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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經略西部，解決東西部地區生產力和社會發展不平衡的難題，近代以來已逐步凝結成為一種“西部夢”，成為了中國夢的一部分。新中國成立后，經略和開發西部的夢想開始變成現實。特別是1964年，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作出了三線建設的戰略決策，西部地區的建設和開發得以加速。三線建設這根“扁擔”，確實挑起了國防戰備和發展西部這兩個戰略要求的重擔。改革開放后，隨著“兩個大局”戰略構想、西部大開發戰略，直至黨的十八大以來“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的提出和實施，近代以來積累的西部夢想，就這樣一步步向我們靠近，一步步在我們眼前落實。毛澤東等在50多年前提出和實施的三線建設戰略，恰如西部夢想實現途中承上啟下的裡程碑，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牢牢記住了。
[關鍵詞]西部夢想﹔三線建設﹔“兩個大局”﹔西部大開發﹔“一帶一路”
一、三線決策：從重點抓手到全局方針
2001年3月，有位學者為新出版的《彭德懷在三線》寫了篇書評，寄給北京某報，責任編輯大概是位年輕人吧，提筆就把文中的“彭德懷在三線”改為了“彭德懷在三八線”。看來，在他的記憶庫存中，搜索不到“三線”這個主題詞，覺得是作者出現了筆誤。
時光倒退半個世紀，三線卻是一個實實在在影響著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主題詞。何謂三線？按毛澤東的構想，簡單地說，就是東部沿海邊疆為一線，中部地區為二線，西部內地縱深地帶為三線。何謂三線建設？就是加強三線地區的國防和經濟建設，把東部沿海的一些工業轉移到西部，改善沿海與內地工業布局不平衡的狀況。
正式部署三線建設，是1964年5月間的事情。毛澤東作戰略決策，一貫特點是善於找抓手，突出重點。搞三線建設，他反復講四川的攀枝花，即為一例。1964年5月，毛澤東先后在南京、蚌埠聽取國家計委領導小組匯報制定第三個五年計劃的設想。談到國防建設時，他說：“酒泉和攀枝花鋼鐵廠還是要搞，不搞我總是不放心，打起仗來怎麼辦？”（《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2頁。）這是正式文獻中能夠查到的他第一次談到攀枝花鋼鐵基地的建設。
毛澤東看重攀枝花，是因為那裡有世界藏量數一數二的釩鈦鐵礦，地理位置也符合要求。為推動三線建設的決策，他緊緊抓住攀枝花鋼鐵基地不放，還說了一些很富個性色彩的話，來表達急迫心情。諸如：“你們不搞攀枝花，我就騎著毛驢去那裡開會”﹔“沒有錢，拿我的稿費去搞”﹔“攀枝花建不成，我睡不好覺”﹔“北京出了問題，有了攀枝花我就不怕了”﹔“攀
鋼建設不是鋼鐵問題，而是戰略問題”。這些個性化語言產生的感染力和動員力，在中央決策層產生的影響，可以說是立竿見影。1964年5月28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和各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討論“三五”計劃方針。他說：“昨天在主席那裡談的基本的一點，就是搞四川這個第三線，現在要准備，要著手。現在不著手，耽擱了時間，將來不利。要把西南這個戰略方面打通。要搞成昆鐵路，搞貴州的煤，搞西昌的鐵礦和鋼鐵廠，以這個為重點，其他的都可以慢搞……主席著重地講了攀枝花。”講到這裡，其他與會者紛紛插話。羅瑞卿說：“主席說到西昌開會。”鄧小平說：“他說，大家如果不贊成，到成都開會。”周恩來說：“他還問汽車通不通。”彭真說：“一個是到那裡開會，一個是把工資拿來搞攀枝花。”李富春說：“是個大家下決心的問題”。在李富春談到三線工業布局要重視攀枝花時，大家又分別插話。劉少奇說：“現在不著手搞三線，時間來不及了。”鄧小平說：“先搞攀枝花。隻能打殲滅戰。多少年沒有解決問題。現在是逼著我們先把西南的搞起來。”周恩來說：“裡頭有戰略問題。”（《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文獻選載》，《黨的文獻》1996年第3期。）三線建設戰略就這樣在中央決策層形成了共識。
當然，具體落實這個戰略部署，則需要理性和客觀。對此，毛澤東同樣是先拿攀枝花說事。他講：攀枝花鋼鐵基地的建設“要快，但不要毛糙”。（《周恩來傳（1898—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1598頁。）要做到不“毛糙”，就需要確立合理的建設方針。毛澤東作決策，抓攀枝花這個重點，是為了推動三線建設這個全局，而三線建設這個全局，又屬於“三五”計劃這個更大全局中的重點內容。這樣一來，要確立合理的三線建設方針，就必須融進對整個國民經濟建設方針的思考，進而觸及到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的探索。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有三個觀點，非常明確。
一是搞經濟建設，必須適合中國國情，按規律辦事。1964年5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過去我們制定計劃的方法基本上是學蘇聯的，要改變計劃方法，考慮我們自己的實際情況，我們的方針是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為此，毛澤東一開始就提出“三五”計劃要突出“一個屁股”（基礎工業）和“兩個拳頭”（農業和國防工業），要把屁股坐穩，讓兩個拳頭更加有力。他還對國家計委領導小組的同志說，“不要以我們這些人的壽命來考慮事情，要按客觀規律來辦事”。（《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0—1021頁。）
二是搞經濟建設，要打殲滅戰，基本建設不能拉得太長，規模上要留有余地。1964年11月26日，毛澤東聽李富春匯報攀枝花鋼鐵基地有六個布點方案，明確表示：在宜賓布點，又沒有煤，又沒有鐵路，還得修內昆鐵路，還要疏浚金沙江，宜賓不要搞了。1965年6月16日，他聽取“三五”計劃編制和三線建設情況匯報，認為盤子太大了，“鑒於過去的經驗，欲速則不達，還不如少一點慢一點能達到。我看五年搞一千零八十億元的建設規模大了，留的余地太少了。少搞些項目就能打殲滅戰，大了殲滅不了”。（《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363頁。）毛澤東提出的“三五”計劃規模，總盤子預計是800到900億元，最后實際計劃是850億元，比最初設想的1080億元少了230億。做這樣的調整，顯然是汲取了大躍進的經驗教訓。具體到三線建設項目如何打好殲滅戰，毛澤東還在1965年1月23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提出，“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採用先進技術”。（《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頁。）
三是搞經濟建設，不能脫離老百姓，必須保障人民生活。1965年6月16日，毛澤東聽取“三五”計劃編制和三線建設情況匯報時，明確講：吃穿用不要降低現在水平，每年略有增加就好。大家想多搞，向老百姓征稅征糧，多了會鬧翻，不行的。“這是個原則問題”，“脫離老百姓毫無出路”。還說，“第一是老百姓，不能喪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災荒。計劃要考慮這三個因素”。（《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363頁。）稍后提出來的“備戰備荒為人民”這個著名口號，就是從這裡引申出來的。
為了落實三線建設戰略，中央還成立了西南和西北兩個三線建設委員會，國務院成立了三線建設辦公室。攀枝花建設項目，則由周恩來安排部署，鄧小平赴攀枝花決策指導，李富
春、薄一波兩位副總理具體負責。1966年上半年，國家部委有43名副部級以上的領導干部到四川三線建設工地調研蹲點，大部分人都到了攀枝花。其中就有被毛澤東任命為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第三副主任的彭德懷。彭德懷不愧為軍事家，他提出西南三線建設要保“一點、一線、一片”，一點指攀枝花，一線指成昆和貴昆鐵路，一片指六盤水、重慶兵器工業基地。
三線建設從1964年到1980年，跨越三個五年計劃，一共向西南和西北地區投資2050億元，動員400多萬軍民參加。一大批三線企業和配套的科研院所，在當時有保密性質，在社會上很少宣傳，加上半個世紀過去了，人們不太熟悉，或在情理之中。不能責怪那位把“彭德懷在三線”改為“彭德懷在三八線”的編輯，畢竟他還記得時間更久遠的抗美援朝戰爭。三線建設固然不像抗美援朝那樣，全面而深刻地影響和改變了國際國內的局面，但如果把三線建設放到廣袤而相對落后的西部發展進程中，放到從19世紀到21世紀中華民族復興的歷史變化中，作前后勾連，它的作用和影響，則別有一番風景。
二、西部夢想：從孫中山到毛澤東
從19世紀中期開始，一些仁人志士已經認識到，西部能否發展起來，發展得怎麼樣，對於中華民族的復興進程，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可以說，經略西部，解決東西部地區生產力和社會發展不平衡的難題，近代以來已逐步凝結成為一種“西部夢”，成為了中國夢的一部分。
這個夢想的觸發點，毫無疑問是和中華民族應對外來侵略的被動局面聯系在一起的。最先關注這個問題的是學術界。19世紀中期，以張穆、何秋濤等史家及其著述為代表的西北史地學興起，即是對強鄰四逼、邊疆危機的敏銳反映，同時也使西部在御敵安邊中的重要地位，突顯了出來。1874年，在李鴻章、左宗棠、王文韶等清末重臣之間，爆發了一場東部海防和西部塞防孰輕孰重的爭論。這場爭論，一下子把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空間，把西部和東部對國家安全各自具有的戰略價值，擺到了人們面前。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民國。人們的西部夢想有了新的內容。孫中山制訂了龐大的實業救國計劃，提出“由人滿之省，徙於西北，墾發自然之富源”，率先把目光投向廣袤的西部。1920年，他在為謝彬《新疆游記》寫的序言中又說，未經開發的西部，“可為吾人殖民拓業之地，其興起吾國前途之希望，實無窮也”。（謝彬：《新疆游記》，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頁。）還有個叫林競的人，在其《親歷西北》一書的自序中，稱西部是“國家之安危所系”，“西北之政治經濟地位，均具有牽動世界之價值”，他呼吁國人，“應以全國之資力才力，從事於經營”，“相率投荒，共作千秋萬世之業”。（林競：《親歷西北》，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頁。）
抗日戰爭時期，西部成為全民抗戰的大后方。大量機關、工廠和院校內遷，使人們對西部在推動民族復興進程中的特殊作用，有了更具體的感受和認識。這當中，尤以一些學者為甚。1941年，陳寅恪在為朱延豐著的《突厥通考》寫的序言中提出：“惟默察當今大勢﹐吾國將來必循漢唐之軌轍﹐傾其全力經營西北﹐則可以無疑。”（陳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44頁。）歷史學家錢穆1937年曾游歷西部，深感“在同一國家之內，卻存在有兩個絕不同的社會，經濟文化太過懸殊，這真是一大問題”。當時，美國人華萊士從西北入境來中國，對中國派出的歡迎使節說：“別人認為我從中國的后門進，實在我是從中國的大門進的呀！我經過了你們河西蘭州一帶，便想象到我們美國當年西部的開發。”這個說法，深深打動了錢穆，以至1951年在台北的一次演講中還講到此事，並發揮說：“中國的新天地，就在中國之本身內部，回過頭來，向內地跑，不僅如華萊士所說的像美國人開發西部般，我們卻還兼帶了恢復歷史上漢唐精神的一種更重要的意義。”“在這裡，我們一定可以得到新刺激，一定可以產生新力量，並使國內各方面發展平衡”。（錢穆：《中國歷史精神》，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113、117、116頁。）
前人經略西部的夢想，總的來說，是立足於中華民族復興進程的。但他們雖然看到了西部發展的巨大潛力和美好前景，留下的卻隻能是空谷回音般的呼吁，很難轉換成切實的謀劃和實踐。
新中國成立后，經略和開發西部的夢想開始變成現實。開發西部，必須交通先行。新中國一成立，西部交通建設便緊鑼密鼓地鋪排開來。1952年成渝鐵路建成通車，毛澤東題詞說，“繼續努力修筑天成路”﹔天蘭鐵路隨后通車，他又題詞，“繼續修筑蘭新路”。急於開發之意，豁然躍出。修建康藏公路，有兩條線路之爭，毛澤東果斷拍板，“採取南線為適宜”﹔康藏公路開工，他的題詞是，“為了幫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難，努力筑路”﹔1954年底康藏、青藏公路通車，他又題詞，“鞏固各民族人民的團結，建設祖國”。幫扶西部之情，溢於言表。
對於西部地區的新疆、西藏的開發建設，毛澤東更有很深期待，很多設想。前些年，中央文獻研究室分別同西藏、新疆自治區黨委合作編輯出版了《西藏工作文獻選編》和《新疆工作文獻選編》，裡面收錄不少毛澤東有關這兩個地區經濟、政治、文化、國防各方面建設的文獻，中心意思是要幫助西藏、新疆盡快發展起來，這對全國的作用很大。他1959年甚至同班禪說到：各地都搞起了工業，隻有西藏沒有搞，西藏民主改革后也要辦工業，要注意培養藏族的科學技術干部。
西部地區在20世紀50年代前期建成的一批交通設施，可以說是新中國成立后經略和開發西部的第一輪成果。毛澤東1952年和1953年還先后考察了鄭州以下的黃河和武漢以下的長江，由此提出了開發利用西部水資源的兩個宏大設想：長江三峽大壩和南水北調工程。這兩個設想今天已經實現，成為中國發展史上的標志性工程。
發源於西部的黃河、長江，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其上游流域是西部血脈和精粹所在。
寄情西部的毛澤東，還設想騎馬考察黃河、長江上游。他規劃的具體行程是：沿黃河往上一直走到昆侖山，到達通天河，再從那裡翻過山到長江的發源地，然后沿金沙江而下到長江。立志考察這些地方，自然與經略和開發西部有關。長征的時候，毛澤東和紅軍從西南雲貴川到西北陝甘寧的路上，渡過了中國革命最困難的歲月，隨后長期經營陝甘寧地區，打下了奪取全國勝利的基礎。這樣的經歷，無疑使孕育兩大母親河的西部，給他留下了特殊的印象，增益了具體的認識。的確，毛澤東的一生，似乎像中國大地上一位沒有終點的旅行者。地理意義上的游歷，當然是以精神和社會層面的探索，以國家的改造和發展抱負為底蘊的。有人甚至做過這樣的比喻，黃河猶如凸起的弓背，長江恰似拉滿的弓弦，這兩大母親河把中華民族編織在了一支蓄勢待發的箭上。雲貴高原和青藏高原交匯相撞的西部，仿佛是一具堅韌的骨骼，往東延伸的無數河流，則像是條條充盈的血脈，這西高東低的地貌走勢，恰如一個民族准備騰飛崛起的身姿。按這個比喻，毛澤東騎馬考察黃河、長江上游的計劃，或許是要細細扣問西部的地理、資源、氣象、人文、風俗：西部如何得發展？西部夢想如何得實現？
1964年8月，毛澤東准備騎馬出發了。不巧的是，8月5日越南發生“北部灣事件”，美國軍隊開始轟炸越南北方，還調集大批艦艇，雲集越南北方沿海一帶，徑直北向的戰火，威脅到中國。8月6日早晨，毛澤東在一個批示中說：“要打仗了，我的行動得重新考慮。”（《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349頁。）一直到晚年，他還為失去這次騎馬考察黃河、長江上游的機會遺憾不已。不過，也正是1964年取消遠行計劃的時候，毛澤東明確提出了把全國劃分為一、二、三線的戰略布局。挾帶西部夢想的三線建設，遂正式登場。
三、三線建設：從兩個戰略目標看效果
毛澤東為什麼會提出三線建設戰略？實施這個戰略與西部夢想有什麼實質關聯？事實上，早在1956年開始謀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方略時，毛澤東就向西部內地投去長遠的戰略目光。他在《論十大關系》中提出，要平衡工業發展的布局，“內地工業必須大力發展”，“新的工業大部分應當擺在內地，使工業布局逐步平衡，並且利於備戰，這是毫無疑義的”。（《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6頁。）這個設想，可視之為三線建設的思想源頭。同時表明，毛澤東1964年決策三線建設，有兩個鮮明的戰略目標。
三線建設的第一個戰略目標，是在西部構筑備戰基地。西部縱深地帶，是保障國家安全的天然的戰略后方。一般認為，三線建設有兩個高潮。第一個高潮始於1964年，但兩年后“文革”爆發，有些停頓。1969年3月，中蘇之間爆發珍寶島之戰，三線建設再掀高潮。當時的備戰氛圍很濃，中央高層還有人提出一個“北頂南放”的應對方針，即如果蘇聯從北邊打過來，我們需要頂一下﹔如果美國軍隊從南邊打進來，就放進來再打。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日益加緊對中國的戰爭威脅，是部署三線建設的直接起因。所以，毛澤東推動三線建設，幾次講要“同帝國主義爭時間，同修正主義爭時間”。他腦子裡還常常浮現二戰時蘇聯在德國進攻面前准備不足的教訓。1964年8月20日，他對搞計劃工作的薄一波強調，要在新的戰略方針下調整工業布局，要好好地研究、吸取斯大林的經驗教訓，一不准備工事，二不准備敵人進攻，三不搬家，這就是教訓。
當然，戰爭有打和不打兩種可能，我們要爭取不打的可能。備戰恰恰是爭取這種可能的必要策略。毛澤東當時就說：“世界上的事情總是那樣，你准備不好，敵人就來了﹔准備好了，敵人反而不敢來。”（《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347頁。）這就是避免戰爭、爭取和平的辯証法。在蘇聯和美國對中國都有戰爭威脅的情勢下，搞三線建設這樣的備戰措施，等於是在西部縱深地帶為國家安全購買了一份“保險”，不能因為后來沒有出險，就由此指責花錢投保是浪費之舉。中國在很困難的情況下，成功研制出至今未曾使用並宣布將來也不會首先使用的原子彈，也是這個道理。實踐証明，三線建設筑起了國家安全的戰略后方基地，為我們在國際舞台上同超級大國周旋贏得了時間和法碼。
三線建設的第二個戰略目標，是平衡全國工業布局，促進西部的經濟發展。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說到，70%的工業在沿海，30%的工業在內地，“這是歷史上形成的一種不合理的狀況”。（《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5頁。）1964年，經過“大躍進”之后的幾年調整，發展勢頭起來了，在“三五”計劃中突出三線建設這個重大戰略，實現沿海與內地的工業布局均衡發展這個既定方略，也是水到渠成之勢。為此，在部署三線建設時，毛澤東強調不要只是某一方面單項突進，要綜合配套，國防工業和基礎工業要同時並舉，備戰和長期建設要統籌考慮。1965年1月23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明確提出：三線隻修鐵路，隻規劃煤和鋼？應當是機械、化工、軍工什麼都有才好，還有煤氣，四川那個地方就沒有石油？西南搞不搞汽車廠？一定要搞個汽車廠。“打起來還可以繼續建設，你打你的，我建設我的。”（《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290頁。）這番話，事實上把三線建設看成了一根扁擔，一頭挑著國防戰備的重任，一頭挑著發展西部經濟的重任。所以，鄧小平1966年1月在軍隊政治工作會議上就說：“我們大小三線一抓，不僅國防上意義大，建設意義也是很大的。”（《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1—1892頁。）
在毛澤東看來，西部的基礎設施建設，還有利於打開對外經濟交流的通道。早在1963年會見尼泊爾外賓時，毛澤東就談到修建從西藏到尼泊爾的公路。他還說：我們現在還沒有通往拉薩的鐵路，等到鐵路到了拉薩，和你們交流物資就方便了。一直到晚年，毛澤東還念茲在茲。1973年底會見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一行時又說：“我們現在還沒有能力修一條鐵路到你們邊境，修了一條公路也沒有多少用處。
你們跟我們的西藏做生意很少，要跟北京做生意就得要修一條鐵路到你們邊境才有可能。我就是想修鐵路這件事。”談話中，毛澤東建議讓外國駐華大使到中國各地去看看，在專門點了重工業基地東北三省后，他特意提到了“四川、貴州這些偏僻地方”，說“中國這個地方，有的地方有些事辦得好，有些事辦得不好呢”。（《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09頁。）“偏僻”的西部，發展不快，大概就是縈繞他腦際辦得不那麼好的事情之一。
當然，三線建設戰略是在特殊國際背景和計劃經濟條件下提出來，又是長時間在“文革”嚴重干擾環境中實施的，難免挾帶著時代的痕跡。諸如有的項目論証不充分，選址上過於強調靠山、分散和隱蔽，還有投入和產出比例問題，這些都不能說不是缺憾。但總體上講，畢竟瑕不掩瑜。說清難掩之“瑜”，則有三個問題需要回答。
第一，企業“搬家”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東部沿海的工業生產力？三線建設並不是把東部沿海的企業掏空。鄧小平1964年10月13日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談到這個問題時，態度很明確：“是把一線地區重要的技術力量、設備樣機搬到后方去，是利用一線的技術力量發展三線。沿海地區的企業還是要繼續發展生產，搞機械化、自動化。”（《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832頁。）實際操作也是按這個思路進行的。三線建設固然暫時影響了東部企業的強勁發展，但不至於傷筋動骨。以鋼鐵企業來說，“三五”計劃就強調繼續發展一二線的鞍鋼、包鋼、武鋼、太鋼等，並未因三線建設而傷了東部沿海基礎工業的元氣。
第二，三線企業效果到底怎麼樣？確有一些企業，存在先天不足，后來在發展中面臨不少困難。不過，1984年，國務院三線辦公室曾經開展全面調查，認為在所有1945個三線企業和科研院所中，建設成功的佔48%，基本成功的佔45%，沒有發展前途的僅佔7%。這大體表明，三線建設這根“扁擔”，確實挑起了兩個戰略要求的重擔。
第三，三線建設對西部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促進作用如何？事實是，三線建設以前，雖然也講要支援西部，但沒有具體抓手，三線地區生產能力有限，靠自己發展始終較慢。大規模的三線建設，在過去比較落后和閉塞的西南、西北及湘鄂豫三省西部地區，初步形成了能源、鋼鐵、機械、電子、化工、汽車、軍工等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建起了一批具有高度文化和科技含量的科研院所，造就了攀枝花、六盤水、德陽、十堰、金昌、酒泉等一批新興工業城市，自貢、綿陽、遵義、寶雞、漢中、襄樊等古老城鎮煥發了青春，成都、重慶、昆明、西安、太原、銀川等西部的中心城市，經濟和科技能力也因三線建設而顯著增強。從1965年起，陸續建成的川黔、貴昆、成昆、湘黔、襄渝、陽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鐵路西寧至格爾木段等交通干線，基本上打通了西部發展的脈絡。這些成就，極大地改變了西部經濟社會發展面貌，也使三線地區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發生很大變化。西昌、攀枝花屬於大涼山彝族地區，費孝通1991年到那裡考察后，感慨地說：三線建設使西南荒塞地區整整進步了50年。這種進步，正是落實前人孜孜以求的西部夢想的一個比較集中的效果。
四、西部發展：從三線建設到“一帶一路”
20世紀80年代，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和國內改革開放大潮的興起，三線建設的戰備意義自然下降，大部分三線企業隨即進入調整改造時期。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三線企業將發揮怎樣的作用，成為人們關注的話題。對此，時任國家主席的李先念，在1983年12月27日給國務院領導的一封信中提出，三線企業可以繼續調整我國不合理的工業布局，改變三線地區的落后面貌，促進內地經濟的發展。（參見朱元石主編《共和國要事口述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6頁。） 三線建設的企業本來就有“劍”有“犁”，既有軍工企業，也有基礎工業，更不用說大量能源交通企業了。在調整改造中，三線企業“化劍為犁”，實現軍民融合或軍轉民的轉型發展，雖然歷經痛苦，但對西部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來說，畢竟是有了相應的積累，奠定了物質、管理、技術和人才基礎。如今西部一些耳熟能詳的企業，便是三線建設時打下底子，調動積累，通過轉型和二次創業，得以成功的。
需要明確的是，調整改造三線企業，並不意味著對三線建設戰略的否定。黨和國家領導人中，李先念參加了三線建設及其以后的調整改造全過程，他曾對人說：“當時建設三線的氣魄很大，速度很快，確實振奮人心。三線建設從戰爭的觀點來看是必要的﹔從改變我國工業布局不合理狀況來看，也是應該的。”（採訪李先念原秘書程振聲記錄，2009年7月29日。）江澤民1991年4月視察攀枝花鋼鐵基地、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等三線重點工程后，得出的結論是：“總的講，當年黨中央和毛主席作出的這個戰略決策是完全正確的，是很有戰略眼光的。”
調整改造三線企業，更不意味著動搖了幾代人經略和開發西部的夢想。改革開放后，鄧小平提出了“兩個大局”的戰略構想。在這個構想中，雖然東西部發展的優先程度不同，但東西部協調發展的基本方略沒有變。鄧小平說，“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個大局。那時沿海也要服從這個大局”。（《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8頁。）江澤民1995年進一步提出：“解決地區發展差距，堅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是今后改革和發展的一項戰略任務”，“要更加重視支持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江澤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66頁。）1999年6月正式開始實施的西部大開發戰略，承接、發展了三線建設戰略，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改善區域經濟布局，推進西部現代化的重大舉措。
今天，伴隨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步伐加快，協調區域發展，用更大精力發展西部的任務越益凸顯出來。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為西部的發展注入了新的能量，使經略西部的步伐邁得更快、更實了。
“一帶一路”是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為開創我國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它與國內區域發展戰略、對外開放戰略和國家安全戰略，是相互聯系的。僅就絲綢之路經濟帶來說，其戰略走向中，就包括從我國西北經中亞、俄羅斯至歐洲，從我國西北經中亞、西亞至波斯灣、地中海，從我國西南經中南半島至印度洋這樣三個方向。這些戰略走向，事實上統籌結合了此前實施的西部大開發戰略，而且與推進由東向西梯度發展、培育區域經濟支撐帶相銜接。為改變近代以來我國國家安全、經濟發展都要直接面向海洋從而受制於海洋的戰略格局，打開了全新的思路和空間。實施這個戰略，西部將由經濟腹地變為面向世界的前沿，這就可以為西部的未來，提供重大發展機遇，注入新的發展動力，展現廣闊發展舞台。今天回過頭來看，當年三線建設開始形成的工業基地和產業格局，建設的重點骨干企業和鐵路公路干線，都將在“一帶一路”大戰略中發揮重要作用，並展現出更加美好的發展前景。
近代以來積累的西部夢想，就這樣一步步向我們靠近，一步步在我們眼前落實。毛澤東等在50多年前提出和實施的三線建設戰略，恰如西部夢想實現途中承上啟下的裡程碑，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牢牢記住了。
〔作者陳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北京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15年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