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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九一八事變爆發后，中國共產黨一直是抗擊日本侵華戰爭的中流砥柱。日本侵略者對之極為仇視並妄圖扑滅。為此，日本政府、軍方乃至於一些民間侵華機構長期搜集相關情報並據以作出敘述、分析。這些資料所涉及的大量史實及當時日方的態度，在今天反倒成為歷史見証，充分反映出這樣的歷史事實：中國共產黨在九一八事變后是東北抗戰的主要發動者和領導者，廣泛發起並有力領導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而在七七事變爆發后促成了全面抗戰的局面，圍繞抗日戰略提出了持久戰這一正確指導方針，大力動員和組織民眾，領導軍民英勇奮戰，建立和不斷擴大抗日根據地，同時堅決反對投降及消極抗戰，為最終戰勝日本侵略者作出了偉大貢獻。從上述資料中還可看到，日本在其侵華戰爭敗局開始顯露之時，已有人預感到中國的未來將由中國共產黨來肩負。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抗日戰爭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民主革命過程中，始終堅定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特別是在日本挑起九一八事變之后，面對其步步擴大的侵華戰爭，中國共產黨最早發動並持續領導了中華民族的抗戰。正因為如此，戰敗前的日本侵略者一貫將中國共產黨視為死敵，妄圖將其扑滅，由此留下了大量相關記述。盡管這些資料中充斥侵略意識、多有污蔑中國抗戰的言辭，但所涉及的史實與當時日方的態度，在今天看來，反倒成為中國共產黨發動和領導抗戰偉業的歷史見証。
一、見証之一——九一八事變后中共是東北抗戰的主要發動者和領導者
眾所周知，1931年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東北三省，中華民族的反抗運動也由此迅速高漲，特別是東北抗日力量的崛起，更是揭開了中國持久抗戰的序幕。那麼，究竟誰是東北抗戰的主要發動者和領導者？是中國共產黨。關於這一歷史事實，已有多方面的論述，而當時日本侵略者的記述，也對此提供了確証。
1934年，日本外事協會編纂、出版了《滿洲帝國總覽》一書，其中第四章敘述九一八事變后東北抗戰情況，凸顯出中共起到發動和領導作用、其領導的軍隊是東北抗戰力量的中堅。內稱：
隨著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抗日力量“蓬勃而起”，其數達幾十萬人。以地區而論，在遼寧有遼西、遼北一帶和三角地帶﹔在吉林、黑龍江，最突出的是東邊道地帶，以此為中心，在中東鐵路至中蘇邊境之間，有無數義勇軍、救國軍。而東邊道、農安的抗日力量是中共領導的，“在中蘇邊界的虎林、靠近哈爾濱的慶城，當時甚至出現了蘇區”。面對日本、偽滿軍警的巨大壓力，抗日力量實行游擊戰，破壞鐵路與通信設施，襲擊重要建筑，擾亂敵人后方，而在蒙受很大損失后，抗日隊伍就退到東邊道及北滿的山區。東北的抗日力量得到了中國各階層的支持，其中，“國民黨政府對義勇軍的援助，隻限於任命將軍、對有些軍隊提供資金﹔但共產黨和其他過激派卻將組織者派到其中，展開群眾性工作，努力將義勇軍置於黨的領導下，與民眾運動結合起來”。中共還將東北的抗戰與關內持續展開的反日運動緊密結合起來，動員東北抗戰軍民選出代表到上海出席反戰會議，促進抗日浪潮。即使在日本扶持偽滿之后，中共滿洲省委“依然最主動、積極地領導滿洲的反日工作”，其指揮的“由工農兵組成的紅色游擊隊”在東北所有抗日武裝中“最為活躍”，在日偽眼中“惡性最大”。（日本外事協會編《満州帝國総攬》，東京，三省堂1934年版，第543—547頁。）
日本在戰敗前，內務省警保局外事課為服務於對外防共和反共，辦有內部刊物《外事警察報》，刊載相關情報及對情報所作分析。（參見日本內務省警保局外事課編《外事警察報》第1號，〈緒言〉，東京，內務省警保局外事課1921年2月印刷。該刊其他各號的編者、印刷地與印刷者均同，后面注釋中不再列出。）1935年2月、3月，該刊第151號、152號連載《在滿洲國的中國共產黨狀況》，更集中地敘述了中共發動和領導東北抗戰的情況。
該文回顧了中共在東北始於1925年的反對日本侵略斗爭歷程，稱：中共滿洲省委早在1928年，就發出《對時局的宣言》，號召“收回旅大、滿鐵及一切礦山森林”，“廢除與日本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將日本軍警驅逐出境”。（《満州國に於ける中國共産黨の狀況》（上），《外事警察報》第151號，1935年2月印刷，第5頁。）九一八事變后，中共又迅速發動並持續領導了東北抗戰：1931年9月20日，中共滿洲省委和共青團省委號召東北民眾聯合起來進行斗爭﹔9月23日，又發出《關於士兵工作的緊急決議》，提出“赤化”東北軍隊、發動兵變、建立紅軍。（參見《満州國に於ける中國共産黨の狀況》（上），《外事警察報》第151號，第8頁。）隨后，聯合分散的抗日力量，在吉林東部及磐石建立了“共產系部隊”。開始時力量很小，在延吉、磐石隻有四五百人。1932年春與日軍第二師團交戰，受到很大損失，但仍在延吉山間堅持斗爭，並成立了蘇維埃政權。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對滿洲省委發出指示，指出當前黨在東北的任務是開展反日民族革命戰爭，要將各種抗日力量統一於黨的領導下，組成抗日統一戰線。中共滿洲省委貫徹這一指示，在1934年將磐石的抗日游擊區擴大到東邊道一帶，在延吉充實了抗日軍隊。這些軍隊較之一般的抗日力量，“有牢固的組織力、領導力和明確的斗爭目的，沿用了在中國南方發展起來的游擊戰法”，因而“特別顯著地增長了其力量”。此外，從1933年秋開始，中共將所領導的抗日軍隊改編為人民革命軍，將蘇維埃政權改組為人民革命政府，增強了與其他抗日力量組成統一戰線的工作。在此基礎上，在磐石，以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一軍為核心，成立了東北抗日反滿聯合總指揮部（統一指揮磐石、樺甸、輝南、海龍、濛江、臨江、通化及金川、柳河的抗戰），並在寧安設立了抗日軍聯合辦事處，指揮吉東地區的抗戰﹔在哈爾濱以東，中共珠河中心縣委領導成立了東北民眾抗日聯合指揮部﹔在鬆花江流域的湯原、依蘭、樺川，也有了中共湯原中心縣委領導的抗日武裝。於是，“1934年夏，各方面都出現了共產系部隊的活動，其中突出的是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二軍襲擊延吉老頭溝，第一軍（在磐石）及其聯合部隊佔領柳河、通化、撫鬆縣城，在中東鐵路東線一帶的激烈行動等”。在這年8月至11月，日軍以中共領導的抗日軍隊為主要目標，實行所謂“大討伐”，並從1935年1月起展開所謂“全面治安工作”，但卻不能摧毀中共的“核心部隊”，而在延吉的人民革命政府，則轉移到“四縣的山間森林地帶”堅持斗爭。（參見《満州國に於ける中國共産黨の狀況》（下），《外事警察報》第152號，1935年3月印刷，第14—16，33—34頁。）
基於上述情況和其他情報，該文對東北抗戰作出了這樣的判斷：“共產黨的政策，是要在反日民族革命旗下，將各種抗日反滿義勇軍全部置於黨的領導下，由於情勢，共產系部隊已經掌握了抗日武力行動的領導權”。在蘇聯力量已從北滿退卻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在延吉、磐石、中東鐵路東線方面的抗日軍隊，成為日本在東北實行殖民統治的“重大障礙”、“最大問題”。盡管日軍極想“對其徹底討伐剿滅”，但又哀嘆：“因地勢關系
和其他情況，這是非常困難的”。（《満州國に於ける中國共産黨の狀況》（上），《外事警察報》第151號，第4、1頁。）
無獨有偶。1935年12月，日本侵華團體“大亞細亞日本青年聯盟”在其編纂、出版的《第一次滿洲研究團報告》中，又根據關東軍公布的資料，將東北抗戰誣為“惡性”而“不治的慢性病”，同時特別強調中共領導的軍隊在所有抗日力量中“最有組織”，明言“王道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思想戰尚未解決”，承認日本企望的所謂“掃滅”面臨著“嚴重性與困難性”。﹝2﹞
1936年下半年，東北抗日聯軍第四軍軍長、共產黨員李延祿在赴蘇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之后回到國內，於12月10日在上海對報界發表題為“東北抗日義勇軍最近活動狀況”的談話。而一直把中共及其領導的軍隊作為在東北最大敵人的日本外事警察，隨即予以高度關注，出於掌握抗日聯軍情報的目的，多方搜集刊有這一談話的各報（如《救國時報》《國難新聞》《學生報道》《汗血月刊》），據以相互參照，將談話全面譯出，連同得自其他途徑的情報，刊載於《外事警察報》第177號上。
談話中說：東北各地的抗日義勇軍自1934年秋以來，在各地組織起統一的抗日聯軍，其目的在於相互聯絡，通過比較統一的軍事與政治領導，避免日寇離間和破壞的陰謀詭計。此工作完全是站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立場進行的。三年來，東北的民族統一戰線運動取得了極大成果。在1936年一二八事變紀念日，東北抗日聯軍正式成立，公推李杜將軍為東北抗日聯軍總司令。第一軍由楊靖宇任軍長兼南滿抗日聯軍總司令，該軍源於九一八事變后立即奮起的磐石游擊隊，后改為人民革命軍，最近與其他部隊組成抗日聯軍，與王鳳閣、趙慶吉、閻生堂分別率領的部隊游擊於南滿各縣，1936年8月17日佔領撫鬆縣城，10月21日佔領桓仁縣城，擊敗日本守備隊及憲兵隊，奪其武裝，打死憲兵隊長杉木林平。閻生堂、趙慶吉都自﹝2﹞大亞細亞日本青年聯盟編《第一回満州研究団報告》，東京，大亞細亞日本青年聯盟本部，1935年版，第266、267頁。 願加入抗日聯軍，並就任抗日聯軍的軍長。第二軍由王德泰任軍長，率該軍佔領延邊各縣，利用老爺嶺山脈森林地帶四出游擊，出沒於岡寧鐵路、吉會鐵路沿線，1936年10月10日在敦化縣東清溝與日軍激戰八小時，擊斃日軍少將石川重吉等。第三軍由趙尚志任軍長兼黑龍江省抗日聯軍總司令，該軍起源於珠河縣義兵，進攻賓縣，佔領依蘭縣、通河縣、鳳山縣的縣城，聲震鬆花江南北兩岸。第四軍由李延祿任軍長兼吉東抗日聯軍總司令，該軍已有五年抗日歷史，1936年4月與其他抗日力量一同襲擊刀翎、林口，活動於吉林完達山森林區域，與趙尚志部在鬆花江兩岸互相呼應，經常破壞日寇的林密、林佳兩條鐵路。第五軍由周保中任軍長兼東滿抗日聯軍總司令，該軍常常活動於中東鐵路、圖寧鐵路、穆棱鐵路附近，顛覆日本軍用列車，與日軍激戰，還常與第二軍等一起戰斗。第六軍由夏雲階任軍長，在黑龍江省游擊，1936年春一度佔領北滿最大的煤礦，有五千工人參軍，12月1日攻佔佛山縣城。第七軍由陳榮久任軍長，屬吉東抗日聯軍總司令部指揮，活動於饒河、虎林一帶，憑借天險打游擊戰。除上述之外，還有一些抗日力量參加聯軍。東北抗日義勇軍在冰天雪地與敵作戰，五年間為國家民族犧牲的民族烈士不少，金伯陽、鄧鐵梅、孫期陽、胡澤民、童長榮、何忠國、史仲恆、傅顯明、李斗文、張文楷、李守忠等，都以身殉國。（參見《東北抗日聯軍の活動狀況》，《外事警察報》第177號，1937年4月印刷，第126—128頁。資料中所列民族烈士，絕大多數是共產黨員。）
必須指出的是，當時日本外事警察整理和譯介李延祿的談話，是寫有說明文字的，但這些文字並未否認談話所涉及的中共領導東北抗日聯軍戰斗歷程，反而寫道：關於東北抗日聯軍的兵力，李延祿僅說第一、二、四、七軍一共6萬余人，但根據日方諜報，共有32萬余人。(參見《東北抗日聯軍の活動狀況》，《外事警察報》第177號，第121-126頁。)這表明，日本外事警察對於李延祿的談話，並不認為有何虛夸成分。聯系前文所引日本當局在1935年對東北抗戰局面所作判斷，則可看出：其通過李延祿的談話，更加認定中共及其領導的軍隊就是東北抗戰主體、是日本對東北實行殖民統治的頭號大敵。
七七事變爆發后，東北抗戰更為猛烈。日本殖民當局驚呼：這是由中共領導的抗日力量所反映的“此次時局的影響”。（《「昭和十二年七月中全満鉄道匪賊狀況調」進達ノ件》（1937年10月15日日本駐偽滿大使植田謙吉致外務大臣廣田弘毅），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外務省記録”，A—6—2—0—2之8—1—001。藏所、出處、歸屬相同的日文檔案，后面注釋中隻列編號。） 日本外務省隨即根據駐東北各領事館提供的報告，制成了其所知1937年9月東北抗戰力量的統計表，其中顯示：在兵力總數23388人中，中共直接領導的軍隊有12427人，佔了一半以上。（參見《昭和十二年九月中ニ於ケル満州國內省別盤踞匪賊統計表》，A—6—2—0—2之8—1—001。）此后直到日本投降，東北各地抗戰的主體都是中共領導的抗日聯軍，其艱苦卓絕的戰斗歷程，即使在日本有關偽滿所謂“治安”之類的檔案中，記載也比比皆是。
二、見証之二——中共廣泛發起、有力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在中國近現代反侵略史上，抗日戰爭以最大規模並取得最終勝利而具有最輝煌的歷史地位，而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空前廣泛地動員起來、以持久抗戰打敗日本軍國主義，基礎條件就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與堅持。日本在侵華戰爭中，極為仇視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實行破壞而緊盯其形成和發展的整個過程，留下了許多相關記載和議論。而在今天看來，這些資料倒是從反面証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起者和領導者非中國共產黨莫屬。
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起，日方認為起點是在九一八事變爆發之時，萌芽於中國共產黨在當時提出的“武裝人民，遂行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以保障中國的民族獨立、國家統一、領土完整”的口號。而在一二八事變爆發后，他們又認為萌芽在進一步生長，體現為：中共發動上海日本紗廠10萬工人大罷工，同時組織各界反日民眾團體捐款、勞軍，號召“農工商學兵大聯合”﹔1932年4月26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對日宣戰，中共中央為抗日發出告全國民眾書﹔1933年4月1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發出抗日合作宣言﹔同年9月30日，上海反帝國主義戰爭大會作出決議、發表宣言，與中共的抗日合作宣言相呼應﹔1933年11月26日，紅軍與十九路軍達成反蔣反日的初步協定﹔1934年5月3日，中國民族武裝自衛會發出對日作戰宣言，同年7月15日中國工農紅軍發出北上抗日宣言。（參見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査部編《抗日民族統一戦線運動史——國共合作に関する政治資料》第2章第1節，大連，東亞印刷株式會社，1939年印。）
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一個名叫波多野乾一的日本御用學者，為所謂“防衛赤化”而一直從事有關中國共產黨的“研究”。他對中國的抗日浪潮極為敵視，尤其為“1935年夏以來中國展開的抗日運動與以往有質的不同”而“駭目”，1936年夏專程到上海進行“探究”，結論就是將抗日運動與共產運動等同起來，以“抗日人民戰線”來概括見聞。（波多野乾一：《赤色支那の究明》，東京，大東出版社，1941年版，第3頁。）應該說，此人的感覺還是相當敏銳的。正是在1935年夏，中國共產黨根據當時的國內外形勢，並按照共產國際七大關於廣泛建立國際反法西斯人民戰線的決議，發出了著名的八一宣言，號召全體同胞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斗，由此在全國展開了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運動。對這種狀況，日本外事警察也很快作了反映，其在1936年4月的報告中說：隨著共產國際號召建立廣泛的反帝反法西斯統一陣線，“中國共產黨也決定將反日運動作為其最主要的工作，其后中共中央致力於將一切力量集中於反日工作”，體現為中共對一二九運動的發動和領導，在陝北的紅軍與東北軍、晉軍及宋哲元軍聯絡，並准備開到河北西南部組織抗日聯軍等。在其看來，“共產黨的救國運動”正在“全國范圍內激化”，與紅軍東征山西聯系起來，成了“極重要的問題”。（《中共黨の國防政府及抗日聯軍の組織計畫》，《外事警察報》第165號，第47頁。） 此外，日本外事警察還根據所掌握的情報指出：自1935年底以后，中國各救國團體發出的各種文獻和宣傳品大多反映共產黨的主張，強調各黨派結為統一戰線等。他們由此認定：“救國運動的領導權現在實際上是由共產系分子所掌握”。所以，在得見中共中央政治局1935年12月25日通過的《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后，他們視為重要文獻而迅速譯介全文，並且認為：“共產黨巧妙的新政策正在取得相當的成果。”（《中共中央の抗日運動に関する重要文獻》，《外事警察報》第170號，第84-101頁。）其后，中國共產黨及受其影響的愛國團體為停止內戰、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發出的呼聲與作出的決議，如1936年2月2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為召開全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發出的通電、同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發出的《抗日救國宣言》、6月1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時提出的《抗日救國初步政治綱領》、6月13日《中共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的決議》、7月15日全國救國聯合會沈鈞儒等發表的《團結御侮的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8月10日毛澤東致全國救國聯合會領導人等的信、8月25日中共中央致國民黨書、9月17日《中共中央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12月1日中共中央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關於綏遠抗戰的通電等，都被日方視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長的表現，隨時作為重要情報進行分析，以求對策。（參見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査部編：《抗日民族統一戦線運動史——國共合作に関する政治資料》第2章第2節。）此外，對於1936年上半年在陝北的紅軍實行東征，日本軍方也通過所得情報，指出紅軍的行動並不限於“赤化”山西，而且還實行了“民族團結抗日”的“新戰法”﹔並認為這對於日本的“防共工作”而言，“無論如何都是要考慮的問題”。（日本陸軍省新聞班編印《共産軍の山西侵入に就いて》，東京，1936年，第34頁。）到1936年底，日本出了一本敘述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情況的書，書名就是《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抗日人民戰線》，作者從九一八事變后中共首倡聯合抗日、將抗日擺在首位、為建立統一戰線頻頻提出建議、逐步調整土地革命政策、通過發動一二九運動有力促進統一戰線形成等方面，具體說明了中共對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作用。（見鬆本忠雄：《共産黨にリードされる支那の抗日人民戦線》，東京，第百書房，1936年版。）
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最終形成來說，關鍵環節是國共再次合作的實現，而1936年12月12日爆發的西安事變，則是實現國共再次合作的重要契機。當時正在圖謀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日本，得知西安事變爆發后，極為忌憚國共雙方由此接近、形成抗日統一戰線，故由軍方授意，讓日本最大報紙《讀賣新聞》等在12月17日發出叫囂：“日本以排擊共產主義為國是……在日中交涉中，將防共作為主要項目之一向中方提議，出於這種精神，對目前事態的激發隻能感到危懼”﹔西安方面“公言容共政策，欲使赤化勢力流入中國”，對此“日本不會坐視”。（日本外務省：《支那の変局と日本之原則的態度》所附1936年12月17日《読売新聞》載《新事態の展開 陸軍當局注目す》，見《西安事件參考資料及調書》，A—6—1—5—5之10—4。）而日本之所以迅速作出這種反應，不僅是直接針對當時張學良、楊虎城與中共合作的態度，更是由於看到了中共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對於西安事變的發生乃至於其后中國政治走勢所產生的重大影響。日本參謀本部在12月15日編印的秘密文件《西安事變前的陝甘紅軍》，就是証明。其中寫道：紅軍“絕不殺戮原東北軍俘虜，而是好言安慰后釋放，隨后對原東北軍宣傳‘紅軍不打東北軍，釋放所有俘虜’，‘紅軍同情東北軍失地、流浪各地，我們要團結一致以對外’，等等”，使東北軍消除對紅軍的敵視。在中日矛盾激化、青年激憤的形勢下，中共號召“不分黨派一致對外，展開我們的民族斗爭”，說出了人們的心裡話，而西安事變則“可說是由張學良下面赤化的下層軍官實行的”。鑒於中共體現出的“飛躍的優勢”，對今后的動向，“不容我們有片刻忽視”。（日本參謀本部編印《西安事件前ニ於ケル陝甘ノ共産軍》（1936年12月15日），A—6—1—5—5之10—4。）但是，日本侵略者后來所看到的，卻是令其震撼的局面：“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運動，得到大眾全面贊成擁護”，“南京政權也不能無視”，在日軍挑起七七事變之后，國共兩黨“在抗日的大前提下毅然重新合作了”。（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査部編《抗日民族統一戦線運動史——國共合作に関する政治資料》，第1頁。東洋協會調查部：《支那に於ける國共合作問題》，東京，三秀舍1938年印刷，第12頁。）日本滿鐵調查部稱這種現象“在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於1939年專門將九一八事變后中共號召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文獻譯編成書，以供日本各方研究。
歷史告訴人們，國共合作的實現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大為擴展，強有力地推動了全面抗戰。但是，其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歷程卻很不平坦。究其根源，就在於國民黨內一些勢力消極抗戰乃至於抗戰立場動搖。而日本侵略者則一直寄希望於由這種狀況而達致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破裂。在全面抗戰開始不久，日本國內有一種“相當流行的意見”，說是“驅使中國投入抗日戰爭是國共合作的結果，其背后站著的是共產黨分子，所以中國的抗日戰線不久必會發生分裂，國民政府內知日派分子將發動政變，國共必定會再次分裂”。而日本政府一直到攻陷南京之后，還“矚望於南京政府內部出現轉向的跡象”。（東洋協會調查部：《支那に於ける國共合作問題》，第1頁。）1938年12月汪精衛等投敵，使日本侵略者興奮起來，他們認為：“從國民黨方面來看，在適當的時候，以適當的條件實現和平的欲望，是常在心底的”。但是，他們又看到，“共產黨在汪發出和平通電后，全面動員言論機關，將汪斥為漢奸，向人們指出汪的提議完全是使國家民族滅亡、投降屈服的言論。后又將這種方法強化擴大，暗裡威脅潛伏於抗戰內部的和平分子”。“共產黨的政策全然沒有對日和平，和平是與共產黨的一切相反的。國共合作建立在徹底抗戰的前提之上，這是共產黨的政策”。所以，他們就把中共視為其瓦解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促使國民黨其他勢力對日“和平”（實為投降）的最大障礙，宣稱“和平就是反共”，並將國民黨反共、制造磨擦事件都歸結為要對日“和平”的表現。（日本外務省情報部第三課編印《赤色支那誌》，東京，1940年，第137、138頁。）而日方這些言論恰好從反面証明：正是中國共產黨，以其堅定不移的抗戰立場，成為阻止國民黨動搖、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要力量。從1939年到1940年，國民黨挑起諸多與中共磨擦事件，日方認為是“主張無產階級和人民路線的中共呼吁人民戰爭、持久戰，與國民黨堅持一黨專政、主張戰爭要靠政府與軍隊來推行”的對立所致，並很想加以利用。然而他們的企圖最終破滅，原因在於中共仍從抗日大局出發，權衡國內外形勢，“採取保持國共合作的方針”。（東亞研究所編印《重慶政権の政情》，東京，1943年，第174、175頁。）1944年，日本情報機構回顧數年來中國統一戰線內部發生一系列矛盾、磨擦的過程，並不諱言“使國共分離”是日本的“既定國策”，但又不得不承認：現實“與我方期待正相反，國共（關系）趨於鞏固”。而在分析原因時，他們雖然十分強調美蘇對國民黨所起的牽制作用，但涉及“美國每當國共發生紛爭時總是牽制重慶”的緣由，又指出：美國“向來高度評價中共，認為中共是鞏固抗日戰線的粘合劑……要使抗戰持續下去，鞏固國共合作是絕對必要的”。（日本大東亞省總務局總務課編印《中共概説》，東京，1944年，第77頁。）這說明，即使日本侵略者也承認，中共對於凝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抗戰發揮了巨大作用，這是促使美國牽制國民黨反共的重要動因。
三、見証之三——中共領導軍民展開持久、全面抗戰
關於這個問題，早在1945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所作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就已作了全面總結，后來我國學界很多史著也有翔實敘述。筆者在此隻提及所見抗戰期間日方的一些相關反映，以作為補充例証。
（一）對於中共指導抗戰方針的反映
1939年，一位自稱“致力於滅共已有8年”、且在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后到華北從事特務活動的日本人深田悠藏，在本國的改造社出版了一本《中國共產軍現狀》，指出：中共能適應中日矛盾激化、國內形勢劇變的狀況，並與共產國際發動的世界反法西斯人民戰線運動相呼應，在理論上從國內階級斗爭轉向對日抗爭、從反抗國民黨轉向國共再次合作，從而促成了舉國一致、各黨派團結的局面，“國共共同成為抗日戰爭的中心力量”。正因為深田悠藏看到了中共方針對中國全面抗戰局面的形成發生重大影響，所以在1938年10月武漢陷落、中國開始從防御轉到與日軍相持的關口，就對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論新階段》極為關注，認為其中“凝聚了共產黨今后的對策”，而加以譯介。他指出：毛澤東通過總結全面抗戰開始以來的經驗，提出了持久抗戰的戰略方針，認定中國將獲得最后勝利，而支持持久戰並獲得最后勝利的唯一道路隻能是統一發展全民族力量、發動民眾克服困難﹔至於中國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條件，則主要是中國的進步，包括國內政治、軍事、黨務、民運、文化、教育等所有方面的進步，以及日本的困難、國際的援助。（參見深田悠藏：《支那共産軍の現勢》，東京，改造社，1939年版，第6、17—18頁。）眾所周知，毛澤東早在1938年5月發表的《論持久戰》中，就已對這些論斷作了系統的闡述。故深田悠藏又摘譯了該書關於持久戰的根據、持久戰三個階段及具體戰略方針、主動性和靈活性及計劃性、統一戰線等的論述，稱：“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宛如呵斥消沉的蔣介石一般”，辯明了在下一步抗戰中“全面實行游擊戰之有利”，以此號召全國。他預感，“不管怎樣，中國的抗戰都將走到共產黨的軌道上去”。（深田悠藏：《支那共産軍の現勢》，第40—56頁。）
同年，日本滿鐵調查部編的《關於八路軍及新四軍的資料》，又對中共戰略方針的貫徹情況作了敘述，稱：中共領導的軍隊“相信持久戰絕對能打敗日本，且在迄今為止的戰斗中能從單純防御達到進攻或進攻防御，對抗戰前途具有自信。相對於國民黨軍隊將一個區域被日軍佔領視為中國領土的損失的想法，他們……認為這是民眾斗爭的開始……要與用現代武器充分武裝起來的日軍戰斗並取勝，隻能實行主動的游擊戰。所以，他們……將淪陷區改稱游擊區，為動員淪陷區內的民眾參戰，而更為積極地行動著”。並且，在武漢陷落后，連國民黨當局也承認“游擊戰術對長期抗戰是不可缺少的……中央軍、地方軍相繼派游擊軍潛入淪陷區。作為八路軍專利的游擊戰術，在現階段成了對日抗戰的主要戰斗形式”。（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部編《第八路軍及新編第四軍に関する資料》，大連，一番館印刷所，1939年，第58、88—89頁。）對於中國共產黨實行的持久戰方針，日本侵略者極為敵視，身為大將的阿部信行在1940年寫道：立足於四川盆地的重慶政府，對於日本來說已不足為慮，但是共產黨的力量卻延伸到中國四百余州，一舉手一投足都極為深刻地影響到中國的命運，無論何時都主張對日抗戰，阻擋了日本將中國殖民地化的“進路”，因而成了所謂“東亞新秩序”的頭號大敵。（參見阿部信行為中保輿作的《最近支那共産黨史》的序，東京，東亞同文會，1940年。）此外，日本在華特務機關也通過其報刊，對持久戰方針大肆詆毀。
到1944年，中華民族的持久抗戰歷經艱難曲折，已看到勝利的曙光，而中共中央又及時地提出了積極為大反攻做好准備的號召。對此，日本的華北方面軍參謀部視為政治攻勢，加緊研討所謂“剿共方針”，而在報告中論及中國抗戰歷程時，突出提到了“中共以毛澤東名義”提出的持久戰“三階段論”，不得不承認：“彼我抗爭的經緯與國際戰爭、政治局面的推移，大體上就是沿著上述階段過來的”﹔並且，“中共必然實施大反攻的概率很大”。（甲集團（華北方面軍）參謀部：《剿共方針》第1卷第8編，第190、202、208頁，日本防衛研究所藏，支那—大東亜戦爭北支—47。日方這裡所說的大反攻，內涵是通過政治與軍事手段相結合促使偽政權倒戈、裡應外合進攻日軍。以下編號以漢字開頭的日文檔案，均藏於日本防衛廳研究所，不再注明藏所。）這也不只是在華北的日軍高層的看法，當時日本的情報機構“大東亞省總務局總務課”，在同年編撰的《中共概說》中稱：“對於第二次國共合作以后中共迅猛發展的步驟，大有注意的必要”。（日本大東亞省總務局總務課編印《中共概説》，第16頁。）因此，該機構在這年專門編印了《毛澤東抗戰言論選集》，將《論持久戰》等五篇毛澤東著作全文譯出，以向當局“提供反映國共統一戰線、抗日中國動向的寶貴資料”。（日本大東亞省總務局總務課編譯《毛沢東抗戦言論集》，東京，1944年。引文見該書“引言”。該書編譯的毛澤東其他著作是：《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
（二）對八路軍、新四軍英勇抗戰的反映
始終敵視中國共產黨的日本侵略者，從南昌起義爆發至紅軍長征到陝北，對於中共領導的革命戰爭從未停止過窺探。因此，當陝甘寧與南方的紅軍分別於1937年8月、10月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開赴抗日前線時，就在日方激起了強烈反應，其相關情報活動也隨之大力展開。日方頗知八路軍裝備差，一些部隊“步槍數量隻有兵力數量的一半左右，自然他們普遍為缺乏彈藥所苦，彈藥補充幾乎都要自己去解決”（日本大本營陸軍部：《對支作戦參考資料（教）其の十二（支那共産軍ノ現狀）》（1938年10月），第24頁。支那—支那事変全般—140。），而“新四軍的裝備……較之八路軍還要差”（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部編《第八路軍及新編第四軍に関する資料》，第294頁。）。但是，日軍很快就領教到八路軍在華北“狂奔於對日游擊抗戰”，新四軍在華中也“通過游擊戰術對日徹底抗戰”。關於八路軍、新四軍的戰斗精神和生活，日本大本營評論說：“他們富有堅定的抗日精神，抵抗之頑強給敵方留下深刻印象”，“擅長游擊戰”，“似乎特別會狙擊”，“在防御陣地的抵抗相當頑強”。“所謂游擊戰法，就是遇強敵即藏起武器潛伏山林……遇弱敵就驟起而擊之”。“他們習慣於極簡朴的生活，身穿粗布服裝，連帳篷也沒有，在山野起居，而從不以為苦”。“他們工作的場所雲遮霧障，選擇的是山間僻地，如沒有獵物，就要像熊一樣度過數日。對此，他們習慣而又坦然”。因此，日本大本營得出的結論是：“對於他們的游擊戰法，絕不可大意”。（日本大本營陸軍部：《對支作戦參考資料（教）其の十二（支那共産軍ノ現狀）》，第40、44—45頁。）
1940年10月，日本的華北方面軍參謀部提出《對華北方面共產勢力的觀察》報告，稱：在國民黨一再明裡暗中施壓、阻礙的情況下，華北的八路軍和中共其他力量仍“在以相當快的速度增長”，且“隻要重慶方面想言和乃至有軟化抗戰意識的傾向時，總是馬上抨擊，以使其朝著抗戰的方向”。八路軍“在總體上編制微不足道，裝備也不良”，但“斗志旺盛，機動性大（能做到一天行程約40公裡、連續行軍一周），通曉地理地形，善於分散作戰”，“其高層干部是經過磨練之士，有過去十多年中一直苦斗的歷史，因而統御的才能相當可觀……能巧妙指揮、運用分散在廣闊區域的眾多小部隊”，“採用的戰法是所謂游擊戰，極為巧妙、頑強地進行少數人的機動游擊戰，成了我治安的最大之癌”。（北支那方面軍參謀部：《北支方面共産勢力ニ対する観察》（1940年10月1日），第1、2、8頁。陸軍省—陸支密大日記—S15—111—206。）
1941年4月，該方面軍司令部回顧八路軍在華北的戰斗歷程，寫道：自1937年9月以來，八路軍在華北各地進行游擊戰爭，先后建立了晉察冀邊區、冀南軍區、在山東的第一縱隊等，力量逐漸增長，而國民黨軍隊則明顯減少。兩者都是日軍的敵手，但八路軍由於依靠動員民眾，盡管在不斷與日軍作戰過程中蒙受了巨大損失，卻能很快恢復﹔而國民黨軍隊由於對民眾的依存度很低，每月只是在減少。現在華北的中心區域，已無作為國民黨軍隊主力的正規軍，其集結於魯南及晉南地區，對華北日軍已無威脅﹔但八路軍自1940年5月以后擴大了隊伍，明顯將質轉化為量。（北支那方面軍司令部《北支那方面軍昭和十六年度肅正計畫》所附《情報関係書類》之〈華北に於ける共産軍進出過程〉，支那—支那事変北支—740。）而到1942年，日方在敘述華北中日戰況后得出的結論是：“吾人最須注意的，就是今后共產軍不間斷地在華北行動”。（東洋協會調查部：《支那最近の狀勢概観》，東京，三秀舍，1942年版，第9頁。）
對於新四軍，在其剛成立之時，日方即聲稱要保持高度“警戒”，因為在九江淪陷后，長江中下游的國民黨軍隊收縮了作戰區域，但新四軍“游擊作戰的主要目標是華中、特別是經濟中心上海”，在福建、廣東也有支隊。（東洋協會調查部：《支那抗日作戦の現狀》，東京，三秀舍，1938年版，第17頁。）其后，在日本駐上海總領事的報告及總領館警察署編印的所謂《治安月報》中，新四軍在上海、浦東、金山、崇明、鬆江、川沙、南匯、太倉、昆山、常熟等地深入民眾、進行游擊戰爭的情況，就成了常有、乃至於固定的內容。（參見《支那事変ニ伴フ狀況報告·支那各地報告·上海情報》（共5卷）所收1938年后日本駐上海總領事的報告和總領館警察署的《治安月報》。A—1—1—0—30之5—1—1。）1942年，日軍登集團報告蘇北新四軍情況，指出其“依然苦於武器彈藥不足”、以至於在戰爭中“要著眼於使用刀矛”，但同時仍承認其為“優秀”之敵，“持續抗戰，強化根據地，為大反攻作准備”，盡管在1941年6月遭國民黨發動皖南事變，但僅隔一年多時間，仍“顯出異常的發展”。以此推測未來，日軍如果拿不出新招、繼續依靠偽政權和偽軍，就無法阻止新四軍“隨處產卵增殖，並通過地下工作進行看不見的蠶食”。（登集團參謀部：《蘇北ニ於ケル新四軍ノ情況》（1942年11月11日）第一章題記及第1、3、7頁，陸軍省—陸支密大日記—S17—50—87。）1943年，在長江中游盤踞以武漢為中心的一些區域、與國共軍隊作戰的日本第11軍，將戰斗在以沔陽為中心的長江北岸三角地帶的新四軍視為“插進武漢中樞部的匕首”，說其“編成、訓練、戰法、民眾工作等有濃厚的共產軍色彩，武器彈藥等也是自制”，在數量上不可小覷，且善於利用水濠沼澤，有眾多堡壘工事，雖然日軍曾為摧毀新四軍進行過所謂“沔陽作戰”，但並不能達到目的，以至於在1943年還要進行所謂“一號作戰”，“以圖改善、強化本軍的戰略態勢”。（《昭和十八年武漢地區に於ける第十一軍の作戦指導》，第156—157頁，支那—大東亜戦爭武漢—161。）
到1944年，日本侵略者盤點八路軍與新四軍的力量，承認其有“迅猛發展”，華北的陝甘寧邊區34個縣、晉察冀邊區99個縣、晉冀魯豫邊區162個縣、魯蘇豫邊區86個縣、晉西北28個縣、塞北區17個縣為八路軍控制，華中的蘇中16個縣、蘇南17個縣、蘇北9個縣、淮南蘇皖邊區8個縣、淮北蘇皖邊區15個縣、豫皖蘇邊區20個縣、皖中6個縣、豫鄂邊區30個縣、浙東7個縣為新四軍控制。此外，“海南島有瓊崖紅色自衛隊”，“成為日軍開發島內的一大障礙”﹔中共武裝力量還正在向東北延伸。（日本大東亞省總務局總務課編印《中共概説》，第17—21頁。）
關於八路軍和新四軍始終英勇抗戰、由小到大、由弱變強的根源，日本侵略者有很一致的看法，認為：在於兩者在本質上同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軍隊，有出色的政治工作，並與民眾打成一片。日本大本營在1938年即看到，八路軍和新四軍“是基於中國共產黨的指令行動的”，“最須注意的是他們的政治工作”，他們“紀律極好，對一般民眾秋毫無犯，善於安撫民眾”，特別擅長進行抗日宣傳和動員，因而受到了民眾的“絕對信賴”。（日本大本營陸軍部：《對支作戦參考資料（教）其の十二（支那共産軍ノ現狀）》，第8、11、13、14頁。）其后，滿鐵調查部在搜集八路軍、新四軍情報過程中也注意到，在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之前，中國共產黨就根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提出“創造模范軍隊進行斗爭”，對紅軍積極進行戰斗動員，使紅軍上自軍長，下至炊事員、馬夫，都“努力學習軍事政治，為對日抗戰做各種准備”。在抗戰中，“八路軍的政治工作指導員指導其士兵積極聯系民眾，激發民族意識，對他們組成人民自衛軍、游擊隊予以指導”﹔而新四軍“與八路軍的政治工作幾乎同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部編《第八路軍及新編第四軍に関する資料》，第297頁。)1944年，日本情報機構根據多年了解的情況，又概括指出：八路軍、新四軍源於工農紅軍，“不單是戰斗部隊，而且是實現中共政治目標的武力”。“軍內有黨的機關與組織，通過它們的活動，確保軍隊執行黨的路線”，“對軍內外及民眾展開政治工作，完成軍隊的政治任務”。“黨在軍隊中的政治工作，首先是針對軍隊官兵的，將民族教育滲透到部隊中，鼓吹民族意識，強化指戰員的團結，以增強部隊戰斗力，進而確保戰斗勝利﹔其次是針對軍外民眾的，對民眾進行宣傳、鼓動，密切民眾與軍隊的關系，以動員民眾，同時與地方黨組織和行政機關聯系，促進民眾武裝，使民眾參加抗戰”。(日本大東亞省總務局總務課編印《中共概説》，第12—14頁。)
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抗戰中，遵照黨的指示，一貫實行優待、教育日俘以瓦解日軍的政策，這在當時日方的相關資料中也有反映。1940年10月，日本的華北方面軍參謀部報告稱：八路軍“極為優待俘虜……對之進行思想上的乃至於反戰的宣傳教育，予以釋放”，而對日軍來說，這種政策“不可無視”。(北支那方面軍參謀部：《北支方面共産勢力ニ対する観察》，第15頁。) 1942年，日本對華派遣軍總司令部報道部“採錄新的事實”編纂《抗戰中國的宣傳》，又以介紹曹伯韓《宣傳技術讀本》相關內容的方式，更具體地敘述了八路軍優待、教育日俘的情況，說他們用日語勸降日軍，將日俘送到后方，由會日語的教員每天對他們進行教育，使其認識自己受到本國政府的欺騙、人類不應互相殘殺、中日人民要團結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打到日本軍閥。（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報道部編《抗戦支那の宣伝》（上），上海，蘆澤印刷所1942年印，第95—97頁。）1944年，日本情報機構又稱：八路軍和新四軍在優待日俘的同時，還以日本侵華戰爭也殃及日軍家人來打動他們，引導他們認清侵華戰爭是為日本軍閥、財閥的私利私欲服務，而他們自己則充當了犧牲品。（日本大東亞省總務局總務課編印《中共概説》，第66頁。）
（三）對中共及其領導的軍隊廣泛動員民眾抗戰、建立抗日根據地的反映
在整個抗戰過程中，中共及其領導的軍隊堅信“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全力發動和組織民眾投入和支持抗戰﹔同時，為執行游擊戰爭的戰略任務以壯大自己、打敗日軍，而一貫致力於建立和鞏固抗日根據地。日本侵略者由此深陷人民戰爭的大海，步步走向失敗。而當時他們出於敵視立場和找對策的目的弄的一些材料，也有力反証了上述情況。
對中共及其領導的軍隊涉及稍深的日方資料，幾乎無不強調其強於政治，而所言政治的主要內容，就是發動組織民眾、建立抗日根據地。如1938年10月，日本大本營即根據“最近的情報”稱：共產軍“致力於通過巧妙的政治宣傳工作擴大紅色地盤，同時增強共產兵力”，“他們的工作步步見效”，有很多“土民”等投入共產軍，使“其兵力趨於逐步增加”。（日本大本營陸軍部：《對支作戦參考資料（教）其の十二（支那共産軍ノ現狀）》，第16頁。）而在華專門從事反共活動的日本特務深田悠藏，1939年在其書中說：共產軍“在軍事行動之外，更重視政治行動，以掌握中國四億民心、將其組織起來”，因而“是可怕的敵人”。（深田悠藏：《支那共産軍の現勢》，第4頁。）同年滿鐵調查部依據有關八路軍、新四軍情報編的書中也指出：八路軍出動以來，“隨處掀起民眾運動，積極組織人民自衛軍、游擊隊等，擾亂日軍后方，截擊交通兵站線，破壞新政府（指偽政權——引者注），同時在非淪陷區域內努力建立抗日政權、建設根據地，以堅持長期抗戰”。新四軍“對民眾的組織、武裝動員異常努力”，其戰地服務團在城鄉展開宣傳、教育和一切政治性活動，號召民眾抗日救國，組織抗日團體。同時，新四軍對日作戰，也是以根據地作為依托。（參見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部編《第八路軍及新編第四軍に関する資料》，第58、296、299-300頁。）
日本侵略者對中共及其領導的軍隊發動和組織民眾抗戰取得極大成效、贏得民眾廣泛支持和擁護，是十分仇視的，但在內部又不能不予以承認。說到原因，他們雖總在宣傳方法、形式、感染力上做文章，但也有以下值得注意的更深入的看法：
一是中共及其領導的軍隊堅決抗戰、不怕犧牲、艱苦奮斗，對民眾產生了巨大感召力。日本的華北方面軍參謀部在1940年評論說：中共及其領導的軍隊“有徹底的抗日思想”，“源於共產主義思想的特別的思想、精神……與不斷高漲的抗日民族意識結合在一起，不斷強化他們的對日抗爭意識及思想上的團結，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他們“為了主義和抗日可以不顧生死……在地方上積極活動，就使地方上的工作得以推進，取得了偉大的成果”。（北支那方面軍參謀部：《北支方面共産勢力ニ対する観察》，第7頁。）而該部特務機關“宣撫班”1939年的《工作月報》所述，又提供了具體例証：“共產第八路軍的政治工作隊員……是八路軍中最積極的分子”，在與日軍作戰中，“犧牲者以工作隊員為數最多”。八路軍女子工作隊“上前線慰勞士兵，縫補衣服，從事抗日運動等”，她們“是來自大學、女校的知識女性，穿著與士兵同樣的衣服，一日兩頓淡飯，但志氣超出士兵”。在他們努力下，鄉村中15歲至30歲的青少年編為自衛組織，廣大村民接受抗日宣傳並實行武裝訓練。（參見杉山部隊本部宣撫班：《北支那方面軍宣撫班指導要領抄》，支那—支那事変全般—180。）其后，在華中的日軍也有說法，認為“國民黨軍隊訓練與素質惡劣、軍紀廢弛、政治工作拙劣、喪失民心，反之，新四軍素質軍紀都更好，精力旺盛，政治工作、民眾工作（特別是宣傳工作）高超，得到民眾的信賴”。（登集團參謀部：《蘇北ニ於ケル新四軍ノ情況》，第6頁。）
二是中共及其領導的軍隊做到了發動、組織民眾抗戰與維護民眾利益的統一。日方看到，抗戰時期，盡管國共兩黨都號召動員、組織民眾，但兩者的方向並不一樣，國民黨方面隻關心從民眾那裡獲取人力物力，卻不管百姓疾苦，還對之百般防范，因此不能凝聚人心﹔而共產黨方面卻是通過維護民眾的切身利益、激發其積極性，來發動、組織民眾投身抗戰。（參見滿鐵調查部編印《支那抗戦力調査委員會昭和十四年度総括資料（二ノⅠ——戦時の支那內政）?政治篇（Ⅰ）》，大連，1940年，第23—24頁。）1939年，日本的華北方面軍參謀部述及共產黨、八路軍“發動民眾的方法”，認為“主要是通過教育和提高生活水平等”，就后者來說，體現為分給農民土地，使民眾稅負合理、減輕債務，以及適當運用合作社，故民眾生活安穩。（參見北支那方面軍參謀部：《北支方面共産勢力ニ対する観察》，第13頁。）1940年，曾作為美國觀察員來華、到過很多抗日根據地的卡爾遜，在紐約出版了《中國軍隊附錄》一書，其中譯述了王毓銓介紹的共產黨、八路軍在魯南游擊根據地動員民眾的情況。日本情報機構認為其與國民黨動員民眾形成了對照，予以轉述，稱：魯南游擊區根據地是基於“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改善民眾生活、促進民眾運動的原則動員民眾，貧苦農民得以免去重稅負擔，廣泛組成平時不脫離生產的自衛團，而地方政權也消除了舊鄉紳的控制、主要由抗戰青年掌握，廉潔高效。（參見東亞研究所編印《重慶政権の政情》第三章第三節。）1942年11月，日軍敘述新四軍有效動員民眾的情況，指出：淪陷區民眾飽受倚仗日軍之勢的偽軍橫暴壓迫、苛斂誅求，十分怨恨，而新四軍則在動員民眾工作中實行新的土地政策，宣傳並落實合理負擔、改善民生、發展生產三項原則，符合民眾對日常生活的要求。（參見登集團參謀部：《蘇北ニ於ケル新四軍ノ情況》，第6、7、8頁。）
三是中共高度重視教育、訓練培養做民眾工作的人員，取得了巨大成效。1936年，中共在上海的報紙刊出西北抗日軍政大學招生廣告，宣告該校宗旨是為抗戰培養訓練大量軍事政治干部，為此招收各地革命青年、軍官、愛國志士入學。日本情報機關得見，即全文譯出向當局報告。（參見《西北抗日紅軍大學の學生募集運動》，《外事警察報告》第167號，第112—114頁。）而后來日方在提及中共及其領導的軍隊動員、組織民眾時，也多認為相關人員受過很好的教育訓練。如1939年1月，日本的華北方面軍參謀部在絕密資料中指出：“延安有很多共產學校，學生達八千人，或受軍事教育，或受政治及其他方面如宣傳牌制作法的教育”，“進行訓練后，相繼將畢業生派到前線，增強工作隊”。“各地共產游擊支隊分別設立干部學校，選拔支隊內的排長、班長入學，在其他要地（編者列出五台山、任丘、霸縣、博野、掖縣、沛縣、馬門關——引者注），旨在培養斗士的學校也有不少”。同時，共產黨在地方上還將小學教師組織起來、進行訓練，鼓勵小學生向周圍人宣傳抗戰。編者所得出的結論是：“共產黨方面的教化工作與宣傳工作熱烈、巧妙而有組織性”，“華北民眾仍在被他們獲得”。（《方軍參特報第一一號·北支ニ於ケル共産軍ノ現勢教化工作並民衆ノ抗日意識》（1939年1月11日），支那—支那事変北支—940。）至於華中的新四軍，日方在其成立不久就得知：其教導營就是“為訓練游擊干部而設的學校”，“課程與在陝北的抗日軍政大學及陝北公學相同”，“隊員分別就團體組織、團體工作進行研究”，還常進行公開討論，“畢業后到游擊區指導訓練各游擊隊，從事民眾工作”。（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部編《第八路軍及新編第四軍に関する資料》，第294—295頁。）而到1942年，日軍驚呼：“新四軍可以名之為政治軍隊”，“其政治力量滲透顯著”，故無論是在其根據地還是游擊區，“民眾都有旺盛的抗日意識”。（登集團參謀部：《蘇北ニ於ケル新四軍ノ情況》，第1、3頁。）
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在十分艱險的環境下，領導軍民建立了眾多根據地，並在與野蠻殘酷的日軍反復搏斗中，使根據地不斷擴大、鞏固，為壯大抗日力量、打敗日本侵略者創造了極為重要的條件。在此過程中，日方妄圖摧毀抗日根據地而竭力尋求對策，為此探究抗日根據地存在和發展的因由。而1944年日方情報機構的報告，便集中反映了他們的看法。該報告寫道：中共領導的根據地遍布於陝、甘、寧、晉、察、冀、魯、豫、蘇、皖、鄂、綏、浙、閩、瓊，分為基本根據地與游擊根據地兩種類型。這些根據地支撐八路軍、新四軍等堅持抗戰，同時還實行各方面建設，即：以共產黨為核心，全面貫徹新民主主義，在政治上，按“三三制”建立政權以體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行民主政治，經由各種團體將民眾動員組織起來，號召擁政愛民﹔在經濟上推行減租減息、合理征稅、保護勞工政策，沒收漢奸土地，開展合作社運動，發展生產，保護根據地內的自由經商，成立邊區銀行、發行“邊幣”“抗幣”，平抑物價，並圍繞軍需與生活物資與日偽展開經濟斗爭﹔在教育方面，黨政軍不僅十分注重自身成員的教育，而且共同對民眾普及教育，尤其是對兒童的教育，切合其特點而又善於引導其參與現實生活，很有成效﹔在文化方面，抗戰文藝有廣泛發展，出版了許多刊物雜志，音樂、舞蹈、美術等的創作也很活躍，戲劇、歌詠的影響巨大，而相關政策導向則重在貼近民眾、通俗化。面對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的廣泛存在及其全面而卓有成效的建設，報告作者寫下了這樣的文字：“在中共影響下的邊區人口，估計總共約有1億”，而“600萬黨員領導中國（上接第66頁）之日，大概就是中國‘赤化’之時了”。（參見日本大東亞省總務局總務課編印《中共概説》，第21頁。）可以說，這是其對日本終將失敗、而中國共產黨則肩負著中國未來所作的一種惶恐無奈的預告。
結語
中國共產黨發動和領導抗戰的偉業，是一個歷久彌新的話題，值此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之際，重新回顧和加深認識，很有意義。筆者認為，現在還能看到的當年日本政府、軍方、民間侵華機構等方面搜集的相關情報及據此所作記述、分析，有不少涉及到敵方對中共發動和領導抗戰的反應與反映，這些內容有助於我們擴展視野、深化對問題的理解。透過這些日方資料，我們可以確認：九一八事變后的東北抗戰，主要是由中共發動和領導﹔其后，為全面抗戰奠定了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也是由中共廣泛發起、促成、領導和堅持﹔而正確有效的中國對日戰略，在日方也承認是毛澤東提出的持久戰方針﹔中共及其領導的軍隊英勇奮戰、大力動員和組織民眾、創建和不斷擴展根據地，一步步挫敗日軍、使之陷於四面楚歌而最終失敗，都是日方也難以諱言的事實。成於當年日本侵略者之手的這些資料，從反面使我們確信，中國共產黨是中華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是經得起檢驗的歷史定論。
〔作者李少軍，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湖北武漢430072〕
來源：《黨的文獻》2015年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