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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從運動戰與游擊戰的概念來分析判斷，抗戰之初，剛進入山西戰場時的八路軍第一二九師的作戰方式為正規部隊的含有游擊成分的運動戰，並非人們一般認為的單純的游擊戰。從當時戰場的實際態勢來看，第一二九師採用此種作戰方式的原因為：相比於游擊戰，運動戰更符合當時配合國軍進行太原會戰的作戰需要，也更符合當時國共合作抗日的政治需要，同時也比較符合紅軍此前在反“圍剿”和長征期間比較多地採用運動戰這一作戰方式的實際。抗戰之初第一二九師採用符合戰場實際需求的作戰方式，不僅在軍事上取得了一系列勝利，亦為維護和推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及此后在敵后創建抗日根據地奠定了良好基礎。
[關鍵詞 ]抗日戰爭﹔第一二九師﹔運動戰﹔游擊戰
長期以來，一些著作在論及抗日戰爭時經常會有這樣的籠統表述：華北的八路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了八年的敵后游擊戰。有人產生一種誤解，即整個抗戰期間，八路軍作戰方式均為游擊戰。其實，敵后游擊戰是從戰略上講的，從戰術上講，八路軍作戰方式以游擊戰為主，亦不乏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如在抗戰之初（此處用“抗戰之初”而未用“抗戰初期”一詞，是考慮到，按毛澤東對抗戰“防御、相持、反攻”的三階段劃分，抗戰初期通常是指防御階段，而本文所謂“抗戰之初”是專指 1937年 9月 30日第一二九師從陝西開赴山西抗日戰場至 1937年 11月 13日實施第一次戰略展開的短暫時期。），八路軍第一二九師的作戰方式即為正規部隊含有游擊成分的運動戰，並非人們一般認為的單純的游擊戰。
一、抗戰之初第一二九師的作戰方式 實為含有游擊成分的運動戰
關於運動戰的概念，第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曾作如下闡述：“所謂運動戰，就它在軍事上的精義說來，應該是叫‘機動戰’。一般是使用相當大的數量的正規軍隊來進行的。因為軍隊數量比較大，就必須有協調各部在單一意志之下行動的統一指揮。正規軍隊進行的機動戰，就是指揮軍隊在戰斗之前、戰斗之中和戰斗之后的移動，求得造成便於使用武器的地位，並且利用已得的戰果，發展到完全消滅敵人。假使敵人在動作中造成不利於我的戰斗條件時，那我們就引退到適當的地點，以求避免其突擊，且就此抓到有利的條件。”而對游擊戰的概念，劉伯承將其概述為：“所謂游擊戰，是使用小的隊伍，少至幾個，多至幾百人的隊伍，在敵軍后方活動的。這些隊伍的組成，無論是正規軍派出的或是由民眾政治斗爭中發展起來的，或者是由這兩種混合組成的，通常是在敵人的后方，特別是在廣大民眾擁護掩護之中，襲擊或伏擊敵軍，破壞其交通與輜重。其動作方式是機敏靈動，出沒無常，尤其小隊伍在敵軍后方活動緊張情況之下，要求游擊隊長機斷專行，獨立自立地決定行動。”（劉伯承：《論游擊戰與運動戰》，《戰術研究資料》1938年 3月。）
按上述概念判斷，抗戰之初山西戰場的第一二九師與日軍最初的幾次交鋒，如奇襲陽明堡機場、七亙村伏擊、黃崖底伏擊及廣陽伏擊等戰斗，均為正規軍隊含有游擊成分的運動戰。這是因為：
第一，從參戰人數來講，運動戰要求人數較多，游擊戰要求較少。1937年11月7日的廣陽伏擊戰，我方參戰部隊為第一二九師和第一一五師主力，當時第一二九師的主力為九千余人，第一一五師主力為一萬余人，兩師的參戰人數約為二萬人，符合運動戰使用軍隊數量較大的標准。夜襲陽明堡機場，以整個第七六九團為參戰單位，雖然實施突擊的人數為兩個連，但算上該團擔負牽制、警戒、支援等任務的部隊，則參戰人數在千人以上。正太線附近的七亙村、黃崖底等伏擊戰，情況大致也是如此。游擊戰參戰人數較少，下限為幾人，上限為幾百人，而第一二九師與日軍進行的陽明堡、七亙村、黃崖底、廣陽等戰斗，人數都在千人以上，突破了游擊戰的人數上限。
第二，從參戰單位的性質來看，運動戰要求為正規軍，游擊戰要求為正規軍派出的或由民眾政治斗爭發展而來的小的游擊隊伍。陽明堡機場之戰的參戰單位為第一二九師第三八五旅第七六九團，七亙村伏擊戰的參戰單位為第一二九師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二團，黃崖底伏擊戰主要參戰單位為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一團，廣陽伏擊戰參戰單位為整個第一二九師，這些參戰單位不僅均為正規軍，而且還是正規軍的主力部隊。如上述的第七七二團，其前身為紅軍三大主力之一的紅四方面軍下轄的第九十二師，該師十年內戰中曾在川東創下一個團擊潰對方兩個旅的光輝戰例。（參見卞之琳：《第七七二團在太行山一帶：一年半戰斗小史》，明日出版社 1940年版，第 19—20頁。） 由此可知，抗戰之初第一二九師與日軍的幾次交鋒，參戰部隊的性質為正規軍而不是由正規軍派出的或由民眾自發組織的小股游擊隊伍。
第三，從指揮方式來看，運動戰要求有協調各部的統一指揮，游擊戰則要求游擊隊長的機斷專行。抗戰之初第一二九師與日軍的幾次交鋒，由於每次戰斗，均有警戒部隊、預備隊等部隊，所以涉及到各部隊之間的協調問題，這就需要協調各部的統一指揮。事實上，這幾次戰斗都是由團長、旅長甚至師長劉伯承對各參戰單位統一指揮，而不是由某支游擊隊隊長獨自決定本隊的戰斗行動。如 1937年 11月 2日的黃崖底戰斗，劉伯承親自在戰地附近的山頂上擔任現場指揮。
因此，從運動戰和游擊戰的概念來看，抗戰之初第一二九師與日軍的幾次戰斗，滿足運動戰的標准，不符合游擊戰的標准。
另外，在《論游擊戰與運動戰》一文中，劉伯承將運動戰基本原則的第二條表述為：“集結絕對優勢的兵力，來突擊敵人這一弱點。 ”（劉伯承：《論游擊戰與運動戰》，《戰術研究資料》1938年 3月。）在總結抗戰之初與日軍幾次交鋒的經驗時，劉伯承指出，在陽明堡和七亙村兩次戰斗中，因未充分遵循上項原則，即未“集結絕對優勢的兵力”來對日軍進行突擊，而造成戰斗的遺憾，在這兩次戰斗過程中，戰場預留的“預備隊結果未使用上，誠為可惜”。（李達：《抗日戰爭中的八路軍一二九師》，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 48—49頁。）由此可以看出，劉伯承對上述幾次戰斗所作的總結是按運動戰來總結的。據此也可認為，這幾次戰斗的作戰形式總體上屬於運動戰。
第一二九師在此一短暫時期的運動戰，與中共中央於 1937年 8月在洛川會議上制定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戰略方針並不矛盾，此說之根據為：其一，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將游擊戰作為抗戰中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的主要作戰方式，此一決定是著眼於整個抗戰時期的形勢而作出的戰略決策。全面抗戰開始后，毛澤東即認識到此場戰爭的殘酷性和長期性，以此將戰爭的發展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防御、相持及反攻。根據各階段敵我雙方的力量對比，確定在防御和相持階段，共產黨領導抗日軍隊的主要作戰方式為游擊戰，當然也並不放棄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其二，毛澤東自己也沒有教條執行洛川會議確立的作戰方針，而是根據
戰場變化加以調節修整。1937年 9月 25日，八路軍第一一五師取得平型關大捷，該勝利在鼓舞全國軍民的抗日士氣及提高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地位等方面均有較大的積極影響。另外，在五次反“圍剿”和長征期間，紅軍作戰比較多地採用運動戰，紅軍廣大指戰員當時比較習慣於運動戰，因此向游擊戰轉變需要一個過程。根據這些情況，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對甫進入山西抗日戰場的八路軍的作戰方式進行調整，“現在八路軍採用的戰法，我們名之為獨立自主的游擊戰和運動戰”。（《毛澤東選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1版，第378—379頁。）1938年春，日軍為進行徐州會戰，將華北的主力抽調南下，造成河北、山東等平原地區兵力空虛，中共中央及時抓住這一時機，作出將山地游擊戰擴展為平原游擊戰的戰略決策：“黨與八路軍部隊在河北、山東平原地區，應堅決採取盡量廣大發展游擊戰爭的方針。”（《六大以來》（下），人民出版社 1981版，第 307頁。）抗戰進行十個月后，毛澤東根據戰局的實際情況，復將八路軍的戰略方針修正為：“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毛澤東選集》第 2卷，第 388頁。
1937年 11月 8日太原失陷后，毛澤東根據戰場形勢的變化及時指出：“在華北，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正規戰爭已經結束，以共產黨為主體的游擊戰爭進入主要地位。”（《毛澤東選集》第 2卷，第500、441頁。）11月9日毛澤東給八路軍規定新的行動方針：“控制一部為襲擊隊，大部盡量分散於各要地，組織民眾武裝為第一要義。”（第二野戰軍戰史編委會編《八路軍第一二九師戰史》，解放軍出版社 1991版，第 22頁。）11月 13日，第一二九師在山西石拐鎮召開干部會議，會上傳達了毛澤東的上述指示，確定該師今后的任務為“迅速化整為零，分散到各地開展游擊戰爭”。這是一個重大的戰略轉變，即“從紅軍時代以運動戰為主，轉到以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為主”。（李達：《抗日戰爭中的八路軍一二九師》，第 42頁。）此后，第一二九師開始實施戰略展開，主力進行分兵，1937年 12月，由第七六九團抽調 1個連組建汪乃貴支隊﹔1938年 2月，以教導團兩個連為骨干組建先遣支隊。自 1937年 11月到 1938年 4月，第一二九師共分遣了三分之二的兵力，到各地開展游擊活動，開辟敵后抗日根據地。以此可知，第一二九師是在石拐鎮會議后，才開始廣泛組建游擊隊，在敵后進行廣泛的游擊戰。另外，在《八路軍第一二九師戰史》一書中，將 1937年 11月至 1938年 10月這一時期稱為第一二九師的大發展和根據地的創建時期，在總結該時期的工作時該書寫到：“及時地完成從運動戰到游擊戰的轉變”（《八路軍第一二九師戰史》，第 71頁。），如果把這一時期視為運動戰向游擊戰的轉變時期，那麼在此之前的作戰無疑應為運動戰。
之所以說這一時期的運動戰含有游擊成分，主要是基於以下兩方面：其一，相對於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紅軍的運動戰，抗戰之初作戰部隊人數規模相對較小，紅軍時代的運動戰作戰規模多在萬人以上，而第一二九師對日軍的這幾次作戰，人數一般在千人以上萬人以下﹔其二，在陽明堡、七亙村的戰斗中，雖然整個團參與行動，但用於突擊的力量僅為兩個連，其他作戰單位擔負牽制、掩護、預備隊的任務。
綜合以上分析，可得出如下結論：抗戰之初第一二九師的作戰方式為正規部隊含有游擊成分的運動戰。
二、抗戰之初第一二九師採用運動戰的原因
（一）運動戰更符合當時配合國軍進行太原會戰的作戰需要
1937年 8月，日軍佔領南口和張家口，完成了在天津、北平至張家口一線的戰略展開，形成全面進擊華北全境之態勢。此后，國民黨軍隊在河北、晉北和綏西作戰接連失利，使華北戰場的中央防線被日軍突破，這樣一來山西這一中國華北的戰略樞紐，便暴露在日軍的進攻威脅之下。
山西位於黃土高原東部邊緣，四面環山，地形險要，為華北地區的天然堡壘，是一個非
常重要的戰略要地，自此西進可覬覦西安和延安，東進可直下河北及平津地區，南下可逐鹿中原，所以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具體到抗日戰爭，“中國軍隊固守山西，從戰略態勢上能使河北省境內的日軍感受到來自側背的嚴重威脅，並牽制其進一步南侵”。（張憲文：《中國抗日戰爭史（1931—1945）》，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1版，第 315頁。）日軍為解除沿平漢鐵路南下的側背之憂，須得攻佔山西，中國為確保此一戰略要地，也須全力防守山西。這樣，中日雙方軍隊圍繞山西的攻與守展開了太原會戰。
1937年 10月 1日，日軍參謀本部下達了攻佔山西太原的作戰命令。參加太原會戰的日軍部隊為：日本關東軍察哈爾派遣兵團的 4個半旅﹔日軍第五、二十師團及第一〇八、一〇九師團各一部和偽滿軍一師。日軍作戰計劃為：關東軍察哈爾派遣兵團及第五師團進攻太原北部門戶忻口，第二十師團等部在佔領平漢線上的石家庄后，轉向進攻太原東部門戶娘子關，從北、東兩個方向夾擊中國軍隊，一舉攻佔太原。
針對日軍的部署，南京國民政府軍事當局，決定在忻口地區與日軍進行決戰，為此，中國第二戰區在忻口集中了中央軍、晉軍、八路軍等約 13萬的作戰部隊。另外，中國第二戰區還將孫連仲的第二十六路軍、馮欽哉的第二十七路軍及曾萬鐘的第三軍部署於娘子關一帶，以確保太原東部門戶的安全。
1937年 10月 2日以后，忻口及娘子關的中國軍隊先后與日軍展開激戰，此時第二戰區給八路軍分配的作戰任務為“對增援之敵，負責阻擊，對退卻之敵，相機殲滅”，（ 張憲文、丁永隆：《中華民國史綱》，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5版，第 489頁。）即在日軍的側翼與后方打擊與鉗制日軍，配合正面戰場國軍的陣地防御，以阻滯日軍向太原的進攻。八路軍接受上述任務后，令第一二九師一部在忻口戰場側擊日軍，令其主力“向娘子關東南及以南之敵側后挺進，積極尋機殲敵”。（《八路軍第一二九師戰史》，第 14頁。）第一二九師受命后，積極行動，忻口戰場的第七六九團夜襲日軍陽明堡機場，炸毀日軍飛機24架，主力於 10月 20日至 28日，連續在正太線附近的長生口、七亙村等地襲擊、伏擊、阻擊日軍，給日軍以猛烈打擊。10月 30日，第七六九團歸建后，第一二九師集中全師主力於11月 2日至 7日在黃崖底、廣陽等地連續伏擊日軍，給日軍以較大的殺傷。這樣，在太原會戰中，第一二九師較好地完成了第二戰區及八路軍總部所交付的作戰任務。
從抗戰爆發至 1937年 11月 8日太原失守，山西戰場是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正規戰，此時投入山西戰場的第一二九師的作戰任務為配合國軍的正面防御，在敵后側擊日軍，目的在於減少國軍與日軍作戰的壓力，阻滯日軍對太原的進攻。太原會戰中，中日雙方投入數十萬的兵力對山西進行激烈爭奪，裝備精良的日軍在速戰速決的作戰方針指導下以重兵對山西進行猛烈攻擊，此種形勢下，裝備簡陋的八路軍如果以數十人或數百人的游擊戰來完成阻滯日軍進攻的任務，顯然是不可能的。為完成第二戰區及八路軍總部分配的任務，需要兵力集中使用而不是分散游擊。事實上，第一二九師採用的也是集中使用兵力的形式。例如，11月 7日，第一二九師主力與第一一五師主力聯合阻擊日軍第二十師團，無可辯駁地屬於集中兵力進行戰斗。其它的戰斗，雖然有時擔任直接突擊任務的部隊人數較少，但是突擊部隊實施攻擊時“必須有強大的預備隊做掩護，以免自己的翼側和背后遭到前來支援運輸隊的部隊的襲擊”。因此，伏擊、襲擊日軍的戰斗，不管是夜襲陽明堡機場，還是七亙村伏擊，突擊部隊的周邊均有人數較多的支援及預備部隊。因此，從完成作戰任務來講，客觀上也需要第一二九師採用運動戰的作戰形式。
（二）抗戰之初運動戰更符合國共合作抗日的政治需要
戰爭是政治的一種工具，戰爭從屬於政治，故確定戰爭主要路線和指導戰爭的最高觀點不能是別的，隻能是政治觀點。戰爭與政治的這種關系要求抗日戰爭須服從中日兩國的政治要求。具體來講，在抗日戰爭中，日本的政治目標為變中國為其殖民地，中國的政治訴求為打敗日本侵略者，挽救民族和國家於危亡。
抗戰之初，中日兩國力量對比懸殊，日本“是一個強的帝國主義國家，它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在東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個著名帝國主義國家中的一個”，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是一個弱國，我們在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各方面都顯得不如敵人”。（《毛澤東選集》第 2卷，第447、449頁。）另外，抗戰之前，中國各派政治勢力進行了數十年內戰，消耗了許多國家力量，這是全面抗戰前國內的政治局面。
在上述嚴竣的形勢面前，中國要想求得國家和民族的生存，唯有國內各派政治力量放棄政爭，緊密團結，與入侵的強敵日本進行殊死相搏，才有希望避免亡國滅種的悲劇發生。為此，中國共產黨號召“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掠！”（《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解放》1937年第 10期。）在中國共產黨的積極推動下，當時中國執政的國民黨當局及地方的各實力派等接受了中共的上述主張，“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到處要求行動的統一，並且到處組織了這類統一救亡的組織”。（《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 1985版，第 152頁。） 抗戰之初，日軍在速戰速決作戰方針指導下對中國發動了猛烈的攻擊，企圖三個月滅亡中國，在此險惡的形勢下，中國各派政治力量首先要做的就是牢固地加強內部的團結，這是當時中國最大的政治利益，同時也符合中國各政治派別的利益，如果日本滅亡中國，則中國各方政治勢力也勢必會被日本逐一消滅。中國當時這種最大的政治利益與中國各方政治勢力的各自利益都要求中國各種政治軍事力量，尤其是國共兩黨及其領導下的軍隊，“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事實上，抗戰之初國共雙方對日作戰的配合是比較好的，尤其是晉北的忻口戰役，更是國共兩軍“聯合作戰的范例”。（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八路軍回憶史料》，解放軍出版社 1990年版，第 70頁。）
抗戰之初，面對日軍的瘋狂進攻，山西正面戰場上抵擋日軍進攻的國軍傷亡很大，壓力也很大，迫切需要八路軍有力的支援，如果此時八路軍分散兵力，採取數百人規模的游擊戰術，則不會完成阻滯日軍進攻的作戰任務，對國軍正面防御的配合作用也會下降，這勢必會影響剛剛建立的合作關系。因此，根據戰爭服從政治的原則，政治因素要求參與太原會戰的八路軍採取集中較大兵力進行運動戰的作戰方式。
（三）採用運動戰是對此前反“圍剿”和長征期間紅軍作戰習慣的沿襲
眾所周知，抗戰之前，在五次反“圍剿”和長征期間，紅軍所採用的作戰方式比較多的是運動戰。經過較長時間地使用，廣大指戰員心理上已經比較習慣於打運動戰。此外，抗戰之初，一些指戰員由於抗日心切，加以對戰爭的長期性和殘酷性認識不足，因而存有與日軍打大仗，急於消滅日軍有生力量，將日軍盡快趕出國門的想法。
抗戰之初，毛澤東即認識到這場戰爭的長期性和殘酷性，但讓人們認識到這一點，積極向游擊戰轉變，畢竟需要一個過程。洛川會議上，毛澤東力主“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但部分紅軍將領主張打運動戰。太原淪陷后，隨著與日軍作戰經驗的積累與戰場的實際需求，八路軍廣大指戰員心理上逐漸適應了游擊戰的作戰方式，在實際戰斗中也逐漸實現了由運動戰向游擊戰的成功轉換。
三、抗戰之初第一二九師含有游擊成分的運動戰所起的歷史作用
抗戰之初，第一二九師採用了含有游擊成分的運動戰的作戰方式，這種作戰方式符合當時戰場的實際需求，發揮了重要的歷史作用。
首先，第一二九師運用此種作戰方式較好地完成了配合國民黨軍隊正面陣地防御的任務，並為維護和推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抗戰之初，忻口戰役激戰正酣之際，日軍憑借其制空權，連續對國民黨陣地上的守軍狂轟濫炸。由於日空軍的轟炸，每日國軍的傷亡都在千余人以上，這對國軍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壓力。第一二九師夜襲陽明堡機場，炸毀機場上的日軍飛機，破壞了日軍空中突擊力量，極大地鼓舞了國民黨守軍的士氣，起到了暫時穩定晉北戰局的作用。第一二九師從 1937年 10月 20日至 11月 8日在七亙村、黃崖底等地對西進日軍的連續襲擊、伏擊、阻擊，殲敵千余人，打亂了日軍迂回前進的計劃，救出了被圍困於娘子關舊關的國民黨曾萬鐘的部隊，遲滯日軍第二十、一〇九師團西犯行動達一周之久，掩護了娘子關地區國軍的安全撤退。第一二九師配合國民黨軍隊作戰任務的較好完成，使山西戰場國民黨軍隊中的衛立煌、曾萬鐘等部認識到八路軍是一支不容小覷的重要抗日力量，並與之建立了較為融洽的合作抗日關系。這種良好局面的形成，不僅使得在全面抗戰之初國共雙方的統一戰線取得了良好的開端，亦為此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維護和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
其次，為此后第一二九師實施敵后游擊戰的戰略方針及創建晉冀魯豫敵后抗日根據地奠定了基礎。開辟、堅持、擴大敵后抗日根據地以及堅持敵后游擊斗爭的關鍵在於能否取得當地群眾的支持。在第一二九師進入山西初期，當地的人民群眾對其並沒有太多的了解和認識，許多群眾甚至把他們等同於國民黨軍隊。第一二九師對日軍作戰所取得的一系列勝利與國
軍從防守地區連續的潰敗所形成的正反對比，鼓舞了人民群眾的抗日信心，使他們看到了勝利的希望，從親身體會中認識到共產黨、八路軍是他們的依靠，這對第一二九師在太原失陷以后，分散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打下了良好的群眾基礎。
總之，第一二九師自 1937年 9月 30日開赴山西抗日前線至 1937年 11月初這一短暫時間內，為配合國民黨軍隊阻擊日軍對山西的進犯，其作戰方式採用的是獨立自主的含有游擊成分的運動戰，而非人們一般認為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日軍進攻山西等地、敵后戰場正式形成之前，第一二九師在運動戰中採用靈活多變的戰術，取得了一系列戰斗的勝利。這些勝利為第一二九師隨后開展游擊戰爭、創建抗日根據地奠定了堅實基礎。
（本文為 2014年度河北省高等學校青年拔尖人才計劃項目《抗戰時期晉冀魯豫根據地政權研究（BJ2014069）》的部分成果）
〔作者陳靜，河北工程大學社科部講師﹔楊英法，河北工程大學社科部副教授，河北邯鄲 056007〕
來源：《黨的文獻》2015年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