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產紀錄片發力奔跑

系列紀錄片《中國人的活法》之一《想唱就唱》中的農民歌手“大衣哥”朱之文

描繪中國夢成為風尚

“國產紀錄片近年來在人文深度、美學個性、技術探索和接近大眾與市場等方面取得的巨大進步，是過去幾十年都沒有過的。”北京師范大學紀錄片中心主任張同道告訴記者，“當然還存在著整體質量不均的問題。比如除了每年的十幾部國際水准大片，其余大約13000小時的節目還處在較低的水平。”

據張同道主持的《中國紀錄片發展研究報告（2015）》課題組統計，2014年我國共播出電視紀錄片約75800小時，比2013年增加約5800小時，這主要緣於2013年10月，有關部門要求34個上星綜合頻道平均每天必須播出30分鐘以上的國產紀錄片，另外，去年北京、上海各有一家專業紀實頻道開播。

國產紀錄片水平真正提高，發生在2000年以后，不僅出現了蜚聲海內外的《故宮》等作品，而且於2011年成立了央視紀錄頻道，國際化、專業化成為行業新起點。“這幾年，國產紀錄片有了行業標准，形成了多種類型，比如科學類、考古類、探險類、食品類、美食類等，大量公司從事類型生產並確立了自身在行業中的位置。”張同道說。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從2014年起，中國夢成為國產紀錄片的一種創作時尚。《中國夢·中國路》《百年潮·中國夢》《追夢在路上》《國魂》《你所不知道的中國》等紀錄片，或者以中國夢的概念重新梳理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或者將名人元素與歷史人文景觀、百姓生活結合起來，向更廣闊的受眾層面傳遞主流價值觀，而更多的創作者是將中國夢演繹為具體的生活場景和百姓個體的追夢、圓夢歷程，以大眾化、民生故事的方式努力詮釋這一主題。

近日，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有關負責人表示，將組織實施“百人百部中國夢短紀錄片”的“雙百”計劃，用3年時間扶持100名紀錄片從業人員和愛好者創作100部反映普通中國人奮斗故事的紀錄片，並通過這一項目發現和培養紀錄片人才。

央視大型紀錄片《中國人的活法》是中國夢項目中的代表作和佼佼者。制片人、總編導劉鴻彥說，他們將用3年的時間完成3季，每季10集，第一季有6集曾於2014年春節期間在央視播出，受到業界和觀眾的好評。“為了讓中國夢這一宏大主題落地，我們沒有使用長篇大論、宏章巨制，而是用普通人、用老百姓自己的夢想作為載體，對中國夢進行解讀，而且力求具有突出的時代特征”。這一系列紀錄片將鏡頭對准了大城市中掙扎的草根人物、城鎮化后探尋出路的民工、緊張醫患關系背景下的醫生、互聯網時代的“90后”創客、恪守工匠精神的工人群體等。張同道評價這一系列作品：有深度，有廣度，有生活質感，主創們用紀實美學的方法，把生活的豐富性和社會各個不同階層的生活狀態進行了非常到位的體現，難能可貴。

紀實節目迎來春天

《中國紀錄片發展研究報告（2015）》顯示，這幾年現實題材的紀錄片和欄目數量都在上升。2014年中國紀錄片欄目共98檔，其中社會現實類欄目有37檔，而且呈上升趨勢，品質也進一步提升。這是因為各家電視台出現了競爭，而現實題材的紀錄欄目是獲得話語權和社會美譽度的重要載體，特別是圍繞著中國夢的實現，現實題材紀錄欄目更凸顯其重要性。

張同道說，紀錄片是宣教，是工業，是美學，也是思想，每當社會遭遇重大變革，紀錄片往往都最先站出來，推動公眾意識與思維的變革，改變社會，推動歷史。全世界都是如此，典型的如美國反越戰的紀錄片﹔上世紀50年代，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拍攝的紀錄片也曾批評生活中的華而不實、產品質量低劣和奢侈浪費等。

劉鴻彥在電視紀錄片行業從業20多年，親身感受了現實題材紀錄片經歷的起起伏伏。最初《東方時空》這類欄目很紅火，后來從中央到地方越來越少，“這跟整體大環境包括收視率都有關系，我自己的《紀事》欄目也曾經消失”。但近來她感到紀實節目的春天又來了，這跟國家政策扶持有關，也跟整個社會變化和對紀錄片的認識接受程度有關。紀錄片雖然是一個相對比較小眾的類型，但它是國家民族的照相冊，也是關於時代的記憶，是必不可少的。

對於現實，紀錄片人最有力的洞察莫過於忠實的紀錄，尤其對於轉型期的中國。

劉鴻彥介紹，節目組對每個人物都要跟蹤拍攝，短則四五個月，長則七八個月。對他們的拍攝很真實，不回避當下的社會現實復雜性，比如曾登上央視春晚舞台的草根歌手“大衣哥”朱之文，按說他的夢想已經實現了，但是現實的真相是這位農民歌手成名后，經過商業化的異化，又渴望回歸屬於他的土地。《心血》拍的是安貞醫院的醫生，大家以為無非愛崗敬業、辛苦等細節，最后最讓主創們覺得有價值的，是主人公的一句話：一個好醫生手下一定有死亡案例，如果不是這樣，就意味著他遇到一些高風險的病例沒有去做。這非常耐人尋味，真實動人。

求新求變吸引年輕觀眾

《中國紀錄片發展研究報告（2015）》列舉了國產紀錄片的許多新變：

——紀錄片嘗試接軌市場。富有誘惑力的敘事方式、陌生化的視聽表達和感官刺激，加上切中人性的主題——從吃、玩、旅行到極限運動，將紀錄片與大眾扭結起來，《舌尖上的中國Ⅱ》將這場紀錄片與大眾的狂歡推向高潮。紀錄片也開始引入明星元素，《客從何處來》成功地將文藝界明星易中天、馬未都、陳沖、曾寶儀、阿丘等人納入尋根故事，《我就是我》所記錄的就是一場造星運動——《快樂男聲》選秀背后的故事。

——為了與綜藝節目、電視劇一決高下，出身朴素的紀錄片已經將故事化講述和情景再現作為常規手法。懸念、沖突、大跨度時空跳躍、多線交叉敘事等頻頻出現。《舌尖上的中國Ⅱ》具有標杆意義。即使《五大道》《大黃山》等歷史或地理題材的作品，也不再慢悠悠地發思古之幽情，抒天地之感嘆，而是故事密集，節奏明快。情景再現正讓紀錄片逐步向故事片靠攏。

——新媒體正在紀錄片的播出、傳播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張同道說，他導演的4集電視紀錄片《貝家花園往事》網絡點擊量有5000多萬次，討論達幾萬條，“新媒體的傳播能決定這部片子到底能產生多大的影響力。”這些新變都顯示，紀錄片和大眾的關聯尤其是和年輕觀眾的聯系越來越緊密。

去年我國官方和民營機構共投入約19億元生產紀錄片，回收大約30億元。但劉鴻彥指出了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大部分紀錄片贏利的可能性不大。她說，雖然《舌尖上的中國》很突出，但不能用它來總結中國紀錄片生產銷售的規律。即使法國、加拿大、美國、韓國等紀錄片水平高的國家，紀錄片創作仍然靠政府投資和相關文化基金扶持。“紀錄片拍攝周期長，人力成本相當高。要讓紀錄片贏利，要麼進影院，要麼靠廣告。但單部片子打廣告，怎麼賣？進院線的話，現在連藝術電影進院線都很難。所以，任何一個國家紀錄片水平提高了，都跟這個國家的政府扶持有很大的關系。”