能夠爭取的對象。與之相聯合，不僅能夠改變紅軍的被動態勢，而且能夠影響其他實力派，擴大統一戰線，形成西北的新局面。因此，中央決定大力開展對東北軍的工作，以期首先實現西北地區抗日力量的聯合。
在瓦窯堡會議前后，毛澤東、周恩來等以傳遞信件等方式，同張學良建立了聯系。為進一步加強對東北軍的聯系，1936年 1月 19日，中共中央派聯絡局局長李克農赴洛川，同張學良和東北軍第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會談。在此基礎上，1月 25日，毛澤東等 20位紅軍將領聯名發出《紅軍為願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指出：“中國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是願意與任何抗日的武裝隊伍聯合起來，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去同日本帝國主義直接作戰的。我們願意首先同東北軍來共同實現這一主張，為全中國人民抗日的先鋒。”（《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1年版，第 13頁。）應張學良的邀請，4月 9日，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到東北軍駐地膚施（即延安），同張學良舉行秘密會談。張學良接受中國共產黨關於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張，並提出爭取蔣介石抗日的意見。雙方還商定了紅軍與東北軍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事項。根據周恩來與張學良會談的結果，中共中央決定派劉鼎作為中共駐東北軍代表，在西安進行工作。6月 20日，中共中央制定了《關於東北軍工作的指導原則》，對如何開展東北軍的工作提出了明確要求。《指導原則》提出：“東北軍有極大可能轉變為抗日的革命的軍隊”，爭取東北軍到抗日戰線上來是我們的基本方針﹔黨在東北軍中的工作目標，不是瓦解、分裂東北軍，也不是把東北軍變成紅軍，而是要把東北軍變為紅軍的友軍，使東北軍實行徹底抗日的綱領﹔爭取東北軍的方法，主要靠耐心說服與解釋工作，但不排除對部分的東北軍採取軍事行動的必要。（參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13冊，第154—155頁。）從 1936年上半年開始，紅軍同東北軍之間，實際上停止了敵對狀態。這是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在西北地區取得的第一個勝利，為后來西安事變的發生打下了重要基礎。
在西征以及之后轉戰西北地區的過程中，紅一軍團是如何與東北軍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的？蕭向榮在《西行》中多次作了生動而詳細的記錄。
1.印發傳單。7月 21日的日記，記錄了一份給東北軍的傳單的內容：一是著重說明在亡國滅種面前，東北軍與紅軍應該一致抗日。不然的話，“不管打死一個紅軍，或是打死一個東北軍，消耗一顆子彈，都是國防力量的損失，為日本及漢奸所稱快的事”﹔二是極力為東北軍著想，明確提出，如果受蔣介石壓迫，不得不向紅軍進攻時，“盡可先行通知紅軍部隊，紅軍是可以予以相當的方便的”。傳單如何送到東北軍手中，日記也做了交代：“利用俘虜送去。”由此可見，紅軍將俘虜的東北軍官兵釋放回去，既可以加深東北軍對中國共產黨聯合抗日誠意的認識，也可以幫助宣傳中國共產黨聯合抗日的正確主張。
2.精神感化。9月 27日的日記，記錄了紅一軍團第十三團當天的行程。這一天的急行軍，行程約百裡，而且沒有帶中飯，但戰士並不疲勞，精神狀態也很好。隻有一小部分掉隊，不過很快就跟上了。日記隨后記錄了一位東北軍來的人對紅軍戰士的高度評價：“我在白軍從未看過這種艱苦耐勞的情形，這隻有紅軍才能做得到。”12月 25日的日記，再次記錄道：“東北軍之官長，對於紅軍之艱苦、英勇的精神，深為欽仰。”紅軍吃苦耐勞、英勇無畏的精神面貌，與國民黨軍隊形成鮮明對比，對東北軍官兵產生了深刻影響。3.會面聯歡。12月 25日的日記，蕭向榮記錄道：今日第一次與東北軍“公開會面”。由於是第一次公開會面，在個別群眾中產生了誤會，他們“誤為紅軍投誠東北軍”。1937年 3月 7日和 9日的日記，再次記錄了與東北軍的一次會面。這次會面，是為東北軍送別，宣傳部和抗日戰線工作部及宣傳隊全部參加。從參加人員的組成來看，這次會面有著重要的使命，即宣傳中國共產黨聯合抗日的主張，加強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這兩天的日記表明，東北軍對紅軍的到來很是歡迎：“衛隊營招待我們，極殷勤”﹔兩軍之間的游藝，也“甚得歡迎”。12月 12日，西安事變爆發。隨后，周恩來、葉劍英、博古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西安，處理這一事變，基本上與蔣介石達成了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共識。西安事變是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影響和感召下發生的，對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的統戰工作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西行》對西安事變的記錄，包括一封來信和兩次報告：在西安事變的第二天，陝甘寧省委書記李富春就發來信函，通報了西安事變的總體情況﹔12月 26日，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政委任弼時專門就西安事變的意義和前途作了一場報告﹔1937年 1月 11日，作為中共中央派往西安處理西安事變的代表，博古為總政治部召開的團以上干部會報告了西安事變的原因、客觀環境，以及蔣介石釋放后的形勢與黨的任務。一個月之內多次通報西安事變發生后的形勢和任務，反映出中央對西安事變的高度重視。
（二）團結廣大回民群眾
陝甘寧地區，回民佔有較大比例。正確貫徹黨的民族政策，對於團結回族人民共同抗日，具有重大意義。1936年 5月 25日，西征開始不久，毛澤東就發表了《對回族人民的宣言》，向回族人民宣告：保護清真寺，擔保回民信仰的絕對自由﹔聯合回族中一切武裝力量，成立“回民抗日軍”﹔取消軍閥官僚集團的一切苛捐雜稅，改善回民的生活﹔保護回文，發展回民的文化教育﹔回漢兩大民族親密地聯合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等等。（參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13冊，第 129頁。）這一宣言，是紅軍在轉戰西北過程中執行民族政策的依據。為進一步做好回民工作，6月 8日，毛澤東又致電彭德懷等西征紅軍重要領導人，提出對回民工作的政策。電報還規定三大禁條，即禁止駐扎清真寺、禁止吃大葷、禁止毀壞回文經典﹔四大注意，即講究清潔、尊重回民風俗習慣、不准亂用回民器具、注意回漢民族團結。（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第 549頁。)
在《西行》中，蕭向榮對團結回民群眾的記錄，主要集中在兩個講話中。一個是紅一軍團政委聶榮臻的報告，一個是西方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彭德懷的講話。5月 27日，聶榮臻為紅一軍團作關於西行任務及工作的報告。報告第二部分，在強調“要用艱苦的工作、模范的紀律，來爭取群眾”時，聶榮臻從幾個方面談到回民問題，包括經濟發展已進到土地革命階段，所以我們應發動回民起來打土豪，必須嚴格注意發動群眾問題﹔尊重回民的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培養回民干部﹔注意防止回漢民族的民族仇恨，加緊階級教育﹔等等。彭德懷的講話，記錄在 6月 27日之后，未注明具體日期。講話第二部分，在談到“佔領區域的赤化”時，彭德懷特別強調要發展回民經濟，要推動“回人治回”：回民的經濟發展，是與漢人有同等的程度，不應以民族的界限，而輕視土地革命的斗爭，把民族界限看得太神秘﹔對“回人治回”的口號應該提得很高，爭取少數民族的大多數。在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形勢下，紅軍領導人的這兩個講話，對於聯合回民群眾共同抗日，具有重要促進作用。此外，在 7月 30日，彭德懷還召集蕭向榮等人到野戰司令部，討論回民工作。不過，《西行》中未記錄討論的具體內容。
回族人民在黨的政策和紅軍將士實際行動的感召下，迅速覺悟起來。他們不僅積極參加紅軍，支持紅軍西征和轉戰西北，而且還組織了回民游擊隊、回民抗日救國軍等。團結回民群眾的工作，為開辟西北抗日戰場，奠定了群眾基礎。
（三）爭取哥老會
哥老會是具有廣泛下層群眾基礎的秘密結社組織，在西北地區具有較大影響。哥老會有其革命的一面，如反對統治階級的反動統治、打富濟貧、反對貪官污吏等，但其思想和組織形式又帶著極濃厚的保守的、迷信的、封建的色彩。因此，哥老會時常為反革命的野心家與軍閥官僚所收買利用。鑒於哥老會的這種性質，為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黨中央決定予以爭取。1936年 7月 15日，在紅軍西征期間，毛澤東發表《對哥老會宣言》。《宣言》肯定了哥老會自辛亥革命以來“光榮的事績”，同時指出，不管我們過去互相間有過怎樣的誤會與不滿，我們現在都應該忘卻拋棄，我們要在共同的抗日救國的要求下聯合起來，共赴國難。“歡迎各地、各山堂的哥老會山主大爺，四路好漢弟兄都派代表來或親來與我們共同商討救國大計”。（參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0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85年版，第 50—52頁。）次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爭取哥老會的指示》。《指示》明確要求，要“注意物色與哥老會有關系的人物，最好是從前曾經參加過哥老會的同志或革命群眾，首先同哥老會中的龍頭大爺，特別是豪杰尚義之士，進行統一戰線的談判”。（《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13冊，第 193頁。）
在 9月 30日的日記裡，蕭向榮記錄了當地哥老會山主大爺的分布情況。從這些記錄能夠看出，哥老會在西北地區比較普遍。10月 8日的日記，蕭向榮提到馬玉樞。此人是貴州人，在軍界干過，有一定的文化，贊賞紅軍聯合抗日的主張。馬玉樞跟當地哥老會比較熟悉，表示願意前往會見哥老會的馬二爺，轉達紅軍的主張。但他同時又表示惋惜，因為他認為馬二爺沒有多大用處，如果馬四爺在家，就有可能襄成大事。不難看出，物色馬玉樞與馬二爺會見，完全符合前述中共中央《關於爭取哥老會的指示》的要求。雖然馬玉樞不看好馬二爺，10月14日，蕭向榮還是就“紅軍對回民主張”“紅軍對抗日主張”“目前紅軍的行動”與馬二爺進行了會談，“結果頗好”。
爭取哥老會的政策，取得了顯著成效。一些哥老會會員，給紅軍當向導，為紅軍送情報、送彈藥，組織擔架隊運送傷員、運送醫療器械﹔哥老會還通過他們在國民黨軍隊中的關系，作了很多轉化工作﹔他們自己也組建了江湖抗日軍和江湖抗日游擊隊等武裝隊伍，與紅軍共同抗日。
四、《西行》所體現的中國共產黨建立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特點
關於西征期間以及隨后轉戰西北的過程中，廣大紅軍將士如何著力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西行》中得到翔實生動的體現。這些記錄，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幾個鮮明特點。
（一）各層級領導干部高度重視。《西行》所記錄的這個時期的統一戰線工作，是中國革命史上的典范，這與紅軍各級指戰員始終如一的高度重視是分不開的。如前文所述，作為西方野戰軍的最高領導人，彭德懷不僅在講話中分析統一戰線工作面臨的形勢和任務，強調鞏固和發展與回族、蒙古族人民的友好關系，還就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的方式提出具體指導意見。作為具體從事統一戰線工作的蕭向榮，對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的效果，更是經常予以總結思考。例如，蕭向榮在《西行》中兩次提到與東北軍開戰統一戰線工作並非一帆風順。一次是 10月10日。這一天，從東北軍開小差的劉希炳，沒有較好地完成紅軍派其給東北軍官長送信的任務。蕭向榮總結了三點原因：一是劉希炳對統一戰線的工作了解太差﹔二是他沒有膽量，不敢承認是紅軍代表﹔三是他不敢公開向士兵說話。一次是 10月 21日。蕭向榮在與東北軍騎兵部隊的幾個人談話之后，深刻認識到這樣幾個問題：這幾個人認為紅軍不信任他們，以為讓其送信至東北軍是考驗他們﹔對紅軍關於東北軍的政策絲毫不了解﹔在騎兵部隊裡，紅軍的影響力極其微弱。這些總結，體現了蕭向榮對統一戰線工作的責任感、使命感，對更好地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無疑是大有益處的。
（二）採取靈活多樣的方式方法。關於如何有效開展統一戰線工作，《西行》記錄的方式方法多種多樣。對東北軍的爭取，除了前文分析的方法之外，10月 11日還記錄了一條更為巧妙的計策。這一天，蕭向榮所在的部隊，用興隆鎮和常家集兩地回民解放會和抗日會的名義，並派群眾代表一人，帶了 16隻羊，前往慰勞騎兵軍第三師。同時，還寫信表示群眾希望東北軍和紅軍停戰，一致聯合抗日。十天之后，騎兵軍第三師就有人去紅軍駐地談話，雖然談話結果不甚理想，但紅軍與騎兵軍從此有了直接接觸。爭取俘虜，對開展統一戰線工作意義重大。蕭向榮記錄了這樣一些方法，包括開晚會歡迎俘虜，以及解釋、上課、唱歌、游戲等方式。《西行》還多次記錄劇社的演出。在三原縣各界武裝自衛大會上，“戰士”“火線”二劇社的表演，頗受歡迎。當演“亡國恨”時，“甚至有感而下淚者”。在該縣一二八紀念會上，劇社參加跳舞，“大眾”劇社演劇兩幕。兩條記錄，提到三個劇社，說明當時劇社之多。“甚至有感而下淚者”，說明劇社演劇在爭取社會各界一致救亡方面，效果是顯著的。
（三）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紅軍極力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何柱國的騎兵軍，“堅決進攻”紅軍。紅軍決定在有利條件下對其予以正當打擊，但仍不放棄“政治上的爭取”。政治上爭取騎兵軍的情況，蕭向榮專門有一段論述：“KA的士兵，因過去未與我軍接觸，同時在何柱國的反動欺騙下，對我軍的主張，很不了解，甚至還怕我們俘虜他會把他殺掉。但一般的知識比較高，很容易接受我們的宣傳，給以我們進行工作的一個順利的條件。”這段論述，分析了騎兵軍堅決進攻紅軍的原因，也指出了對其進行政治上的爭取是完全可行的。“二馬”部隊，是西征作戰的主要對象。除了在曲子戰斗中優待馬鴻賓部隊的俘虜之外，7月 8日晚，紅軍對馬鴻賓部隊解除包圍，並利用這一機會，致信馬鴻賓，“一方面提出我們真誠的主張，一方面並說明我們以解圍之行動，來証明我軍對於自己主張之忠實”。捐棄前嫌，爭取敵人，紅軍“對於自己主張之忠實”，得以充分體現。
（四）堅持以強大戰斗力為后盾。《西行》統計了從 1935年進入陝北到 1936年 8月 1日紅軍南征、東征、西征的戰果，展現了紅軍強大的戰斗力。僅就俘獲敵人而言，共俘獲兩名師長（此處記錄有誤，這兩名師長都是在戰斗中被擊斃——作者注）、一名師參謀長、一名師政訓處主任、兩名旅長、六名團長、400余名團以下軍官、8550余名士兵。此外，還抓獲縣長數人。消滅敵人對開展統一戰線的影響，蕭向榮有著深刻認識：對敵人給予軍事打擊，“關系於開展統一戰線之局面很大”﹔山城堡戰斗的勝利，對東北軍中“尚與我軍敵對之分子，予以良好的教訓”﹔堅決消滅胡敵，以“開展統一戰線之新局面”。正如山城堡戰斗前夕軍委電報所指出的：“打破敵之進攻，然后才能開展局面，才有利統一戰線。否則敵以我為可欺，不但局面不能開展，與南京之統一戰線也是不可能的。”爭取敵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沒有強大的戰斗力是難以做到的。
綜上所述，蕭向榮《西行》詳細記錄了紅軍西征及轉戰西北過程中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的生動實踐，對於理解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對於研究中國共產黨抗戰史具有重要史料價值。除此之外，《西行》所記錄的任弼時、彭德懷、聶榮臻、楊尚昆等的活動或講話，在其年譜中沒有體現，從而為這些重要黨史人物的研究和這一時期黨史、軍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貴史料。
〔作者劉志輝，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助理研究員，北京 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15年第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