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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來公布的一些有關中共七大的檔案資料顯示，在籌備七大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就七大的召開時間、代表的人數、代表的產生、組成和要求等方面向共產國際進行了報告，共產國際也就此提出了具體的意見和建議，並作出了重要決議。中共七大檔案中仍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比如會期的拖延問題、大會的經費問題、毛澤民對中共七大的建議、共產國際對中共七大的支持和指導等，值得繼續研究。
[關鍵詞]共產國際﹔中共七大﹔《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翻譯的《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8、19卷，為研究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歷史提供了一批檔案資料。其中有關中共七大的檔案資料，對於進一步深化中共七大研究，深化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關系的研究，很有幫助和參考價值。
一、有關中共七大檔案的基本情況
據初步統計，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中，有關中共七大的文件至少有16份，即1937年11月11日季米特洛夫同斯大林在克裡姆林宮的談話﹔1938年2月2日安德裡阿諾夫同張聞天談話的簡要記錄﹔1938年5月8日任弼時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所作的報告﹔1939年6月2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給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爾斯基的電報﹔8月19日莫爾德維諾夫關於中國問題小組工作結果給季米特洛夫的書面報告（節錄）﹔10月12日中共中央給季米特洛夫的電報﹔11月26日中共中央給周恩來的電報﹔12月29日周恩來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所作的關於中國問題的報告﹔1940年1月22日毛澤民給季米特洛夫的信﹔1月29日季米特洛夫給斯大林的信﹔2月8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關於中共組織和干部問題的決議﹔2月19日季米特洛夫給斯大林的信﹔3月3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根據中國共產黨代表團的報告通過的決議﹔3月3日中共中央為即將舉行的黨的代表大會擬定的基本政治方針﹔3月11日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成員飛行表決結果整理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會議第34（A）號記錄﹔1943年6月25日毛澤東關於陳紹禹、秦邦憲、張聞天和其他中共領導人的錯誤路線給季米特洛夫的電報。這批檔案的形成時間大都集中於1939年、1940年，其中1939年有5份，1940年有7份。雖然這些檔案的形成時間和中共七大實際召開時間還有一定距離，但卻真實准確地反映了七大籌備過程中一些相關情況。
二、有關中共七大的主要內容
中共六大結束后，時任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副部長的米夫在《共產國際》雜志1928年10月刊發文章，認為中共六大存在不足即沒有通過黨綱，應委托新選出的中央委員會擬定中國共產黨綱領草案，經地方組織討論后，提請中共七大審查和批准。同年11月12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成立常設中國委員會，其任務包括：“制定中國共產黨綱領草案，研究關於民族問題的材料，以便在以后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提出這個問題。”（《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8卷，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頁。）從這一機構的設立，可見共產國際方面對中共包括對七大的重視。1931年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通過決議案，正式將召集七大作為全黨“最不可延遲的任務”之一。但因各種原因，中共七大並沒有及時召開。
1937年10月21日，准備從蘇聯回國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和康生寫信給斯大林懇請接見，並希望得到他“對一系列重大問題的建議”。（《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8卷，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頁。）11月11日，斯大林同季米特洛夫在克裡姆林宮接見了王明、康生和王稼祥。據季米特洛夫日記提到，斯大林在談到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大會時，認為大會上“不宜進行理論上的爭論。理論問題應該〔放到〕較晚時期，等到戰爭結束之后”。同時，“與過去相比，現在很少有機會談論中國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問題。（要知道，資本主義在中國已經在發展！）”（《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8卷，第15頁。）
11月29日，王明和康生接受共產國際派遣從蘇聯回到延安。中共中央為聽取共產國際的指示和總結黨的工作，於12月9日至14日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於12月13日正式通過關於准備召集七大的決議，強調七大的中心任務是討論和規定如何在鞏固和擴大國共合作為基礎的統一戰線，組織和保障對日抗戰的最后勝利，同時總結六大以來的革命斗爭經驗。會議還決定成立由毛澤東任主席、王明任書記，由25人組成的中共七大准備委員會。
隨同王明、康生到延安的安德裡阿諾夫1938年2月2日同張聞天談話時，張聞天提出：“我們建議在延安（膚施）召開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8卷，第26頁。）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開會議，討論了關於召開黨的七大的准備工作。毛澤東、王明都就有關問題發表了意見。會議提出了應立刻進行的各項具體准備工作，如發表為召集中共七大告全黨同志書、告全國同胞書﹔給地方黨部發出關於七大准備工作的指示﹔成立大會各主要議程的報告草案委員會﹔責成政治局及中央同志起草報告提綱等。會后，任弼時被派到莫斯科，向共產國際交涉“軍事、政治、經濟、技術人才”等問題。（參見《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69頁。）
在1938年5月8日任弼時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所作報告中，有一部分是專門講中共在目前最重要的任務，其中之一便是在近半年內召開中共七大。報告指出：“為了對最近十年來的工作和斗爭作出總結並保証黨在抗日民族解放戰爭中的領導，中國共產黨決定在近期召開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大會的議程包括：“1．十年來斗爭的基本總結和目前斗爭的主要任務。2．如何組織和保証中國人民在抗日民族解放戰爭中的勝利。3．動員工人階級積極參加抗日工作。4．新的工作條件下黨的建設問題。5．選舉黨的領導機構問題。”最后，報告還表示：“目前黨正在進行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中共中央請求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予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以指導和指示，並派代表參加代表大會的領導工作。”（《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8卷，第86頁。）從這份報告可見中共中央在籌備期間對大會議程的初步考慮，重點是如何組織和保証抗戰勝利、如何加強黨的建設等問題。
1938年6月11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就中共中央代表的報告通過的決議，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同時指出了在籌備即將召開的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時必須注意的幾個問題：一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是也不能是以限制參加這一戰線的政黨在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二是共產黨應在建立新的軍隊、動員全國人民參戰、加強部隊軍事技術訓練、
提高軍隊的政治覺悟和紀律等方面給予國民政府以幫助﹔進一步開展敵后游擊運動等。三是促進國防工業發展，改善工人的物質狀況。四是要在堅決進行自衛戰爭方面支持國民政府和蔣介石。五是同國民黨的合作必須在三民主義和共同抗日的基礎上。六是發展統一戰線“首先要求全面地在政治上和組織上加強共產黨本身”，“中國共產黨應該不斷加強黨的政治、思想和組織上的統一以及自己隊伍內的鐵的紀律”，刻不容緩的任務是“加強對黨的干部和黨員的教育工作”。“共產國際執委會相信，英雄的中國共產黨一定能完成自己的歷史任務，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將會為開展黨的整個工作提供新的動力，從而在中國人民戰勝日本侵略者的斗爭中起著光榮的作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8卷，第97—101頁。）通過中共七大為黨的工作提供新動力，也是共產國際的希望。
1939年6月2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共產國際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爾斯基，報告了中共七大召開的時間、代表的選舉、代表人數、產生地區、代表組成等各方面的情況。這封電報的內容反映了中共中央關於七大籌備工作的新進展。
關於代表大會召開的時間，報告指出，“代表大會將於今年10月召開”。其代表的選舉工作不會早於8月1日結束。關於代表的人數，報告指出：“根據六中全會的決議，代表人數共350人，而現在由於地方黨組織的發展，已增加到450人。”（《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8卷，第151頁。）此前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批准了1937年12月會議提出的關於准備召開七大的決定，同時決定七大代表的名額為350人。1939年6月14日，中央根據各地的要求，決定增加100名代表，連前350人共450人。這一情況在6月25日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作了說明。
關於代表的產生，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報告：“各地區的代表人數是根據黨員的數量和質量條件、局勢以及與相應地區相聯系的條件決定的。代表選自華北、東南、華南、華中地區、山西、陝甘寧特區、滿洲和海外以及八路軍和第四軍的黨組織。”（《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8卷，第151頁。）同樣是關於大會代表名額的分布地區情況，1939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對國內的指示中是分為：北方局、八路軍、南方局、新四軍、陝甘寧（包括中央直屬及留守兵團在內）、中原局、陝西省、東北、華僑、新疆、蘭州﹔（《中共中央書記處關於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通知第二號——選舉代表的數量質量及各地分配名額》，1939年6月14日。）而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沒有提到新疆、蘭州，華僑也改為海外。兩者在地區上略有區別，給國內的指示簡明扼要但涵蓋更廣。
關於代表的組成和要求，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的報告提出了相應的比例和有關條件。代表應有工人20%，婦女和青年各10%。“所有的代表都應該是政治上忠誠、黨齡不少於一年、能夠代表相應地區組織和工作的干部”，“所有黨組織都應該保証代表的好名聲，不讓階級敵人”參加代表大會。最后，報告還“請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給我們作出指示”。（《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8卷，第151—152頁。）
1939年9月，周恩來到蘇聯治療臂傷。12月29日，他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提交了一份關於中國問題的報告，其最后部分講到有關中共七大的四個問題：一是大會代表選舉、會期與日程﹔二是六大至七大期中黨的政治路線及中央工作的總結﹔三是修改黨章問題﹔四是選舉黨的領導機關問題。（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8卷，第335—341頁。） 過去的一些書籍曾提到周恩來撰寫了5.5萬余字的《中國問題備忘錄》，其最后部分介紹了中共七大的准備工作（參見《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459—460頁。），但語焉不詳，新出版的檔案叢書則彌補了這一缺憾。
關於代表的人數和會期，周恩來的報告指出：“因戰爭關系”，“直至今年下半年，始
在各地召集省區代表大會，進行代表選舉。全國代表人數，規定500人外加候補代表三分之一。其中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北中原各省區代表在7、8月中多已選出，大會會期原定1940年1月，現決定延期至3、4月，等候共產國際指示”。（《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8卷，第335頁。）
關於大會的日程，預定為中央報告，討論通過決議和選舉。報告進一步說明了中央報告主要包括以下方面：政治報告——毛澤東﹔組織報告——王明﹔軍事報告——朱德﹔職工運動報告——劉少奇﹔修改黨章報告——張聞天﹔審查委員會報告——陳潭秋。其他報告為：統一戰線——周恩來﹔八路軍——彭德懷﹔新四軍——項英﹔晉察冀邊區——未定﹔陝甘寧邊區——高崗﹔參政會——博古﹔黨報——凱豐﹔干部問題——陳雲﹔政權工作——林伯渠﹔政治工作——王稼祥﹔鋤奸工作——康生﹔少數民族問題——鄧發﹔農民問題——任弼時﹔青年問題——馮文彬﹔婦女問題——鄧穎超等。
報告還對中共六大以來黨的政治工作路線及中央工作作了總結，認為“是根據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及國際第六次、第七次兩次世界代表大會所規定的總的路線走的”。（《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8卷，第335—336頁。）
關於黨章，周恩來報告認為六大黨章“現在有許多地方因環境改變須加增改，故黨中央決定的七次大會提出修改黨章，黨中央正面已成立修改黨章委員會從事起草”。（《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8卷，第336頁。）周恩來還報告，任弼時已經提出擬修改之原則數條，請求共產國際給以指示。
關於選舉黨的領導機關問題，周恩來報告說，中共六大選舉中央委員共23人，候補13人。七大選舉時，“為領導全國黨的工作的開展，名額將增加，總書記制也擬提出恢復。”（《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8卷，第340頁。）
1940年1月29日，季米特洛夫給斯大林寫信，報告了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聽取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周恩來報告的主要論點，說明中國共產黨將在近期舉行代表大會，並需要在兩個基本問題上得到建議，即為了防止中國統治集團向日本帝國主義投降，為了在目前條件下繼續進行斗爭，特別是鑒於國民黨領導集團實行迫害共產黨和消滅特區及八路軍、新四軍的政策，共產黨應該採取怎樣的方針和措施。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指派了委員會同中國同志一起進行討論。（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9卷，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1—12頁。）
2月8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作出關於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干部問題的決議。有資料說，周恩來在莫斯科和共產國際一道研究了中共中央的干部問題，分析了中共黨的干部狀況，還就中共七大的召開時間及人事安排問題同共產國際進行了磋商。2月29日，季米特洛夫給斯大林寫信，說明共產國際已經同中國同志討論了有關問題並一起制訂了兩個決議草案，包括“為即將召開的黨的代表大會所擬定的中共中央的基本政治方針”。（《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9卷，第21頁。）
3月3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根據中國共產黨代表團的報告通過決議，“贊同中共領導為即將召開的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擬定的基本方針”，認為中國共產黨已經“成了國內一個巨大的政治因素”。（《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9卷，第40頁。）同日，還通過了《中共中央為即將舉行的黨的代表大會擬定的基本政治方針》。（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9卷，第42—49頁。）這應該是在中共七大召開前、也是共產國際解散之前就中共和中國革命問題所作出的最重要的決議之一。
三、關於中共七大檔案中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一）會期的拖延問題。中共七大的籌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由於形勢的變化，不少問題前后都有較大變化。如關於大會召開時間，中共中央先是確定1940年1月15日召開，后因周恩來在莫斯科治傷最早隻能在1月中旬動身，所以周恩來和任弼時建議可否將代表大會推遲到3月份。（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8卷，第290頁。）但中共七大實際召開日期是1945年4月，會議拖延的時間問題，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二）大會的經費問題。1939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給周恩來的電報稱，黨的七大“所需資金還沒有著落，請與有關同志協商，積極解決這個問題。請於1939年年底攜帶資金返回延安”。（《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8卷，第296頁。）但周恩來1940年3月返回延安時是否攜帶了七大所需的經費返回，仍不清楚。而經費問題和會期是否有直接關系，尚未得出結論。
（三）毛澤民對中共七大的建議。1940年1月22日毛澤民於莫斯科寫給季米特洛夫的信建議“在中共七大上要具體討論黨的組織問題，並根據以前對這個問題估計不足的缺點對全黨進行原則性的和耐心細致的教育”，以使將來不再犯類似錯誤。同時，他堅決反對王明擔任中共七大關於組織問題報告人，認為王明沒有參加過中共的實際組織工作，所以關於組織問題的報告應委托張聞天或周恩來來作。毛澤民還提出不能忘記過去的教訓，不能將一些冒進要求寫進黨的七大決議。（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9卷，第9—10頁。）關於毛澤民對中共七大的建議，過去未披露過，值得研究者的注意，是否還有其他同志也提過建議，檔案並未提及。
從近年公布的檔案看，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成績給予了充分肯定。1940年3月3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根據中國共產黨代表團的報告通過決議，一方面贊同中共領導為即將召開的黨的七大擬定的基本方針，充分肯定“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共產黨在日中戰爭期間為動員中國人民的力量起來同日本侵略者作斗爭做了大量工作，堅決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近來在自己隊伍的成長方面也取得了成績”。（《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9卷，第40頁。）這些評價對中國共產黨無疑是很大的支持和鼓勵。
同時，共產國際也高度重視中共七大的召開，客觀上給予了不少的支持和幫助。當然，中共也希望得到共產國際的支持和指導。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此時的密切關系，從一個角度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同世界的關系。共產國際、聯共（布）對中國抗日戰爭、對中國共產黨的援助和支持，也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能夠有所發展的重要外部條件和因素。毛澤東談到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作用時，曾有過兩頭好，中間差的總體評價。抗日戰爭時期大致屬於共產國際、聯共（布）在中國作用好的這一階段。關於中共七大籌備工作的這部分檔案資料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作者李蓉，女，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北京100080〕
來源：《黨的文獻》2015年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