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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土地法大綱》頒布后，中共黨刊積極宣傳介紹《中國土地法大綱》的相關內容和精神。以《群眾》周刊為例，從1947年到1948年間《群眾》周刊香港版組織力量，設立專欄，及時刊載中共中央關於土改的文件、講話和新華社重要社論，積極介紹各解放區土改成就和糾偏情況，刊載了大量署名文章。在政治局勢激烈動蕩、各種政治勢力沖突尖銳的年代，《群眾》周刊的宣傳，有助於港澳人士和海外華僑了解黨的土改政策，使一些搖擺不定的民主人士消除疑慮，這充分展現了中國共產黨利用報刊、立足群眾，敢於宣傳、善於宣傳的政治氣魄和精良的宣傳工作方法。
[關鍵詞]《群眾》周刊﹔《中國土地法大綱》﹔宣傳工作﹔土地改革
《群眾》周刊是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中共中央在國民黨統治區和香港公開出版的理論刊物。1937年12月11日，《群眾》周刊在漢口創刊。漢口陷落后遷往重慶，1946年6月又遷往上海。在重慶談判破裂后，1946年9月5日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非法搜查《群眾》雜志社，1947年3月2日《群眾》周刊在出版了第14卷第9期后被迫停刊。還在1946年11月10日，周恩來就作出指示，要把《群眾》周刊遷到香港出版發行，以爭取輿論和人心。（參見周恩來致林平、漢夫信，1946年11月10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來的部署下，《群眾》周刊香港版於1947年1月30日順利出版發行。按照周恩來的指示，《群眾》周刊香港版的辦刊方針是：揭發國民黨的法西斯統治，揭發它破壞“停戰協定”，破壞“政協”協定，進攻在抗戰中的敵后建立的各個解放區﹔揭發國民黨為打內戰，不惜向美帝國主義出賣民族利益，使中國的殖民地化危機越來越嚴重﹔揭發國民黨官僚資本的掠奪，苛捐雜稅，惡性通貨膨脹等，宣傳介紹解放區的成就。（參見周而復：《往事回首錄》，中國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235頁。） 通過香港這一特殊區域，向國統區、海外華僑和國際社會宣傳中共的方針政策，堅持斗爭、堅持統戰工作。
《群眾》周刊在香港出版發行之時，恰值解放戰爭進入戰略進攻態勢。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頒布了《中國土地法大綱》。作為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共產黨公開頒布的第一個關於土地制度改革的綱領性文件，它向全中國和全世界人民表明：中國共產黨高舉反封建的戰斗旗幟，為在全國消滅封建剝削的土地制度提供了一個基本綱領。宣傳土地改革成為這一時期中共新聞宣傳機構的一項中心任務。為了貫徹中央對土地改革宣傳工作的精神，從1947年到1948年間，《群眾》周刊組織力量，設置專欄，大量刊載中共中央關於土改的文件和講話，及時轉發新華社的重要社論，系統介紹各解放區土改情況和重要消息。同時《群眾》周刊還特邀著名民主人士和知名學者發表了大量專論和署名文章，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宣傳攻勢。
本文通過整理、分析1947年第39期至1948年第3卷《群眾》周刊刊載中共有關土地改革的文件、社論以及署名文章，歸納總結《群眾》周刊擴大宣傳和影響的途徑，以期呈現這樣一個事實：在政治局勢激烈動蕩、各種政治勢力沖突尖銳的年代，中國共產黨在香港通過《群眾》周刊，開辟自己的宣傳陣地，幫助港澳人士和海外華僑了解中共的土改政策，使一些搖擺不定的民主人士消除疑慮，使中共的土改方針和政策直達民心，展現了其敢於宣傳、善於宣傳的政治氣魄和精良的宣傳工作方法。
一、刊載中共中央關於土地改革的文件，及時轉發重要社論
《中國土地法大綱》頒布后，為了及時把黨中央的聲音傳到港澳和海外，1947年第39期《群眾》周刊在首要位置，全文刊發了中共中央《關於公布中國土地法大綱的決議》和中國共產黨全國土地會議1947年9月13日通過的《中國土地法大綱》﹔轉載了1947年11月26日《晉察冀日報》的社論《全體農民起來平分土地》。社論說：“實行這個主張，就是徹底廢除封建，徹底平分土地，使人人有地種，人人有房住，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孩子都能念書，廣大農民徹底翻身作主人。”“我們的敵人是封建，它壓迫農民幾千年了，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打倒的，一定要大伙農民都起來，工人、貧農、雇農做骨干，組織一個土地改革的大隊伍，團結一條心，像個鐵疙瘩，狠命的斗才能打倒它，不斗它是不會倒，也不肯倒下去的。地主是封建剝削鬼，吃農民的肉，喝農民的血，是農民的死對頭。他們黑心腸，詭計多，狠命要把農民往死裡踩。農民要翻身，就得狠命跟他作斗爭，一點不能留情。”（《全體農民起來平分土地》，《群眾》1947年第46期。）這篇社論言辭通俗、句句鏗鏘有力，非常具有鼓動力。
《中國土地法大綱》總共有16條，怎麼能讓群眾理解清楚和明了？《群眾》周刊刊登了彭真在晉察冀邊區農會臨時代表會上的講話——《把農民隊伍組織好》。彭真激情昂揚地說：“大家別看土地法有那麼多字，內容多，不好記，不好掌握，其實也容易，同志們隻抓到它的要點就行了。簡單的說，記住三句話就行了。一個是村裡的一切土地平分﹔一個是地主全部和富農多余的浮財等要拿出來，分給缺乏這些東西的農民，分的時候不要平分，要填坑補缺﹔再一個是廢除債務，鄉村在土改前的舊賬一律勾銷，從前公家貸給貧苦農民的糧款也統通不要了。”（彭真：《把農民隊伍組織好》，《群眾》1947年第47期。）
隨著土地改革運動的進行，《群眾》陸續刊載的中共關於土改的指示有：《東北解放區實行土地法大綱補充辦法》《晉冀魯豫邊區實行土地法大綱補充辦法》《中共中央關於在老區與半老區進行土地改革與整黨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關於1948年土地改革和整黨工作的指示》《中共東北局對新區土改的指示》等。《群眾》還轉載了中共關於糾正土改“左”的錯誤傾向的幾篇重要文件，如：任弼時《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習仲勛《關於糾偏整黨的指示》，《中共中央關於1933年的兩個文件的決定》（《怎樣分析階級》《關於土地斗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等。另外，《群眾》1948年第2卷第18期上不僅全文刊登了毛澤東《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為了幫助群眾理解毛澤東指出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是反動的、落后的、倒退的”的含義，還特別刊發《關於農業社會主義的問答》，詳細分析道：農業社會主義“是指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產生出來的一種平均主義思想”。平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財產是從發展生產力這一個基本點出發的。是為的把不事生產的、寄生的、腐朽的、反動的封建階級所霸佔的生產條件交給直接生產者，是為的徹底消滅封建的生產關系，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生產關系，以利社會生產力的廣泛發展，而絕不是為分配而分配。在土改中分得一定分量的土地財產的貧農和雇農，此后必須努力生產，改善生產技術、進行生產的競賽，依靠自己以及群眾間變工互助的勞動，來提高自己的經濟情況，決不能還等待什麼分配又分配，或又把希望寄托於救濟又救濟的民主政府。（參見《關於農業社會主義的問答》，《群眾》1948年第2卷第31期。）這篇專論對讀者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做了有的放矢、對症下藥的評析。
“千戶萬戶喜朝暉，處處村頭現紫薇。解放農人歌自得，專橫鐵鳥雲高飛。平田有分躬耕樂，掃地無余心事遠。后起青年多俊秀，秋高試馬壯而肥。”（《朱總司令近作（詩三首）》，《群眾》1948年第2卷第38期。該詩與后來收入《朱德詩詞集》（新編本）中的《新農村》有出入：“千門萬戶喜朝暉，處處村頭現紫薇。解放農人歌自得，專橫地主莫高飛。平田有份躬耕樂，得地無余心事違。后起青年多俊秀，秋高試馬壯而肥。”）朱德的《土改后的農村》這篇詩作登載在《群眾》1948年第2卷第38期上，使嚴肅政治話題變得輕鬆活潑起來，極富感染力。
二、組織民主人士和學者撰寫文章解讀《中國土地法大綱》
《中國土地法大綱》頒發后，中國共產黨的土地改革方針政策頓時成為全社會最關心和最想了解的話題。作為黨的“喉舌”，《群眾》周刊組織民主人士和學者撰寫專論和署名文章，幫助社會各階層提高對中共土改政策的理論認識和理解，積極回應讀者和社會的疑問。根據筆者統計，這些專論和署名文章共有10多篇，先后有：方方的《“耕者有其田”與愛國民主革命》、許滌新的《耕者有其田是發展工商業的前提》、小雲的《解放區是這樣掀起了土地改革運動的》、林默涵的《人民解放軍與土地改革》、狄超白的《論劃時代的土地改革》、陸詒的《對土地法的觀感》、胡繩的《讓農民自己動手解放自己》、鄧初民的《我對中國土地法大綱的一個看法》、陳其瑗的《以實行“耕者有其田”來紀念孫中山先生》、李伯球的《略論中國土地改革》、黃藥眠的《我對土地法大綱的看法》、王思曙的《土地改革與中國革命》、許滌新的《為什麼要平均分配土地》、譚平山的《土地改革與民主統一戰線》等。歸納起來，這些專論大致涉及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為什麼要提出土地問題？這是《中國土地法大綱》頒布后民眾最想了解的問題。時任國際新聞社香港分社社長、民盟中央宣傳委員兼《光明報》主編的陸詒解釋說：“隻有把這個不合理的反動的制度，連根拔掉，我們才能‘一勞永逸’的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中國如果掙脫殖民地的枷鎖，必然要工業化。但工業化的前提是什麼？還是要在此時此地，先解決土地問題。”（陸詒：《對土地法的觀感》，《群眾》1947年第41期。）這篇文章還透徹地指出：“如果沒有實行土地改革，就得不到大多數的農民的擁護，不可能有鞏固的解放區作為總后方，也不可能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把攻勢發展，打垮蔣軍。”（方方：《“耕者有其田”與愛國民主運動》，《群眾》1948年第41期。）
土地改革的目的是什麼呢？時任中共香港分局書記的方方鮮明地指出：土地改革目的就是農民翻身。“農民的翻身就是民族的翻身”，“隻有把土地從封建剝削者手裡轉移到農民手裡，變為農民的私有財產，挖掉了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在中國的根子，使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在中國的依靠失掉而崩潰，”。諸如：“培育廣大工人階級建設強大的民族工業問題，供給給豐富的糧食、原料與吸收最廣大的工業品工業市場問題，建設現代化軍隊問題，援助民主運動問題，提高中國文化問題，就迎刃而解，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中國革命，才算是徹底完成。”（許滌新：《為什麼要平均分配土地》，《群眾》1947年第40期。）
二是為什麼要平均分配土地？為什麼要“平均分土地”，是當時群眾最關心的問題。對此，香港《群眾》周刊主編許滌新，作了詳細的理論分析。他指出：第一，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是消滅封建制度最徹底的方法。在這種辦法之下，一切的封建特權和超經濟的剝削，都失去了其存在的可能。1946年《五四指示》以后，隻實現了半個耕者有其田，隻算翻了半個身，隻有實行徹底平分土地，雇農貧農的土地要求才能得到充分的滿足和解決。第二，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能動員團結鄉村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起來參加土地改革”。這樣一來“就取消了農村中的貧富的差異，就取消了過去那種利用土地和資金進行超經濟的剝削的可能”。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徹底實現“耕者有其田”，不但取消了封建剝削，取消了封建地租，就是相當於資本主義生產中的絕對地租和等差地租也沒法存在。第三，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是一種最公平的辦法，這種辦法沒有厚待任何人，亦沒有歧視任何人。這是一視同仁、大公無私的辦法。（參見《群眾》1948年第2卷第6期。）這主要是從中國經濟的發展道路和方向的角度來論述實行土地改革、推行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的必要性。
當時社會有疑問：為什麼中共要“泥腿子”自己起來，而不採取較“溫和”的方式進行土改？對中共從《五四指示》的“減租減息”轉變為發動農民起來搞轟轟烈烈的“平均分配土地”大為不解。時為香港生活書店總編輯的胡繩（署名沈友谷）明確地回答說：因為“除了農民大眾以外，沒有任何別的社會力量單獨能夠壓倒封建地主勢力，民族資產階級不能，無產階級也不能”。“一、除非發揮農民大眾的力量，就不可能壓倒鄉村中的封建與半封建的地主統治勢力﹔二、除非發揮農民大眾的智慧，就不可能適當地處理在解決土地問題時所遇見的一切原則性的和技術的問題——這就是土地改革非靠農民群眾自己行動起來不可的原因。”農民大眾起來自己救自己，是否會產生失誤呢？胡繩斬釘截鐵地說：不會。因為“有了無產階級政黨的思想領導，有了無產階級的合作，並且農民自己經過多少年的奮斗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這種合作越密切，領導越明確，經驗越豐富，克服這種過火與錯誤的可能就越大。”（沈友谷：《讓農民自己動手解放自己》，《群眾》1947年第41期。）胡繩以他在政治上的黨性和理論上的銳氣明確而簡潔地解釋了發動農民起來進行土地改革的重要意義。
三是平分土地是否會損害民主統一戰線？《中國土地法大綱》實施后對民主統一戰線有什麼影響和作用？是否會嚇跑開明地主，有損統一戰線呢？
作為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和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中央常務委員、社會知名民主人士鄧初民專門就《中國土地法大綱》是否會破壞民主統一戰線、破壞工商業問題進行了分析。他說：“《中國土地法大綱》裡面，並沒有廢除私有財產，土地分給農民，即為農民所有，而且還可自由買賣。不僅如此，隻要不是惡霸地主，也好要分給地主一份。……仍然是資本主義范疇的。”他進而說：如果自以為是民主革命一分子的開明地主，因為“耕作有其田”損害了自己利益，就來反對土改，反對革命，那還算得上是“開明”嗎？（鄧初民：《我對於土地法大綱的一個看法》，《群眾》1947年第42期。）
時任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常委兼宣傳部長的李伯球在《略論中國土地改革》中也著重分析了實施平分土地后“掀起農民的戰斗行動，對於民主聯合陣線會發生怎樣的變化”。他說：“在廣袤的土地上動員著的群眾與解放軍主力行動相配合，將由江北迅速發展到江南與西南，國軍糧源兵源必將陷於枯竭，各大城市物價糧價的風暴，將逼著廣大的工人學生店員工商業家起來自救，所以民主團結隻有由此加強，而不是削弱。內戰隻有由此縮短而不是延長。”（李伯球：《略論中國土地改革》，《群眾》1947年第3卷第5期。）
譚平山也指出：“我們完全同意中共土地法大綱，就是因為這個大綱是孫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最忠實的實踐。”他進一步解釋說：“實行土地改革不獨不會影響工商業者的利益，反而會保護工商業者的利益，發展工商業，使工商業獲得發展的前途，也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呼吁向往民主自由的工商業者，“堅決靠攏到民主統一戰線中來，共同努力於土地改革之實現，以達到工商業發展的光明大道”。（譚平山：《土地改革與民主統一戰線》，《群眾》1948年第2卷第9期。）政治活動家黃藥眠提出一個更深刻的問題：“為什麼這個政綱不是中國資產階級提出來？”他分析說：“這是因為中國的資本主義受到了外國的帝國主義的壓迫，始終不能順利發展，中國的資產階級的力量，始終非常薄弱的緣故。中國資產階級既不敢去沒收地主的土地，因為這有損於私有的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觀念﹔但同時他們又沒有力量把封建的土地經濟轉變成資本主義經營的土地經濟。於是這個資本主義性的土地政策底任務，乃不能不落在工人和農人自己的身上。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不必有資產階級來領導，而可以由無產階級來領導，這一個命題在中國革命的過程中，可說已經是獲得了輝煌的例証了。”（黃藥眠：《我對土地法大綱的看法》，《群眾》1948年第2卷第5期。）
上述文章從不同角度，表達了一個共同的思想：中國共產黨是能夠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絕不只是代表農民利益的政黨。由於資產階級提不出這樣徹底的反封建的綱領，隻能由無產階級來領導這場運動，而這場土改又極大地保護和促進中國工商業發展，當然就不會損及民主統一戰線。這有助於幫助港澳一些搖擺不定的民主人士和海外華僑消除對中國共產黨土改政策的懷疑和誤解。
三、及時介紹各解放區土改成就和糾偏的情況
為了詳細介紹土改后解放區土改進展、成就以及解放區的變化，《群眾》周刊設立了《解放區報道》專欄，在1948年1月8日刊載了署名醒華的《東北解放區土地改革概況》，系統介紹了一年來東北解放區土改的主要收獲。文章說：“經過一年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東北解放區基本上摧毀了封建勢力的統治，幾千年來呻吟在地主階級封建淫威下面的貧苦農民，在政治上、經濟上獲得翻身，重新成為自己土地的主人，截至去年七月統計：東北解放區（包括吉林、黑龍江、嫩江、遼北、鬆江、牡丹江、合江、遼寧等八省及熱河一省）已有六百二十九萬零六百二十四個無地和少地的貧苦農民，……平均每人得八畝地。”“數十萬翻身的農民成批成批地涌入人民解放軍主力及地方武裝，在緊張的土地改革及生產運動中，積極支援前線，一年來參戰群眾已達五十九萬余人，組成擔架四萬一千付，大車八萬六千輛。……東北翻身的農民自覺的為自己的利益而戰，這就成為東北人民解放軍必勝的保証。”（醒華：《東北解放區土地改革概況》，《群眾》1947年第50期。）署名為墨平的《解放區的春耕熱潮》一文，激情洋溢地評述了土改后“東北、山東、晉察冀、晉綏、陝甘寧、太行等所有的解放區的農民，現在都已積極地開始了春耕”。（墨平：《解放區的春耕熱潮》﹐《群眾》1948年第2卷第14期。）通過對解放區土改具體情況的報道，港澳和海外讀者對中共的土改政策和作用有了更感性的認識。
特別要提到的是，《群眾》周刊1947年第34期、35期連續登載了美國女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新著《我看見了新中國》。她在《耕者有其田——解放區縱橫行》一文中提出：中共對兩千多年來封建主義統治下的農民開啟的這場深刻社會變革運動，將是史無前例的。她說：“土地改革的目的並非為了一個幻想的烏托邦，她是為了‘打破封建’，用‘新資本主義’方式擴充生產。……調整土地所有權以致大部農民能靠自己的土地來生活。她的目的是為了盡可能使更多的貧農上升為‘中農’。”“這樣自由的農民才能走上繁榮之路。”（〔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耕者有其田——解放區縱橫行》，《群眾》1947年第34期。）
由於土改中發生的“左”的偏向帶來了負面影響，當時香港社會出現了一種謠言，說“中共不要統一戰線了，不要中間人士了，要放棄聯合政府的主張，要實行一黨專政”，造成人心波動。《群眾》連續登載三篇關於土改整黨典型經驗的文章：《平山土改中創造好范例》（《群眾》1948年第2卷第8期。）《綏德黃家川村的整黨經驗》（《群眾》1948年第2卷第8期。）《山西崞縣怎樣進行土地改革的》（《群眾》1948年第2卷第13期。）。1948年2月8日中共中央晉綏分局社會部部長譚政文就山西崞縣召開土地改革代表會議情況給晉綏分局書記李井泉寫了一份報告。毛澤東為這個報告寫了按語，將標題改為《山西崞縣怎樣進行土地改革的》，與按語一起發表在1948年3月24日《人民日報》上。《群眾》1948年第2卷第13期用8頁篇幅刊登了該報告的全文和毛澤東的按語。毛澤東在按語中說：“這篇通訊中說明……曾經劃錯了許多人，但是已經公開地明確經過群眾代表的討論，決定改正。對於不給地主以必要的生活出路，不將地主富農加以區別，侵犯中農利益等項錯誤觀點，作了批判。”及時地幫助讀者了解中共是怎樣糾偏的，有助於破除社會上的謠言和各界人士的誤解。正如毛澤東所說：“這種敘述典型經驗的小冊子，比我們領導機關發出的決議案和指示文件要生動豐富得多。”
四、認真貫徹中共對土改宣傳工作的指示，敢於宣傳、善於宣傳
加強同群眾的密切聯系是中國共產黨報刊的優良傳統。1929年12月毛澤東為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起草的決議案《古田會議決議》中就指出：“紅軍宣傳工作的任務，就是擴大政治影響爭取廣大群眾。由這個宣傳任務之實現，才可以達到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建立政權、消滅反動勢力、促進革命高潮等紅軍的總任務。”（《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6頁。）1948年1月14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致香港分局、上海局及各中央局電，指示：“要在報紙上刊物上對於對美帝及國民黨反動派存有幻想、反對人民民主革命、反對共產黨的某些中產階級右翼分子的公開的嚴重的反動傾向加以公開的批評與揭露，文章要有分析，要有說服性，要入情入理。”“對一切應當爭取的中間派的錯誤觀點，在報紙刊物上批評時，尤其要注意文章的說服性。”（《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頁。）
1948年2月11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了《糾正土地改革宣傳中的“左”傾錯誤》的指示，針對當時許多地方通訊社和報紙對土地“左”的偏向所作的不加分析、不恰當的報道和評論文章，進行了尖銳的批評。毛澤東羅列了宣傳工作中的錯誤表現：即“一、不是宣傳依靠貧雇農，鞏固地聯合中農，消滅封建制度的路線，而是孤立地宣傳貧雇農路線。不是宣傳無產階級聯合一切勞動人民、受壓迫的民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其他愛國分子（其中包括不反對土地改革的開明紳士），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人民民主政府，而是孤立地宣傳所謂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對中農，對獨立勞動者，對民族資產階級，對知識分子等，則一概不提”﹔“二、在整黨問題上，……甚至有唯成分論的錯誤宣傳”﹔“三、在土地改革問題上，……許多地區卻錯誤地強調所謂‘群眾要怎樣辦就怎樣辦’，遷就群眾中的錯誤意見”﹔“四、在工商業和工人運動的方針上，對於某些解放區存在著的嚴重的‘左’的傾向，或者加以贊揚，或者熟視無睹”。（《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0—1281頁。）中央和毛澤東要求“這些現象必須改變”。（《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上冊，新華出版社1980年版，第182—183頁。）
隨后，毛澤東在1948年4月2日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我們黨所辦的報紙，我們黨所進行的一切宣傳工作，都應當是生動的，鮮明的，尖銳的，毫不吞吞吐吐。這是我們革命無產階級應有的戰斗風格。”“我們的政策，不光要使領導者知道，干部知道，還要使廣大的群眾知道。”“有關土地改革的各項政策，都應當在報上發表，在電台廣播，使廣大群眾都能知道。”他明確指出：
“報紙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黨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工作任務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廣泛地同群眾見面。”“群眾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會齊心來做。”他要求報紙上的文章不能“鈍刀子割肉”、“半天也割不出血來”，要寫出“尖銳、潑辣、鮮明”的觀點。（《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18、1322頁。）6月3日毛澤東又批示，必須堅決改正“聽任許多錯誤觀點廣泛流行，宣傳工作極不嚴肅”的錯誤，“各地領導同志，必須以嚴肅科學的態度對待宣傳工作”。（《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16頁。）
在認真貫徹中央和毛澤東關於土改宣傳工作指示精神的基礎上，按照周恩來的指示：要對香港、對海外，對國統區人民群眾的活思想，從各方面進行理論性的解釋，（參見許滌新：《憶敬愛的周恩來同志對〈群眾〉的培育》，新華日報群眾周刊史學會南京分會等編《群眾周刊回憶錄》，群眾雜志社1989年版，第7頁。）《群眾》周刊努力擴大黨刊的影響。具體表現在：
第一，開辟“友聲”專欄，積極鼓勵民主人士發表意見、撰寫文章。《群眾》周刊通過“友聲”專欄，鼓勵民主人士發表意見、撰寫文章，廣開言路，消除民主人士和民族資產階級對中共“徹底平分土地”政策的不理解、懷疑和擔憂，也“照顧到各階層讀者的需要”，大大密切了中國共產黨與讀者之間的聯系，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及黨的方針政策的影響，極大地促進了民主統一戰線的鞏固和加強。
第二，努力將黨的方針政策宣傳推廣到國統區。《群眾》周刊在香港公開出版發行，同時，它還通過多種渠道將刊物發往國統區銷售。據回憶，當時上海黃河書店就秘密發售《群眾》周刊。而且“當時華南的海南島、東江、西江、粵北、南路等游擊區和閩、粵、贛邊區，粵、贛、湖邊區，桂、滇、黔邊區……都分別在香港設立聯絡點，同時也在港採辦《群眾》周刊”。（南方日報社、廣東《華商報》史學會合編《白首記者話華商》，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2頁。）《群眾》周刊總發行量有7000份左右，在香港印3000份，大陸地區主要是國統區印三四千份。（參見盧杰：《關於香港〈群眾〉周刊的幾點回憶》，新華日報群眾周刊史學會南京分會等編《群眾周刊回憶錄》，第148頁。）
第三，專設“讀者與編者”和“復信”欄目，及時解答讀者問題。例如讀者來信問：“怎樣劃分農村中的幾個階層”？（《群眾》1947年第41期。）還有讀者問：“毛澤東先生的‘四一’談話中有這樣一句話：‘封建主義是帝國主義及官僚資本主義的同盟者及其統治基礎’”不好理解，希望編輯給予指教。（《群眾》1948年第2卷第23期。）《群眾》周刊都進行了認真、准確的答復。而這份讀者來信所提到的“毛澤東的‘四一’談話”就是1948年4月1日毛澤東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
第四，在編排上充分運用社論、專論、短評、通訊、特稿、照片、漫畫等多種形式，最大限度發揮宣傳作用。夏衍曾回憶說：“《群眾》周刊長文章多，有不少讀者批評它太高深，內容單一，不夠多樣，不夠活潑，於是章漢夫就開辟了《茶亭雜話》這個專欄，要我每期寫幾篇介乎雜文、政論之間的隨筆。1948年6月17日這個專欄改為《蝸樓隨筆》。”（夏衍：《懶尋舊夢錄》（增補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版，第387頁。） 從《群眾》31期起夏衍用“汪老吉”、“任晦之”兩個筆名，每期寫兩三千字，一直寫到1948年底，一共大約寫了十多萬字。
經歷過這場轟轟烈烈土地改革運動的韓丁，見証了中國共產黨所進行的政治宣傳和動員攻勢，他曾生動地描述：“院牆上，幾條溫和的、防御性的每個字有六尺來高的標語被抹掉了，代之以激烈的、進攻性的標語：‘平分土地！’‘打到南京去，活捉蔣介石！’”今天，重新梳理、閱讀刊載在《群眾》周刊上的那些觀點鮮明、論証清晰、分析透徹的文章，讀到胡繩、許滌新、方方、林默涵、鄧初民、黃藥眠、李伯球、譚平山、狄超白等人激情四射的文字時，我們對韓丁說的話有了更深切的歷史體認。的確，全社會各階層動員起來了。一時間“對於每個革命分子、共產黨員、政府職員、群眾團體的領導、教員、農民、學生、小販、工人、士兵、商人以及傾向進步、傾向民主新中國的知識分子來說，新土地法也是檢驗他們政治立場的尺度”。（〔美〕韓丁：《翻身——中國一個村庄的革命紀實》，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8頁。）
國民黨也希望通過他們的土地政策贏得民眾支持，還在1946年蔣介石就訓誡屬下說：要“使一般民眾皆能了解我們的土地政策是真正為民眾解除痛苦，使農民得到利益”。（轉引自汪朝光：《中國命運的決戰（1945—1949）》，《中國近代通史》第10卷，鳳凰傳媒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6頁。）但最后蔣介石不得不承認：國民黨提出的政治綱領，“不能取信於民眾，更不能號召民眾”，“一般民眾對於本黨的宣言條文，他們認為宣言條文都是沒有價值的，沒有信用的”。（轉引自汪朝光：《中國命運的決戰（1945—1949）》，《中國近代通史》第10卷，第328頁。）當時就連聲稱自己對國內各政黨不偏不袒、代表一般自由思想分子立場的刊物《觀察》，在1948年第4卷第6期上也發表了專稿，對比國共兩黨土改政策，批評國民黨始終拿不出切實可行的土改方案，吶喊：“農村土地問題是今天中國政治上的一個大問題”，“誰能與人民站在一邊，將來誰就會勝利”。（《觀察》1948年第4卷第6期。）以《群眾》周刊為代表的中共黨刊能夠發揮鼓動民眾作用，根本還在於中國共產黨的《中國土地法大綱》以及中國共產黨土改方針政策徹底地消滅了幾千年來封建剝削的土地制度社會實踐，而不是流於空談。通過《群眾》周刊，中國共產黨開辟自己的宣傳陣地，解答群眾對土改政策的疑惑，全力掃除土改“左”的錯誤傾向帶來的負面影響，讓廣大海外僑胞以及中間力量了解中國共產黨的土改政策，從游移徘徊轉向擁護中國共產黨為光明與進步而斗爭。
回顧歷史，我們清楚地看到：中國共產黨利用報刊、立足群眾，敢於宣傳、善於宣傳，讓群眾充分理解黨的政策，進而最大限度地實現對民眾的廣泛宣傳和動員。習近平在2013年8月19日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指出：“把服務群眾同教育引導群眾結合起來，把滿足需求同提高素養結合起來”，“在事關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則問題上，必須增強主動性、掌握主動權、打好主動仗，幫助干部群眾劃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認識”。（《人民日報》2013年8月21日。）以1947至1948年《群眾》周刊對《中國土地法大綱》的宣傳為中心的考察，更能讓我們從歷史場域中去領悟講話所蘊含的豐富內涵與重要意義。
（本文獲得國家留學基金委資助）〔作者何薇，女，西南交通大學政治學院副教授、上海大學歷史系博士生，四川成都610031〕
來源：《黨的文獻》2015年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