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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為了總結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培養戰勝民族敵人的真正能干的高級指揮員，准備直接對日作戰的力量，毛澤東在遵義會議決議有關內容基礎上寫作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這篇重要著作。為了《戰略問題》的寫作，毛澤東曾經系統閱讀和學習過許多相關書籍。毛澤東在這篇著作中重點論述了“持久戰”的問題。《論持久戰》中的基本思想和觀點在《戰略問題》中已經基本具備。這兩部偉大的軍事著作是姊妹篇，二者互為補充，形成一個嚴密的整體，共同構成了完整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持久戰”理論體系。
[關鍵詞]《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孫子兵法》﹔《戰爭論》﹔持久戰
關於《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下稱《戰略問題》），學術界已有相當深入的研究。當把這部經典著作放在當時歷史語境下進行分析時，筆者認為有一些相關問題值得細致研究。
一、毛澤東寫作《戰略問題》的緣由及動機
關於《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的題解這樣說：“毛澤東的這部著作，是為著總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而寫的，當時曾在建立在陝北的紅軍大學作過講演。”（《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頁。）按照這種說法，毛澤東專門為總結經驗而寫作該文，隻不過在紅軍大學作過講演。
實際情況與題解有一定出入。1941年2月13日，在為八路軍軍政雜志社所寫“著者識”中，毛澤東告訴讀者：“這本小書是一九三六年秋季作為當時紅軍大學的教本而寫的。”（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新華書店1949年版，第1頁。）1964年6月24日，在會見越南人民軍總參謀長文進勇時，毛澤東這樣介紹：“一九三六年，紅軍大學要我去講革命戰略問題。好，我就看參考書，考慮怎樣總結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寫講義。我看了國民黨的軍事材料，看了日本、俄國和西歐國家的一些軍事著作，其中包括克勞塞維茨的軍事著作，也看了一點蘇聯編的軍事資料和中國古代的兵書孫子兵法等，主要是總結中國十年內戰的經驗。寫的講義題目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還沒有寫完，還有關於戰略進攻、政治工作、黨的工作等問題，因為西安事變發生，沒有工夫再寫。主要部分寫好了，我就不講了。有書，你們看就是了。紅軍大學的同志幫了我的忙，他們不叫我教書，我就不會去寫。當教員也有好處，可以整理思想。”（《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241頁。）這告訴我們：正是因為要給紅軍大學講課、“當教員”，毛澤東才寫作了《戰略問題》。那麼，“題解”為什麼有不同說法？可能因為《毛澤東選集》是政治理論文獻，並非歷史資料，“題解”只是提供一個閱讀的角度。
瓦窯堡會議規定：“黨在一九三六年軍事部署方面的總方針，應該是‘准備直接對日作戰的力量’。”（《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14頁。）毫無疑問，毛澤東寫作《戰略問題》，當然要貫徹這一“總方針”。正因為如此，毛澤東指出：“隻能適應於一定兵團、一定地方和戰爭發展的一定階段，這叫做沒有進步和沒有發展。”“我們要求有大的作用的戰爭指導者。”（《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73頁。）毛澤東將“革命戰爭”劃分為“革命的階級戰爭”和“革命的民族戰爭”（《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71頁。），將標題命名為“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這顯然意味著總結“革命的階級戰爭”的經驗為即將到來的“革命的民族戰爭”服務。毛澤東明確告訴紅軍大學的學員：“過去的革命戰爭証明，我們不但需要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的政治路線，而且需要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的軍事路線。十五年的革命和戰爭，已經鍛煉出來這樣一條政治的和軍事的路線了。今后戰爭的新階段，我們相信，將使這樣的路線，根據新的環境，更加發展、充實和豐富起來，達到戰勝民族敵人之目的。”（《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86頁。）“今后戰爭的新階段”的表述，凸顯毛澤東寫作《戰略問題》的主要動機，就是為了培養適應“革命的民族戰爭”需要的“勇敢而明智的將軍——智勇雙全的將軍”。（《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78頁。）
二、《戰略問題》寫作與定稿的經過
《戰略問題》寫於1936年12月。如前所述，“著者識”明確指出是1936年秋季，按照民國時期的習慣，秋季一般是指“夏歷的七至九月”。（《辭海·語詞分冊》，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版，第859頁。）與1936年“夏歷的七至九月”相對應的陽歷時間段為8月17日至11月13日。《毛澤東年譜》這樣記述：“（1936年）10月27日開始為紅軍大學一科（上干隊）講‘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03頁。）這就是說，講稿的第一部分應該在1936年10月27日之前完成。從“秋”的下限來看，講稿“完成”的時間應該在1936年11月13日之前。此時距離西安事變發生的1936年12月12日還有一個月的時間。
毛澤東何時將“講稿”整理成“書稿”油印出版的？《毛澤東年譜》認為：“一九三七年五月首次以油印本印行。”（《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第635—636頁。）《毛澤東著作版本編年紀事》這樣介紹：“該文最早的油印本出版於1936年，陝西省志丹縣革命紀念館藏，華北新華書店出版。”（蔣建農等：《毛澤東著作版本編年紀事》上，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頁。）這樣的說法存在明顯疑點：新華書店1937年4月才創辦，華北新華書店1941年1月才設立。怎麼可能在1936年就有了華北新華書店版的《戰略問題》？為了弄清真相，筆者向志丹縣革命紀念館館長李建翔求証。李建翔說：紀念館所藏油印本沒有時間標志，應該是1937年印刷的，油印本上也沒有“華北新華書店出版”等字樣。應該說，《毛澤東年譜》的表述比較准確。也就是說，將講稿整理成書稿在1937年5月之前才完成。
現在流行的《戰略問題》文本何時定稿？這個問題有待進一步查考。1991年版的《毛澤東選集》中的文本這樣寫道：“為敵人嚇倒的極端的例子，是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紅軍第四方面軍的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是這個路線的最后破產。”（《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98頁。）早期鉛印文本表述為：“為敵人嚇倒的極端的例子，是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西路軍在河西的失敗，是這個路線的最后的破產。”（《毛澤東選集》，東北書店1948年版，第60頁。）也許是認定《戰略問題》在1936年12月定稿的緣故，《毛澤東選集》1966年版第1卷這樣注釋：“一九三六年秋季，紅四方面軍與紅二方面軍會合后，從西康東北部出發，作北上的轉移。張國燾這時候仍然堅持反黨，堅持他一貫的退卻主義和取消主義。同年十月，紅二、四方面軍到達甘肅后，張國燾命令紅四方面軍的前鋒部隊二萬余人，組織西路軍，渡黃河向青海西進。西路軍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戰爭中受到打擊而基本失敗，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敗。”（《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23—224頁。）《毛澤東選集》1991年版第1卷注釋明顯不同：“十月下旬，四方面軍一部奉中央軍委的指示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十一月上旬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定，過河部隊稱西路軍。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孤軍奮戰四個月，殲敵二萬余人，終因敵眾我寡，於一九三七年三月失敗。”（《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41頁。）這就是說，西路軍1936年12月尚未基本失敗。筆者認為，無論實際情況如何，1936年秋季完成的毛澤東講稿中不會有上述結論。
那麼，上述結論是在油印時補充進了書稿？還是在1941年鉛印出版時添加？筆者無法見到油印本的具體內容，也不知道《戰略問題》究竟幾次油印出版。1937年3月31日《中央政治局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中認定：“西路軍向甘北前進與西路軍的嚴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67頁。）不過，政治局決議特地強調：“中央在估計到張國燾同志錯誤的重大性質之后，同時亦估計到他在黨內的歷史，及對於自己錯誤的開始認真的認識與以后絕對忠實於黨的路線的聲明，認為暫時應該把黨的組織結論問題保留起來，給張國燾同志及極少數國燾路線的堅決執行者，徹底發（開）展自我批評，揭發自己的錯誤，同自己的錯誤做斗爭，並在實際工作（中）表現自己的機會。”（《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第168頁。）既然如此，1937年5月的油印本中似不應該有“西路軍在河西的失敗，是這個路線的最后的破產”這樣措辭嚴厲的表述。1938年4月4日，張國燾叛逃。4月18日，中共中央通過了關於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中央政治局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隨之公開。那麼，1937年5月的油印本中為何有上述內容呢？這可能是因為《戰略問題》系“上干隊”教材，“上干隊”僅有40人，均為軍師職干部，保密意識都很強。在當時情況下，讓我軍高級將領充分認清張國燾的嚴重錯誤十分必要，由此看來，發行范圍極小的1937年5月的油印本出現上述內容就順理成章了。
三、毛澤東寫作《戰略問題》的參考文獻
1961年3月23日，毛澤東在廣州會議上這樣說：“沒有那些勝利和那些失敗，不經過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不經過萬裡長征，我那個《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小冊子也不可能寫出來。”（《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頁。）毫無疑問，中國“革命的階級戰爭”的實踐，是毛澤東寫作《戰略問題》的主要基礎。遵義會議決議對中國“革命的階級戰爭”，尤其是第五次反“圍剿”的經驗教訓的系統總結，自然成為毛澤東寫作的重要依據。
請看遵義會議決議：“由於對敵人堡壘主義的估計過高與對運動戰的可能估計不足，便產生了勝利隻能起始於戰術上的理論，以為隻有戰術上的勝利，才能轉變為戰役上的勝利，然后由戰役上的勝利才能引起戰略上有利於我們的變化（華夫同志的文章及××、××兩同志給林彪彭德懷兩同志的信）……”（《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頁。）《戰略問題》：“說戰略勝利取決於戰術勝利的這種意見是錯誤的，因為這種意見沒有看見戰爭的勝敗的主要的和首先的問題，是對於全局和各階段的關照得好或關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階段的關照有了重要的缺點或錯誤，那個戰爭是一定要失敗的。說‘一著不慎，滿盤皆輸’，乃是說的帶全局性的，即對全局有決定意義的一著，而不是那種帶局部性的即對全局無決定意義的一著。下棋如此，戰爭也是如此。”（《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75頁。）不難看出，這正是對遵義會議決議有關論斷的進一步闡釋。
請看遵義會議決議：“在不利條件下，我們可以暫時的退卻，以保持我們的有生力量，在另一有利的條件下轉入反攻與進攻……這是第一個基本原則。”（《遵義會議文獻》，第12頁。）《戰略問題》中這樣表述：“戰略退卻，是劣勢軍隊處在優勢軍隊進攻面前，因為顧到不能迅速地擊破其進攻，為了保存軍力，待機破敵，而採取的一個有計劃的戰略步驟。可是，軍事冒險主義者則堅決反對這種步驟，他們的主張是所謂‘御敵於國門之外’。”（《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03頁。）
請看遵義會議決議：“為了進行長期的持久戰，對於每一次‘圍剿’與每一個戰役，必須爭取戰局的速決。”（《遵義會議文獻》，第12頁。）《戰略問題》則強調：“戰略的持久戰，戰役和戰斗的速決戰，這是一件事的兩個方面。”（《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33頁。）再請看遵義會議決議：“要反對根源於恐慌情緒的倉猝應戰，或對戰略上初戰的不慎重……”（《遵義會議文獻》，第15頁。）《戰略問題》強調：“必須打勝﹔必須照顧全戰役計劃﹔必須照顧下一戰略階段：這是反攻開始，即打第一仗時，不可忘記的三個原則。”（《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22頁。）凡此等等，足以說明遵義會議決議是毛澤東寫作《戰略問題》的基本依據。換言之，《戰略問題》是對遵義會議決議有關內容的展開論述。關於《戰略問題》的寫作，毛澤東曾經多次回憶。1959年4月5日，他在黨的八屆七中全會上說：“左”傾教條主義者說我照《孫子兵法》打仗的那些話，“倒激發我把《孫子兵法》看了，還看了克勞塞維茨的，還看了日本的《戰斗綱要》，看了劉伯承同志譯的《聯合兵種》，看了‘戰斗條令’，還看了一些資產階級的。總之，激發我起來研究一下軍事”。（陳晉：《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上冊，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60—461頁。） 1960年12月25日，毛澤東回憶：“后來到陝北，我看了八本書，看了孫子兵法，克勞塞維茨的書看了，日本人寫的軍事操典也看了，還看了蘇聯人寫的論戰略、幾種兵種配合作戰的書等。那時看這些，是為了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為了總結革命戰爭的經驗。”（《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第113—114頁。）1961年3月23日，毛澤東在廣州會議上這樣說：“因為要寫這本書，倒是逼著我研究了一下資產階級的軍事學。”（《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頁。）
毛澤東的確為寫作《戰略問題》四處收羅書籍。1936年9月7日，毛澤東致電劉鼎：“前電請你買軍事書，已經去買否？現在紅校需用甚急，請你快點寫信，經南京、北平兩處發行軍事書的書店索得書目，擇要買來，並把書目付來。”（《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第576頁。）9月26日，毛澤東致電劉鼎：“不要買普通戰術書，隻要買戰略學書、大兵團作戰的戰役學書，中國古時兵法書如《孫子》等也買一點。張學良處如有借用一點。”（《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第588頁。）由此可見，毛澤東對這些書的需求十分迫切。10月22日，毛澤東致信葉劍英、劉鼎：“買來的軍事書多不合用，多是戰術技術的，我們要的是戰役指揮與戰略的，請按此標准選買若干。買一部孫子兵法來。”（《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1頁。）這說明毛澤東正在為寫作《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收集參考資料。毛澤東對《孫子兵法》還是早已有所了解的。毛澤東在1913年10—12月間的《講堂錄》就記錄了“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無智明，無勇功”等內容。毛澤東特地注明：“孫武《謀功篇》。”（《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37頁。）值得注意的是，《講堂錄》有明顯差錯，將“謀攻”誤為“謀功”，將“形篇”中的“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誤為“謀攻篇”中的“故善用兵者，無智名，無勇功”，篇名與內容均有差錯。毛澤東當時可能只是在聽老師講解魏源《孫子集注序》時提到過《孫子兵法》。《戰略問題》共3處引述《孫子兵法》，第一處為“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毛澤東選集》，東北書店1948年版，第596頁。） ，為“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之誤。第二處為“避其銳氣，擊其惰歸”，語出《孫子兵法·軍爭篇》。第三處為“例如孫子所謂‘示形’之類（示形於東而擊於西，即所謂聲東擊西）”（《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09頁。），反復查閱《孫子兵法》全文，“示”出現5次，“形”出現34次，“示形”則從未出現（《孫子兵法》確實包含“示形”的思想，但內涵遠比“示形於東而擊於西”豐富）。可見毛澤東在寫作《戰略問題》時前后對《孫子兵法》等兵書的搜求及大量研讀。
在寫《戰略問題》之前，毛澤東究竟看了哪些西方軍事著作暫時無法具體查考。筆者認為，毛澤東當時可能還沒有系統閱讀《戰爭論》。否則，在論述戰爭性質問題時，毛澤東沒有理由不引用“戰爭是政治的繼續”這樣的經典表述。就現有資料來看，毛澤東對《戰爭論》的首次引用是1938年5月發表的《論持久戰》。而毛澤東首次提及《戰爭論》應該是在1937年12月。1937年12月28日毛澤東致郭化若的信中提到：“化若同志：你寫戰略，應找些必要的參考書看看，如黃埔的戰略講義，日本人的論內外線作戰，德國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魯登道夫的《全體性戰爭論》，蔣百裡的《國防論》，蘇聯的野戰條令等，其他可能找到的戰略書，報紙上發表的抗戰以來論戰爭的文章通訊亦須搜集研究。先就延安城有的搜集（商借）來看。”（《郭化若回憶錄》，軍事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34頁。）從這樣的表述來看，毛澤東對《戰爭論》的內容和要義應該從一些途徑有所了解。不過，毛澤東手頭可能沒有這部書。毛澤東首次閱讀《戰爭論》應該是在1938年3月。請看毛澤東當年的讀書筆記：“十八日開始看克勞塞維資的戰爭論，P1—19序言及目錄，第一篇論戰爭之本質，從P24起，本日看完第一章，至P55止。……”（《毛澤東哲學批注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282頁。）如此詳細記錄讀書情況，通常是第一次系統閱讀才會出現。再請看《莫文驊回憶錄》：“1938年2月，毛主席組織了‘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研究會’，參加的人有滕代遠、羅瑞卿、葉子龍、肖勁光和我等人，學習地點就在毛主席的住處，每周學習討論一次，晚上七八點開始至深夜11點鐘……當時《戰爭論》翻譯的是文言文，加之翻譯粗劣，晦澀難讀。開始隻有一本書，大家輪流看。后來由何思敬同志直接從德文原版翻譯出來，譯一章，介紹、研究一章，並發了講義。大家邊讀邊議，討論一番后，由毛主席作小結發言。”（《莫文驊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版，第380—381頁。）從這樣的介紹中可以看出：《戰爭論》中譯本無法閱讀，隻好改由何思敬由德文直接翻譯，這樣才使得《戰爭論》的閱讀得以堅持下去。可見，毛澤東寫作《戰略問題》時，雖四方搜求，仍未得一讀《戰爭論》原著，后來才有機會系統研讀，並將其思考融入到后來寫的名篇《論持久戰》中。
四、毛澤東在《戰略問題》中重點論述“持久戰”
“持久戰”一詞流行於抗日戰爭時期。不過，遵義會議決議就使用了“持久戰”的表述：“要進行長期的國內戰爭的持久戰，同時對每一‘圍剿’與每一戰役卻要進行速決戰……”﹔
“正因為要進行戰爭的持久戰與戰役的速決戰，所以我們一定要給紅軍以必要的休養兵力與教育訓練的時間”﹔（《遵義會議文獻》，第13頁。）“正因為要進行戰爭的持久戰與戰役的速決戰，必須反對那種把保持有生力量與保衛蘇區相互對立起來的理論”﹔“在戰爭持久戰的原則之下……”。（《遵義會議文獻》，第14頁。）后來的瓦窯堡會議通過的“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更是明確提出：“戰略的持久戰，戰役的速決戰，反對戰役持久戰，反對‘拼消耗’。”（《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418頁。）
毛澤東在《戰略問題》中首先對“持久戰”
進行了原則性論述：“軍事家不能超過物質條件許可的范圍外企圖戰爭的勝利，然而軍事家可以而且必須在物質條件許可的范圍內爭取戰爭的勝利。軍事家活動的舞台建筑在客觀物質條件的上面，然而軍事家憑著這個舞台，卻可以導演出許多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活劇來。”（《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82頁。）根據這樣的觀點，毛澤東分析了中國革命戰爭為軍事家提供的舞台：“經過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經濟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國，強大的敵人，弱小的紅軍，土地革命——這是中國革命戰爭四個主要的特點。這些特點，規定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指導路線及其許多戰略戰術的原則。”在此基礎上，毛澤東進一步分析：“第一個特點和第四個特點，規定了中國紅軍的可能發展和可能戰勝其敵人。第二個特點和第三個特點，規定了中國紅軍的不可能很快發展和不可能很快戰勝其敵人，即是規定了戰爭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話，還可能失敗。”毛澤東甚至這樣強調：“這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根本規律，許多規律都是從這個根本的規律發生出來的。我們的十年戰爭史証明了這個規律的正確性。誰要是睜眼看不見這些根本性質的規律，誰就不能指導中國的革命戰爭，誰就不能使紅軍打勝仗。”（《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91頁。）接著，毛澤東專門用一章來論証“‘圍剿’和反‘圍剿’——中國內戰的主要形式”：“十年以來，從游擊戰爭開始的一天起……經常遇到的是敵人的‘圍剿’……這種形式，過去十年是沒有變化的，如果沒有民族戰爭代替國內戰爭，那末，直到敵人變成弱小者、紅軍變成強大者那一天為止，這種形式也是不會變化的。”（《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92頁。）“‘圍剿’反復的形式何時結束？據我看來，如果內戰延長的話，那是在敵我強弱對比起了根本變化之時。”（《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96頁。）通過這樣的分析，我們不難得出結論：中國革命戰爭必定是“持久戰”。
在指出“反對戰役的持久戰和戰略的速決戰，承認戰略的持久戰和戰役的速決戰”（《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91頁。）后，毛澤東對“反‘圍剿’的准備”、“戰略退卻”、“戰略反攻”、“反攻開始問題”、“集中兵力問題”、“運動戰”、“速決戰”、“殲滅戰”等諸多問題逐一論証。在論証的過程中，毛澤東指出：“因為反動勢力的雄厚，革命勢力是逐漸地生長的，這就規定了戰爭的持久性。在這上面性急是要吃虧的，在這上面提倡‘速決’是不正確的。干了十年的革命戰爭，對於別的國家也許是值得驚奇的，對於我們卻好似八股文章還隻作了破題、承題和起講，許多熱鬧文章都還在后面。往后的發展，在一切內外條件的影響下，無疑地將比過去有大大地增高速度的可能。因為國際和國內的環境已經起了變化，而且會有更大的變化要到來，可以說我們已經脫離了過去的那種慢慢發展的孤軍作戰的景況。然而不應該打算明天就會成功。‘滅此朝食’的氣概是好的，‘滅此朝食’的具體計劃是不好的。因為中國的反動勢力，是許多帝國主義支持的，國內革命勢力沒有聚積到足以突破內外敵人的主要陣地以前，國際革命勢力沒有打破和鉗制大部分國際反動勢力以前，我們的革命戰爭依然是持久的。”“在戰爭問題上，古今中外也都無不要求速決，曠日持久總是認為不利。惟獨中國的戰爭不能不以最大的忍耐性對待之，不能不以持久戰對待之。”（《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33—234頁。）毛澤東之所以對“戰略防御”進行深入論述，實際上就是告訴學員如何通過一系列具體舉措來實施“持久戰”的戰略方針。而毛澤東在文中一再要求處理好局部與全局的關系，毫無疑問包含著“持久戰”這個“全局”。
值得注意的是，在論述“速決戰”時，毛澤東這樣說：“戰略的持久戰，戰役和戰斗的速決戰，這是一件事的兩方面，這是國內戰爭的兩個同時並重的原則，也可以適用於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33頁。）毛澤東為什麼在《戰略問題》中重點論述持久勝敵戰略並強調這一戰略“適用於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因為在寫作《戰略問題》之前，中共中央就已經決定：“在以堅決的民族戰爭反抗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總任務下……確定‘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的方針。”“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准備對日作戰力量。”（《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413—414頁。）1936年7月，毛澤東就“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問題在保安接受斯諾採訪。當斯諾問中日之間的戰爭“要延長多久”時，毛澤東這樣回答：“如果中國抗日統一戰線有力地發展起來……如果認清日本帝國主義威脅他們自己利益的各國政府和各國人民能給中國以必要的援助……中國將迅速勝利。如果這些條件不能很快實現，戰爭就要延長。但結果還是一樣，日本必敗，中國必勝。只是犧牲會大，要經過一個很痛苦的時期。”（《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頁。）不難看出，毛澤東希望通過斯諾向世界各國呼吁在即將到來的抗日戰爭中予以中國大力援助，其基本立足點就是持久勝敵。在這種背景之下，深入總結“革命的階級戰爭”的經驗教訓，就是為“革命的民族戰爭”作准備，就是為了培養“戰勝民族敵人”的“真正能干的高級指揮員”，毛澤東不可能不強調持久勝敵戰略在即將到來的抗日救亡戰爭中的偉大作用。《戰略問題》開闊了紅軍大學學員的眼界，提升了紅軍大學學員的戰略思維能力。請看莫文驊的回憶：“隨著學習的深入，尤其是聽了毛主席深入淺出講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課，給我們的啟發、教育很大。我們每個人都總結自己的斗爭經驗，聯系實際，進行深刻學習和理解。”（《莫文驊回憶錄》，第324—425頁。）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八路軍軍政雜志社鉛印出版《戰略問題》。毛澤東特地寫下“著者識”：“四年來隻有油印本，茲應軍政雜志社之請，用鉛印出版，藉供黨內同志們參考……對於目前的抗日戰爭還是有用的。”（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八路軍軍政雜志社1941年版，第1頁。）八路軍軍政雜志社特地寫下“出版者的話”：“茲征得毛澤東同志之同意，將其在西安事變之前所著《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這本富有偉大之歷史意義一書付印，這是我們認為十分榮幸的。原著尚未完稿，因抗戰爆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為應抗戰之急需，毛澤東同志乃另著《論持久戰》一書，以供國人，是書則因事忙輟筆。得到此書的同志，望特加珍愛，並勿遺失。”（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第1頁。）毫無疑問，《戰略問題》並不因《論持久戰》發表而過時，它繼續在我軍指揮人才培養上發揮著重要作用。
基於上述，筆者將《戰略問題》與《論持久戰》進行比較發現，《論持久戰》中的主要思想、觀點在《戰略問題》中已經基本具備。可以這樣說，《戰略問題》是中國“革命的階級戰爭”版的“論持久戰”，而《論持久戰》則是中國“革命的民族戰爭”版的“論持久戰”。這兩部偉大的軍事著作是姊妹篇，二者互為補充，形成一個嚴密的整體，共同構成了完整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持久戰”理論體系。
〔作者王建國，解放軍理工大學政治理論與軍隊政工教研中心教授，江蘇南京210007〕
來源：《黨的文獻》2015年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