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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36年2月至5月，毛澤東、彭德懷率領中國工農紅軍進行東征。時任東征主力部隊紅一軍團政治部秘書長的蕭向榮所寫的日記《東征瑣記》，詳細記錄了紅軍東征的過程。這部日記體現出中國共產黨作出東征決策的原因和目的，即准備對日作戰力量，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記錄了東征過程中的一些重要戰斗﹔披露了毛澤東為團以上軍政人員會議所作的報告和關於大麥郊政治局會議決定的報告，兩個報告都就對日作戰問題進行了思考。通過《東征瑣記》可以看到，紅軍東征壯大了抗日力量，宣傳了黨的抗日主張，初步顯示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抗戰的中堅力量，有力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關鍵詞]毛澤東﹔東征﹔抗戰﹔蕭向榮﹔《東征瑣記》
1936年2月至5月，毛澤東、彭德懷率領中國工農紅軍進行東征，以“打通蘇聯”、“鞏固擴大現有蘇區”，准備直接對日作戰的力量，進而進軍華北前線，抗擊日本侵略。紅軍出師山西，遭到蔣介石、閻錫山軍隊的阻攔和破壞，未能實現對日寇直接作戰。但是，紅軍東征“打了勝仗，喚起了人民，擴大了紅軍，籌備了財物”（《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40頁。），以實際行動表明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救國主張，推動了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興起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的開展。時任紅軍東征主力部隊紅一方面軍第一軍團政治部秘書長的蕭向榮，在東征期間，利用戰斗間隙，在一個薄薄的小筆記本上撰寫了《東征瑣記》，以日記形式記錄了紅軍東征的過程，還用紅藍鉛筆精細地繪制了若干行軍及作戰詳圖，並配以詳盡的說明文字。這是少見的以日記體形式記錄的關於抗戰准備階段的文獻，其中包括未刊載於公開出版物的毛澤東的兩個重要報告，以及東征期間幾次重要戰斗的記載等。公布這部塵封了近80年的日記，對於研究紅軍東征及中國共產黨抗戰史，具有重要價值。筆者對《東征瑣記》的內容進行梳理，並參考其他權威史料，就其反映的幾個重大事件作一考察。
一、中國共產黨作出東征決策的原因和目的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結束長征，勝利到達陝北。然而，黨和紅軍依然面臨著嚴峻的革命形勢：部隊僅余7000余人，兵力和裝備受到嚴重損失，急需休整和補充，而陝甘革命根據地位於黃土高原，地瘠民貧，交通閉塞，紅軍的發展壯大和根據地的鞏固受到嚴重制約﹔同時，蔣介石調集20余萬軍隊，對根據地繼續進行“圍剿”。如何鞏固和發展根據地，如何發展壯大紅軍力量，如何選擇紅軍的戰略主攻方向，成為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對此，中共中央和紅軍領導層中出現不同意見。有的主張向南推進，封住國民黨軍隊通往陝北的通道﹔有的主張往西，向寧夏發展﹔有的主張往北，向內蒙古發展，打通和蘇聯的聯系，取得國際支援。如時任紅一軍團軍團長的林彪，就提出要到陝南打游擊，認為這比在陝北鞏固和擴大根據地更重要。
在日本帝國主義制造華北事變，控制華北大部分地區，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局勢下，毛澤東對各種意見進行反復比較之后，認為應當向東發展。事實上，對於紅軍拓展生存空間、尋求發展機會來說，與其他方向相比，當時向東的阻力是最大的。為阻止紅軍東進，閻錫山把山西全省劃分為12個“防共自衛區”，制定了“軍事防共”、“政治防共”、“經濟防共”、“思想防共”和“民眾防共”等反共措施。在軍事部署上，閻錫山以四個旅另加一個團布防在黃河東岸300余裡的地段上，除此之外，沿河還有12個“防共保衛團”。閻錫山還在沿河岸山頭、隘路構筑了大量碉堡，並將沿河邊的山崖地壩削成陡壁，形成一個防御整體。然而毛澤東以深邃而長遠的眼光看到：“東討之利益是很大的”（《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第492頁。），主張抓住全國抗日救亡運動日益高漲的有利時機，東渡黃河，向山西發展，然后適時地由山西轉向綏遠，打通與蘇聯的聯系和對日直接作戰路線。他曾專門致電林彪，明確指出：“在日本進佔華北的形勢下，陝南游擊戰爭不能把它提到比陝北等處的游擊戰爭還更加重要的地位，實際上后者是更重要的。”（《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第498頁。）
毛澤東之所以這樣思考，是因為他看到的不僅僅是中國工農紅軍的生存發展問題，而且是整個中國和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問題。當時的民族矛盾已逐步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紅軍當然要發展，然而在日本侵略下，民族生存都危險了，何談紅軍發展。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開了具有重要轉折意義的瓦窯堡會議。會議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決議》提出，黨的戰略方針是：“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准備直接對日作戰的力量”，“猛烈擴大紅軍”。為執行這一戰略方針，第一方面軍的行動部署必須放在“打通蘇聯”與“鞏固擴大現有蘇區”兩個任務之上，並把“打通蘇聯”作為中心任務，以便“把蘇聯紅軍同中國紅軍在反對共同敵人日本帝國主義的基礎之上結合起來”。如何把“鞏固擴大現有蘇區”與“打通蘇聯”聯系起來？《決議》主張把紅軍行動與蘇區發展的主要方向放到東邊的山西和北邊的綏遠等省去。（參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522、524頁。）
《中共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正式作出了紅軍東征的戰略決策。第一步，1936年2月5日之前，在陝西完成東渡黃河的准備工作。第二步，1936年2月至7月，在山西完成20項具體任務，如：擊破閻錫山的主力﹔開辟山西西部五縣以上地區，使之成為初期的蘇區﹔擴大紅軍1.3萬人﹔完成與蘇聯的通信聯絡﹔著手抗日聯軍的組織﹔完成出綏遠的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的准備﹔等等。第三步，根據日本帝國主義對綏遠進攻的情形，適時地由山西轉向綏遠，即使存在困難，但在反日潮流高漲的情形下依然有許多文章可做。（參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2冊，第527—528頁。）
有論者認為，紅軍東征就是本著鞏固和擴大根據地、壯大紅軍的目的，而打著抗日的旗號打閻錫山。這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正如瓦窯堡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所指出的：“為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賣國賊，須擴大數百萬紅軍才能濟事”﹔“隻有把賣國賊統治著的土地，大塊的變為蘇維埃領土，紅軍才有依靠，抗日戰爭才有后方”。（《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2冊，第543、544頁。）鞏固和擴大根據地、壯大紅軍的根本目的，正是為了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
蕭向榮《東征瑣記》的開篇，記錄了1936年2月3日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在臨真所作的戰斗動員報告。林彪在報告中強調，紅軍東征是為了實現黨的任務，即“抗日討蔣，擴大抗日根據地”和“與蘇聯打通聯系”（本文的引文凡未注明出處者，均引自蕭向榮的《東征瑣記》。），還分析了東征的優勢，指出了向北、向南、向西發展的局限，這與瓦窯堡會議精神是一致的。在動員報告的最后，林彪提到：“我們要堅信中央的戰略方針是正確的，為堅決的實現黨的戰略方針而戰斗！”這充分說明，作為紅軍的重要指揮員，林彪這時已經接受了毛澤東和黨中央的戰略主張和決策，黨中央和紅軍將士在東征前取得了思想上和行動上的高度一致。
二、東征過程中的幾次重要戰斗
蕭向榮在《東征瑣記》中，詳細記錄了自己親歷的若干次戰斗，本文擇其要者予以梳理。
（一）東渡黃河：突破“沿河三百余裡的封鎖線”
1936年2月18日，毛澤東和彭德懷發布《關於東征作戰的命令》，規定東征部隊第一步的任務是東渡黃河，佔領呂梁山脈各縣。該命令要求以21日20時為紅一軍團和紅十五軍團同時渡河的時間。之后，由於渡河准備工作進展順利，毛澤東和彭德懷決定提前至20日20時渡河。《東征瑣記》的記錄表明，東征部隊嚴格按照這一命令，圓滿完成任務：19日，紅一軍團“決定廿日廿時在團屋村、坪上附近開始渡河”﹔20日，五團“以28個英雄，首先偷渡，到達黃河東岸”，隨后擊潰巡查之敵，佔領了坪上附近的敵堡，后又擊潰三交鎮守敵並佔領該鎮﹔23日，紅一軍團又集中於留譽、柳家溝、金家庄一帶，以待機擊敵並候行李續渡。至23日，兩個軍團勝利渡過黃河，控制了辛關至三交鎮的所有渡口，佔領了橫寬50余公裡、縱深35公裡的地區，完成了東征戰役的第一步任務。
（二）關上村戰斗：“抗日討賊的第一個戰斗”
閻錫山對紅軍神速突破其苦心經營的黃河防線極為恐慌。他一面急調入陝的晉綏軍回撤，從北面堵截東征軍﹔一面調整其駐晉主力部隊的部署，防止東征紅軍繼續東進或南下。
關上村一帶，為東出要道，閻錫山急忙派駐汾陽的晉綏軍獨二旅進駐，阻截紅軍東進。為此，2月25日，毛澤東、彭德懷致電林彪、聶榮臻，明確指出，紅一軍團有消滅關上村敵人之任務。按照這一命令，26日，紅一軍團的先頭部隊擊潰宿營於關上村的獨二旅先頭部隊第四團。
蕭向榮26日的日記記述了敵我兩支先頭部隊狹路相逢的情景。東征將士的精神面貌，在日記裡得到淋漓盡致的體現。雖然“星夜趕程”，
但“一與敵接觸”，就“毫無倦容，暫不思吃”，並進入陣地，作積極的進攻。這一天的戰果，一是全部擊潰敵軍，其殘部趁夜逃跑，一是敵軍的山炮連全部投誠。在這裡，蕭向榮的記錄是積極樂觀的，體現了政治工作者的特點。同一天19時，紅一軍團向毛澤東匯報戰斗情況的電報中，卻闡述如下：“因山大林密，部隊運動極感困難，於黃昏稍前，始奪取敵之野戰陣地。”（《鞏固和發展陝甘蘇區軍事斗爭》（1），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版，第206頁。）由此可見，這一天的戰斗，由於將士疲勞、地形復雜，取勝並不容易。基於此，26日23時，毛澤東、彭德懷致電林彪、聶榮臻，對於關上之敵，提出兩種解決方案：如地形有利，則於次日堅決消滅之﹔如地形不利，則隱蔽休息，待紅十五軍團增援，然后全力消滅之。總之，必須消滅關上村的敵人。關上村戰略地位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為了“不讓敵人逃脫一槍一彈”，東征將士“猛打猛沖猛追”，在27日拂曉出動，向汾陽、柳林鎮、中陽等地追擊逃敵，俘虜80余人。27日傍晚，紅一軍團的兩個師將由汾陽繼進的晉綏軍獨二旅旅部及其所率的第三團和第五旅“全部打坍”，並連夜追擊。在日記裡，蕭向榮詳細記錄了關上村戰斗取得的豐碩戰果：俘虜400余人，步槍四五百支，山炮3門，迫炮4門，輕機槍20余挺，重機槍10余挺，手提式數十挺，迫炮彈300余發，子彈10萬發，等等。戰利品之多，使蕭向榮不禁感嘆：至此之后閻錫山將“不免有‘運輸隊長’之口號！”
（三）兌九峪戰斗：政治影響及對閻錫山的威脅“非常之大”
紅一軍團取得了關上村戰斗勝利的同時，紅十五軍團佔領了水頭鎮。關上、水頭一線，是東征紅軍的作戰樞紐，在地形上又是最好的臨時后方根據地。3月1日，毛澤東、彭德懷致電兩個軍團負責人，指出：關上、水頭的勝利，使汾陽馬路與汾水鐵路完全暴露在我們面前，使閻錫山對我們的進攻與防御陷入極大困難中。但是，“此時不應估計閻錫山即時轉入防御，他使用四個師至五個師在短期內向我們作堅決的進攻是沒有疑義的”（《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72頁。）。正如毛澤東所料，此時閻錫山正在抓緊調兵遣將，准備進行大規模反擊。之后幾天，毛澤東、彭德懷多次致電兩個軍團負責人，通報敵情。蕭向榮在3月7日的日記中繪制了一幅作戰圖，反映了兌九峪戰斗前晉綏軍的部署情況。
3月8日，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具體研究了兌九峪的戰斗部署，決定在這一帶重創敵軍。3月10日拂曉，兩個軍團的主力向兌九峪的晉綏軍發起進攻。從日記來看，在戰斗之前，對敵情判斷存在失誤：“初以為敵僅五六個團”，戰斗開始后，方知敵人共有10個團。蕭向榮認為，這次戰斗沒有把敵人消滅，是因為“敵情不明，地形不利”。紅十五軍團政委程子華后來曾總結道：“兌九峪這一次作戰，我們的口張得太大了，想多吃一些敵人，但口張得大了就消化不了，結果打成了對峙戰，沒有打成殲滅戰。那時如果口張得小一些的話，完全可以消滅敵人一部。”（程子華：《紅軍在一九三六的東征戰役：一九八二年七月七日在華北地區黨史資料征集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黨史通訊》1983年第6期。）兌九峪戰斗雖然“沒有完全把敵人消滅”，但在“施行猛烈的炮擊”並“集中最大量的兵力”的敵情下，兩個軍團“反復沖鋒”，打坍駐守之敵和增援之敵，使得敵人“表現極其恐慌”，閻錫山組織的第一次反擊被粉碎。
（四）西渡黃河：“轉移方向作戰”
兌九峪戰斗后，東征紅軍兵分三路，右路軍南下作戰，向晉東南發展﹔左路軍北上進逼太原，向晉西北行動﹔中路軍鞏固現有佔領區域。從《東征瑣記》來看，紅一軍團所在的右路軍取得南關大捷，紅十五軍團所在的左路軍消滅了晉綏軍第71師周團所率之二營及機炮各一連。其他工作如擴紅、成立黨組織和游擊隊組織等也取得了很大成績。在這種形勢下，中央軍和晉綏軍調整部署，中央軍部署在同蒲鐵路南段和晉東南地區，主要“進剿”紅軍右路軍﹔晉綏軍部署在晉西、晉西北地區，主要“進剿”紅軍左路軍和中路軍。蔣介石還強令張學良和楊虎城向延長、延川進擊，襲擾陝甘蘇區。為此，毛澤東和朱德發布《為反對賣國賊蔣介石閻錫山攔阻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東下抗日搗亂抗日后方宣言》，號召停止一切內戰，一致聯合抗日。到4月下旬，形勢更為嚴峻，晉綏軍構筑了東、南、北三面封鎖線，張學良和楊虎城部則在蔣介石命令下於陝西准備從西面封鎖黃河。此時在山西作戰已無有利條件，為粉碎蔣介石擾亂紅軍抗日后方的計劃，避免大規模內戰，保存抗日實力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4月28日，毛澤東、彭德懷致電兩個軍團負責人，決定紅軍主力西渡黃河。電報提出，紅軍西渡仍然是為著爭取迅速直接對日作戰之基本的政治任務，華北各省仍然是戰略進攻的主要方向。“堅持以陝甘蘇區為中心向各方面作戰，而以東方各省為長時期內的主要方向，這是確定的方針。”（《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524頁。）從5月2日晚上到5月5日黃昏，部隊完成渡河任務。至此，紅軍東征結束。
在部隊渡河完畢的當晚，結合上級傳達的精神，加上個人的理解，蕭向榮分析了紅軍西渡黃河的原因，即蔣介石、閻錫山“動員了一切的反革命力量，來攔阻抗日先鋒軍的行動，同時搗亂我們的后方——陝北蘇區”。蕭向榮寫道，如果我軍“仍舊停留在山西活動”，就會出現兩個惡果，一是“脫離了陝甘蘇區根據地”，一是使我們的根據地“處於一種不安的情況”。這樣的結果，有悖於鞏固發展的戰略方針，屬於脫離根據地的冒進，因此是不能採取的。西渡黃河后雖不能直接進軍抗日前線，但蕭向榮依然堅信：“我們將以更有效的步驟，為著爭取迅速對日作戰而斗爭。”
三、首次披露的毛澤東兩個重要報告
《東征瑣記》中還詳盡生動地記錄了毛澤東在東征途中所作的兩個重要的形勢和戰斗報告，反映了他對當時國際國內形勢及黨和紅軍如何應對這些形勢的戰略思考和具體部署。
（一）1936年3月13日，毛澤東為團以上軍政人員會議作報告
《東征瑣記》記錄了一次毛澤東參加的會議，即3月13日毛澤東於宋家庄（宋家庄，今山西省呂梁市交口縣桃紅坡鎮下轄村，又稱西宋庄。該村位於大麥郊村西北5裡處，蕭向榮在《東征瑣記》圖6中標注的位置有誤。）為團以上軍政人員會議作報告。這次會議，時任紅一軍團紅一師三團政委的蕭鋒在其《長征日記》裡也有記錄，可互為佐証，但未見於《毛澤東年譜》《毛澤東軍事文集》等。筆者認為，該報告內容很有史料價值，應是對毛澤東東征史料乃至中國共產黨抗戰史料的重要補充。
據蕭向榮記載，毛澤東在報告中談了四個問題：關於抗日問題，毛澤東分析了國民黨內部趨於分化的情形和華北地區六種勢力並存的形勢，明確提出要團結一切反日的力量，堅決進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要集中全國紅軍主力於河北，爭取迅速對日作戰﹔關於山西作戰問題，毛澤東分析了山西戰場的形勢，並指明了如何從戰略上和戰役上戰勝敵人﹔關於抗日先鋒軍的組織，毛澤東提出，抗日先鋒軍的基本任務是擴大紅軍和創造游擊區域﹔關於干部問題，毛澤東提出，要把紅一方面軍，尤其是紅一軍團提高到全國的領導地位。
對此次會議，蕭鋒記錄的日期是3月12日。《長征日記》這樣描述：“今早，我和阮副團長騎馬趕到軍團部駐地郭家峪開會。”“進入會場不一會，毛主席和軍團首長都來了。”“天將黑時，我們騎馬趕回駐地。”（蕭鋒：《長征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135頁。）根據這一說法可以推斷，這次會議持續了近一天時間。而在3月11日毛澤東、彭德懷致兩個軍團首長的電報裡，明確要求：“一軍團以一、四兩師及直屬隊一部由林率領，附十七分隊，十五軍團以七十五師（缺一團）由徐率領，兩軍團統歸林指揮，明（十二）日進至南北馬庄，十三日佔領汾縣西端馬路待命。”（《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488頁。）這一電報表明，3月12日，林彪及蕭鋒所在的紅一師有明確的任務，即進至南、北馬庄，應該沒有時間一大早去參加持續了近一天的會議。蕭向榮記錄的時間較為可靠。
這次會議，按照蕭向榮的記錄，是在宋家庄召開的。蕭鋒《長征日記》則顯示，這次報告會在“軍團部駐地郭家峪”召開。而3月7日林彪、聶榮臻給劉亞樓、肖華的電報提到：“軍團直屬隊，一、四師今日始均在大麥郊附近之宋家庄、灣裡一帶宿營，十三團宿郭家掌，十五軍團及方面軍司令部宿大麥郊、西岐溝。”（《紅軍東征：影響中國革命進程的戰略行動》（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45頁。）從這一電報可以判斷，紅一軍團駐地是宋家庄。這一判斷可以由蕭向榮3月7日的日記得到印証，即“軍團今日移至大麥郊附近之宋家庄”。既然報告會是在紅一軍團的軍團部駐地召開的，那就應該是宋家庄，蕭向榮的記錄應當是准確的。
此外，同樣屬於紅一軍團的童小鵬，他的《軍中日記》對這次會議沒有記錄（參見童小鵬：《軍中日記（1933年—1936年）》，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3—194頁。），這應是由於此時他的職務不夠團級(據《中共黨史人物傳》記載，1936年5月20日，童小鵬到紅大學習。紅大學生按職務和有關條件分編成一、二、三科。童小鵬和另外兩名同志職務不夠團級，卻被破格分配到師團級以上干部的第一科。參見《中共黨史人物傳》第7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42頁。)，尚無參會資格。
（二）1936年4月29日，毛澤東作關於大麥郊政治局會議決定的報告
《東征瑣記》載，4月29日，毛澤東在桑壁鎮就大麥郊政治局會議的決定作了報告。3月20日、23日、24日、25日和27日，中央政治局連續在晉西大麥郊、石口、石樓等地召開會議，這些會議統稱“晉西會議”。根據《毛澤東年譜》關於晉西會議的記載可以看出，毛澤東在桑壁鎮所作的是關於整個晉西會議決定的報告，而不限於大麥郊會議。除此之外，報告還對當時的形勢和任務作了分析。
報告內容包括五個方面：一是關於國際形勢。毛澤東分析了蘇聯、法國、美國等的形勢，指出了法西斯的潛在威脅，認為“目前的形勢是很緊張的”，強調“和平口號與統一戰線是目前形勢中主要策略的一環”，必須“反對宗派傾向，反對關門主義，反對右傾”。二是關於實行統一戰線的口號。強調要在瓦窯堡會議的基礎上，補充新的口號：爭取迅速對日作戰﹔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全國紅軍集中河北，為抗日之先鋒﹔聯俄聯共，一致抗日。關於爭取迅速對日作戰，毛澤東認為，這一口號能夠動員全華北以至全國，對於紅軍隻有擴大，毫無削弱。三是關於東征的成績。這不是晉西會議的內容。在這個報告的前一天，毛澤東、彭德懷致電兩個軍團，決定紅軍主力西渡黃河。因此，毛澤東在報告中對紅軍東征進行了言簡意賅的總結，即“勝利了”：不僅壯大了紅軍，而且鞏固了陝北蘇區。四是關於紅軍的團結統一問題。毛澤東強調，要堅定政治立場，不放棄原則問題，通過爭論、說服和批評，達到黨和紅軍的團結與統一。五是關於西渡黃河的戰略。這也不是晉西會議的內容。毛澤東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向東突擊是脫離陝甘蘇區的冒險行動，沒有勝利把握，因此決定轉移方向作戰。西渡黃河前夕，毛澤東對東征成績和西渡黃河戰略進行闡發，使這個報告不僅傳達了晉西會議的精神，也為紅軍回師陝北作了有力動員。
毛澤東在這一天的活動，《毛澤東年譜》等均無記載，《東征瑣記》的記錄可以補充這一空白。
這個報告有沒有可能是紅一軍團首長傳達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而不是毛澤東親自作的報告？筆者認為，這種可能性不存在。第一，4月24日毛澤東曾電告各部首長：“明（二十五）日率第一分隊由康城出發，以三天到桑壁鎮與林、聶開會。”（《鞏固和發展陝甘蘇區軍事斗爭》（1），第372頁。）從這一電文來看，毛澤東應該於4月27日左右到達桑壁鎮。《東征瑣記》對此予以印証：從4月27日到4月30日，蕭向榮所記錄的都是在桑壁鎮開會。這樣，4月29日毛澤東為紅一軍團作報告是可能的。第二，關於西渡黃河的決定是在4月28日才作出的，而晉西會議所作出的決定卻是“目前經營山西為主，也要准備在河北、山西、綏遠三省進行運動戰”（《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第525頁。）。如果是傳達報告，在超出
報告范圍或與報告不一致時，應作出說明。第三，晉西會議結束第二天，即3月28日，毛澤東致電兩個軍團的首長，通報了晉西會議的決議，遠比《東征瑣記》的記載簡略。（參見《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500—501頁。）第四，報告的第三部分提出，一軍團這次行動，“在林聶領導下，是正確的”。這顯然是林聶的上級領導進行的評價。第五，從蕭向榮記錄的報告內容來看，通篇體現了當事人自己作報告的語氣，而不是傳達報告的語氣。
四、從《東征瑣記》看紅軍東征的重大意義1936年5月5日，毛澤東、朱德聯名發表《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譴責蔣介石、閻錫山“攔阻紅軍抗日去路”、“擾亂我抗日后方”，號召以“兄弟阋於牆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國范圍首先在陝甘晉停止內戰，以“保存國防實力”，“迅速執行抗日戰爭”。（《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15—116頁。）至此，紅軍東征勝利結束。紅軍東征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戰事業作了重要准備，現結合《東征瑣記》作一梳理。（一）壯大了紅軍，鍛煉了隊伍。《東征瑣記》對東征的勝利成果進行了統計，包括消滅敵軍7個團，俘獲人槍各4000，山炮3門﹔擴紅達8000人，籌款50萬以上﹔成立河東抗日獨立團﹔組織20個以上的游擊隊等。關於俘虜敵人，《東征瑣記》有過多次記錄。如，2月27日，關上村戰斗俘敵400余人﹔3月10日，兌九峪戰斗俘敵百余人﹔3月17日，南關大捷俘敵90余人﹔4月1日，俘人200余﹔4月15日，在攻打吉縣的戰斗中，“自縣長、民團隊長以下，全部被俘”，計300余人﹔4月19日，俘50余人。擴紅是紅軍東征的重要任務。對此，蕭向榮這樣寫道：山西是我抗日先鋒軍爭取對日作戰，而必需猛烈擴大抗日的主力軍的源泉。對於擴紅的新戰士，東征紅軍注重加強教育，如“集中訓練一時期，至少完成入伍課本第一冊”。新戰士在戰斗過程中的表現，蕭向榮如此評價：雖部隊成分變動，新戰士百分比很高，“然傳統之風，不稍減於往日”。由此可見，擴紅不僅是紅軍數量的增加，同時也是紅軍戰斗力的提升，從而為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紅軍奔赴抗日前線打擊日本侵略者奠定了軍事基礎。
（二）發動了群眾，宣傳了抗日主張。紅軍東征以前，閻錫山在“政治防共”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措施，特別是在宣傳上極力丑化共產黨的形象。紅軍剛到山西時，曾經出現老百姓逃離的現象。《東征瑣記》這樣記錄：由於敵人威嚇欺騙，“群眾比較不敢公開出來”或者“群眾逃跑較多”。為此，東征將士積極開展群眾工作。在3月27日的日記裡，有這樣一條記錄：八時前進行軍政課，八時至十八時群眾工作，十八時后匯報並講評。群眾工作的重要地位，在這條記錄裡得到充分體現。東征紅軍一方面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另一方面又在一些地方開辟蘇區，創建蘇維埃政權，發動群眾打土豪、斗惡霸。這些舉措，播下了革命的火種，使群眾認識到紅軍是抗日的隊伍，是人民的隊伍，群眾對紅軍的認識和愛護，“真是二萬五千裡長征以來所罕見”。由此，“山西民眾，紛起響應，舉國同胞，歡躍若狂”，鼓舞和支持了華北及全國的抗日運動。在這種形勢下，“一切的賣國賊軍閥直至日本帝國主義，都在抗日先鋒軍的面前發抖了”。
（三）初步顯示出中國共產黨是抗戰的中堅力量。《東征瑣記》記錄的毛澤東所作的兩次報告，明確提出“要團結一切反日的力量，堅決進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全國紅軍集中河北，為抗日之先鋒”，“爭取迅速對日作戰”。這與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政策以及蔣介石、閻錫山拼命阻攔紅軍東進抗日，形成鮮明對比。東征期間，紅軍軍紀嚴明，如規定“不得隨意進老百姓住屋”、“取締有礙軍容之裝束”等﹔作戰勇猛，如在關上村戰斗中“毫無倦容，暫不思吃”、“猛打猛沖猛追”﹔吃苦耐勞，經常“拂曉出發”、“早二時出發”、“晨三時出發”﹔樂觀向上，即使負重前進，但沒有一個愁眉不展，卻像“懷抱著意外的愉快、歡喜”。而國民黨軍隊卻常常“趁夜逃跑”、“逃態狼狽”、“表現極其恐慌”。紅軍將士的戰斗力、精神狀態與國民黨軍隊形成鮮明對照。這些對比，使中國共產黨樹起了抗日救國的旗幟，贏得了民心，成為群眾可以信賴和依靠的抗戰中堅力量。
（四）有力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東征紅軍的強大聲勢和節節勝利，給晉綏軍以沉重打擊。《東征瑣記》對此有著多次記錄：在關上村戰斗中，晉綏軍獨二旅的第四團被東征紅軍“全部擊潰，殘部趁夜逃跑”﹔在兌九峪戰斗中，晉綏軍楊效歐66師等駐守兵力以及隨后趕來增援的李生達72師被東征紅軍反復沖鋒，終於“在我英勇的紅軍面前潰敗下去”。這些戰況，一度使得閻錫山“慌恐異常”、“舉止失常”（楊耀芳：《閻錫山阻擊紅軍東渡的概況》，《山西文史資料》第6輯。），十分不堪。此外，東征過程中紅軍深明大義的政治主張，如《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布告》等，動搖了晉綏軍軍心，使其內部出現分化﹔蔣介石幫助閻錫山攔阻東征紅軍的國民黨中央軍賴在山西，企圖霸佔山西﹔紅軍東征打亂了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步伐，日本人以“共同防共”為由，頻繁入晉，“大有侵奪我晉綏之圖謀”（張國祥：《山西抗日戰爭史》上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2頁。）。紅軍回師陝北之后，抓住時機，加緊對晉綏軍的統戰工作。5月25日，毛澤東分別致信閻錫山、楊效歐、李生達，申明紅軍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決心，表示願與晉綏軍停戰議和，籌商大計。（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第543—544頁。）權衡利弊之后，閻錫山決定“拒蔣、聯共、抗日”。隨后，山西建立起了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紅軍東征為之奠定了堅實基礎。這為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八路軍主力部隊開赴山西，建立抗日根據地，實現直接對日作戰創造了有利條件。
〔作者劉志輝，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助理研究員，北京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15年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