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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36年的紅軍作戰新計劃，核心是第二次東征山西，主要目的是以戰求和，既開辟新的生存空間，又促張學良、楊虎城及閻錫山聯合紅軍抗日，最后實現“逼蔣抗日”。作戰新計劃先后兩次即將啟動，但因山城堡戰役勝利和西安事變爆發暫停，最后放棄於西安事變和平解決階段。放棄的根本原因是，第二次國共合作尚在起步，紅軍東征抗戰的政治環境尚未形成。作戰新計劃影響主要體現在：幫助中共和紅軍擺脫生死困境，推動西安事變爆發，最終實現了“聯蔣抗日”的局面﹔最終明確中共和紅軍向東發展的戰略方向﹔增強中共和紅軍獨立自主意識和力量。它雖然軍事上沒有多少進展，但在政治上實現了預定目標。
[關鍵詞]紅軍作戰新計劃﹔第二次東征﹔西安事變﹔山城堡戰役
1936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制定了紅軍作戰新計劃，核心是第二次東征山西，主要目的是以戰求和，既開辟新的生存空間，又促張學良、楊虎城和閻錫山聯合紅軍抗日，最后實現“逼蔣抗日”。由於國內外形勢變化，計劃雖兩度試圖執行，卻最終放棄。目前，學術界相關研究較為薄弱，直接研究很少，大都分散在長征和西安事變研究的具體論述中。本文依據相關史料，進行細致分析。
一、重要契機
1935年，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后，面對國民黨軍隊“圍剿”，中共認為急需開辟新根據地，獲得給養和兵源補充，並打通與蘇聯的陸路聯系。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開瓦窯堡會議，會議通過決議，紅軍“第一方面軍行動部署之基礎，應確定地放在‘打通蘇聯’與‘鞏固擴大現有蘇區’這兩個任務之上，並把‘打通蘇聯’作為中心任務。拿‘鞏固擴大現有蘇區’同他密切的聯系起來，具體步驟即把紅軍行動與蘇區發展主要方向放在山西和北邊的綏遠等省去”。（《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522頁。）1936年春天，紅軍東征山西，雖然沒有達到主要目的，但毛澤東認為，紅軍如果東進華北，北上綏遠獲得共產國際援助，山西都將是必經通道，且山西各方面條件比陝北優越很多，非常適合創建穩固根據地。毛澤東在東征回師前夕指出，“以東方各省為長時期內的主要方向，這是確定的方針”（《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第538頁。） ，“在積極地進行山西干部的創造、山西士兵運動的加強、神府蘇區的擴大等條件下，再一次進入山西作戰的機會是會有的”（《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24頁。）。回到陝北，中共考慮紅軍行動方向，破解不利局面時，一直把向東作為一種選擇。8月，毛澤東等致電共產國際代表說，如果紅軍佔領黃河以西計劃受阻，將暫時向甘南、陝南、川北、豫西與鄂西發展。（參見《毛澤東年譜》（修訂本）上卷，第573頁。）可見，此時中共中央正規劃紅軍西征，並與國民黨各派談判，它認為向東將成為向南京進攻的姿態，隻能在西征失利、談判失敗時才可實行。
與此同時，東征的客觀有利條件正在形成。為爭取國民黨各派抗日，中共中央正一面與國民黨中央接觸，一面和張學良、楊虎城等聯合。由於日軍和偽蒙軍侵擾綏遠，國民黨各派出於不同考慮，在談判中都希望紅軍東進綏遠抗敵。國民黨中央提出的書面條件有：最好紅軍經寧夏趨察綏外蒙之邊境。它希望借此引發日本與蘇聯沖突，延緩日軍進攻華北。張學良想借助紅軍與共產國際，經綏遠、察哈爾收復東北，他一面同中共密商西北大聯合計劃，另建抗日反蔣政府﹔一面表示紅軍在山西很難立足，最好爭取綏遠。一旦紅軍與日軍沖突，東北軍即可相應。（參見《周恩來關於與張學良商談各項問題致張聞天、毛澤東、彭德懷電》，《中共黨史資料》第33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4、5頁。）楊虎城也提出將來紅軍最好一部由陝南向東，一部由陝北入晉抗日等。（參見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楊虎城年譜》，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44頁。）這其中，閻錫山態度最重要。閻錫山統領山西、綏遠軍政，曾堅決阻擊紅軍東征，可隨著日軍進逼綏遠，他需要集中力量抗日，同時還要提防蔣介石滲透。中共注意到閻錫山的處境，東征后多次表示願聯合抗日﹔張學良也有意聯合閻錫山共建西北抗日，多次前往太原勸說閻錫山聯紅抗日。閻錫山開始動搖。
隨著日本步步侵華，繼續推行華北五省自治，中日民族矛盾日趨激烈。至9月24日，蔣介石認為“日方已具一戰決心”，他命令各地“立即准備一切，嚴密警戒，俾隨時抗戰為要”（張友坤、錢進、李學群編《張學良年譜》（修訂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744頁。），並支持閻錫山在綏遠抗日。中共根據時局變化和共產國際指示，認為中日矛盾急劇上升，蔣介石有可能發動抗戰，在9月指示中不要再提“反蔣抗日”，改行“逼蔣抗日”總方針。毛澤東指出： “現中日關系極度緊張，蔣介石似有以重兵保長江流域及黃河以南，而於晉、綏實行局部抗戰之意。我們為抓緊目前有利時機擴大停戰抗日運動，除公開致函國民黨並去電要求停戰談判外，現擬以紅軍各將領名義發布致西北各軍將領書，重申請其立即停止內戰，出兵援綏，並表明紅軍願作前驅，以保衛西北、保衛華北、保衛中國、收復東北。”（《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第596頁。）此時，閻錫山也主動派人到陝北，要求中共派代表到太原直接商談。10月22日，閻錫山在太原與張學良密商，托張向中共轉達如下想法：請蔣領導聯紅抗日﹔倘如蔣不干，決不顧一切犧牲，聯晉軍、紅軍、東北軍全力抗戰，並撤綏遠之固陽、包頭、五原、安北、陽河五縣給紅軍。他還提出了如上述打算付諸實踐，共產國際“能否批准紅軍到綏遠並聯絡外蒙”、“能否接濟紅軍、東北軍、晉軍”、如果聯合作戰紅軍能否聽從指揮這三個問題。（參見吳殿堯：《劉鼎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243頁。）
閻錫山第一次主動表態，提供了很重要的戰略契機。首先，中共始終認為盡可能多地聯合地方實力派，增強抗日陣營實力，才能逼迫蔣介石走向抗日。如果閻錫山聯合紅軍，既能推動西北率先抗日，又能推動蔣介石抗日。其次，閻錫山提出的五個縣大都位於綏遠中部河套平原，屬於富庶之地。作為共產國際提出的紅軍接受援助之地，定遠營就緊鄰五縣以西。其實，當初紅軍東征山西最后進入綏遠的落腳點之一，就是這五個縣。如果閻錫山聯合紅軍，紅軍將再入山西實現既定目標。
9月，共產國際已經批准紅軍佔領寧夏、甘肅西部計劃，並准備軍事援助，計劃不能改變。同時，共產國際不支持中共聯合地方實力派反對蔣介石，並要求中共直接與蔣介石談判，不能把蔣介石和日本人同等看待，還批評中共支持兩廣事變，聯合張學良等，特別指出張學良不可靠。（參見張友坤、錢進、李學群編《張學良年譜》（修訂版），第722頁。）但共產國際曾提出紅軍可以有條件服從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統一指揮，中共也已和南京展開有關談判。因此中共可以很快回復閻錫山的，是第三個問題。
10月22日，毛澤東致信北方局書記劉少奇：
“北方統一戰線非常要緊，特別著重於軍隊方面，加緊二十九軍工作之外，晉綏應放在第一位”，推動中華民族革命同盟“贊助晉綏與我們的關系”﹔他又寫信給在西安的中共代表彭雪楓，要求“急須將同綏晉關系弄好”，要彭雪楓由傅作義介紹去見閻錫山。第二天毛澤東致電葉劍英、劉鼎，要他們通過張學良或另設他法向閻錫山表示：“完全同情晉綏當局及其軍隊對日抗戰捍衛疆土的決心與行動，他們的這種決心與行動將獲得全國人民的擁護，蘇維埃與紅軍將竭以全力以為之助”﹔“我們十分盼望與晉綏當局成立諒解以至訂立抗日協定”﹔“紅軍在未得晉綏當局同意之前，決不冒然向晉綏開進”﹔“雙方諒解之后，紅軍依約進入劃定之地區與防線，擔任一定戰斗任務，並服從統一之指揮，紅軍不干涉晉綏當局之行政事宜”﹔“某方（指蘇聯——引者注）援助我們可擔任介紹”。（《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第600—602頁。）
10月26日，中共中央致電共產國際，指出：“許多方面經常向我們提出蘇聯是否援助他們的問題，近來問的更加多了。打通國際路線已成了張學良、楊虎城、閻錫山、傅作義一班人的口頭語了。”（《中共中央書記處致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電》，1936年10月26日，莫斯科俄羅斯當代歷史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檔案，全宗號495，目錄號74，卷宗號282。）目前，沒有資料顯示共產國際對此直接表過態，這反映了共產國際的矛盾態度：一面它承認聯合張學良、閻錫山等實力派，能應對蔣介石可能的欺騙和消滅﹔另一面擔心聯合張學良、閻錫山后，中共走上“反蔣抗日”老路﹔再一面擔心閻錫山公開聯合紅軍抗日，紅軍聯絡外蒙等行為會觸發日軍進攻蘇聯。共產國際通過王明同意中共支持閻錫山抗日，但對是否同意紅軍東征山西，並援助晉綏當局等沒有表態。
對中共的回復，未見閻錫山有公開表態。這主要在於閻錫山聯合紅軍的前提是蔣介石不願聯紅抗日，雖然蔣介石“圍剿”紅軍方針不變，但他畢竟支持綏遠抗戰，為閻錫山提供許多援助。且閻錫山深知如果他公開聯合紅軍，很可能站在南京對立面。雖然中共和閻錫山的接觸是初步的，但這與其他條件互相作用，為紅軍再次東征山西，提供了一定的現實可能性。
二、箭在弦上
10月22日，紅一、二、四方面軍會師，長征勝利結束。接著，三個方面軍奉命奪取寧夏，擬在定遠營接受共產國際援助。但11月初胡宗南部快速推進，將紅軍分割在黃河東西兩岸，寧夏戰役計劃被迫中止。
在黃河東岸的是一、二方面軍和四方面軍的第四、三十一軍約4萬人，被壓迫在陝甘寧三省交界處。河西岸的是四方面軍的第五、九、三十軍。恰在這時，11月4日共產國際主要擔心紅軍北上可能觸發日蘇沖突，突然電告中共說不再通過外蒙古，而經新疆援助紅軍。共產國際此舉，使奪取寧夏基本失去意義。短期內不能直接獲得援助，當地即將迎來寒冬，紅軍給養嚴重匱乏，且陝北蘇區東部大多被國民黨軍佔領，再加上在紅軍四周，國民黨軍已達200多個團，40多萬人，紅軍處境困難。
怎樣才能突破困境？毛澤東等果斷決定，不論共產國際是否支持，先要把目光投向東方，提前啟動東征這個后備選擇。11月8日，毛澤東等電告前線的朱德、張國燾、彭德懷、賀龍、任弼時，指出：“我寧夏計劃暫時已無執行可能。”提出“作戰新計劃”。（《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第607—608頁。）10日，朱德等人在同心縣王家團庄開會，原則同意毛澤東等提出的“新的戰略方針”。（《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303頁。）
作戰新計劃分九個要點如下：第一，“三個方面軍主力十一月在關橋堡至金積、靈武之間作戰，求得在一、二個戰役下消滅敵之一部，爭取休息與准備，以示我欲渡河吸進胡師北進，並使關師進到石咀子，王以哲進到豫旺”。第二，“十二月上旬以后分兩路出動”。第三，一、二兩方面軍組成南路軍。第一步佔領鎮原、西峰等地，第二步佔領同官、耀州、淳化等地，第三步佔領韓城、宜川、延長地域，以上三個步驟估計可容許活動三個月左右。第四，四方面軍之兩個軍組成北路軍，“在靈武、鹽池地區待機，待綏東抗戰起后開始出動”。先后奪取安邊、橫山、榆林，最后進入神府，與南路軍同時到達黃河沿岸。第五，北路軍和南路軍選擇適當時間，在延長和延川、清澗和綏德、神府三區造船，准備渡河入晉。第六，“如此時我與蔣閻之妥協成功，則依協定行動”。第七，“如此時妥協不成，則實行東征”。第八，進入山西后，如能依照妥協條件參加抗日，則實行抗日。第九，如還不能達成協議，則第一步佔領同蒲鐵路，擴大紅軍﹔如第二步蔣閻尚無妥協希望，東進困難很大，且陝北國民黨軍隊東調，紅軍退回陝北。如果條件有利，紅軍繼續東進，先進至冀豫晉之交，再進至直魯豫之交渡黃河，接下來進至皖豫魯、鄂豫皖和鄂豫陝，然后再轉入西北，整個計劃用一到兩年完成。（參見《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652—653頁。）
作戰新計劃步驟嚴密，層層推進，它是中共與國民黨中央尚在談判、紅軍進取西北受阻下的被迫選擇，核心內容是第二次東征山西，主要目的是以戰求和，開辟紅軍新的生存空間，同時一促張學良、楊虎城聯紅抗日，二促閻錫山聯紅抗日、三促蔣介石聯紅抗日，充分體現毛澤東“為了進攻而防御，為了前進而后退，為了向正面而向側面，為了走直路而走彎路”，善於調動外線改變內線的戰略思想。（參見《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6頁。）
根據新計劃，紅軍將長途跋涉。沿途多是國民黨控制區，國民黨軍可以通過隴海、平漢鐵路及平原公路網快速調集，紅軍轉戰要冒很大風險。但新計劃成功可能性也很大。
首先，當時蔣介石判斷，紅軍雖然被分割在黃河兩岸，但河東紅軍依然“企圖在黃河將結冰時突竄甘、新、蒙地區與徐部會合”，要求國民黨軍隊在河東“分段截擊而殲滅之”。（《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851頁。）且他希望如不能消滅紅軍，就逼其到黃河以西乃至外蒙古。如果南路紅軍突然轉向東南，將出乎蔣介石意料，把胡宗南等部甩在黃河兩岸。東南方向的西峰、鎮原駐軍是東北軍王以哲、於學忠兩部，他們與紅軍關系密切，應不會認真攔截。駐陝北的湯恩伯部正西調，參加綏遠抗戰，北路紅軍東進也不會遇到有力抵抗。
其次，紅軍佔領韓城、宜川等地，深入張學良、楊虎城軍隊駐地，但任務“不是消滅張學良楊虎城，而是擴大蘇區，擴大紅軍”，待機東征山西。張學良、楊虎城不可能與紅軍真正作戰，反而可能在紅軍推動下公開聯合紅軍抗日。因為張學良多次向中共表示，如果蔣介石不贊同他的抗日要求，他將到11月公開站在紅軍一邊。只是由於各種因素掣肘，張學良始終沒有太多實質舉動。進入10月，張學良與蔣介石在“剿共”還是抗日問題上沖突日漸強烈。楊虎城也贊同和張學良、中共組織西北抗日。在紅軍影響下，張學良、楊虎城可能會公開表態。
再次，因紅軍（或紅軍與東北軍、十七路軍）以援綏抗戰為東征山西意圖，正在組織綏遠抗戰、需要各方支援的閻錫山可能放下顧慮，公開聯合紅軍。如果紅軍、東北軍、十七路軍和晉綏軍公開聯合，這就出現西北大聯合局面，對蔣介石造成很大沖擊。蔣介石正支援綏遠抗戰，對日政策不斷強硬，且國共談判代表已在很多重大問題形成共識。蔣可能停止“剿共”，允許紅軍東征抗日。
最后，如果不能達成協議，紅軍將渡河東征，以軍事逼迫閻錫山。雖然毛澤東預計的再入山西的具體條件還未成熟，但山西省工委在中共北方局的領導下得到恢復，並派薄一波前往山西開展上層統戰工作，通過“犧盟會”的形式，放手發動群眾，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山西革命形勢迅速好轉。（參見《中共中央北方局》（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卷）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0頁。）屆時他們也會配合紅軍進行政治逼迫。在內外壓力下閻錫山可能會聯合紅軍，連帶推動蔣介石。如果實在不能達成協議，紅軍在山西補充給養的同時，可以根據形勢按兩種方案行動：不能繼續東進，就在把陝北的國民黨軍吸引到山西后，紅軍回師陝北。此時，西路軍可能已打通國際路線，掌握大量軍事裝備﹔倘若形勢允許，紅軍繼續東進。按照后一種方案，紅軍實際沿河南周邊轉戰一圈，主要途經山西、河北、山東、安徽、湖北、陝西等省交界處，這些大都是地方實力派勢力邊緣。閻錫山主政山西、宋哲元主政河北、韓復榘主政山東、商震主政河南，他們都有抗日的可能，且和中共都有聯系。隻要紅軍不深入省內，這些實力派不會認真圍剿。況且，河北南部有不到千人的紅軍游擊隊，鄂豫皖和鄂豫陝地區保留少量蘇區，各有上千人的紅軍游擊隊，也均有一定群眾基礎，這些都可以支持紅軍。即使紅軍遭到嚴重失敗，西路軍還會奮戰在黃河以西，中國革命火種仍然保留。中共中央充分權衡各種可能性，分步驟進行作戰新計劃，著眼於“爭取統一戰線在全國勝利，爭取與南京訂立協定，爭取抗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653頁。) 因此，不能把作戰新計劃簡單理解為冒險的內戰舉動。
11月9日，閻錫山頒發綏遠戰斗序列，10日，彭德懷致電毛澤東等，認為胡宗南部很狡猾，很難尋找殲滅機會。河東紅軍不宜久留，要加厚向南兵力，提早南下。12日，張聞天、毛澤東等致電朱德、張國燾並告彭德懷、賀龍、任弼時，指出由於北路軍的行動會妨礙綏遠抗戰，及吸引湯恩伯部回調，在政治軍事上造成被動，而加厚向南兵力，可使兵力不分割。（參見《張聞天年譜》（修訂本）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270頁。)電報提議北路軍和東路軍要編為三個梯隊兵團“全部向南”，一方面軍和四方面軍一部組成第一、二兵團，在五到七天內先后出動﹔二方面軍為第三兵團，暫作休息后，准備適時出動策應。
當晚12點，毛澤東、周恩來致電賀龍、任弼時，詢問二方面軍近日是否充分休整，命令“本月內必須整軍完畢”，最遲12月初前出動。（參見《任弼時年譜》，第303頁。）
13日，中央政治局在保安開會，毛澤東樂觀估計國共談判前景，認為紅軍有兩個行動方向：一是向東南（京漢路方向）發展，但遠離抗日戰場，在政治上不利﹔另一個是向東發展，即過黃河抗日，在政治上有利，“向東有逼閻與我們講和的可能”。（《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第609頁。）張聞天發言指出：“綏遠局部的抗戰是不能避免的，我們向東是適合這一要求的。”（《張聞天年譜》（修訂本）上卷，第271頁。）毛澤東作結論指出：紅軍“主要是向東，預計明春過黃河”。黃河兩岸紅軍最好是，向西的還是向西，向東的還是向東。（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第609頁。）會議確定了紅軍行動方向，作戰新計劃第一次即將啟動。
此前，11月8日中央書記處會議后，中共報告共產國際：“紅軍主力一般來說將不得不轉向四川、湖北或山西方面尋求發展。”（《中央書記處致王、康、陳電》（1936年11月8日）莫斯科俄羅斯當代歷史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檔案495/74/282。）13日政治局會議后，中共簡要匯報說河東紅軍向東行動，“之后或出山西、或出豫鄂，視情況再行決定”。（張友坤、錢進、李學群編《張學良年譜》（修訂版），第773頁。）目前，沒有資料明確表明共產國際對此的態度，雖然它不願看到紅軍向東可能形成的西北大聯合，但無法阻止蔣介石進攻紅軍，也不能迅速解救紅軍於危難，估計隻能先准許紅軍自主行動，再想其他辦法。（參見孫果達、陸旸：《蘇聯聯蔣政策下的西路軍、西安事變與張國燾批判》，《史林》2014年第1期。）
恰在這時，戰場有了新變化。彭德懷認為胡宗南部緊逼紅軍，如果不消滅其一部，紅軍不能南進。他與東北軍王以哲部密切合作，於21到22日在山城堡設伏殲滅胡宗南部一個多旅。山城堡戰役后，中共暫停啟動作戰新計劃。主要原因一是胡宗南部停止進攻，紅軍可以按最初設想，休息與准備一段時間﹔二是在新的戰略轉移開動前，中共向張學良通報了作戰新計劃，張學良力主紅軍留在原地，“熬過一、二個月”，等待西北局勢的變化（徐向前：《歷史的回顧》（中），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版，第531頁。）﹔三是中共發現，蔣介石想利用談判瓦解紅軍和根據地，且他多次申明堅決“剿共”，嚴令軍隊進攻紅軍，情況比預想復雜得多﹔四是共產國際的模糊態度，對此11月20日中共致電共產國際，再次指出蔣介石下決心消滅蘇區和紅軍，張學良、楊虎城、閻錫山、傅作義等都盼望蘇聯援助並聯紅抗日，可“你們對西北獨立局面又不贊成”，紅軍主力因此將被迫“分路遠出”，去支持相當長時期的游擊戰爭。電報還急切詢問﹔“究竟西北獨立局面還有考慮的余地否？西北局面應如何解決？”（張友坤、錢進、李學群編《張學良年譜》（修訂版），第777頁。）30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任弼時說，如胡宗南部進攻要堅決消滅，如果他們不進攻，全軍就地“休息訓練一個月”。（《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第615頁。）拉滿的弓弦鬆動了。
三、事變爆發
山城堡戰役不可能根本阻止國民黨軍進攻，中共認為作戰新計劃還要啟動。此時綏遠抗戰爆發，11月15日，偽蒙軍進攻紅格爾圖，傅作義部奮起反抗﹔16日，蔣介石抵太原，與閻錫山等共商軍事。綏遠抗戰贏得各界贊譽和支持，山西、綏遠成為北方抗日中心。12日，彭雪楓面見閻錫山，在談判中商定：在太原建立中共和紅軍駐晉秘密聯絡處﹔建立彭與中共通訊渠道，有山西方面保証安全﹔在專用電台建立之前，彭用山西方面電台與中共中央聯系。中共認為條件正在成熟，立刻進行如下准備：
首先，加強對外宣傳。21日，毛澤東、朱德致電傅作義，表示“紅軍抗日援綏，且具決心”，“吾人現所努力之停止內戰、抗日救國之行動，必能對於足下之抗日義舉，遙為聲援”。（《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第612頁。）24日，朱德、彭德懷、周恩來、賀龍、關向應及紅軍一、二、四方面軍軍團以上干部致書中共中央、中革軍委，表示：“堅決實現軍委的戰略方針和每個戰役的任務。三個方面軍首先消滅攔阻我們抗日的蔣介石部隊，開展西北抗日根據地，爭取迅速增援綏遠，直接對日作戰，來領導全國人民並影響全國各地各黨各派各軍走向抗日統一戰線，實現整個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朱德年譜（1886—1976）》（新編本）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616頁。） 12月1日，毛澤東、朱德和19位紅軍將領致書蔣介石，要求停止內戰，呼吁他當機立斷，化敵為友、共同抗日。（《朱德年譜（1886—1976）》（新編本）上卷，第617頁。）
其次，作好內部准備。彭德懷、任弼時一面休整紅軍主力，一面於12月11日致電李富春及紅軍學校和地方獨立師首長“加緊對東北軍進行統一戰線工作，恢復交通及商業關系，加緊外銷食鹽，兌換必需品及糧食，並注意封鎖消息”。（《任弼時年譜》，第309頁。）6日，張雲逸趕赴隸屬於中共陝北省委的中共東地區特委。專門研究了尋找工人、造船板和弄清黃河沿岸情況等事宜。隨后，為掩護造船，中革軍委派獨立第二團到東地區加強力量，打退敵人出擾。（參見《張雲逸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版，第92頁。)7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團轉發命令：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23人為軍委委員﹔毛澤東、朱德等7人組成主席團，毛澤東為主席。這是一、二、四方面軍會師以來，中革軍委第一次正式公布指揮機構及人員。
最后，加緊聯合國民黨地方實力派。對於張學良，中共一面明確表示，如果蔣介石堅持己見，“我們願以戰爭求和平，絕對不作無原則讓步”﹔(參加《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第619—620頁。)一面要求他不遵守蔣介石命令，讓部隊停止向紅軍推進。同時，加緊在東北軍中下層官兵中做工作。在西安，朱理治領導的中共東北軍工作委員會利用綏遠抗戰時機，發動東北軍學兵隊，向張學良請願赴綏遠抗戰，並幾乎每天組織有關群眾游行。蔣介石到西安后，東北軍工委於9日組織上萬市民、學生向蔣介石請願，並表示要動員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官兵請願抗戰，“一直走到士兵的騷動”。（劉培植：《回憶朱理治同志對東北軍工作的業績》，《紀念朱理治文集》，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98頁。）在前線的紅軍也向東北軍展開政治攻勢，號召兩軍一起赴綏遠。對於楊虎城，中共明確表示紅軍行動“與貴軍唇齒相關”，在沒有和南京達成協議前，“對日對蔣均須懇求兄處協助”。（《楊虎城年譜》，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56頁。）經過前后方動員，東北軍、十七路軍抗戰呼聲很高，連張學良、楊虎城都覺得如置之不理，可能掌握不了部隊。對於閻錫山，12月2日，毛澤東兩次致電劉少奇，提出：急須同晉綏當局成立友好關系，以便利紅軍行動。速從民族解放同盟或其他關系與晉閻、綏傅接洽其條件為：“（一）晉綏容許紅軍參加抗日戰線，劃定一定防地，幫助解決給養、彈藥。（二）紅軍願意服從閻氏之統一指揮，並不干涉晉綏行政。（三）紅軍派出代表駐在晉閻、綏傅處，以資聯絡。”（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第618頁。）得知紅軍作戰新計劃后，張學良一面於11月30日表示紅軍“隻要設法牽延一二月”，“則西北之聯軍可成”（吳殿堯：《劉鼎傳》，第271頁。） ，一面上書和面見蔣介石，強烈請求率部參加綏遠抗戰，勸說蔣聯紅抗日，希望在蔣允許下和紅軍同入綏遠作戰。蔣介石已察覺東北軍、十七路軍和紅軍的關系，他嚴詞拒絕張學良，並來西安督促張、楊進攻紅軍，稱如二部不服從命令就調離陝西。張學良於12月12日聯合楊虎城扣押蔣介石，西安事變爆發。因此，紅軍作戰新計劃可以說是西安事變發生的加速劑。
西安事變發生后，12日晚24時，中央書記處正式通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提出“組織抗日聯軍，以紅軍、東北軍、十七路軍、晉綏軍四支軍隊為主，爭取陳誠領導的蔣系軍隊加入其中，抵抗日本之可能的進攻”。（張友坤、錢進、李學群編《張學良年譜》（修訂版），第803頁。）13日，中央政治局開會，毛澤東表達上述意見，指出以西安為中心，以西北為抗日前線，形成抗日戰線中心。雖然會議沒有作出解決事變的明確方針，但與會者大都贊同繼續東征。14日，中共致電張學良、楊虎城，主張立即宣布組成西北抗日援綏聯軍，設立西北抗日援綏軍事政治委員會，爭取閻錫山等人加入，並推閻錫山為全國抗日援綏聯軍總司令。
15日，中央書記處致電劉少奇，讓劉以朱德、毛澤東名義給閻錫山寫信，表明西安事變是為保衛晉綏，閻錫山應向南京施加壓力﹔紅軍及張學良、楊虎城二部願接受他指揮﹔應堅決阻止湯恩伯部西調進攻紅軍﹔當此民族生死存亡關頭，望當機立斷。（參見張友坤、錢進、李學群編《張學良年譜》（修訂版），841頁。）16日，毛澤東致電閻錫山，也指出紅軍“各軍指揮調遣惟先生之命是從。給養方面以紅軍言，所需甚少，但能發伙食費，即可不事征發，一切地方行政社會秩序不加絲毫干涉”。（《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第624頁。）22日，毛澤東再次致信閻錫山，希望他調停西安和南京的矛盾，詢問對山西、綏遠、陝西和甘肅加強團結的意見。（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第629頁。）
閻錫山明白，公開聯合紅軍及張學良、楊虎城，勢必與南京直接對立，參加綏遠抗戰的中央軍必然反對，且綏遠戰事基本結束，暫時不需要外援。他沒有當機立斷，而是繼續採取拖的策略，既不支持張學良，也不回復毛澤東來電，不答復陝北多次電台呼叫。中共交通員宋紹林攜帶毛澤東給彭雪楓、閻錫山的信赴山西，也因此長時間滯留在天津，1937年2月17日才到太原。除閻錫山模棱兩可，16日，共產國際來電批評發動西安事變，重申以前態度，要中共抓住現在有利時機，和蔣介石直接談判，不要再與南京對抗。這等於間接否定作戰新計劃。19日中央政治局開會，確定同南京談判。23日，毛澤東請山西吉縣縣長遽象咸代向閻錫山、趙戴文面陳聯合請求，要點與先前基本一致，此后再無類似表示。也在同一天，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開始同宋美齡、宋子文談判，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作戰新計劃就此放棄。
四、結語
作為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紅軍最后一次大規模戰略轉移計劃，1936年作戰新計劃因為山城堡戰役和西安事變爆發先后兩次推遲啟動，最終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階段放棄，放棄的根本原因是第二次國共合作尚在起步，紅軍東征抗戰的有利環境尚不成熟，此外共產國際態度模糊，張學良、閻錫山等人反復遲疑、蔣介石堅持“剿共”等因素也很重要。
作戰新計劃雖然放棄了，卻產生了很多重要影響。
首先，幫助中共和紅軍擺脫生死困境，同時客觀上助推了西安事變爆發，最終實現了“聯蔣抗日”。當時，中共中央和紅軍困於陝甘一隅，身處多方政治勢力較量的風暴眼，既要面對蔣介石的中央軍、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西北軍、閻錫山的晉綏軍、馬鴻逵等的馬家軍四面包圍，還要接受共產國際的指揮，處境非常險惡。能否成功突出重圍，事關紅軍、中共和中國革命的生死存亡。紅軍順應歷史大勢和民眾願望，高舉抗日旗幟，分化國民黨各派矛盾，務實對待共產國際指示，成功地將戰略退卻與進攻融合起來，推動張學良、楊虎城，爭取閻錫山，逼迫蔣介石。結果，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把命運與中共緊密連在一起﹔閻錫山開始與中共建立聯系﹔蔣介石也被迫轉變政策。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國內進入新的歷史時期，中共和紅軍迎來了新局面。
其次，最終明確中共和紅軍向東發展的戰略方向。東征山西后，中共和紅軍嘗試過幾個發展方向，但制定新計劃后，明確了必須向華北前進，肩負起挽救危亡重任。
最后，增強了中共和紅軍獨立自主意識和力量。紅軍制定和准備作戰新計劃，是中共爭取外援未果后，首先立足自身生存大局，迅速作出的自主判斷和選擇，並非共產國際事先指導和事后激勵，也與國際意圖有相當差距，但實踐証明這符合中國實際。這是萬裡長征和遵義會議后，中共和紅軍繼續成熟的一個重要標志。
總之，1936年紅軍作戰新計劃，雖然軍事上沒有得到多少進展，但在政治上實現了預定目標，取得了積極的政治影響，對於紅軍和中共在抗戰早期的戰略布局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
〔作者段煉，東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講師，遼寧沈陽110169〕
來源：《黨的文獻》2015年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